《魔鬼出没的世界》 科学，照亮黑暗的蜡烛  [美]卡尔.萨根 著 李

《魔鬼出没的世界》

科学，照亮黑暗的蜡烛

[美]卡尔.萨根 著 李大光 译

作者简介 ：
　　卡尔·萨根博士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天文学教授。同时他又是世界著名的科普作家。他对科学的精辟见解使他成为“唯一能够用简单扼要的语言说明科学是什么”的科学家。他成为本世纪最有影响的人物。 　　卡尔·爱德华·萨根于1934年11月9日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市，于1955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物理学学士学位，1956年获得物理学硕士学位，1960年获得天文学和天文物理学博士学位。从60年代早期他就在哈佛大学执教。1971年任康奈尔大学正教授。1996年12月20日，这位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和科普作家在与骨髓癌抗争了两年之后，在福莱德·胡钦斯癌症研究中心与世长辞，年仅62岁。 　　卡尔·萨根一生研究成果惊人。他的研究重点为金星上的温室效应、火星上的季节变化、原子战争所造成的长期环境影响、地球上的生命起源、外星智能生命探索等。他是宇宙生物学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之一。长期以来他一直担任康奈尔大学天文学和太空科学的硕士和博士生导师。病重期间，他仍然在指导他的学生。他是康奈尔大学最值得尊重的教授。 　　卡尔·萨根在美国航空航天局的“航海者”、“海盗”、“旅行者”和“伽俐略”宇航探险计划中曾起到重要的作用。为此，他荣获美国航空航天局颁发的特别科学成就奖，两次荣获杰出公共服务奖和航空航天局颁发的阿波罗成就奖。萨根除了获得航空航天局的承认和奖励以外，还拥有美国大学和学院授予的22个荣誉学位，以表彰他在科学、文学、教育和环境保护方面的重要贡献。由于他在原子战争的长期后果和反对核武器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获得了许多奖励。他还获得过许多其它部门给予的奖励，如美国太空航行委员会的约翰·F·肯尼迪太空航行奖；探索者俱乐部第75届年会奖；苏联航空联合会康斯坦丁·柴科夫斯基奖；美国天文协会马素斯基奖；美国国家科学院授予的公共福利奖；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最高奖，以表彰他在“将科学应用于公众福利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萨根是美国天文协会行星科学学会的主席、美国地球物理学会联合会行星研究会主席、美国科学促进协会行星学会主席。他在12年的时间内连续担任研究行星的权威杂志《伊卡洛斯》的主编。萨根是行星协会的合作发起人，这个机构拥有10万会员，是世界上最大的以研究行星为主的组织。这个组织为寻找外星智能生命的无线电联络研究项目和地球附近的的小行星的研究项目提供帮助。萨根还是加利福尼亚的喷气推进器研究所的客座科学家和《太空漫游》杂志的投稿编辑。在这个杂志上他发表了许多论文。在他病重期间，他还写了一些与他的疾病有关的文章。 　　卡尔·萨根还是伟大的科普专家和科学教育家。1980年，他推出大型长达16集的电视序列片“宇宙”，在世界上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响，这部电视片被翻译成10多种语言，在60多个国家放映，观众达到5亿！这个电视片获得米·彼博迪大奖。与这个电视片配套的科普书籍《宇宙》是《纽约时报》连续70周的发行量最大的畅销书，是历史上英语出版的科普书中发行量最大的书籍。他的一生著述甚多。除了各种科普文章以外，他还写了30本书。其中《伊甸园的飞龙》、《布鲁卡的脑》、《无人曾想过的道路：核冬天和武器竞赛的终结》、《被遗忘的前辈的影子》、《接触》、《彗星》、《宇宙中的智能生命》和《浅蓝色的点：人类在宇宙中的未来之展望》等书籍已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伊甸园的飞龙》还获得美国普利策奖。 　　卡尔·萨根在科普中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他获得美国青少年的尊重和喜爱。他的知名度超过所有的影星歌星，甚至政治领导人。在1991年美国青少年中进行的“十大聪明人”评选中，他的名字列居榜首。而在当年海湾战争中大出风头，立下赫赫战功的斯瓦兹科普夫也才名列第二，里根和布什分别名列第四和第六。他同时还是“美国超自然现象说法科学探究委员会”的成员，并于1987年获得该委员会授予的“维护理性奖”。1994年，他又获得第一届“阿西莫夫奖”。


目录 ：

译序

原版序我的老师

第一章最宝贵的东西

第二章科学与希望

第三章月球上的人和火星上的人脸

第四章外星人

第五章欺骗与秘密

第六章幻觉

第七章魔鬼出没的世界

第八章真实与虚幻的区别

第九章治疗方式

第十章车库中的飞龙

第十一章忧伤的城市

第十二章鉴别谎言的艺术

第十三章对现实的迷狂

第十四章反科学

第十五章牛顿之眠

第十六章当科学家认识到罪恶

第十七章怀疑主义与好奇心的联姻

第十八章风扬起尘土

第十九章世上没有傻问题

第二十章火中的房子

第二十一章自由之路

第二十二章概率与运气

第二十三章麦克斯韦和科学呆子

第二十四章科学与巫术

第二十五章真正的爱国者应该提问题

致谢

译序

从科学普及到公众理解科学
作为萨根的崇拜者和长期从事公众理解科学理论研究的人，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战战兢兢地翻译了这本书。我希望在萨根逝世两周年之际，能够有更多的国人了解萨根，了解他的思想、他的品格和他献身科学的一生。我希望，读者在读过这本书后，能够更多地了解科学到底是什么，科学家是什么样的人，科学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世界历史上某些人在反对科学、诋毁科学、借科学的旗号做各种反科学的事情中主要干了些什么，科学与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政体，乃至我们的日常生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果本书在中国的出版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起到这样的作用，那么，我想萨根在九泉之下定会感到欣慰的。因为这符合他的思想和他所一贯倡导的传播科学的精神。一、萨根——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和科普专家

卡尔·萨根博士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天文学教授。同时他又是世界著名的科普作家。他对科学的精辟见解使他成为“唯一能够用简单扼要的语言说明科学是什么”的科学家。他成为本世纪最有影响的人物。

卡尔·爱德华·萨根于1934年11月9日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市，于1955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物理学学士学位，1956年获得物理学硕士学位，1960年获得天文学和天文物理学博士学位。从60年代早期他就在哈佛大学执教。1971年任康奈尔大学正教授。1996年12月20日，这位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和科普作家在与骨髓癌抗争了两年之后，在福莱德·胡钦斯癌症研究中心与世长辞，年仅62岁。

卡尔·萨根一生研究成果惊人。他的研究重点为金星上的温室效应、火星上的季节变化、原子战争所造成的长期环境影响、地球上的生命起源、外星智能生命探索等。他是宇宙生物学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之一。长期以来他一直担任康奈尔大学天文学和太空科学的硕士和博士生导师。病重期间，他仍然在指导他的学生。他是康奈尔大学最值得尊重的教授。

卡尔·萨根在美国航空航天局的“航海者”、“海盗”、“旅行者”和“伽俐略”宇航探险计划中曾起到重要的作用。为此，他荣获美国航空航天局颁发的特别科学成就奖，两次荣获杰出公共服务奖和航空航天局颁发的阿波罗成就奖。萨根除了获得航空航天局的承认和奖励以外，还拥有美国大学和学院授予的22个荣誉学位，以表彰他在科学、文学、教育和环境保护方面的重要贡献。由于他在原子战争的长期后果和反对核武器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获得了许多奖励。他还获得过许多其它部门给予的奖励，如美国太空航行委员会的约翰·F·肯尼迪太空航行奖；探索者俱乐部第75届年会奖；苏联航空联合会康斯坦丁·柴科夫斯基奖；美国天文协会马素斯基奖；美国国家科学院授予的公共福利奖；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最高奖，以表彰他在“将科学应用于公众福利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萨根是美国天文协会行星科学学会的主席、美国地球物理学会联合会行星研究会主席、美国科学促进协会行星学会主席。他在12年的时间内连续担任研究行星的权威杂志《伊卡洛斯》的主编。萨根是行星协会的合作发起人，这个机构拥有10万会员，是世界上最大的以研究行星为主的组织。这个组织为寻找外星智能生命的无线电联络研究项目和地球附近的的小行星的研究项目提供帮助。萨根还是加利福尼亚的喷气推进器研究所的客座科学家和《太空漫游》杂志的投稿编辑。在这个杂志上他发表了许多论文。在他病重期间，他还写了一些与他的疾病有关的文章。

卡尔·萨根还是伟大的科普专家和科学教育家。1980年，他推出大型长达16集的电视序列片“宇宙”，在世界上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响，这部电视片被翻译成10多种语言，在60多个国家放映，观众达到5亿！这个电视片获得米·彼博迪大奖。与这个电视片配套的科普书籍《宇宙》是《纽约时报》连续70周的发行量最大的畅销书，是历史上英语出版的科普书中发行量最大的书籍。他的一生著述甚多。除了各种科普文章以外，他还写了30本书。其中《伊甸园的飞龙》、《布鲁卡的脑》、《无人曾想过的道路：核冬天和武器竞赛的终结》、《被遗忘的前辈的影子》、《接触》、《彗星》、《宇宙中的智能生命》和《浅蓝色的点：人类在宇宙中的未来之展望》等书籍已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伊甸园的飞龙》还获得美国普利策奖。

卡尔·萨根在科普中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他获得美国青少年的尊重和喜爱。他的知名度超过所有的影星歌星，甚至政治领导人。在1991年美国青少年中进行的“十大聪明人”评选中，他的名字列居榜首。而在当年海湾战争中大出风头，立下赫赫战功的斯瓦兹科普夫也才名列第二，里根和布什分别名列第四和第六。他同时还是“美国超自然现象说法科学探究委员会”的成员，并于1987年获得该委员会授予的“维护理性奖”。1994年，他又获得第一届“阿西莫夫奖”。二、科学——探究和维护真理的崇高事业

卡尔·萨根博士的著作《魔鬼出没的世界——科学，照亮黑暗的蜡烛》是他临终前的最后一部作品。当年便创下最佳畅销书第一名的记录。笔者跟踪萨根的作品多年，对他的思想有所了解。应该说，这是萨根诸多作品中比较全面地反映其思想的一部作品。作者以广博的知识，犀利的思想，入木三分的揭露，鞭辟入里的分析和发人深省的启示，阐述了科学和非科学的区别。热情地讴歌了科学家在人类生活中的伟大贡献和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幸福。全书充满理性的思维和科学精神，从科学的角度对伪科学和伪科学后面所隐藏的反科学意识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精神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但是精神世界的源泉是什么？萨根在书中写道：“当科学与大自然相遇时，科学就必然会使人产生对大自然的敬畏的感觉。对大自然的真正的理解的行为是与自然的结合和融合的欢庆，即使是在很小程度上的结合也能使人感受到宇宙的宏伟和壮观。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积累起来的世界范围内的知识体系使科学变成了跨国界、跨时代的超越所有界限的理智的东西。‘精神’一词是从拉丁文‘呼吸’变化而来的。我们呼吸的是空气，无论它多么稀薄，但毫无疑问它是物质。尽管‘精神’这个词的使用是与物质相对而言，但我们都不可能脱离物质（包括构成大脑的物质）而谈论这个词中‘精神的’基本涵义。有时我也会随意使用这个词。科学不仅与精神性和谐共存，而且是精神性的深厚源泉。当我们抓住了生命的错综复杂、光彩美丽和精妙绝伦之时，我们就有了一种飘然飞腾的感觉，这是一种洋洋得意与自感谦卑相结合的感觉。毫无疑问，这是精神的。当我们置身于伟大的艺术、音乐或文学，当我们在甘地或马丁·路德·金等令人景仰的无私的勇气和行为面前时，我们的感觉同样是精神的。科学与精神性以某种方式的相互排斥对双方都将产生损害的作用。”萨根在书中认为，当人类发现宇宙的年龄是80亿到150亿年，而不是6000年或12000年时，人类对宇宙的变化和其深透宏伟有了更深的认识。当人类明白了人只是原子的复杂的结合体，而不是什么神灵的创造后，人类至少增加了对原子的景仰之情。当人类了解了我们居住的星球只不过是银河系中数以十亿计的星球中的一个，而这个星系也仅是数以十亿计的星系中的一个时，人类的视野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当人类发现自己的祖先同时也是猴子的祖先的时候，人类知道了自己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关系并越来越认识到这个发现的重要意义。

无论人类怎样看待科学，人类的一切都与科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类不可能回到愚昧中去。人类最好还是充分利用科学。当我们最终认识到科学的美妙绝伦和其极大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精神还是实际物质方面，科学都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益处。但是，迷信和伪科学至今仍在大行其道，迷惑人们的思想，对复杂的问题作出轻率和随意的回答，对于怀疑的质问采取回避搪塞的办法应付，使人们惶恐迷惘，将事实当做过眼烟云，视而不见。迷信和伪科学使我们墨守陈规，不思进取，使人们变成轻信的牺牲品。确实如此，如果UFO潜藏在百慕大群岛附近的深海之处吞噬飞机和轮船，如果死去的人能够通过意念使电话听筒震颤并脱离电话机，如果我们的梦能够解释，如果我们能够用我们对于世界所了解的知识精确地预测未来，那么，世界将变得多么吸引人啊！

但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伪科学的例子。他们声称他们使用的都是科学的方法和发现的成果，但是实际上他们完全背离了科学的本质。这是因为他们的所有结论都缺乏充足的证据，同时将能够证明不同结论的证据弃置不论。他们能将假的说得像真的一样，使人轻易相信。许多报纸、杂志、出版社、电台、电视台和电影商等在未做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就给予配合，使这些伪科学思想得到广泛和大量的传播。这些思想的传播为对事实的其他解释，对科学的新发现所带来的新思想的传播增加了困难。

萨根在谈到伪科学时精辟地论述说：“真理可能会令人感到敬意或与我们的直觉相反。真理可能与人们根深蒂固的信仰相矛盾。实验是使我们获得真理的方法。在几十年前的一个宴会上，有人向物理学家罗伯特· W·伍德敬酒时说：‘为物理和玄学干杯！’那时，人们提到玄学时都意指哲学或仅凭思考就可以获得的真理，也可能包括伪科学。伍德回答说：‘如果一个物理学家有了一种思想，他就要进行思考，他思考得越深刻，他理解得也就越深刻。他要参考科学文献，他阅读得越多，他对这种思想实现的前景就越清晰明了。在做了这些准备之后，他就要走进实验室，用科学仪器进行实验。实验令科学家废寝忘食、呕心沥血、艰辛磨难。他要对所有的可能性进行实验和检测，他要对实验数据精益求精，将错误的可能性降至最低限度，他不论后果如何，只是全力以赴按实验的进展进行下去。经过精心的实验，在研究工作结束时，他有可能发现最初的思想是毫无价值的。这时，物理学家就会将实验和结果丢在一旁，将自己的思想从一堆错误中解脱出来，去做其它的研究。’伍德将他的酒杯高高举起，下结论说：‘物理学和玄学之间的差别不在于实践者中谁比谁更聪明，而在于，玄学家没有实验室。’”

萨根接着谈到，有人为玄学家辩护说，他们的思想像真正的科学一样在同样的程度上被人误解，如果他们的语言不被别人篡改和曲解，他们的思想同样会被人接受。如果你根本没有听说过科学（更不要说科学的研究过程了），你根本就不可能意识到你接受的是伪科学，你会用人类所具备的一般思维方法去思考问题。宗教经常是受到政府保护的伪科学的保育院，尽管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说明为什么宗教要起到那样的作用。在有些国家，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占星术和预测，包括政府领导。但是，这些并不是靠宗教简单地灌输到他们头脑中去的，而是靠文化环境，在这种文化环境中，人们乐于接受这些做法，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肯定的褒扬。

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人类对于外部世界是恐惧和害怕的。因为人类对可能发生的危险不能预测。人类对于任何能够减少他们恐惧的解释都欣然接受。科学在了解世界、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控制自身和指导安全航行等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萨根说：“一个国家将会因为没有知识而灭亡，可以避免的人类灾难在这些国家会因为无知和愚蠢而更多地发生，特别是当这个民族对自身缺乏了解的时候。特别是在新的世纪即将到来之际，我对于伪科学的迷信似乎一年比一年更具有挑战性而倍感忧虑。”他进一步深刻地阐述了科学和伪科学之间的重大差异：“伪科学与错误的科学是有区别的。”“科学就是在改正一个又一个的错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经常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但是，这些结论不是最终的，而是暂时的。科学家总是先设立假设，然后，再去确定其正确与否。任何假设是否能最后证实是可行的，完全要依靠实验和观察。科学是经过探索和曲折，才逐步加深对事实本身的了解的。当一个科学假设被证实是错误的时候，任何想秘而不宣的做法毫无疑问是十分有害的。固为这种对假设的反证被认为正是科学事业的核心。但是伪科学却恰恰相反。伪科学的假设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以防任何能够提供反证的实验，因此，即使在原则上，它们也不能被认为是无效的。伪科学的实践者采取防守战略，谨慎小心。他们激烈反击对他们的论点表示怀疑的任何调查和研究。当他们的假设经不住科学家的调查和质问的时候，他们就会策划出压制科学家的意见的阴谋。”“科学和伪科学之间的严格区别可能就在于，与伪科学相比，科学对人类的不完美性和犯错误的不可避免性，具有深刻得多的认识。如果我们坚决拒绝承认人是必定会犯错误的这一基本常识，我们就一定会永远犯错误，而且是严重的错误。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有一点自我评价的勇气，无论这种评价会获得多么令人沮丧的结果，那么我们获得成功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如果只讲科学的发现和成果，无论这些发现和成果是多么有用，甚至令人鼓舞，但是，如果我们不向每个公众说明科学严格的研究方法，人们又怎么能够分辨出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伪科学呢？表现在公众面前的都是没有证据的论断。权威的科学就是权威们所说的科学。只有你自己来判断科学与伪科学。”



三、科学传播的最终目的——





将科学精神注入民族文化

人类传播科学和技术的活动究竟始于何时至今仍无从考究。但是，西方学者认为，有一点应该肯定，那就是，在人类利用科学技术从事生产活动的时候，传播科学技术知识和信息的活动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其特点有所不同罢了。这是由人类社会性动物的本性所决定的。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人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科学技术知识传播的程度也随之提高。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传播是人类的社会性所决定的必然行为。

但是，随着人类传播科学和技术的理性化程度的提高，人们，尤其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在不断地提出这样的问题：科学和公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传播科学和技术的目的是什么？

18至19世纪，人类对于其文明进化的结果——知识的传播仍处于广义的阶段，也就是说，知识的传播中科学技术的知识还没有占据重要的地位。那时，人类知识的传播还是一种“知识的传布”（Diffusion of Knowledge）。进入本世纪之后，直至40年代前，科技传播开始出现活跃的态势，书籍、报刊、广播等传播媒介中关于科学技术的内容大量增加，西方学者将这个阶段称之为“科学普及”（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科普”。20世纪40年代和两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的传播速度和质量随着人类对自身权利的要求和经济发展，以及对环境的关注程度的提高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广大公众对于科学和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影响由过去的盲从、期望、崇尚，乃至迷信转为冷静的思考和怀疑。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对科学的目的和技术的弊端提出了疑问。战时科学产生出原子弹、氢弹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科学家利用人体进行生物武器实验和化学实验，化学工业化给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尤其是臭氧层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1962年，美国女科学家蕾切尔·卡逊的代表作《寂静的春天》第一次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用预言的形式向广大公众揭示了化学技术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性影响。公众开始了对科学和技术的影响的思考和讨论。人们由过去“科学万能”到对科学的作用怀疑和质问使人类对自身的智能所带来的结果采取了冷静和审视的态度。从社会的意义上讲，这是人类的进步，而不是否定科学的倒退。公众对科学家的道德、技术的影响、对科学和环

境、科学和人类之间关系的审视导致公众对科学议题的全面参与，科学知识和公众、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由过去的自上而下、简单的灌输和接受的关系转变为一种新型关系。科学技术的传播工作从过去的单纯的科学技术普及向公众理解科学技术转变。科学家和科学团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科学的社会价值。学者们将这种关系称之为“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和公众之间的关系更接近Understanding的本意。科学和公众之间形成了互动的关系。“科学和技术与社会之其它重要部分是处于互动状态的”（参见《科学与社会秩序》，巴伯著，顾昕译，三联书店；1986年版）。在社会的其它重要部分中毫无疑问包含有构成社会的活跃因素的主体——人。科学信息流动的这种重要的变化倾向体现了世界人类文化“人主义”（Peoplism）的价值观。

80年代，人类科学技术的传播活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美国芝加哥科学院副院长米勒博士于1989年提出公众科学素养的三个标准：（1）对科学技术术语和概念达到基本的了解；（2）对科学的研究过程和方法达到基本了解；（3）对科学的社会影响达到基本了解。他的这个基本思想一经提出，就得到世界各国的赞同。这三项标准体现了当今科学和公众之间的新型关系，与过去的简单的、自上而下的灌输关系截然不同。而“科普”这种说法仅指人类传播科学技术知识的行为，而不能完整、全面地涵盖科学和公众之间的关系。

从功能上讲，现代民主社会所要求的国民的科学素养也由过去的让公众了解科学知识转变为使公众具备基本的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就是萨根在本书中所不断提到的好奇心、探究真理的精神、怀疑精神、参与决策的意识与能力和实证意识。正如卡尔·萨根所说：“对于从事科学普及的人来说，巨大的挑战是，如何向人们说清楚科学发现、客观真实、曲折坎坷的历史和人们对科学的误解，以及科学的实践者偶尔表现出的决不改变航向的执着的顽强的精神。许多，可能是大多数的培养科学家的教科书对这些内容都涉及很少，用一种吸引人的方法传授从长达几个世纪中人类不厌其烦积累下来的有关大自然的问题中得出的智慧，比系统地讲授散乱地积累人类智慧的方法要简单得多。科学的方法，可能看起来繁琐和生硬粗暴，但是与科学发现相比要重要得多。”

科学素养对普通公众是十分重要的。一个远离科学，没有科学素养的公众群体是无法承担民主政体对他们的要求的。因为在民主政体中，公众舆论是决策过程的重要影响因素，民主程度越高，其影响就越大。虽然对于一个特定的问题的科学因素有更全面的了解并不一定导致人们对最佳决策形成认同，但是，至少可以得出更为明智的，因此也是最好的决策选择。从这个角度上说，没有具备一定程度的科学素养的公众就不可能有国家和社会的民主和进步。

科学素养对于科学家来说同样十分重要。科学家是一定社会意义上的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专家。他们首先是社会的人，然后才是某个领域的专家和学者。麦克斯韦、爱因斯坦、达尔文是科学家，他们对人类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留给人类的不仅仅是科学的成就，而且是社会正义的化身和代表人类本质的正直的价值观。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科学的本质和科学的正确发展方向。但是，也有鼓吹将原子武器用于杀人的科学家，也有用人体作为制造细菌武器的科学家，也有在国家处于重要的关头卖身投靠、为虎作伥的科学家，也有为了个人利益出卖科学家良心的科学家。他们在科学上不愧为一代大师，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也背离了科学的本质。他们是具有科学知识却没有科学精神的科学家。从这个意义上讲，具有足够的科学知识不一定具有科学精神。但是，要具有科学精神必须具备足够的科学知识。

公众（其中包括科学家本身）理解科学活动的本质和核心内涵是对科学本质的深刻理解，对科学给人类带来的价值观的理解和维护，对理性的渴望和维护。而不仅仅是科学知识的灌输。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科学的本质，维护科学的纯洁，牢牢把握科学航船的航向，不仅是科学家的责任，也是整个公众的义务。而整个公众对这个义务的理解需要科学家和有关机构的启蒙和教育，这才是公众理解科学的真正目的。

我国虽然是一个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其光辉灿烂的文化确实可以使人感到骄傲和自豪。虽然在我国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对世界文明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但是在近代史上，我们的先人和现代人却干过许多令世界文明社会不可理解的、令人耻笑的蠢事。并且，做这些蠢事的因素至今仍然存在。科学精神还远远没有进入到我们的文化中。科学，还远没有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组成部分。没有全体国民科学素养的整体提高，下个世纪中华民族的腾飞是不可能的。正在科学传播领域中工作的科学家、工程师、学者和传播媒介的工作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全体国民科学素养和其它素养提高之日，就是中华民族腾飞，中国人受到世界尊重之时。而我们，任重而道远。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得到了许多科学界和科普界人士的关心和支持。由于本书所涉及的内容庞杂，涉猎科学的门类较多，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不得不经常请教各个领域的学者。他们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在此，我要特别感谢郭正谊教授和李元教授，我还要感谢北京大学的刘华杰博士、潘涛博士、邹锐硕士、王珉硕士、任信荣硕士和苗永华民怎，清华大学的郭兵博士、赵浮硕士和吉林大学的吴跃平博士，他们对译稿提出了十分具体的修改意见。没有他们的帮助，这本书不会顺利译出。

有时，时间和质量是一对矛盾。由于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使得时间非常紧张，再加上水平有限，译文中的错误肯定是存在的，请读者批评指正。

李大光

1998年7月2日

原版序我的老师
那是1939年秋季的一个狂风怒吼的日子。公寓楼外面的街道上，落叶随风旋转，每一片树叶都像是有生命一样在舞动。我很舒适地待在温暖安全的卧室里，母亲在另一间屋里忙碌着准备晚餐。在我们公寓里没有那些经常无需借口找你麻烦的大坏孩子。只是在一个星期以前，我刚刚打了一场架——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已经忘记了是与谁打的架了，可能是第三楼层的斯奴尼·阿格塔，我狠命地向他抡出一拳以后，发现自己的拳头打穿了斯奇彻特先生药房的大玻璃窗。

斯奇彻特先生对我的伤势非常关心：“很快就会好的，我保证。”他边安慰我，边往我手腕上敷一些令人痛苦难耐的消毒剂。我母亲把我带到设在本公寓的一个医生的诊所里。他用一把小钳子取出了玻璃碎片，并用针和线给我缝了两针。

“两针！”当天晚上父亲不断地唠叨。他知道针的意义，他是一家制衣厂的裁衣工。他的工作就是用非常锋利的锯将大厚堆的布料裁剪成服装初样，接着这些初样被传给一大排坐在缝纫机边的女工。他对我能够克服天生的羞怯而发怒感到高兴。

奋起反击有时是一件好事。我从来没有打算使用暴力。这件事是偶然发生的。桑尼先推了我，而我是随后用拳头击穿了斯奇彻特先生的玻璃窗的。我伤了自己的手腕，花费了一笔不该花的医疗费用，打坏了一块平板玻璃，然而却没有人对我发火。就连桑尼对我也比以前友好多了。

我对事情的结果为什么会是这样而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待在温暖的公寓里，边透过卧室的窗户凝视纽约湾，边考虑这个问题，比起到下面街头再去冒险要舒适得多。

像往常一样，我母亲换了衣服，化了妆，等待着我父亲回来。太阳快要落山了，我们一起眺望着波涛汹涌的水面。

她用手粗略地指了指大西洋的对面，说：“那边的人正在打仗，彼此残杀。”我聚精会神地向那面瞭望。

“我知道，”我答道，“我能看见他们。”

“不对，你不可能看见，”她反驳说，口气几乎是严厉的，她说，“他们太遥远了。”然后返回厨房。

她怎么知道我是否能看到他们？我不明白。我眯着眼睛眺望着，我认为我确实看到了地平线上那一小条土地，在那上面有很小的人影，他们相互推打，用刀剑决斗，就像我的漫画书上画的一样。但也许她是对的。或许这只是我的想象，有点像是午夜时分偶尔将我从沉睡中惊醒的怪物，我的睡衣被冷汗浸透，心砰砰直跳。

当一个人在想象的时候，你怎么能知道呢？我凝望着灰暗的海水，直到母亲招呼我洗手吃晚饭。让我高兴的是父亲用双手一下子把我举了起来。我可以从他一天内长出的胡茬上感觉到外面世界的寒冷。

就在那年的一个星期天，父亲耐心地向我解释0是算术中的一个占位符号，教我读那些发音古怪的大数字的名字，还告诉我为什么没有最大的数字。（他说：“你可以永远在一个数字上再加1。）”我忽然被要求进行儿童必须接受的写出从1到1000的所有整数的必修课程。我们没有成叠的纸张，但父亲给了我一叠灰色的硬纸片，那都是他将自己的衬衫送到洗衣房时积攒下来的。我兴致勃勃地开始了这项训练，但是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进展非常缓慢。当我刚刚写到几百的时候，母亲告诉我已经到我洗澡的时候了。我很不情愿，我决心写到1000。就像他一生中常扮的调停者的角色一样，父亲介入了：如果我能很高兴地去洗澡的话，他将帮我继续写下去。我非常高兴。当我重新接手时，他已经写到将近900了，于是当我达到1000时只不过是比平常上床的时间晚了一点点。这些大数字的重要性在我一生中都没有忘记过。

同样也是在1939年，我的父母带我参观了纽约世界博览会。博览会在我眼前展现了科学和高技术可能带来的美好前景。萌芽时代已经结束，这里展示着我们这个时代能为未来的人们带来利益的各类产品。但很有可能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未来人对1939年的人并不很了解。“未来世界”将人人身强体壮、干净整洁，工作效率很高，就我所知，看不到任何穷人。

“看声”是一个令人困惑的但却吸引人的展品。确实如此，当用小锤敲击音叉时，在示波器的屏幕上出现了美丽的正弦曲线。另一张海报上告诉人们：“听光”。确实如此，当光线射到光电管的时候，我可以听到类似在频道之间调频的时候，静电在摩托罗拉收音机中产生的那种声音。世界清晰地向我展现了我从未想象过的奇妙。声音是如何变成图像，而光线又是如何变成声音的呢？

我的父母不是科学家，他们几乎对科学一无所知。但是他们通过让我了解既要具有怀疑精神，又要保持求知欲望的这种方法，教给了我这两种难以结合在一起的东西，而这却是科学方法的核心所在。他们的生活几乎可以说是贫穷的，但当我宣称要成为一位天文学家时，我得到了毫无保留的支持，尽管他们（像我一样）对什么是天文学并不了解。他们从未劝我考虑周全一些，提出成为一名医生或是律师也许会更好的建议。

我真希望能够讲一下在我小学、初中、高中阶段里激励我从事科学事业的老师，但当我认真回想时，这样的老师竟然没有一位。能够回忆起来的只有元素周期表、杠杆和斜面、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无烟煤与有烟煤之间的差别等呆板的记忆。全然没有不断增长的对新事物的新奇感，没有接触到任何进化的历史演变过程，也没有任何人给我们讲过每个人所曾信奉过的错误思想。在高中的实验课上，我们得到的都是由猜测所得的结果。假如得不出结果，我们就得不到及格的分数。那时，我们根本就得不到追求个人兴趣的鼓励，也没有人让我们去探究那些知觉的或概念性的错误。在课本的后面，才有可说是令人感兴趣的材料。学校的时光通常都是在你尚未真正体会到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你可以在图书馆里，而不是在教室里找到有关天文学的美妙的书籍。教师将多位除法像教烹调书上的配方一样灌输给你，却不解释单位除法、乘法、减法是怎样组合起来以得出正确答案的。在高中时，教师恭敬虔诚地传授求平方根的方法，似乎这种计算方法是西奈山亲手所授。我们的学习仅仅是记住自己被要求做什么，并得到正确的答案，而你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并不重要。在二年级时，我遇到了一位非常称职的代数老师，从他那里我学会了很多数学知识。但他也非常严厉，常常使得一些女孩子哭鼻子。在上学这些年中，我对科学的兴趣是通过读科学和科幻的书以及杂志而保持下来的。

大学是我实现梦想的地方：我发现大学的老师不仅懂得科学，而且还确实能够对科学作出解释。非常幸运的是，我进入了对于学习的时代来说非常好的学校——芝加哥大学。我成了以恩里科，费米为宗师的物理系的一名学生。我从撒布拉曼扬·昌得拉基卡的理论中领略到了数学的真正优雅迷人之处；我有幸可以与哈罗德·尤里讨论化学；在夏季，我又成了印第安纳大学H·J·马勒的生物学徒弟；我跟G·P·柯伊伯学习行星天文学，他是当时唯一的全蚀研究者。

在跟柯伊伯学习时，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做信封背面的计算：一个可能解决某个问题的想法突然涌现在脑海里，你立即找出一个旧信封，用你的基础物理学知识，在信封上写下几个粗略的公式，填上可能的数值，检验一下你的答案是否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如果不成功，你再寻求另外的解决方法。这样寻找错误，就像刀切奶油一样容易。

在芝加哥大学我还非常幸运地修完了罗伯特·M·胡钦斯开设的一门普通教育课。他的课程将科学作为人类知识灿烂辉煌的织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展现在你的面前。难以想象一个有抱负的物理学家会不去了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巴哈、莎士比亚、吉本、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洛伊德以及其他的著名学者们。在一堂科学概论课上，他将托勒密关于太阳围绕地球旋转的学说讲得生动感人、引人入胜，使得一些学生对哥白尼学说的研究有了更新的认识。在胡钦斯的课程中，老师的地位与他们的研究几乎毫无关系。与今天美国大学的标准不同，那时对老师的评价却是根据他们的教学水平，以及他们是否具有向下一代传授知识和启发学生的能力。

这种活跃的学术气氛使我得以填补上了我过去所接受的教育中的许多空白。许多以前非常神秘（不仅是在科学方面）的东西在我的头脑中变得清晰明了起来。我同时也亲眼目睹了那些能够发现一些宇宙规律的人所享受到的荣幸。

我一直对50年代的那些辅导我的教师非常感激，而且一直在试图知道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是否都知道我的感激之情。但是，当我回首往事时，我似乎清楚地感到，我所学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来自中学和小学的老师，也不是来自大学教授们，而是来自我那对科学几乎一无所知的父母，他们对我的教育早在1939年那年就开始了。

第一章 最宝贵的东西

我们对客观现实所进行的所有科学研究都很原始和幼稚，但是，这正是我们所拥育的最宝贵的东西。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

当我走下飞机的时候，他已经等在那儿了。他手上举着一块写有我名字的纸板。我要参加一个科学家和电视播音员的会议，会议的内容是增加商业电视台中的科学节目，这种努力似乎是毫无希望的。会议组织者很友好地派了一辆车来接我。

等托运的行李时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不介意吧？”

“不，我当然不在乎。”

“你与那个搞科学的家伙同名不会被人弄混吗？”

我愣了一会儿才明白了他的问题的意思。他不是在耍弄我吧？我终于明白了他的本意。

我回答说：“我就是那个搞科学的家伙。”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真对不起。我认人不准。我也想那人就是你。”

他伸出手来：“我的名字叫威廉·F·巴克利。”（哦，他确实不是那个威廉·弗·巴克利，但他确实与那个好辩论的著名电视采访记者同名。为此他无疑会经常被开一些善意的玩笑。）

当我们坐在汽车里开始我们漫长的行程时，挡风玻璃前的雨刷正在有节奏地来回摆动着。他告诉我，他很高兴我就是那个“搞科学的家伙”，他说他有许多关于科学的问题要问我，问我是否会介意。

不，我不会介意的。

这样我们就聊了起来。但是话题不是科学。他想谈的是对圣安东尼奥附近一个空军基地中正在冰冻冷藏的外星人的怜惜，“通道”（能听见死者正在想什么的一种方法——据说死者的想法并不多）、水晶球、诺查丹玛斯的预言、占星术。都灵的寿衣……。他用高涨的热情向我介绍着每一个预测的凶兆，但每一次我都不得不使他大失所望。

“证据靠不住，”我不断地说，“都是过于简单的解释。”

在某种程度上说，他读了不少书。他知道各种根据推测而得出的很少有人知道的神奇的事情，比如说，“沉没的大陆”大西洲和莱姆里亚。他非常熟悉可能即将开始的海底探测，海底探测将会发现那些曾一度辉煌的文明时代的倒塌的拱柱和破碎的伊斯兰宣礼塔，而现在对这些遗迹造访的只有那些在深海产生冷光的鱼和传说中巨大的斯堪第纳维亚海妖。但是，尽管海洋中蕴藏着许多秘密，但我知道没有任何海底照片和地质的证据能证实大西洲和莱姆里亚。就目前科学的研究水平来看，它们从未存在过。我有点勉强地告诉了他我的看法。

当我们在雨中行驶时，我能够看出他逐渐变得有些怏怏不乐。我否定的不仅仅是一些错误的说法，而是他内心生活中蕴藏着的宝贵的东西。

在真正的科学中还是有许多东西同样令人激动、更加神秘莫测、更具智能的挑战，还有许多接近真理的东西。他知道星际间寒冷稀薄的气体里存在着酝酿生命的分子结构团吗？他听说过在400万年前的火山灰里发现了早期人类始祖的足迹吗？是次印度板块撞击亚洲板块从而导致了喜玛拉雅山脉的隆起吗？病毒是怎样将DNA像针一样刺过有机体的防线并改变细胞的复制功能的？如何利用无线电波找寻外星智能？为埃卜拉啤酒的优良品质大作广告的是指新发现的埃卜拉古文明吗？不，他从未听说过。他甚至对量子不确定性没有起码的了解。他认为DNA只不过是三个经常写在一起的大写字母罢了。

非常健谈，聪明而又好奇的“巴克利”先生几乎对现代科学一无所知。他对宇宙间的神奇事物具有本能的好奇心，他想了解科学，但是科学在未到达他的面前时就已经消失殆尽。我们的文化主旨、教育体系以及大众媒体毁了他。我们的社会为传播假象和混乱开了绿灯。我们的社会从来没有告诉过他如何鉴别真正的科学和廉价的模仿。他对科学方法一无所知。

目前有数百本描写大西洲——据说是在1万年前存在于现在大西洋上的神秘陆地（亦有说其地址定在南极洲）的书。关于大西洲的传说可追溯至柏拉图，他对这块大陆的描述也是来自早期人们的道听途说。最近还有书籍很具权威性地描述了高度发达的大西洲时代的技术、高尚的道德水准和精神生活，那个到处生活着居民的大陆沉没在波涛下的悲剧故事。还存在着大西洲的“新时代”，那时有“先进科学传奇般的文明”，而这种科学主要是研究水晶球的“科学”。在三本同样主题的书中，有一本卡特利纳·拉斐尔所写的名为《水晶球启蒙》的书——此书应对风靡美国的水晶球狂热负主要责任——大西洲人的水晶球能看透别人的心事，传递思想，是解读古代历史和埃及金字塔的建造结构和起源的知识宝库。书中没有提供任何哪怕接近于证据的东西来说明其结论的可靠性。（水晶球占卜热的死灰复燃是在真正的地震学科学的最近一项发现之后开始的。人们传说，研究发现，地球的内核可能是由一个巨大、几乎不含杂质的水晶球构成的，而实际的研究结果是金属。）

有些书——例如多罗迪·维塔莱诺的《地球的传说》——很富同情心地将地中海上的这个小岛解释为是在一次火山爆发中毁灭的，或者某个古代城市在一次大地震后沉没于科林斯海湾。这个说法，就我们所知，可能是传说，这种灾难根本不可能毁灭一个创造出了不可思议的先进技术和神秘文明的大陆。

在公共图书馆、报摊杂志或黄金时间的电视节目里，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在海底大陆扩张研究、板块构造研究，以及海底的勘测图中发现过任何真实的证据。而所有的证据都准确无误地表明，在欧洲和美洲大陆之间从未有任何大陆存在过。

骗人的说法专骗轻信者，关于这一点，人们普遍承认。但是，用怀疑的精神看待事情却要难得多。怀疑主义不容易被人们接受。一个精神生活完全依赖于大众文化的即聪明又具有好奇心的人，在他所接受到的像大西洲这样的信息中，有成百上千倍的可能性是未进行过任何批评的无稽之谈，而不是认真而审慎的、公正的判断。

也许巴克利先生应该知道，对于大众文化向他大量播撒的各种传闻，他应该持更严格的怀疑态度。但是除此以外，我们很难说这是巴克利先生的过错。他只不过简单地认为，那些最广为流传的、最容易获得的信息都是对的。由于单纯无知，他被社会体系误导和迷惑了。

科学激发了人们不断增长的探求神秘的好奇心。但是伪科学也有同样的作用。很少的和落后的科学普及所放弃的发展空间，很快就被伪科学所占领。如果大家都能够明白一种学说在被接受之前必须要有充足的证据支持，那么伪科学便无立足之地了。但是由于在大众文化中格雷欣法则之类的东西在普遍地起作用，坏科学将好科学排挤了出去。

全世界数量众多的聪明人、甚至有天赋的人对科学怀有激情。但这种激情却没有得到回报。调查表明大约95％的美国人“不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这个数字相当于南北战争前美国黑人文盲的比例。那时大多数黑人是奴隶，教黑奴读书识字会遭受严厉的惩罚。当然，对基本文化知识的测定，无论是对语言文字水平的测定还是对科学知识水平的测定总是带有某种程度的主观判断。但是，无论怎么说，95％的人不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都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每一代人都对教育标准的不断降低而忧心忡忡。早在约4000年前苏美尔时代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篇短文就感叹年轻一代与上一代相比，其无知已经达到灾难性的程度。2400年前，年老而又性情暴躁的柏拉图在《法律》第七卷中对科学素养作出了定义：

不能数出1，2，3……，或不能分清奇数和偶数，或根本就不会数数，或分不清白天黑夜之人；完全不知道太阳和月亮以及其他星球是在旋转之人……；我认为，所有的自由人都应该学习这些方面的知识，就像埃及的儿童在刚开始学习字母时就要学习各类知识一样。在那个国家里，仅仅为了满足孩子们的需要，就创造了各种数学游戏，他们可以在愉快的娱乐中进行学习。我……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期，听说了我们的人民对这些问题的无知，对此我感到惊讶。在我看来，我们更像是猪而不是人。我感到非常羞耻，不仅为我自己，更是为全体希腊人。

我不知道科学和数学的无知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古雅典的衰亡，但我知道科学素养低下的后果比过去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危险得多。对于每个公民来说，对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空气污染、有毒和放射性废料、酸雨、表土流失、热带森林的消失、人口的指数增长等问题持续无知是危险的，是愚昧的表现。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都依赖于科学技术。如果我们国家不能制造我们的人民想买的高质低价的产品，我们的工业将会继续萎缩，并会将繁荣更多地让给世界其他国家。我们仔细想一下我们的社会是如何构成的：核裂变和聚变能、超级电脑、信息“高速公路”、堕胎、氧、大量销毁战略武器、吸毒、政府对公民生活的窃听、高清晰度电视、飞机航线和机场安全、胚胎器官移植、医疗费用、食品添加剂、治疗癫狂、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的药品、动物的权利、超导技术、日常保健药物、有争议遗产权的反社会倾向、太空站、火星探索、寻找治愈爱滋病和癌症的方法。

假如我们对上述知识所知甚少，我们如何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甚至如何对我们自己的生活作出明智的选择？在我写作此书的时候，国会解散了它的技术评估办公室——唯一的向上院和参院提供科学和技术咨询的专业机构。在过去的年代里，这个机构的专业能力和诚实正直堪称楷模。在国会535个议员中，在20世纪中不到1％的人接受过良好的科学教育。最后的一位科学知识丰富的总统可能只有托马斯·杰斐逊。

那么美国人是怎样对问题作出决策的呢？他们如何向他们的代言人表达他们的意见和看法呢？谁是事实上的决策人？他们的决策是根据什么作出的呢？

科斯岛的希波克拉底是医学之父。2500年后人们仍然记得他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现在各地的医科学生在毕业时宣誓其略有变动的内容）。但是，他的主要功绩是使医学从迷信的迷雾中走出来，成为了一门真正的科学。在希波克拉底的一段著名的文字中他这样写道：“人们认为癫痫症是神灵造成的，仅仅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它。但是如果把所有的本身不懂的事物都当做是神灵安排的，那么神灵造成的事物将层出不穷，永无止境。”我们虽然没有必要一定要承认我们对许多领域一无所知，但是我们却一直在说，像宇宙这样的事物充满了不可言喻的奥妙。差距之神承担了我们对许多事情仍然一无所知的责任。医学知识从公元前4世纪以来不断积累提高，我们懂得的东西越来越多，无论是在疾病的病因还是治疗上，我们将出现的问题归咎于神灵的作用越来越少。婴儿在分娩时的死亡率和儿童的死亡率降低了，人们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医学提高了这个星球上数十亿人的生活质量。

在对疾病的诊断上，希波克拉底引入了科学的基本方法。他强调认真细致的观察。“不给任何疾病留下机会。不漏过任何细节。将相互矛盾的观察结合起来分析。你自己一定要有充分的时间。”在体温计发明以前，他就对许多疾病都描画出了其各自的体温曲线。他建议，医生应该能够仅仅根据病人的当前症状说出每种病的大概病史和病情的发展过程。他强调忠诚老实。他乐于承认医生知识的局限性。在面对后世人时，他毫无尴尬地向后人透漏，有一半以上的人死于他治疗的疾病。他那时的治疗方法有限，可以使用的药品也主要是缓泻药、催吐药和麻醉药。实行外科手术时只能用烧灼的方式来消毒。从古典时期到古罗马衰亡时，医学才有了长足的发展。

当医学在伊斯兰世界兴盛时，欧洲却进入了一个黑暗的时代。许多解剖学和外科学的知识都丢失殆尽，人们依靠祈祷和大量神奇的自我痊愈，世俗的医生几乎全部消失了。人们广泛地使用赞美诗、圣水、占星术和护身符。解剖死尸是被禁止的和违法的，于是那些从事医学的人便无法从人体获得第一手的知识。医学研究停滞不前。

那时的情景酷似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对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整个东罗马帝国的描述：

在十个世纪的革命中，没有出现一项有助于提高人类的尊严和幸福的发明。在古代的思想体系中没有增添过一个新思想，一代接一代的折磨人的训练使人们轮流成为卑躬屈膝的下一代的只懂教义的老师。

即使最好的前现代医学实践也没能救活许多人的生命。安妮女王是大英帝国斯图亚特王室的最后一代君主。在17世纪的最后17年里，她怀孕过18次，但仅生了五个孩子。其中只有一个活到了童年，但是在未成年时，在女王1702年加冕前就死去了。似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什么遗传上的疾病。她能够买到当时最好的医疗保健。

曾经悲惨地夺走了无数孩子和婴儿生命的疾病已经被科学逐步控制和治愈，这都应归功于人们发现了微生物世界的秘密；归功于人们意识到医生和从事接生工作的人应该洗手并对器械消毒；归功于公共保健和卫生措施；归功于抗生素，药物、疫苗，DNA分子结构的揭示，分子生物学以及新的基因疗法。至少是在发达国家，与17世纪末期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王位继承人相比，今天的父母更有机会看见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天花在世界范围内已被消灭，受到携带疟疾病菌蚊虫侵害的地区已经大大缩小，诊断出患血癌的儿童的存活年限也一年一年地逐步延长。科学使得地球可以供养比几千年前多几百倍的人口，并且生活状况不会很糟。

我们可以为霍乱患者祈祷，也可以每隔12小时让其服用500毫克的四环素（仍然有一种宗教——基督教科学，否认病菌理论。如果祈祷无效，这种宗教的信仰者即使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去，也不给他们服用抗生素）。我们可以尝试几乎无效的精神分析谈话治疗法来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也可以每天让他们服用300到500毫克镇静剂。科学的医疗方法比其它方法的有效率要高出成百上千倍（即使其它方法好像也起了一点作用，但我们却无法确切知道它们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可能是病情的自我缓解，即使是霍乱和精神分裂，不作祈祷或精神分析治疗也可能会自我缓解或康复）。放弃科学就意味着放弃了比空调、CD唱机、电吹风和高速汽车更多的东西。

在狩猎和前农业时期，人类的期望寿命大约在20到30岁。在罗马后期和中世纪时期的西欧的情况下人的期望寿命也是同样。到1870年时，人的寿命还未达到40岁。1915年达到50岁，1930年60岁，1955年70岁，今天人的期望寿命已经达到80岁（女性稍高，男性略低）。其他国家正在跟着欧洲人寿命增长的速度在增长。是什么导致了人类会产生如此惊人和前所未有的变化？是病菌理论？公众卫生保健措施，药物和医疗技术。寿命的延长可能是衡量人类物质生活质量的最好的唯一标准了（倘使你死去了，那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呢？）。这是科学给人类的最宝贵礼物——没有任何东西能和生命的礼物相媲美。

但是微生物却会变异。新疾病像野火般蔓延，在微生物传染和人们反传染之间存在着不断的斗争。我们要在这场斗争中取胜，不仅要研制新的药物和治疗方法，而且要不断深入地了解生命的本质，这就是基础研究。

如果我们这个世界想由于避免全球人口的增长和到21世纪后期时人口达到100亿或120亿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我们必须发明安全和更加有效的增加食物的方法，与此相配套的还有良种库、水利、灭虫、运输和冷藏。要有足够的可以接受的计划生育手段，要采取重要的措施，使妇女享有与男人同样的政治地位，提高最贫困人群的生活标准。没有科学和技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我知道科学和技术源源不断地带给这个世界的并不仅仅是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礼物。科学家不仅研制出了原子武器，还把政治领导人揪到面前，对他们说，他们的国家——无论他们是哪个国家——必须首先拥有一枚。于是他们制造出了6万多枚。在冷战时期，美国、前苏联、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为了准备核战争，竟情愿使自己的国民在对核武器的危害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遭受核辐射的危害。塔斯科基和阿拉巴马的医生欺骗一组老军人，在他们受辐射过重而无法挽救的情况下，却让他们以为是在接受梅毒治疗。这伙残忍毒辣的纳粹医生臭名远扬。我们的技术制造了酞胺哌啶酮、氟利昂、橙试剂、神经毒气，造成了大气和水污染、物种绝灭。我们的工业如此强大，能够破坏地球的气候。我们这个地球上大约有一半科学家至少是部分时间在为军事服务。尽管有少部分科学家被认为是局外人，他们勇敢地批评社会的弊病，并提早警告可能出现的技术灾难。但是，人们看到许多科学家还仅仅是只会抱怨的机会主义者，或者是愿为公司获利和生产大规模杀伤武器工作的人，他们从不考虑长期后果。科学成果带来了技术风险，对公认为正确而普遍接受的经验和知识构成了绝对的挑战，以及人们认为的科学的复杂性，都是人们不相信科学和回避科学的原故。因此，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到处都可以看到疯狂的科学家的身影——星期六早晨儿童电视节目上穿着白大褂的狂人和从自称为鼻祖的福斯特斯博士本人到富兰肯斯坦博士、从斯特兰其拉夫博士到侏罗纪公园大众文化中过分鼓吹的浮士德式的牺牲精神。

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下结论说，科学使品行不端的技术人员或贪污成性、痴迷于权力之争的政治家们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因此要抛弃科学。医学和农业的进步所挽救的人命比死于历史上各种战争中的人的总和要多得多。运输和通讯的进步以及娱乐业改变了世界并将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一个接一个的民意调查表明，尽管人们对科学有所顾虑，但是人们仍然将科学工作列为是最值得尊重和信赖的职业之一。科学之剑是两面有刃的，它令人畏惧的力量使所有人，包括政治家，当然特别是科学家，必须肩负一种新的责任，那就是，一定要从全球和超越时代的角度，对技术所带来的长期后果给予更多的关注，竭力避免对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依恋。犯错误的代价太昂贵了。

你对真实是否很关心？

真实很重要吗？

……在无知是福的地方

人就成了智者

托马斯·格雷在他的诗中曾写过这样的诗句。但是有道理吗？爱德蒙·卫·提勒在他的1950年出版的书《四季循环》中对这个问题有更好的理解：

只要你感到是对的，无论一件事情是真是假，你都不在乎，就像你有了钱就不在乎钱是如何得到的一样。从道德的角度说，你的道德并不太高尚。

举个例子，如果你发现政府是个腐败和不胜任的政府，你会觉得令人沮丧。但是如果不知道这些是否就更好呢？无知对谁有利？如果我们人类具有世代相传的讨厌陌生人的倾向，自我封闭是否是唯一的灵丹妙药？如果我们一定要认为日月星辰为我们升落，因为有了我们的宇宙才存在的话，科学是否挫伤了我们的自信心？

在《论道德的谱系》一书中，弗里德里希·尼采就像他的前人和后人一样，认为科学革命所带来的是“人类自我轻视的不断发展”。尼采哀叹“人类的尊严，人类的独立的特性，人在存在的规律中的不可替代性”的丧失。我认为，了解宇宙的真相要比坚信错觉，却感到满足和正确无误要好得多。哪一种态度对我们的长期生存更具有推动作用？哪一种观念对我们的未来更有影响？如果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天真的自信受到一点挫折，是否就意味着全部失败？我们是否应该把了解宇宙当做走向成熟和完善自身的过程？

发现宇宙年龄为80到150亿年，而不是6000到12000年使我们对宇宙其广阔和伟大更为敬仰。我们是由原子按照复杂的结构所组成，而不是神灵的产物，承认这个观点至少可以提高我们对原子的尊重程度。我们发现，正像现在看起来是完全有可能的那样，我们的星球是银河系中数以十亿计的星球中的一个，而银河系是宇宙中数以十亿计的星系中的一个。整个宇宙在可能的空间雄伟地扩展。我们发现我们的祖先同时也是猴子的祖先，这一点说明我们与其他生物拥有共同的血缘关系，并有可能产生重要的——如果有时是令人感到遗憾的——对人类本性的思考。

显然没有回头路。无论你喜欢与否，科学与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最好是尽可能地充分利用科学。当我们最终看清了科学的本质，充分领悟到它的美妙和力量的时候，我们将会发现，无论是在精神领域还是在现实问题上，我们在谋取我们自身的幸福中就占据了有力的地位。

但是迷信和伪科学仍在大行其道，它们迷惑了我们中的“巴克利”，它们提供的是简单的答案，逃避怀疑性的考察，随心所欲地利用我们的敬畏之心，使我们的经验变得一钱不值，使我们成为循规蹈矩、没有个人思想的行事者和轻信的牺牲品。是的，假如UFO藏匿在百慕大深深的大海中，吞噬轮船和飞机，死人能够操纵我们的双手，还能给我们写信，这个世界将会变成更加有趣的地方。如果小孩仅靠思维便能将电话机从托架上掉下来，与偶然的机会或世界的知识所能作出的解释相比，如果我们的梦能够更准确地预测未来，那么，我们这个世界就太令人神魂颠倒了。

这些都是伪科学的一些实例。它们声称是利用科学的方法和发现，然而，事实上它们与科学的本质背道而驰。这是因为，它们通常的结论是以不充足的证据为基础的，它们对导致其他可能性的线索不屑一顾。它们耍弄无知。在报纸、杂志、出版商、电台、电视台、制片商等机构和人的无知的配合下（通常是只顾一己利益，不顾社会影响的纵容），伪科学的思想得以轻易地和广泛地传播。我遇到“巴克利”先生而使我想到，与相信伪科学和迷信的人相比，遇到能够做出其它选择的，懂得更具挑战性。甚至更加光彩灿烂的科学发现知识的人要困难千百倍。

与科学相比，编造伪科学要容易得多。因为它使我们远离真实性——而真实正是我们无法控制的经过比较而获得的结果——总是被更多地忽略掉了。探究证据的一般争论的标准更不明确也更不严谨。部分是由于相同的原因，与科学相比，向普通公众散布伪科学更容易得多。但这还远不足以解释伪科学为何如此盛行。

人们会很自然地尝试各种不同的认识体系以寻求帮助。如果我们寻求这种帮助过于急迫，那么我们在情感上就会极大地偏向于摒弃被认为是怀疑主义的沉重的包袱。伪科学用科学总是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的说法来适应人们强烈的情感需求。伪科学提供给人们的是我们缺少而又盼望得到的对人的力量的幻想（就像现在漫画书中的超级英雄和更早些时候传说中的神）。伪科学宣称，它能满足人们的精神渴求，医治疾病，许诺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伪科学一再让我们相信，人类是宇宙的中心并在宇宙中具有重要地位。伪科学赐给了我们与宇宙结下不解之缘并与宇宙溶为一体的特权。有时伪科学成了一种伪科学和新科学折衷的产物，但双方又对其并不信任。

某些伪科学的本质（某些宗教也是如此，新时代的或旧时代的）是用愿望代替现实的思想。就像民俗故事和儿童故事里通过愿望实现我们内心的渴求，这该多么心满意足啊！特别是与我们通常必须依靠艰苦努力和好运气才能实现愿望相比，这种观点多么具有诱惑力！具有魔法的鱼或是油灯里的妖怪会满足我们的三个愿望——无论是什么样的愿望只要我们不是贪得无厌。谁没有考虑过——只需要站在安全的一边，防备我们突然闯进去，轻轻地擦一下一个旧青铜方油灯——我们准备要些什么呢？

我还记得重年时代我看的漫画书和其他书里，有一个戴着高帽子，留着小胡子，手里挥舞着黑色的手杖的魔术师。他的名字叫扎塔拉，无论什么事情，他都能做到。他怎么做呢？很简单，他只要转过身去发出他的命令就行了。于是如果他想要100万美元，他就会说：“SRALIOD NOlLLIM A EM EVIG。”他做了这些就足够了。这有点像做祈祷，但是比祈祷更灵验。

我在八岁的时候曾经花了许多时间做这个试验，我对那些有纹理的、像是具有威力的石头大念“ESIR ENOTS”，想使其升空飘荡，但从未成功过。我责怪自己发音不准。

有些人可能会说，有多少人不了解真正的科学，就有多少人相信伪科学，除非咒语失灵。如果你从未听说过科学（更不用说科学的原理了），你就不可能知道你所接受的就是伪科学。你会简单地认为人们都是这样做的。宗教通常是国家政权保护下攀生伪科学的温室，尽管宗教为什么一定要起这样的作用实在没有道理可言。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在很早以前人类自造的现象。在一些国家里，包括政府领导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占星术和先知。但是这不是由于宗教简单灌输的结果，而是他们生活的文化环境的产物。在这种文化中，所有人都对这类做法感到满意，而且这样的文化随处可见。

我在本书里引述的历史个案大部分发生在美国，这是因为我最了解这些事件，而不是因为美国的伪科学和神秘主义比世界其他国家更为突出，更引人注目。但是，具有用特异功能将勺子扭弯和与外星人进行对话的乌利·盖勒则是在以色列显灵的神人。随着阿尔及利亚世俗主义者和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日趋严重，越来越多的人小心谨慎地求助于这个国家中1万多位占卜术土和特异功能者（他们中大约一半以上的人用国家发给的执照营业）。法国高层政府官员，包括法国前总统，对一场骗局投资数百万美元（艾尔夫·阿奎坦丑闻），寻找用空气转换石油的新方法。在德国，人们正在关注科学无法探测的能够致癌的“地球射线”，而这种射线却只有挥舞着分叉手杖的经验丰富的占卜术士才能探测出来。“特异功能外科”在菲律宾大行其道，而幽灵则是英国举国上下痴迷的东西。自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出现了大量的信仰超自然的新宗教。估计在日本大约有10万多名算命先生活跃在民间，信徒主要是年轻妇女。涉嫌于1995年3月在东京地铁释放沙林神经毒气案的奥姆真理教，以漂浮术、信念治疗术和超感知觉为其主要的教义。信徒用高价购买“圣水”喝——实际上是他们的领导人麻原的洗澡水。在泰国，使用研磨成粉的经书制成的药片治疗疾病。“巫师”在今天的南非正遭受到被火烧死的命运。澳大利亚维和部队在海地解救了一名被捆绑在树上的妇女，她被指责为在屋脊上飞翔并吸吮幼童的血。占星术在印度泛滥，算命先生在中国广为盛行。

或许全世界伪科学——有许多标准，已有的判断标准是宗教——最成功的例子是印度的超在禅定法（念诵梵文真言松心缓性法，源于印度——译注）的教义。人们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它的创始人和精神领袖马哈里希·马赫希瑜伽大师进行有关催眠术的规则等问题的冗长而令人厌倦的说教。他坐在瑜伽大师的座位上，白色和灰黑色的头发被散着，身边环绕着花环和敬献的鲜花，仪态非凡。有一天在看电视选择频道的时候，我们恰巧看到了此人的尊容，四岁的儿子问我：“你知道他是谁？”“上帝。”世界各地的超在神定法组织据估计有30亿的资产。只要你交上一定的费用，就能教你运用冥想穿越墙壁，隐身、飞翔。他们说，通过他们的协同冥想，降低了华盛顿特区的犯罪率，使前苏联解体，还创造了其他现世奇迹。但是他们对他们的说法却没有提供一点实际证据。超在禅定法组织出售假药，经营贸易公司，开设医疗门诊并创办“研究”大学，只是进入政界的计划没能成功。靠具有不可思议的神授能力的领导人，靠对社会的许诺，靠提供魔力换取金钱以及狂热的信仰，这是许多伪科学兜售所谓超自然力的典型手法。

任何放弃国家管理和科学教育的地方都有助于伪科学的泛滥。列昂·托洛斯基描述了希特勒接管国家之前德国伪科学的情况（这种描述同1933年苏联的情况几乎类似）：

不仅仅是在农民的家庭里，甚至在城市的摩天大厦里，这种现象从13世纪到20世纪都存在。成千上万的人在使用电的同时，仍然相信护身符和祈祷的神秘力量……。电影明星扮演着非人非神的角色。驾驶着由人的天才智慧创造的神秘的机器的飞行员也在他们的衬衫外戴着护身符。由他们支配的黑暗、无知和野蛮竟如此漫长无尽头，挥之不去！

俄国发生的事情令人深思。在沙皇时代，宗教迷信得到鼓励，但是，科学的和怀疑的思想——除了一些驯服的科学家——被野蛮地扼杀了。在共产主义时期，宗教和伪科学都从制度上受到压制——除了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迷信。这种迷信被宣传为科学，但是，最不能进行自我批判的神秘的崇拜与过度缺乏这种理想一样，其结果都是破灭。批判的思维——只允许科学家在知识处于封闭分割的状态下有这种思维方式——被认为是危险的。在学校里不许传授，如果表达科学思维方式即受惩罚。这样做的结果是，在后共产主义时期，许多俄国人用怀疑的眼光看待科学。揭开盖子细看内幕，我们就会发现，随着幻想的破灭，其真正的本质是刻骨的种族仇恨也是其真实的后果之一。而现在，这个国家已经淹没在UFO、魔鬼、信念疗法、庸医、神水以及古老的迷信的汪洋大海之中。人的期望寿命明显降低，儿童死亡率增长，传染病肆虐，医疗标准几乎降到最低点，对预防医学的忽视，所有这一切都使在公众范围内迅速引发怀疑思潮的可能性达到临界状态。在我写作此书的时候，在杜马成员选举中获很高支持率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弗拉基米尔·兹林诺夫斯基是一个安纳托利·卡斯皮诺夫斯基，即靠信念治病的术士，他可以使用通过电视机凝视你的方法，遥控治疗你从疝气到爱滋病等各种疾病，他面对着停止不动的时钟，可以使其重新走动。

类似的情况在中国也存在。在毛泽东逝世后向市场经济逐渐转变的过程中，UFO、心灵感应以及其他西方伪科学也蜂拥而至，与中国古老的祖先崇拜、占星术和算命——特别是抽签算命和用易经的六爻算命并行其道。政府报纸哀叹道：“封建迷信在我国农村有死灰复燃的趋势。”现在这种迷信活动主要在农村，城市不是主要受害区域。

具有“特异功能”的人都拥有大量的追随者。他们说，他们可以从身体中施放出气，即“宇宙能量场”，能够在2000公里以外改变化合物的分子结构，能够与外星人交流和治疗疾病。一些人在一个“气功大师”气功治疗下死于非命。1993年，这个气功大师被逮捕定罪。王洪成，一个业余化学家，宣称他本人可以合成一种液体添加剂，主要在水中添加一点这种液体，水就会变成汽油或者类似的燃料。有一段时间他的研究曾得到资助。但是，当他的发明被发现是一场骗局时，他被捕并被判刑。科学的盲信者们说他的不幸不是因为他是骗子，而是因为他不肯将他的“秘密配方”透露给政府（类似的传说在美国几十年来也有流传，只不过主角通常都是一些大型石油公司或是汽车公司）。亚洲犀牛正趋于灭绝的境地，因为据说它们的角被研磨成粉末后具有治疗阳痿的功效，其销售范围覆盖整个东亚。

这些伪科学和迷信的蔓延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警觉。1994年12月5日，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一项联合公开声明：

我国的科普工作在近些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一些迷信、愚昧活动却日渐泛滥，反科学、伪科学活动频频发生，令人触目惊心。因此，采取有力措施，大大加强科普工作，已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科学技术的普及程度，是国民科学文化素质的重要标志，事关经济振兴。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因此，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兴旺和民族强盛的战略高度来重视和开展科普工作。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愚昧更不是社会主义。

由此看来，美国的伪科学仅是其全球发展趋势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产生的缘由、其危险性、其诊断和治疗方法等在世界各地大同小异。现在巫师们在传播范围广泛的商业电视节目中大肆兜售他们的巫术，自诩为娱乐节目表演者。他们拥有自己的频道，“特异功能之友联系网”。每年有大约100万人报名并将大师们传授的技能应用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大公司的执行董事会成员、金融分析家、律师和银行家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总是听取占星术士、巫师和占卜者们的建议。一个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巫师说：“如果人们知道有多少人，特别是腰缠万贯的富翁和手握大权的权贵们都求助于巫术，他们定会惊讶得合不拢嘴。”王族成员历来是各种巫术骗子极易征服的对象。在古代中国和古罗马时代，占星术是只有帝王才能占有的特殊财产，任何民间俗人对这种功力无边的技巧的擅自使用均被认为是对其资产的侵犯。受到南加利福尼亚特别容易轻信别人的文化环境的影响的南希和罗纳德·里根无论在私人还是公共事务上历来依靠占星术士帮其决策，而广大选民对此一无所知。对我们的未来文明将会产生影响的各种决策中，有相当的一部分显然是由骗子们作出的。对于是否确有其事，世界各国已经纷纷扬扬，与这种情况相比，美国却鸦雀无声。

尽管某些伪科学似乎令人感到十分可笑，尽管我们对在伪科学的说教下编造出的骗局自信不会轻易相信，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伪科学在我们身边一直不停地出现。超在禅定法（trascendental meditation）和奥姆真理教似乎吸引了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包括一些拥有物理学和工程学领域高级学位的人。伪科学的说教并不是为傻瓜笨蛋们编造的，它正在产生其他效应。

另外，如果没有人对宗教的本质进行研究，也不去了解宗教的起源，那么，将会导致我们对宗教的无知。尽管在某些地区和某个方面伪科学与世界宗教之间似乎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但是从科学而言，其区别非常小。世界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虽然世界也为我们提供了多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从世界的范围来看，有些方法十分有限，有些方法具有普遍的作用。按照一般意义上的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一些做法会盛行，而大多数做法会很快消失。但是，有时正如历史所展现的，最肮脏和毫无吸引力的少数做法可能却具有能够产生深刻影响的力量，这力量能够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

不成熟的科学、伪科学和迷信（新时代的或旧时代的）演变为具有启示意义的令人尊敬的神秘宗教的连续过程并不是清晰可辨的。我在本书里将尽可能不使用一般宗教意义上的“膜拜”（Cult）一词，因为经常说这个词的人会不喜欢我这样做，但是，我会尝试着将话题延伸至知识的领地——他们是否明白自己所说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事实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在本书的一定的篇幅里，我将对神学的过分行为进行批评，因为将伪科学与僵化的、教条主义的宗教区分开来非常困难。虽然如此，我首先承认，在过去的几千年中，宗教的思想和实践活动具有繁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上个世纪里，自由宗教和基督教团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新教改革、犹太教变革，梵蒂冈教皇二世以及对圣经的所谓更高级的批评，这些都是宗教针对自身的过分行为所进行的批评（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是，如同许多科学家似乎不愿争论，甚至不愿公开讨论伪科学一样，许多主流宗教中的主要人物也不愿意接受极端保守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最后整个领域都会被其占领。他们将因对手不到庭而胜诉。

一位宗教领袖写信给我，表达了他对希望宗教“有约束的完整”的心情：

我们已变得过于情感化……。一方面是过度虔诚和肤浅的心理，另一方面是傲慢自大和教条主义的不容异说的态度，在几乎还没有认识宗教的情况下，就扭曲了真正的宗教生活。有时，我几乎接近绝望的边缘，但我仍顽强地生活，并总是充满了希望……。诚实坦率的宗教比那些冒用批评者的名义，歪曲宗教、使宗教荒谬化的人更清楚其批评；诚实坦率的宗教为其自身的目的积极鼓励有益的怀疑精神……。宗教与科学建立起强大的联盟共同反对伪科学是有可能的。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我想，这个联盟在不远的将来也可以展开反对伪宗教的斗争。

伪科学与错误的科学是不同的。科学是在犯错误并一个一个地改正错误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科学经常会作出错误的结论，但是这些结论都是非确定性的、实验性的结论。科学家们总是先设立假说，然后对这些假说进行证伪试验。假说是否成立完全取决于试验和观察的结果。科学在不断加深对事物真相的了解的征途上探索着，踉踉跄跄地蹒跚前行。当一种假说经试验证实为不可行的时候，假说的所有者的情感当然受到伤害，但是，正是这种反证被认为是科学事业的精髓所在。

而伪科学正好相反，其假说通常经过精心设计，使假说在能进行反证的试验面前无懈可击，甚至原则上也不能被认为是不成立的。伪科学的实践者总是处于防备和警惕的状态，他们反对任何怀疑者的检验。当伪科学的假说在科学家的检验面前失败时，他们就会设计出压制科学家意见的阴谋。

健康人开汽车的能力几乎可以说没有任何问题。除了孩提时期和老年时期以外，我们一般不会跌倒或摔跤。我们可以学会例如骑车、滑雪、跳绳和驾驶汽车等各种事情，而且可以终生保持这些能力。即使我们有十年不做这些事，一旦我们再做时仍然毫不费力。但是我们开车技能的精确性和依然如旧也许会使我们对自身其他方面的能力产生一种错误的感觉。我们的认知能力具有欺骗性。我们有时会看到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东西。我们要经受视觉幻象的折磨。偶尔我们会产生幻觉。我们很容易犯错误。托马斯·吉洛维奇写的一本名为《感知我们所不知：日常生活中人类理性的易错性》的非常具有启发性的书里描述了人在认知数字方面所犯的系统性错误。拒绝接受自己不喜欢的证据，易受别人观点的影响。我们精于某些事情，但不可能通晓所有的事情。智慧产生于我们对自身局限性的了解。“因为人易迷惑”，威廉·莎士比亚这样教导我们，这正是我们需要严谨的充满怀疑精神的科学的精确性的原因。

可能科学和伪科学之间的最大差别在于：与伪科学（或“永无错误的”启示）相比，科学在人类的不完美性和易犯错误的本性的认识上要深刻得多。如果我们坚决拒绝承认我们犯错误是必然的，那么，我们就会信心十足地等待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重大的过错——永远与我们形影相随的错误。但是，如果我们具有一点自我评价的勇气，无论错误会给我们造成多么令人遗憾的思考，我们取得胜利的机会必定会极大地增加。

如果我们向广大公众只讲解科学的发现和成果——无论这些成就具有多么大的使用价值，甚至非常鼓舞人心——而不向公众讲解严格的科学方法，普通人怎么能够分清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伪科学呢？然而，科学和伪科学都是以无证据的结论的方式表现在人们面前的。在中国和俄罗斯，科学曾有过很简单的表达方式——具有权威性的科学就是权威人士所讲的科学。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伪科学只能靠你自己来判断。但是当政治发生变化，对自由思想的禁锢有所放松的时候，许多可靠的和有号召力的主张——特别是那些我们以前想知道，但是现在才了解的学说——赢得了普遍的拥护。但是，这时所有的观点都变成权威性的观点的可能性就不大可能出现了。对从事科学普及的人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向公众讲清楚科学重大发现、误解和科学的实践者偶尔顽固地拒绝改变研究方向的真实的和曲折的发展历史。许多，可能是大多数科学教科书所描述的都是春风得意的科学家所走过的轻松的道路。用引人入胜的方式表述科学家在几个世纪中对自然所进行的耐心和共同的质问所积累起来的智慧，比详细教授杂乱无章的积累这种智慧的方法要容易得多。科学方法似乎毫无趣味、很难理解，但它比科学上的发现要重要得多。

第二章 科学与希望

有两个人来到天国的入口处，一个人让另一个将他拉上去……。但是，那人在入口的边缘看到了天国美丽的景色，他忘记了一切，忘记了他曾经答应给予帮助的同伴，纵身跳入天国那壮丽与辉煌之中。

摘自20世纪初期因纽格帕素格约克给格陵兰北极探险家克努德·拉斯穆森讲的一个伊格鲁里克因纽特人的散文诗

我的童年是充满希望的年代。我还在刚上小学的时候就想成为一名科学家。当我第一次知道恒星都是雄伟的星体，当我第一次明白它们距离我们非常遥远，因此，它们只能在天空中闪烁着点点星光时，我对它们的认识变得那么清晰与明确。我怀疑，我那时甚至都不明白“科学”一词的含义是什么，但是，无论如何，我要投身于那伟大壮丽的事业中去。我被宇宙的绚丽所吸引，当我知道事物的真正运行规律，在这些知识的帮助下能够揭开难解的奥秘和探索新世界——甚至这些可能是真的，这一切带给我们的前景——我被深深地震撼了。我的运气一直不坏，这些梦想已经部分得以实现。在我的眼里，科学的神秘诱人依然像半个多世纪以前，我参观1939年世界博览会时一样，那么令人向往，新奇的感觉依然如初。

科学普及——尽可能使非科学家们了解科学的方法和发现——随后就自然而然地很快成了我所追求的事业。对我来说，不讲解科学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当你坠入爱河，你就想告之天下所有人。本书是我的个人坦白，向你们讲述我对科学终生的爱情故事。

写此书还有另一个原因：科学不仅仅是一个知识体系，它还是一种思维方式。我一直在预想我的儿子或孙子时代的美国，那时的美国已经进入了服务和信息经济的时代，几乎所有的主要制造工业都移往其他国家，令人感到敬畏的技术实力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没有任何代表公众利益的人能够理解主要议题，人们已经丧失了向掌权人呈交他们自己的议程表或向他们提出内行问题的能力，人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紧紧抓住水晶球，神经质地求助于占星术，我们批评的才能已经衰退，人们已经无法分辨出什么仅仅是良好感觉，什么是事实真相。我们在几乎毫不知觉的情况下，清退至迷信和黑暗的社会之中。

美国人由于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传媒中真实内容的越来越少而变得越来越愚蠢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传媒中的科学内容仅为30秒比特（现在降至10秒比特或更少），已经降至最少水平，而且大多数内容不仅是传扬对伪科学和迷信的轻信，而且简直可以说是一种对无知的沾沾自喜。在我写本书时，美国录像带租赁市场上最抢手的影片是“愚蠢的和更愚蠢的”。青少年电视节目中收视率持续最高的（最有影响的）是“B仔闯荡美利坚”。使人清楚无误地感到，学习的节目——不仅学科学，还要学其他知识——是可以免除的，甚至是不受欢迎的。

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个全球的文明，在这个文明世界中，大多数重要的元素——交通、通讯、其他各种工业、农业、医学、教育、娱乐、环境保护，甚至重要的民主选举制度——都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创造了另外一些东西，使得几乎无人理解科学和技术。这是一个制造灾难的药方。我们可能会在某个短暂的时间内消除灾难，但是，这种无知和权力混合制成的易燃品早晚有一天会在我们面前燃成熊熊大火。

托马斯·艾迪于1656年在伦敦发表了名为《黑暗中的蜡烛》（A Candle in the Dark）一书，这本通篇充满大无畏的精神，主要依照圣经教义写成的书，将当时正在进行的搜捕巫婆运动抨击为是一种“迷惑人”的骗局。艾迪在阐述他的观点的时候，引用了“做坏事的巫婆”这个名词，巫婆必定存在。“这些东西会以其他形式出现，还是即将销声匿迹？”在我们历史上很长的时间内，我们惧怕世界以外的东西，害怕那些不可预见的危险，我们乐意接受任何能够保证减少恐惧和消除恐惧的东西。科学在了解世界、控制事物、掌握我们自己的命运、保持安全的前进航程中一直在进行着尝试，而且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现在，微生物学和气象学所能说明的问题，在几个世纪之前却被认为是将妇女烧死的充足理由。

艾迪还警告：“无知将导致国家的灭亡。”无知，特别是对自己本身的无知有更多的可能性造成不可避免的人类苦难。我担忧，特别是在这个千年即将结束之际，伪科学和迷信似乎越来越具诱惑力，非理性的海妖的歌声更加悦耳迷人。我们以前是否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歌声？在物质稀缺时期，在国家的自尊心或敏感的问题受到挑战之时，当我们为失去在宇宙中的位置和目的而极度忧虑之时，当狂热的火焰在我们身边沸腾之时，我担心，长期以来我们的思维习惯会控制我们的一切。

蜡烛火苗在摇曳。暗淡的烛光在颤抖。黑暗在降临。魔鬼开始蠢蠢欲动。

科学未探明的事情很多，许多秘密仍待揭示。宇宙之浩瀚广阔达数百亿光年，其年龄也高达100－150亿年，其貌其状将永世长存。我们经常会获得意外的惊喜。然而，某些新时代的宗教作者却下结论说，科学家认为“他们发现的都是现实存在的”。科学家不承认没有证据的神秘意外事件，除非有人说亲眼所见，但也并不认为他们对自然的认识是全面彻底的。

科学远不是十全十美的获得知识的工具。科学仅仅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工具。就此而言，与其他并无差异，比如民主。科学本身不能支持人类行动的途径，但是，科学却能够预测人类选择行动途径的可能结果。

科学的思维方式既富想象力又要以科学素养为基础。这是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科学要求我们以事实为基础，即使事实与我们以前的看法不相符合。科学劝告我们要首先在头脑中形成假想，然后看这个假想是否符合事实。科学催促我们要时刻保持开放，接受新思想，同时要允许持异端观点的人和严格的怀疑论者对包括新思想、新经验和新知识进行验证。这种思维方式对不断变化的时代中的民主制度同样是重要的工具。

科学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科学的核心具有内在的改正错误的机制。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对科学过于夸张的描述，但是，我认为，我们在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我们时刻在进行自我批判，时刻将我们的思想与外部世界的思想进行比较。当我们自我放纵和放弃自我批判时，当我们将希望和事实混为一谈时，我们就滑入了伪科学和迷信的泥沼。

每次，当一篇科学论文告诉了我们一些数据的时候，同时也告诉了我们一些错误。它对我们的提醒虽然是无声的，但却是非常及时的，那就是，任何知识都不是完全的和十全十美的。这是我们衡量我们认为自己知道的东西的标尺。如果错误之处很少，我们通过实验获得的知识的准确度就很高。如果错误之处很多，我们所获知识中的不确定性就很大。除纯数学，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被认为是确定的（何况有许多东西毫无疑问是错误的）。

此外，科学家在确定他们试图理解世界这一符合实际的重要性时，通常是很认真的——从臆想和假设等具有很高程度的试探性理论，到通过对世界运行规律的多次探索而对自然法则的重复和系统的确认。但即使是自然法则也不是绝对确定的，也许还存在以前从未被检验过的领域——比如黑洞内部、电子内核或接近光速——在这些领域内，即使是我们藉以自夸的自然法则也不起作用，而且无论它在常规条件下怎样有效，都需要被更正。

人类可能渴望绝对的确定性，人类也许渴望有一天获得绝对的确定性。人类可能会像某些宗教信徒一样自称已经得到绝对的确定性。但科学的历史——目前最成功地说明人类可以获得的知识的学说——告诉我们，我们最为盼望的是在理解世界过程中取得不断的进展，从错误中获得新知，一种通往宇宙的渐进的线性方式，但是，绝对的确定性这个我们前进路上的伴随物却常常在我们的身边，可望而不可及。

我们经常陷入错误的泥沼之中。几乎每一代人所最希望的都是减少一点点错误，而增加一些由错误所提供的资料。错误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能看得到的、对我们知识的可靠性的自我评估。你经常可以在公众舆论调查中看到错误（比如，加或减3％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这样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议会记录中的每一个演讲内容，每一个商业电视节目，每一次布道都伴随着错误，或类似错误的东西。

科学的最重要的戒律之一是：“不可信的观点产生于权威。”（科学家们是灵长类动物群体，因此，也具有统治的等级制度，当然，不会总是遵从此戒律。）非常多的产生于权威的观点被证明是严重的错误。权威必须证明他们的论点，像其他所有人需要证实自己的论点一样。科学的这种独立性，以及在接受传统观点中所表现出的偶尔不情愿，使得缺乏自我批判的说教，或声称正确无误的自我标榜，变得具有危险性。

因为是科学使我们理解世界的本质，而不是我们按自己的希望理解世界的本来面目，因此，科学发现可能不是在所有的方面都能立即被理解或令人满意。这需要花费一点精力来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某些科学非常简单。当它们变得复杂时，那常常是因为世界变得复杂了，或是因为我们变得复杂了。当我们因为它太困难（或是自己所知太少）而羞愧地远离它时，我们就丧失了掌握自己未来的能力。我们的自信心受到伤害。

但是当我们越过障碍时，当我们掌握了科学的发现和科学的方法的时候，当我们理解了这些知识并将其付诸应用时，许多人就享受到了很高程度的满足感。对于每个人都是如此，尤其是对孩子们——它们生来就具有对知识的热情，我们能够意识到他们必定要生活在一个由科学所创造的未来社会中，但却常常认为，在他们青少年时代科学并不适合于他们。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别人对我讲解的科学还是我试图对别人讲解的科学，当我们获得它时，当晦涩难懂的术语突然明朗起来时，当我们了解了所有令人烦恼的问题时，当隐藏在最深处的秘密被揭示出来时，我们会得到极大的满足。

在探索自然的过程中，科学总是能够探索出自然所具有的令人尊崇和敬畏之处。理解的行为本身，就是对人类加入和溶入到宇宙之壮美之中的一种盛赞（即使是在极小的程度上的加入）。长时间世界范围内不断积累形成的知识体系将科学转化为一种仅仅是缺少一点跨国、跨时代的衍生思想。

“精神”一词来源于拉丁语的“呼吸”。我们呼吸的是空气，无论空气如何稀薄，但它是物质这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无论“精神的”一词在用法上多么相互冲突，其含义与物质无关，与科学王国内的事物无关，甚至于有时我们感觉到用起这个词来很自由。科学不仅仅与精神性相一致，而且本身就是精神性的底蕴深厚的源泉。当我们认识到我们在浩瀚无垠之中的位置和时间通道中的位置的时候，当我们抓住生命中其错综复杂、其美伦美奂、其精细微妙时所产生的那种欢欣鼓舞和谦逊自制交织而成的飞腾上升的情感，无疑就是精神。我们在伟大的艺术、音乐、文学或莫汉达斯·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小）等人堪称楷模的无私勇气面前也会产生同样的情感。科学与精神性在某种程度上彼此排斥的观点对两者都具有不利的影响。

理解科学可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它可能会向众人认为是正确的观念进行挑战。当科学的成果被政客或工业家所控制的时候，它就可能被利用制造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并对环境造成威胁。但有一点你必须承认：科学给你带来了幸福。

并不是科学的每个分支都可以预测未来——古人种学就不能——但许多分支却可以，并且具有惊人的准确性。如果你想知道下次日食的时间，你可以试试去问魔术师或神秘主义者，但最好是问科学家。他们会告诉你应该站在地球的什么位置，什么时候你必须站在哪个位置，你会看到日全食、日偏食或是日环食。他们可以提前1000年预测出日食的时间，甚至精确到分钟。你可以去找巫医驱除使你得致命的贫血症的魔咒，也可以吃维生素B12。如果你想把你的孩子从小儿麻痹症中挽救出来，你可以祈祷也可以接种疫苗。如果你想知道未出生的孩子的性别，你可以以一种自定的方式来请教铅锤吊摆（如左－右，男孩；前-后，女孩，或其它的方式）。但是平均地来说，它们只有50％的准确率。如果你想获得真正的精确度（比如99％的准确度），试试羊膜穿刺术和超声波检查方法，试试科学。

想想有多少宗教试图用预言来证实他们自己的正确，想想有多少人虔诚地相信这些预言，无论这些预言是多么含糊不清，多么不可能实现，他们用这些预言支持或支撑他们的信念。但是有哪种宗教具有与科学一样可靠的精确预见吗？在地球上没有一种宗教不渴望一种非凡的能力——预知，而且能在固执的怀疑论者面前重复地证实他们所预知的事情，没有任何其他人类团体更可与之相比。

这是在科学祭坛上敬拜吗？这是用一种信仰来代替另一种信仰，还是同样是专横独断的信仰？我认为都不是。科学通过直接观察得到的成功是我颂扬其有效性的原因，如果有别的什么比科学做得更好，那么我也会拥护它。科学将自己与哲学批判主义隔离开了吗？它把自己定义为对“真理”拥有垄断权的东西了吗？再想想将在千年以后发生的日食。与你所能想到的各种学说比一比，注意一下它们对未来的预言，哪一个是含糊的？哪一个是精确的？哪一种说教——每一种说教都与人类易犯错误的特性相适应——具有内在的改正错误的机制？认真考虑一下这个事实吧，那就是，没有任何一个说教是完全正确，十全十美的。我们拿出一个通过公正地比较（而不是根据感觉判断）挑选出的最好的。如果各种说教在无关联的和独立的领域里都行之有效，那么，我们当然可以随意地选择几个——但是它们之间不能相互矛盾。这绝不是盲目崇拜，而是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我们能够将虚假的崇拜偶像与真实的事物进行区分。

需要重申的是，科学之所以有效，部分原因是因为内在改正错误的机制。在科学上没有被禁止讨论的问题，无论是过于敏感的问题，还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在科学中，没有神圣的。不可冒犯的真理。对新思想的开放与对所有思想进行的严格的怀疑主义的验证相结合，才使得麦子能够从干草中筛选出来。在科学面前，无论你多么聪明敏捷、多么令人敬畏、多么受人尊重，都与他人一样，无高低贵贱之分。你的成果必须经受严格的专家的评审才能得到证实。不同的意见和争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所有的观点都应当受到鼓励，应鼓励不同的观点在广度和深度上进行争论。

科学的程序听起来杂乱无章、毫无秩序。从某方面来讲，的确如此。如果你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检验科学，你就会发现，科学家们拥有全部的人类情感、个性和性格。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给科学界以外的人留下真正深刻印象的，是被认为可以接受的，有价值的相互批评的交锋。科学界的新手总是能够得到他们的良师益友的非常热情但具有激励作用的鼓励。但是，可怜的研究生们在他们的博士论文的口头答辩过程中，必须接受掌握他（她）未来命运的那些教授们所提出的问题的猛烈攻击。学生们自然会感到很紧张，谁会不紧张呢？是呀，他们已经准备了许多年，但是他们知道，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们必须能够回答专家们提出的尖锐而深刻的问题。因此，在为通过他们的论文做准备时，他们必须练习一种非常有用的思维习惯：他们必须预测可能提出的问题；他们必须自问：在我的结论中是否有别人可能发现

的弱点？我最好在他们发现之前就对它进行论证。

你坐在一个各种观点争论不休的科学会议上。你发现在大学的讨论会上，发言者在他们的听众的各种难以回答的问题和评论提出后不到30秒钟就开始发表看法。你可以检查一下在这种会议上所提交的书面报告，这些报告都是按照某一科学杂志的需要而写的，是为了能够发表而写的，它们被编缉转送到名字不公开的裁决者那里，这些裁决者的工作就是发问这样的问题：作者是否做过蠢事？文章的内容是否足够引起读者的兴趣，有否出版的价值？这篇文章的缺点是什么？论文的主要结论是否别人已经得出？在作者实际上已经公开论证了自己的研究结果后，其观点的表述是否充分？其论文是否应该重新呈交？这一切都是在幕后进行的：作者对评论者一无所知。这就是科学团体每天期望知道的东西。

我们为什么要忍受这种现象？我们喜欢被批评吗？不，没有一个科学家喜欢被批评，每一个科学家都觉得他或她对自己的思想和发现拥有所有权。然而，你却对批评不作任何回应。还是再等一等。这是一个好主意，我非常喜欢这个主意。批评对你毫无害处。把它搁在那儿，不去理睬它。应该用一种惯常做法替代上述做法，虽然这种做法施行时困难，但是却是公正的，即，如果一个思想在实行中是行不通的，就应该将其放弃。别在无效的东西上花费太多的脑筋。英国物理学家迈克尔·法拉第对那些具有强大吸引力的诱惑提出了警告：

以我们的需要为目的去寻找证据与发现，对与这些证据相反的观点和证据置之不理……。我们和颜悦色地接受与（我们）的观点相一致的看法，厌恶地拒绝那些反对我们的观点；而这种反常的做法正是所有常识的判断所需。

有效的批评只会对你有利。

有些人认为科学傲慢自大——尤其是当它据称与长期存在的信念相互矛盾，或当它提出一种似乎与常识完全不同的稀奇古怪的概念时。就像在我们所站立的地面上发生地震，科学震撼着我们的信念，向我们所熟悉的信仰发起挑战，使我们长期以来所信仰的说教产生了根本的动摇。然而，我依旧认为科学的主要部分是谦逊的。科学家们没有将他们的需要和索求强加给大自然，相反，他们谦卑地询问着自然，并且用非常认真的态度看待他们的发现。我们意识到那些深受尊敬的科学家们错了，我们认识到了人类的不完美。我们坚持研究的独立性，尽最大可能地对所提出的观点进行定量核实。我们不停地前进，发出挑战，寻找自相矛盾的观点，寻找出那些微小的、但不断出现的其他错误、作出其他解释、鼓励各种言论的自由发表。我们高度赞赏那些用雄辩的观点反驳已有的学说的行为。

在此，我们可以举出许多这类例子其中的一个：与牛顿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运动定律及引力与平方成反比的定律被认为是人类的最杰出的成就之一。300年后，我们用牛顿力学来预测日食。宇宙飞船从发射开始的数年后，能在距离地球数十亿公里开外，准确地进入宇宙选定的区域中轨道上的预先确定的点，好像世界在向我们款款漫步而来，其精确性令人瞠目结舌，牛顿显然知道他当时所做的事情所具有的意义。

但是，科学家们并不满足于自我探索，并对自己的成绩孤芳自赏，他们坚持不懈地寻找牛顿观点中的缺陷。在高速及强引力方面，牛顿的物理学体系崩溃了。这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伟大发现之一：狭义和广义相对论，这也是他的理论长期受到尊敬的原因之一。牛顿力学适用于许多领域，包括日常生活，但在某些对人类来说极不寻常的条件下——毕竟我们没有以近光速旅行的习惯——难以作出正确的回答。牛顿力学与人们对自然的观察不相一致。广义和狭义相对论在其有效性领域与牛顿力学没什么区别，但却在其他方面（高速、强引力）作出了不同的预测，这些预测与观察完全相吻合。牛顿力学被证明接近真理，适用于我们日常所熟悉的情形，但不适合其他情形。这是一个人类智力所取得的辉煌的。值得庆贺的成就，但却有其局限性。

但是，与我们对人类易犯错误的本性的了解相一致，我们已经注意到这样的看法，即，我们可以无限接近真理，却永远不能完全获得真理。科学家们如今正在研究广义相对论中站不住脚的地方。比如，广义相对论预言存在着一种被称为引力波的令人感到惊异的现象。人们从来也没有直接检测出这些引力波。但是，如果它们不存在，那么广义相对论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脉冲星是迅速旋转的中子星，现在人们测量到它们的闪烁速度达到小数点后15位。人们预测在轨道上相互环绕的两颗密度很大的脉冲星会放射大量的引力波，这种引力波迟早会轻微地改变这两颗星的运行轨道和旋转周期。普林斯顿大学的约瑟夫·泰勒和拉瑟尔·赫尔斯使用了这种检验方法，从另一个全新的角度检验广义相对论所作的预测。就目前所知，他们得出的结果与广义相对论不一致，其结果可能会推翻现代物理学中的一个主要支柱。这件事情说明不仅他们自己愿意对广义相对论发起挑战，而且他们也受到多方鼓励。正如这样做的结果所显示的，通过对两个脉冲星的观察，对广义相对论的预测作出了精确的证实。为此，泰勒和赫尔斯共同获得1993年诺贝尔物理奖。其他许多物理学家通过各种不同的方法也在检验着广义相对论，比如试图通过直接探测的方法捕捉难以捉摸的引力波。他们希望不停留在理论阶段，而是找到突破口，发现在爱因斯坦所理解的自然王国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否到了该开始经受论证的时候。

只要有科学家在，这种努力就不会停止。广义相对论在量子水平上当然不可能对自然作出充分的描述，但是，即使能够作出充分的描述，即使广义相对论放之四海而背准，永远有效，那么，除了共同努力去发现其错误和局限性以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使我们更相信其有效性呢？

这就是为什么有组织的宗教不能使我对其信任的原因之一。哪些主要信仰的领袖们承认他们的观点可能是不完全的、有错误的，并建立研究机构来寻找其可能存在的说教中的缺陷呢？除了日常生活中的检验，谁在系统地检验传统的宗教学说可能不再适用的那些情形呢？（我们当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父权制社会、早期或中世纪时期非常有效的教义和伦理观念在我们今天所居住的各种完全不同的世界中也许完全无效。）什么教义能公正地检验上帝的假设？已建立的宗教体系给与宗教的怀疑者们什么奖励吗？同样，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的怀疑者们在他们巡视的社会中又得到了什么回报呢？

安·德鲁彦关于科学的论述总是在我们耳边低声回荡：“记住，你对此完全不懂，你可能会犯错误，你以前犯过错误。”我不管那些谦逊的谈话，请告诉我可与宗教学说相提并论的东西。据说，《圣经》是上帝对人的启示一语具有多种涵义。但是如果它仅是由本质上就必定会犯错误的人写成的，其结果如何？令人无法置信的奇怪事情被说成确有其事，但如果它们是由骗术、我们尚不了解的意识状态、对自然现象及精神疾病缺乏了解而形成的综合产物呢？我认为，当代的任何宗教和新时期的信仰都不能像科学那样引起我足够的重视，因为它们不能像科学那样揭示出自然本身所具有的伟大壮观、雄伟壮丽、精美绝妙和错综复杂。《圣经》中所预示的东西在现代科学发现中如此之少这一事实使我对它神圣的启示的怀疑又加深了一层。

当然，我也有可能是错的。

请阅读下面两段文字，请你读这两段文字不是让你理解它们是如何描述科学的，而是体味作者的思维方式。他研究的是物理学上的异常现象，物理学上明显的目相矛盾现象，他将其称作“非对称性”。我们从中能够学到些什么呢？

现在人们一般认为，麦克斯韦的电动理论会导致一些不对称，而这看起来并不是现象本身所固有的。例如一块磁铁与一根导线之间相互的电动作用，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只依赖导线和磁铁之间的相对运动，但是从习惯的角度看‘磁铁运动’与‘导线运动’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如果磁铁运动而导线静止，则在磁铁的附近形成一个具有有限能量的电场，从而在通过电场的导线里产生电流。如果磁铁静止，导线运动，磁铁周围不产生电场，然而在导线中，我们却发现有一个电动势，没有相应的能量产生它，但是它却在导线中产生了一个电流，假设这两个例子中的相对运动完全相同，则后者导线中电流的方向和大小都与前者相同。这一类例子，以及无法找到与‘以太’有关的地球运动，使人感到电动力学现象，以及各种力学现象，不具备与绝对静止观念相对应的性质。这些事例还使人感到，正如对于一阶小量已经证明的，电动力学和光学的相同的规律，在力学方程成立的任何参照系中都是有效的。

作者想告诉我们什么呢？在本书的后面我将解释一下有关背景。现在，也许我们可以意识到语言是简练的、技术性的、用词谨慎而清楚明了，比它所需要使用的语言简单得多。你不可能仅根据文章使用术语（或根据其并不矫揉造作的题目《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不假思索地猜到这篇短文所说明的狭义相对论诞生到这个世界的关键步骤，成功地宣布物质和能量方程式所做的第一步工作。使我们的傲气有某些收敛的是，我们这个小小的世界所拥有的只是这个宇宙中“特别享有的观点”，在其他方面是人类历史上一个跨时代的事件。爱因斯坦1905年所写论文的开场白具有与其他科学报告完全不同的特点。它令人感到与众不同的是，无私的剖析，谦虚谨慎，对自己的重大成果没有进行张扬地表述。表述的语调与当今产品广告、政治演讲和权威的神学公告（甚至包括书皮上的内容简介）形成鲜明对照。

请注意爱因斯坦的论文是如何在开始时就尽可能交代清楚实验结果。只要可能，科学家们就做实验。这种实验通常根据当前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来进行实验并拿出实验结果。科学家们总是要检测这些理论直至找到突破点。他们并不相信凭直觉感到很明显的东西。地球是平面的曾是明显的事实；重物比轻物坠落快曾是明显的事实；吸血的水蛭会治好许多病曾是明显的事实；某些人是奴隶，这是因为它们生下来就是奴隶，也是上帝的旨意，这也曾经是很明显的事实；宇宙有个中心，而地球则正在那个被称颂的中心点上，这也曾是明显的事实；静止有绝对的标准，这也曾是明显的事实；真理可能会使人感到惊讶无比，也可能与人们的直觉恰恰相反；真理可能与人们深信不移的看法完全不同；实验的作用就是使我们能够获得真理。

在几十年前的一次午餐中，有人向物理学家罗伯特·W·伍德祝酒时说：“为物理学和玄学干杯！”人们要求他对这句祝酒辞作出解释。那时，人们认为“玄学”是类似哲学似的东西，或者是通过思考就能认识到事情的真相的学问。这种玄学也可能包括伪科学在内。伍德作了如下回答：

如果一个物理学家有了一种思想，那么，他想得越深刻，就越想更深入地了解这种思想。他查阅科学文献，他读得越多，这个思想就变得越清晰。理论准备好后，他就到实验室，并设计一个实验来验证这个思想。实验是非常辛苦的工作，多种可能性都要验证。实验的精确度要求很高，错误尽可能减少。他严格按照实验过程进行实验，他仅为获得实验结果而废寝忘食。在经过严格实验后工作结束时，却发现这个思想毫无价值。这时，物理学家就将其抛弃一旁，让自己的头脑从杂乱的错误中解脱出来，转而去做其他事情。

伍德将酒杯高举过头，下结论说，物理学和玄学间的区别并不在于一类实践者比另一类实践者更聪明，而在于玄学家没有实验室。

我认为，电台、电视台、电影、报纸、书籍、电脑程序、主题公园和教室共同努力向所有公众传播科学有四个主要原因。在科学的所有用处中，培养出少量的、专业知识水平很高、高酬金的牧师似的专家是不够的，事实上也是危险的。相反，某些最重要的科学发现和科学方法必须在最大的范围内使公众得到了解。

*对新兴的民族来说，尽管有许多失误，但是，科学仍然是摆脱贫穷和落后的金光大道。科学能够使国家经济发展，全球文明程度不断提高。许多国家都明白了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有这么多来自其它国家的研究生在美国的大学（目前仍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里学习科学和工程学。美国有时没能有效地掌握科学，即放弃了科学，这样做的必然的结果，就是退回到贫穷和落后之中。

* 科学提醒我们要重视由于我们改变世界的技术而带来的严重后果，特别要关注我们赖以生存的全球环境。科学给我们设置了一个重要的早期警戒系统。

* 科学告诉了我们关于人类、生命、我们的星球和宇宙的起源、本质和命运等最深刻的问题。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我们能够确实真正了解了其中一些问题。地球上的每一种文明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并高度重视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当我们领悟到这些重大问题时，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惊出一身冷汗。从长期的发展过程来看，科学送给我们的最贵重的礼物可能就是，它告诉了我们人类能够了解我们的宇宙的产生和发展、我们来自何处、何时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及产生我们自身的方式。

* 科学的价值观和民主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在许多情况下是无法区分的。科学与民主起源于——从它们文明的典型特征上说——同时间地，即公元前7世纪至6世纪的希腊。科学赋予任何一个刻苦学习（尽管非常多的人由于学习有方而避免受苦）它的人以权力。科学发达，确实需要思想的自由交流，其价值观与事事秘而不宣的价值观水火不相容。科学绝不改变自己的原则，即，科学本身没有特别的有利之处或特权地位。科学和民主鼓励非正规思想的自由发表和激烈的争论。科学和民主都需要具有足够的理性、有条理的论据、证据的严格标准和诚实。科学是防范假装有知识的人的有效方法。科学是反神秘主义、反迷信以及反对在不属于自己范围内的地方滥用教义的宗教的一座堡垒。如果我们忠实于科学的价值观，那么，科学就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什么时候被欺骗了。科学在我们犯错误的过程中就能将其改正。科学的语言、规则和方法应用得越广泛，我们就越会有更好的机会来保留托马斯·杰斐逊和他的同行们思想中的东西。但是，科学的成果是比前工业时期那些鼓蛊人心的政客所梦想的东西更能彻底地破坏民主。

在困惑和迷惑的浩瀚大洋中发现偶尔浮现的真理的迹象，需要警觉清醒的头脑、忘我的工作热情和旺盛的斗志。但是如果我们不锻炼这种严谨的思考问题的习惯，我们就不要想解决我们所面对的确实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危险：我们的民族将变成一个很容易受骗的民族，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充斥着傻瓜的世界，如此世代相传，被今后四处招摇的骗子牢牢掌握在手中。

如果有一个刚刚降临到地球上的外星生物仔细地看看我们通过电视、广播、电影、报纸、漫画以及书籍所展示给我们的子女的东西后，可能很容易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在有意地教他们谋杀、强奸、残忍、迷信、轻信以及功利主义。我们一直在这样做，通过不断的重复，许多东西最终起到了作用。但是，如果我们向他们灌输科学和希望，我们又将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

第三章 月球上的人和火星上的人脸

月涌大江流

飘飘何所似
《旅夜书怀》杜甫（中国唐朝，765年）

科学的任何一个领域内都有与其相关的伪科学。地球物理学家中有地球平面说。地球中空说，有坚持认为地球是由猛烈挥动的斧子砍削而成的学说，迅速上升或下沉的大陆板块学说，还有地震预言家；植物学家中有人认为，植物强烈的情感变化可以用测谎器检测出来；人类学家中有人认为现今仍有猿人存活；动物学家中有人认为，恐龙并未灭绝；进化论生物学家中有些人认为可以用《圣经》来解释生物的进化过程；考古学家中有人宣称发现了古代宇航员，相信那些伪造的神秘的有魔力的符号和拙劣的雕塑品；物理学家中则有些人鼓吹永动机，可能还要加上冷凝术；号称推翻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业余人士；化学家中至今还有人相信炼金术；心理学家中有非常多的人使用的心理分析方法几乎全都是心灵学方法；经济学声称可以进行长期的经济预测；而气象学家从根据太阳黑子计算日期的《农民历书》出现以来就一直在进行长期天气预报（当然长期气候预测是另外一回事）。天文学家中拥有影响力最大的伪科学——产生于这个学科的占星术。伪科学有时与其他学科交叉，使人造成知识混乱，比如用心灵感应寻找大西洲下埋藏的珍宝，或用占星术来预测经济发展。

因为我主要研究星球，也因为我一直在对外星生命存在的可能性进行研究，因此，关于未知世界的各种伪科学就十分经常地光顾我的门槛。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通常将外星生命称为“外星人”。在我即将开始的这章中，将介绍两种最近出现的、相互间有所关联的伪科学的学说。这些例子说明了人类理解和认知能力的不完善使得我们在非常重大的问题上受到欺骗。第一件事是关于自远古时代就存在于火星表面上的一个巨大的石脸，这个石脸在火星的沙地上毫无表情地凝望着太空；第二件是外星人从遥远的星球漫不经心地、不受任何伤害地造访地球的故事。

尽管我将这些事情概括得如此直截了当，但是，在仔细思考这些说法时是否会有一种令人感到惊恐的感觉呢？如果这些古老的科学上的幻想——毫无疑问与人类内心深处的恐惧和渴望具有重要的关系——实际上确实曾发生过，又会怎样？难道有谁能够对此不感兴趣吗？仔细看一下这些材料，即使是彻头彻尾的愤世嫉俗者也会有所触动。我们是否能够打百分之百的保票，确信自己能够保持怀疑态度，坚持不相信这些说法？如果说连坚决的认真的探索者也能感觉到这些说法具有吸引力的话，那么那些未受过科学的怀疑精神教育的像“巴克利”先生那样的人又会如何感觉呢？

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内——在出现航天飞机和望远镜以前，当我们主要沉浸在幻想中的时候——月球一直是个谜。几乎无人认为它也是一个世界。

当我们用肉眼仰望月球的时候，我们实际上看到了些什么？我们看到的是不规则的明暗交错的斑点，与我们所熟悉的任何客观事物都无相像之处。但是，我们的眼睛会将那些斑点结合在一起，我们会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些斑点，而忽略了其他斑点，这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人的本能。我们有意识地找一个图形，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图形。在世界各地的神话和民间传说中，人们看到了许多形象：一个正在月桂树下织布的女人；一头正跳下悬崖的大象；一个背着篮子的姑娘；一只兔子；月亮的肠子被一只不会飞的暴躁的鸟啄出后撒满月球表面；一个正在捣塔帕维维布的女人；一只四眼美洲虎。生活在一种文化环境中的人很难理解生活在另一种文化环境中的人怎么会看出那么奇怪的东西。

普遍的说法是月亮里面有一个人。当然他并不是真的像人。这个人的面孔一边高一边低、歪扭并且下垂。在左眼的上面挂着一块肉排似的东西。那张嘴在表达一种什么情感呢？在喊表示惊讶的“嗷”吗？还是一种忧伤，或者悲痛的表情？还是沮丧地对地球上芸芸众生的艰辛努力表示了他的认可？显然这张脸是太圆了，耳朵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猜他的头也是秃的。尽管如此，每次我看月亮的时候，我就会看到一张人脸。

世界各地的民间传说把月球描述成一个无聊的东西。在阿波罗登月火箭前，人们告诉孩子们月亮是用绿（就是带有臭味的那种）奶酪制成的，这种比喻被认为并不美妙，但却很有趣。在孩子们的书中和编制的卡通片中，月亮上的人经常被简单地画成一个圆圈中的脸，与配有两个小黑点似的眼睛和一个两端上翘的嘴那种没有任何含义的“笑脸”没有任何区别。他和蔼慈祥地俯视着在月色中嬉戏的动物和儿童以及餐桌上的叉勺。

我们现在再考察一下我们用肉眼观察月球时所看到的两种地形：一个是比较明亮的前额、脸颊和下巴，另一个是比较暗淡的眼睛和嘴巴。通过我们的望远镜我们可以看到，明亮的面部一部分事实上是古火山喷发后形成的高地，据我们目前所知（使用放射方法测量阿波罗号上宇航员带回的样品从而得知火山形成的年代），这个火山形成于45亿年前；暗淡一些的形象则是被称做洼地（MARIA，单数形式是MMRE，源自拉丁文，海洋的意思，尽管就目前我们所知，这个洼地实际上干燥得就像一块骨头）的形成年代短些的玄武岩熔岩流。洼地是在月球历史上于最初几亿年前形成的，形成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无数的小行星和陨石的高速撞击。右眼被称做英布里姆洼地，而左眼上方的那块下垂的牛排则是塞伦尼达提斯洼地和特郎奎里达提斯洼地（阿波罗Ⅱ登陆地点）的结合部，歪斜的张着的嘴是胡莫拉姆洼地（不借助仪器仅靠人们的肉眼是无法分辨的）。

月球上的“人脸”事实上是古代灾难的一种记录，人脸中的大部分形象是在人类出现以前形成的，甚至是在哺乳动物、脊椎动物、多细胞有机体，甚至可能是在地球上出现生命以前形成的。这是我们人类自高自大的特点——将人脸的形象强加

人类像其他灵长类动物一样，喜群居生活。我们还喜欢与别人的合作。我们是哺乳动物，对后代的亲情照料是保证世代繁衍的主要因素。父母对孩子微笑，孩子回报以微笑，亲情关系得以建立或加强。一旦婴儿能够视物，他便开始认识面孔，就目前我们所知，这种技能是大脑遗传的结果。那些在100万年前不能认识人脸并很少回报以笑容的婴儿不太可能赢得父母的欢心，因而也较少有机会活下去。而现在，几乎每一个婴儿都会很快地辨认出人脸，并对之报以傻傻的微笑。

我们大脑中的辨认形状的机能是如此有效，以至于能够从相似的其他人中辨认出一张人脸，以至于我们有时可能看到实际并不存在的人脸，而与此同时，这种机能也带给了我们一种尚未引起注意的副作用，那就是，在没有人脸存在的地方，我们也能看到脸。我们将一些毫不相关的明亮的或暗淡的独立图形组合在一起，并无意识地尽力看出一个人脸。月球上的人就是这样一种结果。米凯兰杰洛·安东尼奥尼的电影《爆炸》描述的就是另一种例子。其他的例子也很多。

有时还有地理结构形成的人形，比如说在新罕布什尔州福兰克·诺奇的老人山。我们认为它们是一些超自然的东西或者是新罕布什尔州未被发现的古代文明，然而，它们只不过是岩石表面的风化和崩塌的产物。无论怎样看它都不像人脸。在北卡罗莱纳州的魔鬼头，英格兰的威斯特沃特的司芬克斯石，法国的老妇人，亚美尼亚的瓦坦石。有时候人们又发现了一个斜躺的女人，如墨西哥的依克斯塔其豪特山；有时候人们又会发现人体的其他部分，如怀俄明州的伟大的泰坦，是由法国探险家命名的一对西部一直延伸过来的山峰（事实上是三座山峰）；有时候是人们对变幻的云的图形的错觉。在中世纪晚期和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许多人“证实”在云中看到了圣母玛利亚（当我乘船行驶在斐济苏瓦的时候，曾看到一个在酝酿着风暴的乌云中下颚突出的真正面目狰狞的怪兽的头）。

有时你会看到一棵蔬菜、树皮或牛皮的某些部位上很像人脸。有一个很有名的茄子与里查德·M·尼克松非常相像。我们从这件事上能够推论出什么呢？是神明的旨意还是外星生命介入了我们的生活？共和党人对茄子遗传基因的干预？都不是。我们应该承认，世界上有大量的茄子，假如我们能够见到数量足够的茄子，我们迟早会发现有像人的面孔的茄子，甚至是像非常特殊的人脸的茄子。

当人们发现的脸像是宗教名人的时候——比如一块玉米饼据说是显现出耶酥的脸——信徒很容易将其推论为上帝的杰作。在一个充满疑惧的年代，人们渴望寻求解脱精神上的压力，然而这些人们创造出来的奇迹似乎并没有昙花一现。我们可以想一下，自从人类出现以来，人们做出了多少玉米饼，如果没有几个至少有点像我们熟悉的人物的玉米饼，那才真是令人感到奇怪呢。

人参和曼德拉草（有毒，用做麻醉、催眠药——译注）的根被人为地赋予了神奇的功效，部分原因是因为它们有点像人的形状。有些栗子的裂口就像是一张笑脸，有些珊瑚看起来像是手臂，耳蘑（有时被不太好听地称为“犹太耳”）的确很像一只耳朵。人们还可以在一些蛾子的翅膀上看出像是许多眼睛的图案，有些并不仅仅是一种巧合。像人脸的动物或植物一般不会被有脸的生物所捕食，或许是因为这些生物害怕有脸的食肉动物。“手杖”是一种巧妙地伪装成一节树枝的昆虫，它一般在树的表面或缠绕在树上生活，与树的天然形状和颜色浑然一体。它们在植物世界中保护性拟态使得它们免遭鸟类和其他食肉动物的捕食。把这说成是达尔文自然选择原理所描述的缓慢形成的形态是有充足的理由的。生命王国之间的这种界限的交叉使人疑神疑鬼。一个孩子看到一根手杖很容易地就会想象到出自植物险恶目的而布置的大量的树干、树枝和树。

在一本出版于1979年的题目为《自然界中的相似》的书中描述许多类似的例子，并配有插图。作者约翰·米歇尔是英国一个神秘学的狂热鼓吹者。他崇信理查德·谢弗，正是谢弗（下面我还要详述此人）在美国掀起UFO的热潮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谢弗在他威斯康星州农场里砍开石头，用一些象形文字记述说，只有他才能从中看出世界全面的历史，而其他人对此却是很难理解的。米歇尔还信以为真地接受了剧作家和超现实主义理论家安托南·阿尔托的学说。安托南·阿尔托在取自佩奥特掌的致幻药的作用下，从岩石风化的表面图形上能够看到正在经受拷打的人、凶猛的野兽和类似的东西。米歇尔说：“全部景象按照一种独立的思想的创造揭示出自身。”但是在此我们要问有一个关键的问题：这个思想存在于阿尔托的头脑之外还是之内？阿尔托下结论说，这些岩石上明显的图形是古代文明所制造的，米歇尔也同意这种说法，而不是阿托尔在迷幻剂的作用下被改变了意识状态的幻想的产物。当阿托尔从墨西哥回到欧洲后被确诊已经疯了。米歇尔所诋毁的“唯物主义观点”从怀疑主义的角度对阿托尔的观点提出了疑问。

米歇尔给我们看了一张用X光射线拍摄的太阳的照片，那上面的太阳隐约看出像是一个人脸，他告诉我们这是在日冕中“古尔捷耶夫的信徒看到自己主人的脸”。遍布世界各地的巨石、山岭和树干上的数不清的人的面孔都被推论为是古代智慧的产物。将石头堆积起来，从远看就像巨大的人脸在作法，可能有些善意的现实的玩笑，也会是鼓动人们将其当做一种宗教的象征。

认为大多数图形是岩石在自然形成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以及动植物的双边对称加上一点自然选择的作用的观点——所有这一切都是经过人类的偏见对我们的洞察力进行处理的结果——都是米歇尔所描述的“唯物主义”和“19世纪的幻想”。“受唯理论观点的影响，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比我们想要了解的自然本质要模糊和更具有局限性。”他探究自然的本质的过程没有透漏。米歇尔对自己的描述下结论认为：

它们的奥秘在本质上仍未被探究，它们仍然是奇迹、激动与思考的无尽的源泉。我们确切知道的是，自然创造了它们，与此同时给予了我们观察它们的工具和欣赏它们的无尽勉力的智慧。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和快乐，这些智慧应该被认为是用天真纯洁的眼睛，不受任何理论和先入之见的影响，从多种视角以及运用我们的天赋丰富我们的生活和使人类的生命具有尊严，而不是仅使用模糊不清的和武断的单一的视角观察自然。

可能关于不样的图形最为著名的虚假的观点就是关于火星上的运河了。世界各国的具有献身精神的几代职业科学家通过大型望远镜在1877年就对火星进行观察，并似乎证实了那些运河的存在。据称那一个由单直线和双直线构成的网络，在火星表面纵横交错，这是出乎人们想象的有规律的几何图形，它们只能是智能生物创造的东西。于是有人便作出能够引起回味的结论，认为在这个干热、物种绝迹的星球上居住着历史悠久和智能发达的技术文明，他们奋力工作以及保存水资源。数以百计的河道被绘制成地图并命了名。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他们却不按照片说明这些情况。有人认为，人眼能够记住大气透明度良好的情况下出现的瞬间事物，然而那些无法看清的感光底片所拍摄的是许多不清楚的时刻，仅有很少一些胶片可以看清楚。一些天文学家看到了运河，而很多却并未看到。或许有些观察者在观察运河方面技巧更高超，也可能整个事情只是一种错觉而已。

火星是生命的居所的思想，以及到处流传的畅销小说中所描述的“火星人”，都源自这些运河。我本人就是在阅读这种文学中长大的，当我自己成为了火星探险“水手9号”——第一艘沿这个红色星球轨道环绕飞行的宇宙飞船——的研究人员时，我很自然地对搞清楚到底实际情况是什么充满了兴趣。通过“水手9号”和“海盗”宇宙飞船，我们能够探测这个星球的全部表面，探测精度比在地球上所能探测到的精度要高出数百倍，所有的探测结果不出我之所料，没有发现任何运河的痕迹。通过望远镜可以发现一些多少带有直线痕迹的东西——例如，一条5000公里长的裂谷很容易就被发现了。但是数以百计的“古典的”将水从极地经过荒芜的沙漠输送到干热的赤道附近的城市的运河却根本就不存在。这些传说都是人们的想象，是我们透过不稳定的、扰动频繁的大气层，以很有限的分辨率，由我们功能有限的肉体器官所制造的想象。

即使是几代职业科学家们——包括一些著名天文学家，他们曾经做出了一些为我们所确认，还在得到赞扬的发现。他们在模式识别上也会犯严重错误，甚至是影响深远的错误。特别是当我们在应用我们认为和我们正认识到的似乎是很深刻的观点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进行充分自我检验和自我批评。火星运河的神话是一个有警示意义的故事。

宇宙飞船探险计划为我们提供了改正我们对运河的错误了解的机会。但是，对于意外图形谈论最多的话题却是来自飞船探索，这也是确实的事情。在60年代早期，我就鼓励说，我们应该注意发现古代文明的人工制品的可能性，无论这些制品是那些属于某个特别世界的当地物品，还是来自其他地方的来客所制造的东西。我并没有将这件事想象为是很容易的或可能实现的事情，我当然并不是说，对于如此重要的问题，任何缺少确凿证据的说法都值得认真考虑。

自从约翰·格伦发布了他的引起争论的“萤火虫”飞绕在他的太空舱的报告以来，每次当宇航员报告说看见了某些东西时，总是不能马上被人们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总会出现一些将这些东西推断为“外星人”的人。枯燥无味的解释——例如，在太空环境下从飞船上脱落的油漆斑点——被很轻蔑地否定了。奇妙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对我们的诱惑减弱了我们批判的才能（好像一个人变成月亮也不足以为怪了）。

在阿波罗飞船登月的那一段时间，许多不是什么专家的人——小型望远镜的拥有者、飞碟的狂热者、宇宙空间杂志的投稿人——扑到那些发回的照片上，试图发现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和宇航员忽略的异常事物。很快便出现了月球表面上刻有巨大的拉丁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的报道，还有金字塔、高速公路、十字架、闪着光亮的UFO；还有报道说月球上面有桥梁、无线电天线、大量缓慢行驶的车辆留下的痕迹，以及能够将火山口切割为两半的机器所造成的毁灭性的后果。然而，每种说法都是业余的分析家对月球自然的地理形成状况所作出的错误判断，或者是宇航员的哈赛尔布拉德牌像机光学镜头内部的反光而造成的效果，或类似的原因。某些热心人辨认出了弹道火箭长长的影子——不祥地报告说苏联的火箭正对着美国。还有被描述为“圆锥体的”火箭，实际上是当太阳接近月球的地平线的时候所抛下的长长的阴影。只需要一点三角数学知识便会解除这个海市蜃楼。

这些事情也给我们提出了很好的警告：对于那些由我们并不了解的过程蚀刻而成的复杂地形，如果非专业人员（有时甚至是专业人员）在研究照片，尤其是在分辨率有限的情况下研究照片的时候，经常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他们的希望和恐惧，可能会使意欲获得重要发现的激动之情战胜通常所具有的怀疑精神和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我们目前所掌握的金星表面的图像资料，有时候我们会看道到一些很奇特的地形，比如，美国地理学家在分析苏联轨道雷达拍摄的图片时，发现了约瑟夫·斯大林模糊的肖像。我猜想，没有任何人会坚持认为这是未重新形成组织的斯大林分子伪造的磁带，或者前苏联在金星表面曾经策划了前所未有的行动，而至今其整个计划仍未得到揭示，在那个地方所有的着陆航天器在一到两个小时之内都被烧焦。这些古怪的东西，无论它们是什么，都是地质变化形成的结果。在乌拉尼亚卫星天王卫一上的看起来像卡通人物巴格斯·巴尼的肖像同样是地质变化的结果。哈勃天文望远镜用近红外线仪器观测到的泰坦星的图像使我们知道，是星云大略地勾画出一个巨大的笑脸。每一个研究行星的科学家都能说出自己喜欢的形象。

银河系天文学中也充满了想象出来的类似的东西。例如马头星云、爱斯基摩星云、夜枭星云、小丑星云、大蜘蛛星云和北美星云，所有的不规则的气体星云和暗云，都被明亮的恒星照亮，它们的某一部分比我们的太阳系还要大。当天文学家绘制几百亿光年外星系的分布时，他们发现自己正在勾画一个很粗鲁的人的形象，由此他们将其称作“拄拐人”。整个图形就像数量巨大的紧密相连的泡沫，各个星系在这些紧密相连的泡沫表面上组成，而在内部没有星系。这使得天文学家们将其勾画成两边对称的像一个“拄拐人”图形。

火星比金星要温和得多，尽管海盗探测器没能提供有生命存在的有力证据。它的地形构成非常复杂、变化多样。大约10万张近距离拍摄的照片展示，关于火星上有一些不寻常的东西的说法并不令人感到惊奇。比如，在面积达8公里的火星冲击坑中有一张快乐的“笑脸”，外面有一系列呈放射状的泼撒痕，使其看起来很像是传统的绘画手法所描绘的微笑的太阳。但是却没有人可能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将其说成是一种先进的火星文明所创造的东西。我们认识到，太空中坠落的大小不一的物质，在每一次冲击后所形成的表面的反弹和回落，使得表面的形状发生变化。由于远古时代的水和泥石流以及近代风沙对表面的蚀刻，必定会形成多种多样的地形地貌。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10万多张照片，偶尔发现像人脸的图形并不令人感到奇怪。根据我们从婴儿时期发展起来的大脑功能，如果我们不能在这儿或那儿发现一个像是人脸的东西反倒令人奇怪了。

火星上一些小山酷似金字塔。在极乐世界高原有许多这样的山丘，最大的底部直径达几公里宽，向同一个方向排列。在沙漠中耸立的这些金字塔令人感到有些恐怖，使人联想起埃及的吉萨高地。我倒非常希望能够更详细地对它们进行研究。然而，由此而推断在火星上也有法老是否有道理呢？

同样的小型的类似金字塔的东西也有，特别是在南极洲。有些高度仅达你的膝盖。如果我们对其形成的原因一无所知，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下结论认为它们是生活在南极洲荒原上的埃及人式的小人儿们建造的呢（这种假设虽然与观察有相符之处，但是我们还非常了解极地环境和人类生理学的反对意见）？事实上它们是风蚀作用形成的。松散的细沙被强烈的风刮向同一个方向，许多年后，将原来并不规则的小丘逐渐地蚀刻成非常对称的金字塔。它们被称为dreikanters，源自德语，意思是三面。这是自然过程造成的从混饨中产生的有序。这是我们在整个宇宙中（比如，在螺旋状的星系转动中）多次见到的现象。每次出现这种现象时，我们总要不由自主地下结论说它们是某个造物主的直接发明。

有证据表明，火星上的风比地球上的猛烈得多，最大风速可达音速的一半。席卷整个星球的，携带着大量沙尘的沙暴经常发生。持续不断的夹杂着沙粒的风暴速度比地球上最猛烈的风暴的速度要快得多，在漫长的地质时间里，使岩石和地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风神施威将一些东西，甚至是非常大的东西雕刻成我们所看到的金字塔的形状，这并无多少稀奇之处。

在火星上有个地方叫做基多尼亚，那儿有一张直径达一公里的巨大的石脸无神地呆望着天空。这是一张不太友好的脸，但是似乎是很容易辨认出的人类的脸。在表现手法上，很像普拉克西特利斯的作品。这个巨大的石脸藏卧在许多低矮的被蚀刻成奇形怪状的低丘中，这些沙丘可能是古代泥石流和长年风蚀的作用形成的。根据撞击坑的数量判断，整个地区看起来至少已有几百万年的历史了。

这个“脸”时时吸引美国和前苏联人的注意。1984年12月20日的一份叫做《每周世界新闻周刊》的以诚实报道而出名的市场小报在头条位置写道：

苏联科学家的惊人结论：

火星上发现庙宇遗址

太空研究发现具有5万年历史的文明遗产

据称消息来自不愿透露姓名的苏联机构，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的苏联空间探测器的发现。

但是这个“脸”的整个报道几乎全部是美国人炮制的。1976年“海盗”轨道飞行器发现了它。由于光线和阴影所造成的幻觉，一个研究计划人员不幸地忽略了这个物体，此事后来引发了一场对国家航空航天局隐藏了它对一个巨大文明的发现的指责。一些工程师、计算机专家以及其他人——其中一些是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雇员——在业余时间用数字技术提高图像的清晰度，也许他们期待令人激动的发现。即使所要求的证据的标准很高，在科学上也是可以实现的，甚至是会得到鼓励的。有些人为使图像更清晰，工作得非常仔细认真，他们真应该受到赞扬。另外一些人的想象力则更加丰富，他们推断，不仅这张脸是真实的人类不朽的雕塑，而且还说他们发现其附近还有一个有庙宇和要塞的城市。一位作家用站不住脚的证据宣布说，那些古迹对于天文学来说具有指导意义——尽管不是现在，而是50万年前——从那个遥远的时代起，基多尼亚的奇迹就耸立在那里了。但是，那时建造这些奇迹之人怎么就是人类呢？5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正忙于掌握石器和钻木取火，他们没有宇宙飞船。

火星上的人脸被用来与“地球上的文明所建造的同样的人脸”相比较，因为“这些脸仰望着天空，因为他们在寻找上帝”。也有人说，这些脸是由于星际大战留在凹凸不平惨遭破坏的火星（包括月亮）表面上的幸存者所建造的。是什么造成了那些陨石坑呢？这张脸是早已灭绝的人类文明的遗迹吗？它们的建筑者来自于地球还是火星？这张脸是那些在火星上做短暂停留的星际旅游者们所雕刻的吗？它们留在那儿是等待我们去发现的吗？他们是否也曾到过地球并创造出生命？或者至少是创造了人类？他们到底是谁，是上天的神？这张脸引起了纷纷扬扬的猜测。

更近一段时间以来，有人提出的一些观点将火星上的“古迹”与地球上“麦田圈”联系到了一起。还有人说，在古老的火星机器中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等待人们去提取。还有人说国家航空航天局掩盖了大量的事实，不让美国公众知道真相。这些宣称已经不仅仅是对复杂的火星地貌的不认真的猜测了。

1993年8月，当“火星观察者号”航天飞机在火星着陆区着陆失败时，有些人指责国家航空航天局伪造事故，以便使自己能够认真地研究那张脸，而又不必将结果公诸于众（如果事实确实如此，这个荒唐可笑而又显而易见的伪装确实水平很高：所有火星地貌学的专家对此都一无所知，我们这些在探测火星计划设计中做出辛苦努力的人却没有因为“火星观察者号”的失败而受到设计缺陷方面的指责）。我们甚至在喷气推进试验室门外安装了一些加固栓以防可能出现的能量浪费。

1993年9月14日，街头小报《每周世界新闻》用第一版整版的篇幅进行了题目为《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新照片证实火星上确有人类生存！》的报道，报上刊登了一张伪造的人脸的照片，这张照片据称是“火星观察者号”在火星轨道上拍摄的（事实上，这个宇宙飞船似乎在进入预定的轨道之前就失败了），一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一流太空科学家”证实说在20万年前火星人曾在地球上生活过。这个消息被封锁，有人要求他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世界恐慌”。

我们先不谈这样的消息泄露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能引起什么“世界恐慌”。对于任何一个目睹了不祥的科学发现的人来说——1994年7月木星与“鞋匠列维9”相撞的情景会涌入我们的脑海——他们很清楚地看出，科学家们总是非常活跃和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他们在分享新数据中具有一种无法控制的冲动。除非事先有协议，或有事前和事后的各种因素需要考虑，否则科学家是不会严守军事机密的。我不接受科学具有事事保密的特性的观点。科学文化和科学精神就是（而且我们也有充足的理由认为）集体性、合作性以及相互交流性。

如果我们只是将自己局限在我们已知的范围内，无视小报业炮制的在稀薄的空气外的前所未有的发现，我们的处境将会怎样？如果我们对那个“人脸”所知甚少，我们会产生恐惧。如果我们对其了解得多一些，其神秘的面纱就会昭然若揭。

火星表面大约有1．5亿平方公里，相当于地球的陆地面积。火星“司芬克斯”高地大约一平方公里。大约在1．5亿张邮票中有一张（比较而言）邮票大小的地方被看成是人造的东西，是否太令人感到奇怪（尤其是我们从童年时期开始就有观察人脸的嗜好）？当我们仔细观察周围的山丘、平顶山和其它复杂的地貌的时候，我们会承认，这些物体虽然与人脸的相像程度并不是惟妙惟肖，但是很相似。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相似？古代火星工程师们为什么不断地加工这个小山（也可能还有其它一些小山），而不使用古代雕刻技术加工其它所有的物体呢？也许我们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其它大山包也被雕刻成人脸的形状，只不过是更加奇特的人脸，与我们的地球人的脸完全不同罢了。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研究这些原始图片，我们会发现，一个设置在关键部位的“鼻孔”——一个使这张脸更富有表情的鼻孔——事实上是由于无线电信号在从火星到地球的传播过程中丢失的数据而形成的黑点。这张“脸”的最好的一张图片显示，它的一半是由太阳照亮的，另一半是处于黑暗的阴影中。使用数字处理数据技术，我们可以极大地提高阴影部分的对比度。当我们这样处理后，我们发现了一个不像人脸的东西。最多可以说是半个脸。无论我们怎么感到呼吸憋闷，心跳加快，火星司芬克斯看起来仍然是一个自然形成的东西，而不是人造的，外观上看起来也不像人脸。这张“脸”可能是在几百万年缓慢的地质变化过程中形成的。

但也许是我错了。对于一个事实真相我们了解甚少的世界是很难下结论的。对于这些物体，应该用更大的决心进行更为贴切的研究。我们需要更清晰的关于“人脸”的照片，这样的照片将会解决亮暗对称的问题，同时有助于解决这个人脸到底是地质变化的结果，还是伟大不朽的雕塑品之间的争论。人脸上或附近的小撞击坑能解决其形成年代的问题。关于其附近的结构确实曾经是一座城市（我不同意这种看法）的观点，也需要通过更严格的考察才能搞清楚。那些东西是残破的街道吗？是城堡上的雉堞吗？还是庙塔、塔、有立柱的庙宇、伟大不朽的雕塑、巨大的壁画？亦或仅是岩石呢？

即使这些说法事实上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个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它们也值得研究。与UFO现象不同，对于这些物体我们有可能进行决定性的试验。这种假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些物体所具有的特性使其进入了科学研究的领域。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和俄罗斯的火星探险计划，特别是装备有高清晰度电视摄像仪的轨道飞行器，将会在更详尽地研究金字塔和有些人所称之为人脸的物体中做出特别的贡献（在数以百计的各种科学问题中）。

即使是有一天，每个人都弄清楚了，火星上的那些物体是地质变化形成的，而不是人工建筑，但我想，对于太空中那些伟大不朽的人脸（以及类似的奇迹）的议论却不会销声匿迹。现在就已经出现了市场小报关于有人已经看到从金星到海王星（随云层飘动？）都有几乎非常相像的人脸的报道。这些“发现”都被归功于子虚乌有的俄罗斯宇宙飞船和想象出来的空间科学家——这种说法当然使得任何一个怀疑者在验证这个传说时都增加了一些困难。

一个火星人脸的热心人现在宣布：

本世纪重大科学发现新闻

惟恐引起宗教动乱和骚动

受到国家航空航天局查封

月球发现古代外星人遗迹

一座“相当于洛杉矶盆地面积的巨大城市，被巨大的玻璃圆顶所覆盖，几百万年前即被遗弃，被流星雨摧毁，这些流星高达5英里，有的是巨大的达1平方英里的立方体”。这个在已经被认真研究过的月球上的发现被令人惊异地“得以确认”。你要证据吗？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机器人和阿波罗登月计划中所拍摄的照片的重要性受到政府的掩盖，许多国家的不为“政府”工作的月球科学家们都没有对这些照片的重要性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1992年8月18日出版的《每周世界新闻》报道了“一颗秘密的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射的卫星”的一个发现，从位于星系M15的中心的黑洞中发出了“几千个，甚至可能上百万个声音”，这些声音齐声高唱“‘光荣，光荣，光荣属于上帝’，这些声音‘一遍又一遍’，连绵不绝”。而且这些歌声是用英语演唱的。甚至还有一个小报报道说（尽管还配有模糊不清的图片），在一次太空探测中，在猎户座星云中拍摄到了上帝，至少拍摄到了他的眼睛和鼻梁。

1993年7月20日《每周世界新闻）在头条新闻中报道说“克林顿会晤了肯尼迪”，配有一张看起来年代久远的经过伪造的照片，肯尼迪在暗杀中神秘地逃脱，他正躺坐在戴维营里的一辆轮椅上。在这张小报的许多版面中，我们被告之或许会对另外一件事情感兴趣。在“末日小行星”里，一份被列为绝密的文件里记录了一些号称“一流”的科学家的话，他们认为，一个小行星（“M167”）将会在1993年11月11日撞击地球，这可能意味着“地球生命的末日”。报道还说，克林顿总统随时会得到关于“这个小行星的位置和运行速度”的消息。可能这是他与肯尼迪总统会晤时讨论的各个议题中的一个。不知为何，地球逃脱了这场灾难的大事，在1993年11月11日平安度过以后的回顾文字中竟然不值得一提。至少头条新闻的记者在头版新闻关于世界末日的新闻报道没有得到澄清。

有些人将这件事当做仅仅是一个玩笑而已。然而，我们生活在一个算出小行星撞击地球的威胁的长期统计数据必须得到证实的时代（当然，这种真实的科学也是一种灵感，如果这个词确实能说明这种科学，那么，《每周世界新闻》确实有灵感），政府机构正在研究应付措施。这种四处流传的对某些事件的过度夸张和虚假的报道使得公众无法分辨真正的灾难和小报的虚构，可以想象公众是否有能力采取预防措施减少或防止危险的发生。

这种小报常常被控告——有时男女演员坚决否认自己的拙劣演出——偶尔还要花费大量的金钱更换人员。这些小报肯定认为这种控告正是在做大获利润的买卖时所必须付出的一笔花费。他们辩护时经常说，他们对作者很宽容，他们没有学术机构所必须承担的检查这些作者发表的作品的真伪的责任。《每周世界新闻》的责任编辑塞尔·伊冯在谈到他发表的报道时说：“就我所知，这些报道都是活跃的想象力的产物。但是，我们是小报纸，我们没有必要去询问报道以外的问题。”怀疑主义卖不了报纸。那些背叛了这些小报的作者描述了作者和编辑编造报道和头条新闻的“创作会”，报道内容越稀奇古怪越好。

在这些小报的大量读者群中，许多人并没有肤浅地相信这种报道。他们认为，这些小报如果本身不想这么做，“怎么会”印刷出这些故事来呢？在我与之交谈过的读者中，有些人坚持说，他们读这种报纸仅仅作为一种消遣，就像看电视中的“摔跤”节目一样。他们一点都不相信这些报道，出版社和读者都知道这些小报刊登的都是幽默故事，追究这些插科打诨的东西才是荒唐，它们才不按照证据法则承担那么多责任呢。但是我收到的信件表明，相当大数量的美国人确实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些小报上的报道。

90年代，小报发展很快，贪婪地吞没了媒体中的剩余领域。报纸、杂志或电视节目中的报道由于许多东西大众实际上已经知晓，因而处处谨慎小心，这些传媒的收视率和发行量受到那些报道标准不严肃的传媒的排挤。我们可以从新出现的观

众已经确认的小报电视中看出这一点，这样的情形正在导致新闻和信息节目标准的降低。

这种报纸能够得以生存和不断发展是因为看的人多。我认为，这些东西受欢迎的原因是，我们中的许多人渴望从单调乏味的生活中寻求一些刺激。希望能够重新唤起记忆中童年时代所具有的新奇感。对于少数报纸来说，它们能够并且确切无误地感受到，某些年老、聪明、有智慧的人正在四处寻找它们。很显然，对许多人来说仅有信仰还不够，他们渴望有确凿的证据和科学证实。他们渴望有科学的证明标志，但是，却不愿意忍受使科学的标志具有可信性的严格的证据标准。这是怎样的一种轻松感：怀疑被可靠地解除了！使我们困惑的令人厌恶的负担便被解除。对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感到忧虑，如果我们仅相信自己，人类的未来将会怎样？

这是那些为证明某种东西的存在而无中生有编造证据的不知羞耻的人所创造的现代奇迹。他们躲避怀疑论者的例行检验，以低廉的价格在这个国家的市场、杂货店和方便的小商店中出售。这些小报的伪造手法之一就是迫使科学，这个我们对任何怀疑的东西进行检验，确认我们古老的信仰的有效工具，与伪科学和伪宗教保持一致。

总的来说，科学家在探索新世界时思想是开放的。如果我们预知自己将会发现什么，我们就没有必要进行探索了。在未来火星探险和其它令人神往的地球附近的宇宙世界中进行探索时，我们完全有可能，可能是必然地，获得惊奇的发现，甚至我们曾经想象过的神秘的事物。但是我们人类有欺骗自己的才能，因此，怀疑精神必须成为我们探索者的各种探索工具中的组成部分。我们不必再创造任何东西，等待我们去发现的宇宙中的奇迹已经足够多了。

第四章 外星人

“实际上，真正使我相信这个星球上没有居住者的理由，是因为，在我看来，任何有理智的生物都不愿意在此居住。”

“照你这么说，”迈克尔迈佳说，“也许居住在那上面的生物都没有什么理智。”
两个外星人在到达地球时的对话；

伏尔泰《哲学史》（1752）

外面天还黑着。你十分清醒地躺在床上。你发现自己完全瘫痪了。你感觉到有人在房间里。你想喊，却喊不出来。几个不到4英尺的小东西站在床脚边。他们的脑袋呈梨形，光秃秃的，与身体相比显得很大。他们的眼睛很大，面部毫无表情，彼此没有什么差别。他们穿着紧身上衣和靴子。你希望这仅仅是一个梦。但是，你渐渐地断定，这是真的发生在你身边的事情。他们把你抬起来，令人感到恐怖的是，他们和你沿着卧室的墙滑了出去。你飘到了空中，你高高地升到天空，升到一个碟状的金属飞船。当你一进入飞船，便被护送进一间医疗检查室。一个体积稍大、但是模样相同的东西——显然是某种医生——将你接了过去。下面发生的事情更令人感到恐怖。

各种仪器和机器探测你的身体，尤其是性器官。如果你是男人，他们可能从你身上采集精液样本。如果你是女人，他们可能从你身上取走卵子或胎儿，或在你体内注入精液，也可能强迫你与其性交。这些事情都做完后，他们会将你带到另一个房间去，在此，那些一半是人，一半是这种生物的杂种婴儿或胎儿的东西在你的身后盯着你。你会接受对人类不端行为的警告，尤其是关于掠夺环境或艾滋病流行问题的警告。他们会为你描绘出未来遭受破坏的情景。最后，这些面色阴暗的灰色使者将你护送出飞船，像流水一样渗流、穿过墙壁，进入房间，将你放到床上。当你能够活动和说话的时候，他们已经走了。

你可能立刻就忘记了这个事件。但是你却会发现某段时间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为此，你困惑不已。因为这一切看起来如此怪诞，你甚至有些担心自己的神志是否还清楚。很自然，你不愿意谈论此事。但这段经历却又使你烦躁不安，很难做到守口如瓶。一旦你听到相似的谈论，或当你接受富有同情心的治疗专家的催眠治疗时，甚至当你在某本大众杂志、书籍和电视关于UFO的“特别节目”中看到一个“外星人”的图片时，你就会滔滔不绝地讲起你的经历。有些人说，他们能够回忆起他们童年时代的类似经历，他们认为自己的孩子如今也被外星人所绑架。这种事情许多人的家庭中都发生过。他们说，改进人类的繁衍血统是一项优生工程。也许外星人一直是这样做的。有些人说，人类也许最初就是与外星人结合的产物。

正如近几年来的民意测验结果表明的，大多数美国人相信UFO的外星人访问过人类。在1992年进行的一次洛普（Roper）调查中，将近6000美国成年人，特别是那些自己说曾经接受过外星人绑架的人接受了调查。结果18％的被调查者说，有时他们醒来时，发现自己处于瘫痪状态，同时感到房间里有一个或更多个奇怪的生物；约13％的被调查者说，他们有一段时间奇怪地消失的经历；将近10％的被调查者说，他们曾经有过在没有任何机械帮助的情况下在空中飞翔的经历。调查的发起人仅从这些调查结果中得出结论，2％的美国人曾被绑架过，其中许多次的绑架是其他世界的生物所为。从未有人问过这些被调查者这样的问题，即，他们是否被外星人绑架过。

如果我们相信这次调查的赞助者们和解释调查结果的人所作出的结论，如果造访美国人的外星人仅仅是他们其中的一部分，那么，整个地球就有不下上亿人被外星人访问过。这意味着在过去几十年时间内，每隔几秒钟就发生一起外星人绑架地球人的事件。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我们更多的临近国家却没有注意到这种事情。

我们这儿发生了什么事？当你与曾经自己描述被绑架过程的被绑架者进行交谈时，尽管他们情绪激动，但是大多数人似乎非常诚实坦率。对他们进行检查的精神病学家说，从他们身上没有找到比其他人更多的精神病理学证据。如果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那么，为什么一个人要说自己被外星人绑架过呢？难道所有的人都错了？他们在撒谎吗？还是他们在幻觉中经历了相同的（或类似的）事情？对如此多具备非常健全的心智的人提出疑问是否过于傲慢和轻蔑了？

另一种可能就是确实有过一次大规模的外星人入侵。他们对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进行了令人厌恶的医学处理。人类显然在过去的几十年的时间内被利用做了繁殖载体。对发生的这一切负有责任的媒介、医生、科学家以及信誓旦旦要保护公民的生命和健康的政府却为什么对此知之甚少，也未采取任何措施？也许，正如许多人所说，政府有一个不让公民知道真相的巨大的阴谋？

为什么外星人在物理学和工程学上如此先进——他们能够跨越广阔的星际距离，能够像幽灵一样穿过墙壁——而生物学却如此落后？如果他们打算秘密行事，为什么不彻底地消除他们头脑中所有有关绑架的记忆？这样做对他们来说过于困难？为什么那些检查仪器却清晰可见，竟会使人联想起邻居诊疗所里的同样的东西呢？为什么这些人特意重复外星人与人类之间的性关系？为什么不偷几个卵子或精子细胞，解读全部基因密码，然后按照你想象出的基因变异形态，随意制造出许多副本呢？即使是我们人类，虽然目前还不能快速穿过星际空间或穿墙而过，但是已经能够克隆细胞了。如果我们人类拥有与黑猩猩相同的99．6％的活基因，那么，人类怎么成为外星人繁衍计划的成果呢？人类与黑猩猩之间的血缘关系远比成年老鼠与幼鼠之间的关系更亲密。在这些人们的谈论中，对生殖后代的痴迷和专注树起了一面警告大旗——特别是考虑到无例外地构成人类的处境特点的性冲动和社会约束之间的不平衡，考虑到我们正生活在被无数的可怕的议论所困扰的时代，那么，儿童性骚扰就成了既是对也是错的问题了。

与许多媒介报道相反，洛普调查者们与那些撰写“官方认可的”报告的人从来没有问过，他们的被调查者是否被外星人绑架过。他们推理：他们曾经被身边奇怪的东西惊醒，他们也曾经莫名其妙地似乎飞到空中，还依稀发生了一些其他无法解释的事情，因此，他们曾被绑架过。调查者们甚至没有调查感觉到这些东西的存在和飞到空中等等这些现象是否是同一事件的组成部分或不同的事件。他们的结论——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曾被绑架——是在不严格的实验设计的基础上得出的，是伪造的结论。

但是至今仍有数以百计，也许数以千计的人声称他们曾被绑架，他们要求得到富有同情心的治疗者对他们进行治疗，或加入救助被绑架者团体。除此而外，还有人可能也有同样的抱怨。但是，由于害怕被人说有精神病而招讥笑或蒙受耻辱，他们都克制自己，不说自己的遭遇，也不寻求帮助。

有些被绑架者说，由于害怕那些态度鲜明。立场坚定的怀疑论者的攻击和驳斥（尽管许多人愿意在电台和电视脱口秀节目中露面），他们不愿意谈及他们的经历。他们缺乏自信的说法恐怕对那些已经相信外星人绑架事件的听众也产生了影响。但是，也可能还有其他原因。那些被调查者本人可能都不能确信——至少是在最初的时候，至少是在许多人重复他们的故事之前——这些事件是非主观的、自己记忆中的精神以外发生的事件，还是一种精神状态？

约翰·洛克在1690年写道：“热爱真理的一个正确标志是：不能超越证据所能保证的可信度去考虑问题，因为证据是事物存在的基础。”对于UFO，目前的证据有多大说服力呢？

当我上高中的时候，“飞碟”一词就已经产生。报纸充满了关于星空以外的飞船的报道。那时，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十分可信。除地球以外，有许多的星体，至少其中部分星体像太阳系一样有行星系统。许多星体的星龄与太阳一样，甚至比太阳还长，因此，有足够的时间进化智力生命。加尔泰的喷气推进器实验室刚发射了一枚远离地球的双层火箭。我们将向月球和其他行星迈进。为什么其他星球上的历史更悠久的、更聪明的生物不能从他们的星球到我们地球上来呢？为什么不能？

发射火箭是在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爆炸仅仅几年之后的事情。也许他们想知道我们和我们的核武器是否会袭击和打扰他们。认真谨慎的社会栋梁、警官、商用飞机飞行员、军事人员等等许多人似乎都见到过飞碟。除了一些冒失的评论和傻笑以外，我没有发现任何相反的意见。所有的目击者怎么可能都弄错了呢？另外，雷达已经侦察到这些飞碟，也拍到了这些飞碟的照片。你可以在报纸上和有光纸印刷的杂志上看到这些照片。甚至还有报道关于坠毁的飞碟和放在西南部空军冷藏室内的少量外星人尸体，这些外星人的牙齿完好无损，坚硬无比。

几年以后《生活》杂志对这种盛行的说法用这样的话进行了解释：“目前科学还无法将这些客体解释为自然现象——而只能解释为由高智能创造和操纵的人造装置。”“地球上还没有任何已知的和正在计划中的东西能够与这些装置的性能相提并论。”然而，就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一个成年人在全身心地研究UFO，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去研究。相反，他们却对共产党、核武器、麦卡锡主义和租金忧心忡忡。我不知道他们做事情是否有轻重缓急之分。

科学的基本原理是什么？科学为什么会获得巨大的成功？如果我们确实想知道某件事情的真相，其证据的标准必须达到何种程度的精确严密？多少错误的开端和不能自圆其说的结论打乱了人们的思维？人们的偏见是如何渲染了我们对证据所作出的说明？人们的信仰体系是如何广泛地和经常地受到政治。宗教的控制和左右的？各个阶层的学术机构所犯的错误已不仅仅是微小的过错，而是可怕又可笑的大错特错。50年代早期，当我还在大学的时候，我就对这一切开始有了一些感悟。

我曾读过一本书，书名是《异常流行的幻想与芸芸众生的疯狂》。这本书是查尔斯·麦基于1841年写的，至今此书仍在不断再版。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了解一些暴富者们传奇般的故事。其中包括密西西比河和南海的“暴富”和不顾一切地大肆买卖荷兰郁金香；骗取许多国家的财富和名誉地位的骗局；数目众多的炼金术士，包括那些令人悲哀的关于凯利先生和迪医生的冒险故事（以及迪医生8岁的儿子亚瑟对他的走火入魔的父亲为与神灵世界交流而睁大眼睛窥视一块水晶的情景的回忆）；对那些没有应验的预言、占卜、算命进行的悲伤的描述；女巫迫害他人的行径；闹鬼的房屋；“老百姓对汪洋大盗的钦佩之情”等，如此这般，不一而足。书中还风趣地描绘了圣·杰门的伟大事迹。他在外面吃饭时，眉飞色舞自吹自擂地说，即使事实上他还没有永垂不朽，但是也活了几百年了。（在就餐期间，他在谈起他与狮心王理查一世之间的谈话时表露出对自己的怀疑，他向他的仆人进行确认。仆人回答说：“先生，您难道忘记了吗？我已经伺候您500年了。”圣·杰门说：“啊，确实如此，我出生的时间比你到我身边来的时间更早些。”

一篇引人入胜的关于十字军东征的文章是这样开始的：

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有的愚蠢的事情。当制订计划、方案或编织幻想时，在受到利益的贪欲和寻求刺激的需求，或仅仅是受到模仿力量的驱使的情况下，就会有愚蠢的事情发生。一旦陷入到这些贪欲和需求中，愚蠢的事情就具有了疯狂的野性，它受政治宗教，或两者的综合体所激发，所驱使。

我读的版本中有金融家、总统顾问伯纳德·M·巴卢奇的一段评语，他声称，读麦基的书使他节省了数以百万计的资金。

用磁性的作用治疗病症的说法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比如，帕拉切尔苏斯使用磁铁将疾病从人的身体内吸出，再将这些疾病埋入土中。但是，重要的人物是菲兰兹·麦斯迈我只是模糊地知道“麦斯迈术”的意思是对某人施催眠术。但是，我对麦斯迈的真正了解来自麦基。这位维也纳的医生认为行星的位置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并且对电和磁的神奇功效痴醉入迷。在法国大革命前夕，他追随被赶下台的法国贵族。他们挤入一个黑暗的房间，麦斯迈身穿镶嵌有金色花纹的丝织长袍，挥舞着一根象牙魔杖，在一个装有经过稀释的硫酸的坛子周围摆放了各种符。这个磁化医疗家和他的年轻男助手们死盯着病人的眼睛，搽着他们的身体。他们抓着深入溶液的铁条或相互抓着手。在富有感染力的极度狂乱中，贵族的成员们——尤其是年轻的女人们——就被胡乱地治好了。

麦斯迈成了轰动人物。他把这种疗法称为“动物磁疗”。然而，对于更多的传统的行医者来说，他的这种疗法对于他们的生意可不是什么好事，于是，法国医生们对国王路易十六施加压力，要求他对麦斯迈的疗法进行限制。他们说，麦斯迈的疗法已经对法国公众的健康造成了危害。法国科学院委派了一个委员会调查此事，该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化学创始人安托尼·拉瓦锡、美国外交官和电学专家本杰明·富兰克林。他们进行了一次明确清楚的控制试验：在病人毫无知晓的情况下，对其进行磁化效果实验，结果没有任何效果。调查委员会总结认为，如果说有什么治疗效果的话，那么，都是相信者精神感觉的结果。麦斯迈和他的追随者并没有因为这个试验的结果和结论而气馁。麦斯迈阵营中的一个人后来力陈其对精神的看法，以尽可能地挽回面子：

暂时忘掉所有的物理学知识……从你的头脑中排除掉可能产生的所有的异议……在6个星期内不要进行任何思考与推理……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要坚信不移；摒弃所有过去的经验，不要听从理性。

啊，确实如此，最后的劝告是：“绝不要在爱管闲事的人面前做磁化治疗。

另一个使人大开眼界的是马丁·加德纳的《建立在科学名义上的狂热与谬论》。威廉·赖克从性高潮时产生的能量中为我们找到了星系构成的关键因素；安德鲁·克罗斯通过电解盐创造出了微昆虫；汉斯·豪尔毕格在纳粹的保护和支持下，对世人宣布说，银河不是由行星构成的，而是由雪球组成的；查尔斯·皮亚兹·斯密斯在吉萨大金字塔的塔身内发现了从创世纪到上帝降临期间的世界纪年表；L·朗·哈伯德可以使读者发疯的手稿（此事是否被证实过？我不得而知）；布莱迪·墨非事件使数以百万计的人相信确实有灵魂转世的确凿证据；约瑟夫·莱因超感知觉的演示；用冷水灌肠治愈阑尾炎，黄铜圆柱治愈由细菌感染而得的病，绿光治愈淋病……令我惊讶不已的是，在这些自我欺骗和冒充内行的胡说八道中，竟然还有一章是专门谈论UFO的。

当然，麦基和加德纳这两个脾气暴躁和说假话的家伙仅靠撰写罗列荒谬观点的书至少给人们留下了一些什么。他们对任何不同的观点都采取拒绝的态度吗？更令人感到震惊的是，有多少热血满腔地争取获得知识的权利和维护这种权利的要求实际上一文不名。我慢慢地明白了，尽管人类有易犯错误的本性，但是，人类还是能找出其他的用于解释UFO的说法。

当我还在孩提时代，还没有听说过飞碟时，就对地球以外生命存在的可能性产生了兴趣。当我对UFO的热情有所减少，而对所谓科学方法的了解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就开始为这个铁面无私的监工所倾倒，这种痴迷之情长盛不衰。科学方法告诉我们：无论何事何物，必须有证据。在论证一个重要问题的时候，证据必须慎密严谨，无懈可击。我们越想探究真相，就越要审慎小心。没有证人的信口开河是再轻松不过的。人会犯错误，也会开实事求是的玩笑，会为得到金钱、引起别人的注意或为了成名而夸大事实。人有时会误解他们亲眼所见的事情，甚至有时会看到实际并不存在的事物。

事实上，所有的UFO事件都是人们传说的奇闻轶事，是人们自认为存在的东西。人们对UFO众说纷坛、不一而足。有人说其移动或在空中飞行，迅疾无比；有人说其状如圆盘；有人说其像只雪茄；有人说其圆球模样；有人说其移动或无声无息或噪声如雷；有人说其尾部喷火；有人说其并不喷射任何东西；有人说其飞行时或发出耀眼闪光，或放射犹如银光般均匀的光芒，或自身发光。各种不同的观察结果向我们说明，他们的观察结果不是来自共同的原始目标。诸如UFO或“飞碟”这样的词所起到的作用不过是使人们对将一些毫无关联的现象进行大体归纳的问题变得迷惑不解。

就“飞碟”一词的发明这件事来说，实在令人感到有些蹊跷。在我写本章时，我的面前放着在1950年4月7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记者爱德华·R·莫罗采访民航机飞行员肯尼斯·阿诺德的文字副本。爱德华于1947年6月24日在华盛顿州境内雷尼尔山附近看到了特别的物体，他有些创造性地发明了这个词。

阿诺德声明说，这张报纸“没有正确地引用我的话……。当我告诉这家报社，他们错误地引用了我的话时，报社对我说的一切都兴奋不已，各家报社对我的话夸大其词，没有人准确地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这些物体在上下波动，就像，啊，我看就像是漂泊在波浪汹涌的水面上的小船……。当我形容它们怎样飞行的时候，我说它们的飞行就像在水面上抛出一个碟子。大多数报纸误解了我并且错误地引用了我的话。它们说我说这些物体就像碟子一样。我说它们飞行的样子像碟子。”阿诺德认为他看到了一连串9个物体，其中一个发出了“可怕的蓝色闪光”。他得出结论说，它们是一种新式的带翼飞机。莫罗总结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引用。阿诺德先生的最初描述被人们遗忘，‘飞碟’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词汇。”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肯纳斯·阿诺德的飞碟无论是外观还是飞行动作都与公众对这个词普遍理解的固定不变的意义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些物体就像一种非常巨大的、极为灵巧的飞盘。

大多数人都诚实地报告了他们的亲眼所见，但是，他们所看到的如果是人们没有见过的，那么就是自然现象。一些UfD目击者证明说那些物体是非常规飞机；带有特殊发光装置的常规的飞机；高空气球；可以发光的昆虫；在特殊人气状况下所看到的行星；由于光的作用产生的海市蜃楼幻觉和隐约出现的扁豆状的云；雷电形成的火球；近幻日；带有绿色火球的流星；卫星；火箭的前锥体；火箭推进器壮观地重新进入大气层。还可以推测，有一些可能是消失在上空的小彗星。至少一些雷达报告是“不恰当的宣传”——由于大气中的冷热倒置，无线电波沿弯曲路径移动。传统上，人们将它们称做雷达“天使”——一些似乎有，但是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在没有任何“存在的东西”存在的情况下，你也能同时具备雷达的视觉形象和看到雷达监测的目标。

当我们注意到空中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中的一些人就会激动异常，变成毫无批判分析能力的愚钝的目击者。有人怀疑对飞碟的研究吸引来了许多无耻之徒和骗子。许多UFO的照片被证实是伪造的——它们是用细绳挂起来的小模型，经过两次曝光的方法拍摄成的赝品。在一次足球比赛中被数以千计的人看到的UFO被证实是大学男生同学会的恶作剧——一片硬纸板，几根蜡烛，干洗器产生的气体吹起一个薄薄的塑料袋，所有这些东西粗略地缝制到一起作成的一个简单的热气球。

最早的坠毁的飞碟的报道（飞碟上还有外星人和完整无缺的牙齿）被证实是一场胡编出来的恶作剧。《综艺》（Variety专栏作家福兰克·斯卡利转述了他的从事石油开采工业的朋友讲的故事。这个故事成了斯卡利1950年畅销书的《飞碟内幕》的主要故事内容。书中描述说，在3个坠毁的飞碟中，发现了其中的一个飞碟上有来自金星的16个已经死亡的外星人，它们每个身高3英寸。附有外星人图片的小册子恢复出版发行。军队掩盖了事实真相。整个事件的含义变得讳莫如深。

这场恶作剧的编导人是塞拉·牛顿。他说，他用无线电波寻找黄金和石油，而神秘的“基博士”实际上是盖博先生。牛顿自己制造了一个说是从UFO上卸下来的机器齿轮，并用闪光灯拍了一些飞碟近照。但是他却不允许任何人进行详细检查。当一个经过充分准备，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通过巧妙的手法，偷换下齿轮，将这个外星人工制品带出来进行检验，结果发现这个齿轮实际上是用家用水壶铝制造出来的。

坠毁飞碟骗局仅是牛顿和盖博在25年行骗生涯——主要出售毫无价值的再生油和勘探机器——中的一段小插曲而已。1952年他们被联邦调查局逮捕，第二年，他们被宣布犯有欺骗罪。他们英勇的冒险事迹被历史学家克迪·菲伯斯载入编年史中。他们的所作所为应该使UFO发烧友们永远保持警惕，防止再上1950年前后从美国西南部传出的坠毁飞碟的报道的当。我们不会有那份儿运气的。

1957年10月4日，世界上第一颗环绕地球的人造卫星Sputnik发射升空。就在这一年，美国有记载的1178次UFO目击事件中的701次，占全部目击事件的60％——而不是你认为的25％——发生在10月到12月之间。这清楚地说明，第一颗人造卫星和随之而来的宣传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UFO的报道。可能人们比平时更多地仰望夜空，看到了更多的他们不了解的自然现象。否则怎么可能仰望天空次数越多，对一直就在天上的外星飞船发现的次数就越多呢？

飞碟思想的产生值得怀疑。它可以追溯到由理查德·席弗写的《我记忆中的狐猴》，这本书发表在1945年3月的庸俗刊物《神奇故事》上。可这正是我儿时如饥似渴地阅读的东西。这本书告诉我说，15万年前，太空外星人在已经消失了的大陆上定居下来，由此而导致了恶魔般的地下生物的出现，他们对人类的苦难和罪恶的存在负有责任。该杂志编辑雷·帕莫——他警告我们说，这种地下生物只有大约4英尺高——进一步扩展了这种古怪的想法，他说，在阿诺德看到外星人之前，地球就已经被飞碟状的外星飞船访问过，政府一直在隐瞒事情的真相和细节。在飞碟这个词被造出来之前，仅从书摊上有关杂志的封面上，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就已经对飞碟的概念耳熟能详了。

从各方面来说，人们提供的证据似乎软弱无力。这些证据大多数是由于轻信、欺骗、幻想、对自然世界缺乏了解所形成的，还有的是将希望和恐惧经过修改作为证据提供，还有的是为引起别人的注意，为了获得名誉和金钱而编造的。这可太糟糕了，我记得我曾这样想过。

从那时起，我就非常幸运地参与了发送宇宙飞船到其他星球上去寻找生命，收听外星球文明（如果遥远的行星上有文明的话）可能发出的无线电信号的工作。我们曾经有过一些诱人的时刻。但是，如果这些值得怀疑的信号不能经受严格的批判检验，我们就不能说这些是来自外星生命的信号——无论这些猜测对我们的诱惑力有多么巨大。我们必须等待获得更可靠的数据的时刻，如果这一刻会到来的话。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有关地球以外生命的足以说服人的证据。虽然我们探索外星生命的研究刚刚开始，但是，就我们所知，我们可能在明天就会获得新的更确切的信息。

我想任何人都不会像我一样对外星人是否访问过我们的问题更感兴趣。与最多能间接地和远距离地研究外星生命相比，能够直接研究外星生命会节省我许多时间和精力。即使外星人身材矮小、阴森可怖、易对别人进行性骚扰，但是，只要它们即刻在我的面前，我就想了解它们。

我们对于外星人的期盼是如此之朴素，我们所乐意接受的证据是如此之轻率，以至于它们的足迹和发明、访问过地球的证据在关于庄稼地里的圆圈的传说中就可以找到。这些实际是起源于英国，后来传遍世界的一些不足为怪的事情。

农民或过路者会发现在小麦田。燕麦田、大麦田和油菜田里压出来的圆圈（近几年，有更为复杂的图案）。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就出现了简单的圆圈，这种现象每年都在发生变化。直到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在农村，特别是英格兰南部农村，由于出现了巨大的几何图形而显得优雅漂亮起来。有些印在收割前的庄稼地里，有足球场那样大。圆圆相切或轴线相连，平行线向远处延伸，逐渐模糊、消失，也有些呈“昆虫形”。有些图案是四个对称的小圆围绕着一个中心圆，人们于是断定，很显然，这是由一个飞碟和它的四个着陆架造成的。

这是骗局吗？几乎所有的人都说，这不可能。已经发生了上百例这样的事件。有时，这些图案仅仅是在深夜里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内出现的，而且规模又是如此之大。现场没有发现任何进入或离开这些图案的恶作剧者的脚印。另外，编造这样一个骗局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人们提供了许多非常规性的推测。受过一些科学教育的人检查了现场，编造出一堆论据，以这件事为研究对象还出版了一批刊物。这些图案是由奇怪的“柱状旋风”，或更令人感到奇怪的“环状旋风”造成的吗？是否有可能是电火球呢？日本研究人员可能试图在试验室和小规模地进行模拟试验，他们认为是等离子体造成了遥远的威尔特什尔发生的现象。

但是，随着这些庄稼地里的图案越来越复杂，从气象学和电学角度所作出的解释越来越牵强。显然，这是UFO们干的。外星人正在用几何语言与我们进行交流。也有可能是魔鬼干的，或者是经受了长期折磨的地球在抱怨人类之手对它的蹂躏。新时代的旅游者在成群涌来。手持录像机和红外摄像机的感兴趣的人在此彻夜不眠，忙碌不停。全世界的印刷和电子媒体不断跟踪这些勇敢无畏的麦田图案学者们。紧张惊异、呼吸急促，对外星客人钦佩羡慕的公众争相购买关于来自天外的，在庄稼地里画各种图案的怪物的畅销书。虽然人们都这么说，但是，事实上，没有任何人亲眼看到飞碟降落在麦田里，没有任何人在这些几何图案产生的过程中拍摄到现场影片。但是，占卜术士们却证实了他们的外星人的起源，传信者们信誓旦旦地保证他们已经与真实的物体接触过。在这些圆圈中还探测到了“奥根能量”（Orgone energy）。

在国会上人们提出了问题。皇室招请了前国防部首席科学顾问索利·朱克曼男爵进行特别咨询。在作出的各种可能性的猜测中，幽灵在被考虑之列。马耳他的圣殿骑士团和其他秘密团体也是怀疑对象。也有人暗示是撒旦崇拜者。国防部对此事闭口不谈。有几个笨拙的、很难看的圆圈人们判断是军队弄出来的，其目的是转移公众的热门话题。小报新闻界煞是紧张忙碌。《每日镜报》雇佣了一个农民和他的儿子画了5个圆圈，企图诱骗一个小报竞争对手《每日快讯》将其作为新闻进行报道。但是，至少《快讯》没有受骗上当。

“麦田图案学”的各种组织在壮大，在分裂。相互争斗的团体不断地向对方发出恐吓性的蹩脚歪诗。他们指控对方无资格从事研究。农田中的“圆圈”数量增长到了数以千计。这一现象扩展到了美国、加拿大、匈牙利、日本和荷兰。这些图案——特别是那些更为复杂的图案——开始在关于外星人访问地球的讨论中被越来越多地引用。这些图案也被牵强附会地与火星表面联系在一起。我所熟悉的一个科学家写信给我说，在这些图案中隐藏有非常复杂的数学计算。这些图案只能是超级智能生物创造出来的。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进行研究的麦田图案学家都同意，后来的麦田图案过于复杂和精美，因而不可能完全是人的杰作，更不可能是一些衣衫褴褛、对任何事情都不负责任的骗子所为。外星智能只需看一眼就可昭然若揭……

1991年，从南安普顿来的两个家伙，多哥·鲍威尔和德夫·乔利，他们宣称，他们在过去的15年里一直在制作这种麦田图案。一夜，他们在经常光顾的普希·霍伯小酒馆中突发奇想，梦想一夜成名。他们觉得有关UFO的报道非常好玩，他们想，愚弄一下那些轻信UFO的人可能挺有意思。最初，他们用一个沉重的钢棍压倒麦子，这根钢棍是鲍威尔相框商店后门的保险装置。后来，他们又使用木板和绳子。起初他们用几分钟就可以做完这些事。但是，作为捣乱成性、恶习难改的恶作剧好手和严肃的艺术家，他们开始挑战自己。他们逐渐开始设计和制作越来越复杂的图案。

起初，似乎没有人注意他们的杰作。也没有任何媒介对此进行任何报道。飞碟发烧友们根本就没注意到他们的艺术形式。他们几乎就要放弃这种庄稼地画圈的游戏，去搞其他花样，去搞那些在情感上能获得更多回报的骗局。

就在这时，庄稼地里的图案突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飞碟发烧友们对这些图案是外星人所做完全信以为真。鲍威尔和乔利躲在一旁乐不可支——特别是当那些科学家和其他人开始宣布他们关于纯粹人类智能完全不可能制作出这样的图案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判断的时候。

他们尽心计划着每次夜间行动——有时他们按照事先用水彩画好的极精细的图表制作那些麦田图案。他们密切搜集对这些图案作出解释的人的评论。当有个地方气象学家根据所有的庄稼都顺时针倒伏，从而推论是一种台风所为时，他们又做了一个外环逆时针倒伏的新图案，从而使这位气象学家大为困惑不解。

很快，其他麦田图案又出现在英格兰南部和其他地方。这时出现了抄袭骗子。鲍威尔和乔利在麦田里画出一条回应信息：“我们并不孤独。”即使是这样一条信息，有些人也把它当作真正的来自外星的信息（尽管如果将它读成“你们并不孤独”更好些）。多哥和德夫在他们的艺术品上签上他们两人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两个“D”，即使是这两个字母也被认为是神秘的外星人为某种目的所为。鲍威尔经常的夜间失踪引起了他妻子爱琳的怀疑。爱琳陪伴德夫和多哥一夜后，第二天就开始敬佩他们的艺术品，成为轻信他们的队伍中的一员。经过一番努力，她终于相信了，她丈夫的整夜不归，从他们所做的事情的意义上讲，他们是无辜的。

最终，鲍威尔和乔利对他们越来越复杂的恶作剧厌倦了。尽管他们的身体状况良好，但是，他们现在毕竟已经60多岁了，对于在夜间到那些默默无闻、通常并不讨人喜欢的农民的庄稼地里去干夜袭队式的军事任务来说，未免也稍微老了一些。他们也可能对于那些仅靠拍照他们的艺术品，然后四处宣扬外星人是艺术家，从而名声鹊起，财源滚滚的人一直十分恼火。他们开始担心，如果他们再任由目前现状发展下去，那么，他们自己的任何声明都可能无人相信了。

因此，他们坦白了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向记者们演示了他们是怎样制作出那些图案的，即使是那些最为复杂的昆虫图案。你可能会认为再也不会有人会对“一个持续多年的骗局是不可能的”进行争辩，再也不会听说不存在这种可能，即，企图欺骗轻信者使他们相信外星人的存在。但是，媒介对此事并没有看得很重。麦田图案爱好者们要对他们进行轻描淡写的处理，毕竟他们剥夺了许多人对奇异事件想入非非的乐趣。

从那时起，其他制作麦田圆圈的骗子们仍然乐此不疲，但是他们的圆圈大多数更为杂乱无章，也远不及过去吸引人。不出所料，骗局的坦白的真实性由于人们持续不衰的兴奋而大为失色。许多人听说了这些麦田中的图案，以及这些图案与外星人未经证实的联系，但是，当鲍威尔和乔利的名字和整个事件可能是一场骗局尽人皆知时，人们大为失望。由记者吉姆·斯纳伯对此事内情进行了资料翔实的报道（《圈内的环绕》，企鹅出版社，1994），此书已经出版。我的许多论述就来自此书。斯纳伯在事件出现的初期曾是麦田图案迷之一，但到最后他自己就制作了几个成功的图案（与木板相比，他更喜欢使用园圃滚压机，同时，他还发现，简单地用脚使劲地踩谷物就可以得到可以接受的效果）。但是，被一个读者说成是“许多年以来我所读过的最有趣的书”的斯纳伯的著作却评价平平。魔鬼才畅销。骗子单调乏味，倒人胃口。

怀疑主义的原则不需要像最成功地买到二手车的人所炫耀的那样，必须用高深的知识水平去掌握。在民主的条件下对任何事物持怀疑主义态度的完整的思想是，每个人都应该具备能够对任何声称是科学成果的陈述进行有效的和有益的评价所必不可少的工具。完整全面的科学提出的要求是，所有的公民在日常生活中都能运用普遍水平的怀疑主义精神。当我们购买二手车时，当我们根据电视商业广告判断止疼药或啤酒的质量时，我们要采取怀疑的态度。

但是，怀疑的工具对我们社会的公民来说，经常普遍丧失其效力。尽管在日常生活中各种令人失望的事情使人们随即不断萌发出怀疑主义的精神，但是，在学校中根本就没有提起过有关内容，甚至科学在展现其成果（最令人失望的表现者）时也没有这种精神的体现。我们的政治、经济、宣传和宗教（新旧时代）都被淹没在轻易相信、盲目服从的汪洋大海之中。怀疑论者认为，那些有东四要卖的人、希望影响公众舆论的人、大权在握的人，将会在阻止怀疑精神的发展中获得好处。

第五章 欺骗与秘密

如果一个目击者所说的不可思议的事情与他个人的兴趣无关，不是他的酷爱，没有他个人的偏见，与他的爱好也没有密切的关系，那么，无论这件事惰多么不可想议，你都可以相信他。当他所说的带有上述的因素时，就需要经过检验的事物来确定相反可能性的精确比例来衡量其证据的有效性。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1825－1895）

当被绑架的名人特拉威斯·瓦尔顿的母亲听说一个UFO用一道闪电击昏了她的儿子，然后将他带到太空的消息时，她却漫不经心地说：“一般这种事情都是这样发生的。”是这样的吗？

认可我们头顶上的这片蓝天上的UFO们并不需要费太多的口舌：“UFO”是“不明飞行物”的缩写。这是一个比飞碟含义更为广泛的词汇。作为普通的观察者或者非专业的研究人员来说，不了解那些可以看到的飞行物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一些我们不认识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就下结论说，它是其它星球上来的飞船呢？大量的更不着边际的关于这些物体的种种猜测还在不断出现。

当我们将被误解的自然事件、骗局和心理错乱从数据库中删除，是否还能剩下什么可信度很高但是非常稀奇古怪的事件，特别是有物理证据根据的事件吗？在所有的噪音中隐藏有什么“信号”吗？在我看来，迄今为止，还没有探测出任何信号。来源可靠的报道的事件并没有发生在地球以外，地球以外发生的事件的报道并不可靠。尽管从1947年开始媒体对于UFO的报道愈百万次，但是，却没有任何使人感到如此责怪，只能将其解释为外星来的飞船的报道是令人感到可靠，任何误解、骗局或幻觉都能可靠地被排除在外。我还是认为，“此事糟糕至极”。

我们经常被那些支离破碎、吹呼得吓人的UFO的传说所缠绕，但是我们却很少听到他们所受到的惩罚。这并不难理解：什么能够推销更多的报纸和书籍？什么能得到人们的更多关注？什么能使人感到更有趣？什么更能使我们打发令人难熬的时间？是真的坠毁的外星飞船还是那些经验老到的骗子在骗那些傻瓜兜里的金钱？是威力无边的外星人在耍弄人类，还是有人根据人类的软弱和缺陷而总结出的看法？

在过去的许多年内，我一直持续地研究UFO的问题。我收到了许多关于UFO的来信，这些来信大多数是详细的第一手资料。有时，他们许诺的重大发现使我感到真应该给这些写信人打个电话。在我做完演讲之后——几乎涉及所有方面——经常有人问我：“您是否相信UFO？”我总是被这种提问题的方式所震惊，他们的意思是，对UFO是信与不信的问题，而不是证据的问题。几乎从未有人问过我：“把UFO说成是外星飞船的证据的可信性有多大？”

我发现许多对UFO感兴趣的人的态度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事先就确定了的。有些人确信目击者的证词是可信的，人们不可能无中生有，如此大规模地编造虚幻的东西和制造骗局是不可能的。一定有一个不让其他人知道真相的长期的、高层的政府阴谋。对UFO的轻信随着日益扩散的对政府的不信任情绪而甚嚣尘上，这种轻信非常自然地产生的条件就是——公众的幸福与“国家机密”之间的张力——政府在撒谎。既然政府在许多事情上暴露出其有过欺骗行为和有秘而不宣的条约，那么就很难说掩盖这种事件是不可能的。政府绝对不会对它的公民隐瞒重要的消息。对隐瞒事实真相的一种常见的解释是，为了防止世界范围内的恐慌和对政府信任程度的下降。

我以前是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委员会理事会的成员，这个机构负责调查空军UFO研究——称做“蓝皮书计划”，但是，在早些时候和在公开场合被叫做“怨恨工程”。我们发现我们在做事情的过程中既缺乏热情又漫不经心。60年代中期，“蓝皮书计划”的大本营设在俄亥俄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这个空军基地也是外国技术情报部（主要任务是了解苏联新式武器）所在地。他们拥有检索文件的先进技术。如果你想了解某个UFD事件和当今烘干机里的紧身套头衫和西服，大批的文件就会在你的面前闪过，当你所要找的文件出现的时候，机器就停止检索，文件就摆在你的面前了。

但是，这些文件的内容并没有多大价值。比如，老年人报告在他们居住的新罕布什尔小镇的上空有光亮在盘旋，时间长达一个多小时之久。这个事件被解释为附近空军基地的战略轰炸机在进行训练演习，机身发出的光亮。轰炸机飞过这个小镇需要一个小时吗？不可能。轰炸机飞过的时间正好是报道的UFO出现的时间？不是。上校先生，您是否能向我们解释一下，战略轰炸机的飞行怎么能够被解释为“盘旋”呢？不能。马马乎乎写成的蓝皮书调查报告毫无科学根据，但是，这些报告确实符合官僚们让公众相信是空军当时正在演习，可能与UFO报道毫无关系的重要目的。

当然，这并不排除在其它什么地方正在进行由少将，而不是上校领导的更严格、更科学的UFO研究的可能性。我认为这样的研究更有可能并不是因为我相信外星人曾经访问过我们，而是因为UFO现象的背后一定隐藏着曾经被认为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情报。毫无疑问，如果UFO确实像所报道的那样是一种飞行速度极快极为灵活的飞机，那么，研究这种飞机的性能则是军事部门的职责。如果UFO是苏联制造的，那么保护我们则是空军的责任。如果认真考虑一下报道中所谈及的这种飞行物具备的优越性能特点，苏联的UFO居然公然在美国军事设施和核设施上空飞行，其战略意义确实令人担忧。从另一个方面看，如果UFO是由外星人所造，我们则可以模仿它们的技术（如果我们亲手接触到哪怕仅仅一个飞碟）并能保证在冷战中处于极大的领先位置。即使军方认为UFO既不是苏联也不是外星人所造，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密切关注这则报道：

在20世纪50年代，空军广泛使用热气球，但是，这种热气球并不是在天气预测平台上使用那种气球，也不是主要用于做广告的那种气球，不是雷达反射器，不是众所周知的普通气球，而是用于从事机密工作的，配备有高分辨率照相机和信号智能装置的无人驾驶间谍飞机。尽管气球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机密之处，但是气球上携带的侦察设备却是值得研究的。

从地面上看，飞在高空的气球的形状像飞碟。如果你无法估计它们距离你有多远，但是，你会很容易地判断出它们飞行的速度非常快。它们偶尔会受到一股强风的推动，突然改变飞行方向，飞机没有这种性能，似乎也违反了动量守恒定律——你可要知道这些气球是空的，几乎没有重量。

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美国广泛实验这种最为著名的军事气球系统，这种系统当时叫做“太空钩”。其他气球系统和研究计划被命名为“大亨”、“墨比·迪克”、“孙子”和“根由”。厄纳·利德在海军研究实验室的研究中承担了部分责任，后来成了美国航空航天局官员。他曾告诉我说，他认为所有的UFO报道都与军事热气球有关。尽管“所有的”一词的使用有些过分，但是，我认为，气球的角色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据我所知，从来就没有进行过系统的、有目的的控制试验。这种试验是秘密释放和跟踪高空气球。与此同时，出现了根据视觉判断和雷达观察人员注意到的有关UFO的报道。

1956年，美国侦察气球开始飞越苏联领空的侦察。放飞气球数量最多的时候一天多达数十个。后来气球高空侦察被类似U－2的高空飞机所取代，随后这些飞机大多数又被侦察卫星所代替。那个时期记录的许多UFO很显然是科学试验气球，正如从那时至今仍然在发射的气球一样——包括携带有宇宙射线传感器、光学和红外线望远镜、探测宇宙背景放射线的无线电接收器以及其他适应地球大气层以上外层空间的仪器。

1947年，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市附近出现了关于一个或更多的飞碟坠毁事件的纷纷嚷嚷的喧嚣。关于这个事件的最初一些报道和报纸照片与那些碎片是坠毁的高空气球的残片的想象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这个地区的其他居民——特别是几十年后——却记得那些残片更可能是来自其他星球的材料所制，残片上有神秘的书写符号。他们还说军方人士威胁目击者，他们必须对所知所见守口如瓶，不许对任何人说外星人机器零件和身体残肢已经被装进飞机，飞往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马特利尔空军指挥部这个标准说法。人们发现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的外星人的尸体的说法与这个事件联系到了一起。

菲利普·克拉斯是一位具有献身精神的长期研究UFO的怀疑主义者。他发现了C·B·卡布尔少将（其后担任美国空军情报部主任，再后是中央情报局官员，是美国在猪猡湾对古巴流产的侵略行动的重要人物）写的一封信，这封信标明写信日期为1948年7月27日，即罗斯威尔事件一年之后（这封信后来被定为机密文件）。人们追问卡布尔是什么人向他报告UFO的。他没有任何线索。在1948年10月11日的总结报告中，明显包含有属于马特利尔空军指挥部控制的情报，我们发现曾有人告诉这位情报部主任，在空军中没有其他任何人掌握有线索。这说明一年前UFO碎片及其所有者是不可能进入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的。

空军最为担忧的是UFO是俄国人制造的。俄国人为什么在美国国土上空试验飞碟成为一个难解之谜。为揭开此谜，人们提出了以下四种解释：“（1）挫败美国拥有原子弹这个在战争中最先进和具有决定胜败作用的武器的信心；（2）执行摄像侦察任务；（3）探测美国空军防卫能力；（4）对美国领土进行熟悉情况飞行（为轰炸机做准备）。”我们现在知道，UFO在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俄国人的什么武器，然而，尽管苏联对从（1）到（4）都具有极大的兴趣，但是，飞碟都不是他们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

许多关于罗斯威尔“事件”的证据似乎都说明那是一堆可能从附近阿拉莫高朵军用机场或者白沙装备基地发射，坠毁在罗斯威尔附近的高空分类气球。秘密仪器残片被那些办事认真的军方人士迅速地收敛了起来。关于这个事件的早期媒体报道说，坠毁的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宇宙飞船（“罗斯威尔美国空军基地在罗斯威尔地区农场擒获飞碟”），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人们不断地炒做着那些仍然记忆犹新的事件的细节，为了一点名利，人们利用这个机会不断温习着记忆中的过去（罗斯威尔的两个博物馆会将参观者引导到游客参观点）。

1994年，空军和国防部长为对新墨西哥州议员的质询作出答辩，下令写出调查报告。该报告证实了罗斯威尔地区的碎片是一个远程、具有高度机密性能、由气球携带的低频声波探测系统的零件，这个叫做“大亨计划”行动的目的是尝试探测苏联核武器爆炸在对流层顶高度中的遗留气体。空军调查人员翻遍了1947年的机密文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情报的来源是可靠的：

没有任何可靠的预示和警告。警报，或者任何紧急军事行动可以得出不明意图的外星飞行器进入美国领空的结论。所有的记录表明，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如果发生过，这种事变会在安全系统的控制之下，这种控制系统是有效的和严密的，其有效性和严密性是无论美国或其他国家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复制的。如果这个系统在当时是有效的，它必定能够启动，以防止我们的原子秘密被苏联窃取。但是，历史记录显示，显然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

雷达图标部分是由纽约装饰品和玩具公司生产的。这些公司的装饰性标识的产品似乎在许多年后仍然被人们记忆为外星人的符号。

UFO的全盛时期正是核武器的发射方式由飞机发射转向火箭发射的时期。在这方面，一个早期就存在的，而且是重要的技术问题是重返地球大气层的问题——核弹头重返地球时在穿越厚重的地球大气层的过程中不会焚毁（像小行星和彗星这样的小星体会在穿越高层大气区域的过程中就被焚毁了）。核武器的特殊材料、几何型锥体以及进入大气层的角度与其他物质相比要好。对重返大气层（或其他更为引人注目的发射过程）的观察能够充分地揭示美国在这项重要的战略技术中是取得了进步，还是在设计中存在不足或缺陷。这样的观察能够使我们了解敌手将会采取什么样的防卫措施。这样的军事问题被认为是高度敏感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军方人士被要求不得谈论他们所看到的一切，那些似乎无足轻重的所看到的人或事物突然被划定为最高机密，只有极少数需要知道事实真相的人才能了解这些机密。空军官员和民间科学家在多年之后回想此事时，有充分的证据断定政府设计了一个掩盖UFO事件的阴谋。如果那些锥体被判断为UFO，那么，这个指控是公平的。

我们现在考虑一下骗局的可能性。在美苏的战略对抗中，防空力量是否充足可谓是生死攸关之大问题。这是卡布尔将军所提出的可能性中的第三个问题。如果你能够发现对手的一个弱点，那么你在全面的核战争中就掌握了获得“胜利”的关键所在。探测对手的防空能力唯一可靠的方法就是派一架飞机飞越其边界，试探对手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发现这架飞机。美国在过去定期地使用这种方法试探苏联的防空能力。

在50和60年代，美国在西海岸和东海岸，特别是北部通道（苏联轰炸机或导弹最有可能进攻的地区）。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个软肋区——在地理情况复杂得多的南部地区却没有设置有效的早期预警系统。毫无疑问，这个情报对于潜在的对手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这个情况立即就为制造骗局提供了一个机会：一个或几个敌对方的高性能飞机从加勒比地区低空飞出，在美国空军雷达发现之前，比如，飞入美国上空，纵深达，比如，数百英里，直至密西西比河。然后，入侵者快速逃走。（或者，作为一次控制试验，一组高性能的美国飞机在一次未预先声明的出击中静悄悄地被派出探测美国的防空设施的漏洞到底有多大。）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由军方和民间观察者们共同作出的视觉和雷达观测的结果，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独立报道。报道的内容都是关于无人知晓的飞机。空军和民航机构诚实地说明，他们的飞机中没有一架与此事有关。尽管空军一直在催促国会出资设置早期预警系统，但是，他们也不可能承认苏联或古巴的飞机会在没有任何人发现的情况下，飞至新奥尔良，更不要说飞到蒙菲斯了。

现在我们仍然有充分的理由希望能有一个高水平的技术调查组来调查此事。空军和民间观察者们被要求守口如瓶，他们不仅在表情上要表现出茫然不知，而且对询问的问题也要表现出吃惊的真实感。这种保持沉默的合谋也需要显示出与外星飞船毫无关系。即使在几十年之后，国防部也会找出官僚机构惯用的理由对这类令人尴尬的事情保待沉默。在国防部的偏狭的考虑和揭开UFO谜底之间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利益冲突。

除此而外，中央情报局和美国空军所担忧的是，UFO会在国家危机之时起到阻断通讯渠道的作用，会混淆对敌机的视觉观察和雷达所搜索的图像——根据声音发信号在某种程度上是形成骗局的另一个原因。

从上述各种分析考虑，我完全有理由认为，至少某些有关UFO的报道和分析，也许还有大量的文件从未向纳税公众开放过。冷战已经结束，导弹和气球技术已经过时，或者已经被广泛使用，那些为处理这些事情颇感为难的人也已经不在军队服役。从军事的观点来看，最为糟糕的事情是，美国公众以国家机密的重要性为由一再受到愚弄和误导。现在已经到了将档案进行分类并向公众公开的时候了。

另外，搞阴谋活动的一贯做法和保密文化之间带有指示意味的结合与国家保密局的活动有关。这个组织监听美国的朋友和对手的电话、无线电和其他通讯设备。它偷偷地阅读各国信件。它每天截获的信息数量巨大。在关系紧张时期，国家保密局大批精通各种有关语言的雇员坐在那里，戴着耳机，用实时处理器监听从目标国家参谋部的加密命令到枕边话语的所有事情。如果要寻找其他材料，电脑会为使用人从所特别关心的情报中或当前直接相关的谈话中挑选出关键词句。所有的信息都被储存，以便在需要重新查询时，能够找到磁带——查出一个密码最初出现的地方，比如，出现在一次危机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命令中。有些截获的情报是来自附近国家的监听站（土耳其与俄国之间、印度与中国之间），或来自在附近巡逻的飞机和舰船，或者来自在地球轨道上的间谍卫星。在国家保密局和其他显然不愿被监听国家的保密机构之间一直在进行着侦察和反侦察的较量。

现在，这个已经令人头昏脑胀的情报战中又被加上了一个信息自由法案。国家保密局已经收到一项要求，要求其公布所有关于UFO的情报和信息。根据法律条款规定，对于这种要求必须予以回答，当然，不得透漏“获得信息的方法和来源”。国家保密局还承担有重要的职责，那就是，不得以过于刺激和政治上令人难堪的方式使其他国家、朋友或对手对自己的活动倍加警惕。这样，在回答根据信息自由法而提出的要求时，国家保密局发布的多少具有点截获情报特点的信息是一页纸上的三分之一内容被删掉，一行字中留下了一些残缺不全的字：“报告说一个UFO在低空”，剩下的三分之二被删除。国家保密局的立场是，透露这页纸上的其他内容就会泄漏信息的来源和获得信息的手段，或者至少使这些国家意识到他们的航空无线电通讯一直被窃听。（如果国家保密局从飞机到接收塔之间发送近距离的，似乎没有任何意义的信号，那么，有关国家就会意识到它的军事空间通讯系统已经被监听，就会改换通讯方式——如频率转换——这样，国家保密局的截获情报工作就更加困难。）但是，UFO的阴谋理论家们答复根据信息自由法提出的要求说，他们接到几十页材料，其中绝大多数都被用墨水删除，由此推断出国家保密局掌握着大量的有关UFO的情报，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保持沉默的密约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与不愿透漏姓名的国家保密局的官员的交谈中，他们对我说，真正截获的情报是军用飞机和民用飞机在无线电通话中说他们见到了UFO，他们通话中所谈的UFO指的是在他们的附近天空中的不明飞行物体。这种不明飞行物也有可能是正在执行侦察任务或欺骗式飞行任务的美国飞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些平平常常的东西。这种机密情报也被报告给国家保密局，成为后来保存的截获的情报。

用同样的逻辑来看国家保密局，这个机构看起来有可能是任何一个阴谋的组成部分。比如，他们说，一项自由信息法案要求他们答复国家保密局所知道的猫王的消息。（曾有报告说猫王显灵并具有了神奇的医治疾病的效果。）的确，国家保密局知道一些事情。比如，有一个关于某个国家的经济状况的报告说有多少多少猫王的磁带和光盘在他们国家被一抢而光。这个信息也是在一大片被删改的黑色墨迹海洋中显露出的少数几行白字的形式提供出来的。国家保密局是否也参与了掩盖真相的阴谋？尽管我本人没有参加国家保密局的有关UFO的调查工作，但是，我似乎觉得他们所说的还挺有道理。

如果我们确实相信政府正在防止外星人对我们造访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对付军队和情报机构的机密文化。最起码我们可以要求对几十年前的有关情报解密，在这方面，1994年7月空军关于“罗斯威尔事件”的报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前《纽约时报》记者霍华德·布卢姆写的一本书（《远在那边》西蒙与休斯特，1990）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众多UFO发烧友的偏执和狂热，感受到人们对于机密文化的天真和轻信：

无论我如何绞尽脑汁地尝试，我仍然无法逃脱一头撞进突然陷入困境的命运。我逐渐意识到，整个事件总是阴魂不散，萦绕徘徊，挥之不去。我对此已经无能为力。

为什么？

这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现实的、无法回答的问题。它在我日益增加的成堆的疑问顶端上不详地端坐着。为什么所有的官方发言人和机构沉瀣一气，竭尽全力阻止和阻碍我的调查工作？为什么这类事件今天是真的，明天就成了假的？为什么所有这一切都成了滴水不漏的机密？为什么军事情报人员散布虚假信息，使得UFO的信仰者走火入魔？政府在那儿发现了什么？政府要隐瞒什么呢？

要搞清楚这些问题当然有阻力。有些信息在法律上是保密的。它们就像军事设施一样，有时确实是保护国家利益的机密。此外，军事、政治和情报部门习惯于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热衷于保密。这是为了掩饰无能或更糟糕的东西而逃避批评和责任的一种手段。它们培育出了一个国家坚定信赖的社会精英、一个命运相连的兄弟同盟。而对他们所代表的广大公众，可能首先就是要保密。除几个例外情况而外，秘密与民主和科学是水火不相容的。

据说各种UFO事件和秘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所谓的MJ－12文件。1984年末，正值有关UFO事件的报道沸沸扬扬之时，一个装着已经拍摄完，但还没有冲洗过的一盒胶卷的信封被人投到电影制片人吉姆·桑德拉（他对UFO事件和政府隐瞒事件真相的事情很感兴趣）家门前的信筒里。这时正是他准备出去与一本书的作者共进午餐的时候，这个作者写的书的主题是发生在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市的未经证实的事件。当胶卷冲洗出来后，“证实了”这是页码相连的1947年9月24日发出的高度机密的“只读”执行命令，这个命令的内容似乎是哈里·S·杜鲁门总统成立了一个由12个科学家和政府官员组成的委员会，其任务是检查一系列坠毁飞碟和那些小外星人尸体。MJ-12委员会的成员资格引人注目，因为他们是军事、情报、科学和工程学的各界人员，如果有这类事件发生，他们会被随时召集起来，对坠毁事件进行调查。在MJ-12文件的附件中，还有诱人的关于外星人的性质的参考文献、飞船的技术等等，但是，在这个神秘的胶卷中没有这些附件。

空军说这个文件是伪造的。UFO专家菲利普·J·克拉斯和其他人发现文件中的用词和印刷版式与通常文件所惯用的不相符合，这说明，整个事情是一场骗局。买美术品的人总是关心画出自何人之手，即，画的最近的主人是谁，以前的主人又是谁，依次类推，直至找到原始作者。如果追溯的链条出现了断裂——如果一幅具有300年历史的画只能回溯60年，那么，我们就无从得知在此之前这幅画曾在谁家或博物馆悬挂过——那么，赝品的警告标签就要挂起来了。因为赝品的收入甚丰，因此，收藏家们就要十分谨慎小心。MJ-12文件的最大的漏洞和最大的可疑之处就是其真实性问题——就像一个童话故事，可能是“鞋匠与小精灵”中所描述的那样，证据奇迹般地落到门口。在人类历史上有许多具有相同特点的事件。突然会出现一个出处值得怀疑的文件，文件上具有完全能支持发现者所说的事件的重要信息。在经过仔细地，某种情况下是无所畏惧的调查后，文件被证明是伪造的。了解这些骗子的动机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多少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申命记》。这本书是约西亚在耶路撒冷神庙中发现的，在他重大的改革斗争中，他不可思议地在书中找到了他的所有观点的佐证。

另一个例子是所谓的君士坦丁大帝赠礼。君士坦丁大帝是使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正式宗教的皇帝。君士坦丁堡市（现在的伊斯坦布尔）曾经有1000年的时间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这座城市就是以君士坦丁大帝的名字命名的。他于公元337年去世。但在9世纪时，有关君士坦丁赠礼的书却突然在基督教教义中出现，书中记载了君士坦丁将整个西罗马帝国，包括罗马，赠与当时的教皇西尔维斯特一世的遗嘱。根据这个记载，赠送这点小礼物的原因，部分是为了感谢西尔维斯特治愈了君士坦丁城麻风病。到11世纪时，教皇们不断援引君士坦丁赠礼来证明他们不仅是基督教会的传教士，而且是意大利中部政权的统治者。在整个中世纪，无论是反对还是赞同基督教会世俗权力的说法的人都认为赠礼之事真实无疑。洛伦佐·瓦拉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博学之士之一。作为一个脾气暴躁、惯于批评、充满傲慢自大书呆子气的雄辩家，他被同时代的人攻击为亵渎神灵、鲁莽冒失、粗鲁放肆、傲慢无理，还有其他各种毛病。在他下结论说《使徒信经》从语法角度上讲事实上不可能是由十二使徒所写之后，异教裁判所宣布他为异教徒，多亏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的干预，他才免于被送上断头台。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退缩，1440年，他又发表了一个专题论文，声称君士坦丁赠礼是一个漏洞百出的大骗局。遗嘱所使用的语言对于世纪拉丁语系国家的宫廷来说，简直就像拿伦敦土话与王室英语进行比较一样。由于洛伦佐·瓦拉的出现，使得罗马天主教会再也没有借口坚持以君士坦丁赠礼为理由统治欧洲各国。人们普遍认为，这本在长达5个世纪的时间内一直存在有漏洞的书是在查理曼时期，当罗马教廷（尤其是阿德里安一世教皇时期）要求政教合一的时候，由属于教廷机构的一位牧师伪造的。

我们以为君士坦丁赠礼与MJ-12文件属于同一类骗局，只不过后者比前者的骗术更高明一些罢了。但是，在出处、既得利益和词语的漏洞等方面，两者可谓异曲同工。

将地球外生命或外星人绑架事件的消息掩盖了长达几乎45年之久，数以百计（如果不是数以千计的话）的政府雇员参与密事，这想法真乃匪夷所思。当然，政府机密是按程序进行保密的，即使是广大公众非常感兴趣的机密也不能例外。但是，这类机密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了保护这个国家和公民的。尽管如此，机密仍然是有所区别的。那些具有从事机密工作许可资格的人所设计的阴谋的目的就是防止公民获得外星人会持续向人类进攻的有关机密。如果地球外生物真的成百万地绑架我们的话，那就不仅仅是国家安全的问题了，那将影响到地球任何一个角落的人类的安全。既然问题如此关乎重大，那么，在将近20个国家所有掌握内部情报和证据的人中，竟然没有一个人公布内倩、讲出真话帮助人类，而是帮助外星人，这事听起来可能吗？

自从冷战结束后，美国航空航天局一直在不停地探索，试图开展外空活动以证实其存在——特别是证实人类在太空的存在。如果怀有敌意的外星人每天访问地球，航空航天局为什么不抓住这个机会增加其经费呢？如果外星人入侵正在进行，为什么传统上由驾驶员驾驶的空军武装力量却放弃载人飞行，而花费其所有的经费制造无人驾驶推进器呢？

我们再看一下负责“星球大战”的前战略防御行动组织。这个组织现在处境困难，更不必谈它的在外层空间建立防御体系的目标了。它的名字和前途已经黯淡无光。现在它已经更名为弹道导弹防御组织。它甚至已经丧失了直接向国防部长报告工作的权力。这种技术无力保护美国免遭核导弹的大规模袭击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但是，如果我们正面对外星人的进攻，难道我们不想至少在设置太空防御体系方面做些尝试吗？

国防部，像所有国家类似的部一样，只有依靠真正的和想象的敌人才能兴旺发达。依靠敌人的存在才能获利的组织，自己本身却要掩盖其敌人的存在，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是无法让人相信的。冷战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军事和民间空间研究计划的整体发展过程有力地驳斥了在我们中间存在有外星人的说法。当然，关于外星人的新闻对那些制订国防计划的人也保密的情况则另当别论。

就像不经认真思考就轻易相信所有的UFO报道的人一样，另有一些人对于自己无法了解的外星人访问地球的事情情绪激昂地断然否定。他们说，没有必要深究证据，甚至考虑这个问题本身就“不科学”。我曾经协助有关机构在美国科促会年会上组织了一次公众辩论会，让对UFO是太空飞船的这种假设持支持和反对态度的科学家进行辩论。在那次辩论会上，一个在许多问题上我十分尊重的杰出的物理学家威胁说，如果我在这种愚不可及的问题上仍然执迷不悟，他将策动副总统来攻击我。（然而，这场辩论会还是举行了，会议内容也公开发表了，问题得到了一些澄清，我也没有听到斯毕罗·T·阿格纽发表过什么看法。）

1969年，在美国国家科学院所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尽管承认有一些报告“无法简单地作出解释”，但是仍然认为“至少可以解释为UFO是由智能生物所发动的来自外星的入侵的假设”。我们可以想一下会有多少种其他的“解释”：时间旅行者；妖魔世界来的恶魔；另一维世界来的旅行者——比如在老掉了牙的“超人’漫画书中所描写的第五维中的Zrfff国中出来的Mxyztplk先生（或者是Mxyzptlk先生？我总是记不住这个名字）；死者之灵魂；或者既不符合科学原理，甚至也不符合逻辑的“非笛卡尔哲学”现象。这些“解释”中的每一个解释事实上都被人提出过。“可能性最小”事实上是说明了一些问题。这种修辞表明许多科学家对整个事件是多么的厌烦。

此事说明当我们对某件事情知之甚少时，情感的影响是多么巨大。这一点对说明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外星人绑架事件的报道尤其正确。如果是正确的，那么，两种假设——在性方面有控制能力的外星人的入侵或是幻觉的流行——毕竟告诉了我们确实应该知道的一些事情。也许形成这种强烈情感的原因是，这两种选择都具有令人不悦的含义。

北极光

一些报道和与这些报道相符合的一些事件表明，那些目击可能有某种根据，而不是致幻剂导致的结果。

神秘飞机报道，美国科学家联合会， 1992年8月20日

“北极光”是一种可在很高的高度飞行的、具有非常高的隐蔽性的美国间谍飞机。它是继U－2和SR－71“黑鸟”之后的又一种间谍机型。这种飞机也许已经研制成功，也许还没有。1993年，据观察家报道，在加利福尼亚爱德华空军基地附近，特别是被称为51号区的内华达州的格卢姆湖地区，正在为国防部进行实验机型检测，这似乎与报道内容大体相符。随后世界各地出现大量证实这种飞机存在的报道。这种机型与以前间谍飞机的机型有所不同，据说这是一种超音速飞机，其飞行速度比音速快6至8倍。其飞行尾迹被形容为“一根绳上穿着面包圈”。它也可能是一种将小型间谍卫星送入轨道的工具，据推测，自从“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灾难表明载荷保护装置具有偶发不可靠性后，有关设备进行了改进。但是，美国参议员及前宇航员约翰·格兰说，中央情报局“不断发誓从来就没有这样的研制计划”。具有最高机密性能的美国间谍飞机主要设计人也说了同样的话。空军部长断然否认这种飞机的存在，同时否认美国空军或其他部门有研制这种飞机的计划。他是在说谎吗？一位空军发言人用可能是经过认真选择的词语说：“就像对UFO的报道进行调查一样，我们曾对所有的这类目击进行了调查，我们无法对其进行解释。”但与此同时，在1995年4月，空军强行征用了51号地区附近的4000多英亩的土地。这个地区禁止公众进入的戒严级别在逐步提高。

那么，我们现在来考察一下这两种可能性：“北极光”存在和不存在。如果存在，那么，很明显，官方对其存在一直在试图进行掩盖和隐瞒，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这种飞机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进行实验或加油，但是却没有一张它的照片或任何确凿的证据见诸报端。另外，如果“北极光”并不存在，那么，很明显，这个神话一直被人们炒得火热，而且有些过火。为什么官方的连续否认却收效甚微？一种飞机名称——在我们这里说的是“北极光”——是否就成了各种各样现象的总名称了呢？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北极光”似乎都与UFO有关。

第六章 幻觉
孩子在黑暗中会发抖并对每个东西都感到恐惧，有时我们在光亮之中也会对某些事物感到恐惧。我们所恐惧的并不亚于孩子在黑暗中所惊恐的那些东西。

卢克莱修《论事物的本质》（约公元前60年）

广告商必须了解自己的观众。这是个生产和共存的简单问题。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刊登在有关UFD专门性杂志上的广告来获知美国这个商业化和企业自由经营化的国家是如何看待UFO之迷的。下面是一本名为《UFO世界》杂志上刊出的一些（完全典型的）广告标题：

* 资深科学家发现一个与财富、权利和浪漫爱情有关的长达2000年之久的秘密。

* 超级机密！我们当代最耸人听闻的政府阴谋终于被一名退休军官公诸于世。

* 在这世上什么是你的“特殊使命”？唤醒宇宙之光的工作者们、不速之客以及所有的星生的议员已经开始了他们的使命！

* 这是你一直在等待的无与伦比的、能够不可思议地提高生活水平的UFO的精神标志。

* 我搞到一个女孩。你呢？别错过机会。去搞女孩吧！

* 现在请订阅世上最令人惊奇的杂志。

* 将不可思议的好运、爱情和金钱带进你的生活！它们的威力已经显示了几个世纪！它们可以为你服务。

* 令人惊奇的心灵研究成果。只需5分钟就可证明心灵神力确实有效！

* 你有勇气获得好运、爱情和财富吗？保证好运会降临于你！你将用世上最具魔力的法宝获得你想要的一切东西。

* 黑衣人：政府代言人还是外星人？

* 增加宝石、护身符、标记和象征物的魔力。提高你办事的效率。用精神力量的“放大器”放大你的精神力量和能力。

* 著名的金钱效应：你想有更多的钱吗？

* 莱尔圣约书，失落文明的圣经。

* 内部的“指挥官X”所著新书《操纵者》已确认的地球幕后操纵者。我们是外星人智慧的财产。

将这些广告串联在一起的主要线索是什么？不是UFO。毫无疑问，是使读者无限制地受骗上当的期望。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广告会刊登在UFO杂志上的原因——因为总的来说，读者层次的分类是根据其购买的杂志这一特定行为确定的。毫无疑问，购买这些刊物的具有一般怀疑精神和充分理性的读者的层次被广告商和编辑的这个期望给降低了。但是如果大多数读者的层次都是完全相同的，那么，外星人绑架事例还可能有什么意义呢？

偶尔我会收到一封曾与外星人“接触过”的人发来的信。他们邀请我去“问他们一些问题”。为此，在过去的几年时间内我准备了一些问题。这些外星人都是非常先进的，这点要牢记。所以，我问的问题是：“请用最简单的方法证明费尔马大定理或哥德巴赫猜想。然后我必须解释这些都是什么，因为外星人不会称它为费马大定理。因此，我写出了带指数的简单方程式。我绝得不到回答。另一方面，如果我问类似“我们能友好相处吗？”这样的问题，那我总可以得到答复。对任何模棱两可的问题，特别是关于道德的判断问题，这些外星人会非常乐意回答的。但是，一提及任何专门的问题，这些问题就会使我们了解他们是不是真的知道大多数人类所不知道的事情时，外星人便会保持沉默。从这种回答问题的特殊能力中我们可以悟到一些东西。

在外星人绑架事件发生之前的美好日子里，他们就报道说有人曾被带入UFO，发表具有启发意义的关于核战危险性的演说。现在，当我们人类已经提出这种教诲的时候，外星人似乎又开始钟情于环境恶化和爱滋病。我问自己，UFO的所有者为什么会如此及时地和急切地关心我们这个星球呢？为什么在50年代出现CFCs和臭氧层变薄的问题或70年代出现爱滋病病毒的时候，连个临时警告都没有？而当时如果能够得到这些警告可能对我们确实是很有益处的。为什么现在不告诉我们至今我们还不知道的公众健康或环境威胁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外星人所知与那些报告他们存在的人所知同样多？如果外星人造访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忠告人们地球存在的危险，那么为什么又只将它告诉那些令人怀疑的少数人呢？为什么不占用一整夜时间利用电视网络或利用具有强烈感染力的、可以警告天下所有人的声像系统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播放？这对能够飞越光年的外星人来说肯定不是一件太难的事。

最早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与UFO“接触过的人”是乔治·阿达姆斯基。他在加利福尼亚的帕罗马山麓经营着一家小饭馆，在饭店后面他架设了一架小型望远镜。在山顶上有一架世界上最大的望远镜，是华盛顿卡内基学院和加利福尼亚州立理工学院制作的望远镜，这是一架200英寸的反射镜。阿达姆斯基自称为帕洛马山“天文台”的阿达姆斯基“教授”。他出版了一本书，引起轰动。我记得——在书中他描述了他在附近的沙漠遭遇到被金色长发的漂亮的外星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些外星人还穿着白色长袍。外星人警告阿达姆斯基说，地球存在核战的危险。他们来自金星（其表面温度为900华氏度，我们现在可将它看做对阿达姆斯基所说的可靠性的疑证）。人们完全相信他的所见所闻。当时负责UFO调查的空军军官并非十分真实地用这样的话描述阿达姆斯基：

看到这个男人，听了他讲的故事，你就会有一种相信他的话的直接冲动。也许这是由他的外表造成的结果。他穿戴破旧，但总的来说很整洁。他的头发有些灰黑。他还有一双我从未见过的最诚实的眼睛。

随着阿达姆斯基变老，他的明星地位逐渐黯然失色。但他自己却又出版了一些书，在飞碟“信奉者”会议上占居了一个长期稳固的席位。

现代类型的外星人绑架事件中应首推新罕布什尔州的一对夫妻蓓蒂和巴尼·黑尔所经历的故事。蓓蒂是一名社会工作者，巴尼是邮局雇员。1961年的一个深夜，在他们驾车穿越怀特山的过程中，蓓蒂发现了一个发光的、最初像星星似的UFO，它好像在跟随着他们。因为巴尼受到伤害，就离开主干道，开上狭窄的山路，到家的时间比他们预想的晚两个小时。这次经历促使蓓蒂读了一本描写像从其他星球来的太空飞船一样的UFO的书。UFO的乘坐者是那些有时绑架人类的小个儿男人。

不久，蓓蒂就经常做可怕的恶梦。梦中，她和巴尼被劫持到UFO上。巴尼无意中听到蓓蒂把她做的梦讲给朋友、同事和自愿UFO研究人员（令人奇怪的是蓓蒂没有直接和丈夫讨论此事）。遇到外星人的事件大约一周之后，他们向人们描述那个“烙饼”状的UFO，透过那个飞行物的透明的窗玻璃，他们看到了以前从未见过的生物的形象。

几年之后，巴尼的心理医生将他托付给波士顿的催眠术上本杰明·西蒙医学博士。蓓蒂也同样接受催眠术治疗。在催眠状态下，他们分别详述了在“失踪”两小时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他们看见了UFO停在公路上，他们被带到UFO中，他们的身体部分失去知觉，在那个飞行物中，有一些矮个儿、长鼻子的灰色人形生物（与现在人们普遍认同的形状不同），这些生物强迫他们做非常规体检，包括用一根针刺进蓓蒂的肚脐（在地球未发明羊膜穿刺之前）。现在有些人相信外星人从蓓蒂的卵巢里提取了卵子，从巴尼身上提取了精子，然而这仅仅是原来故事中的一部分。头领给蓓蒂看了一张星际空间图，图中标有飞船航线。

马丁·M·科特麦耶于1953年在其电影“火星入侵者”中表现了黑尔叙述中的许多主要内容。巴尼讲的有关外星人长相的故事，特别是外星人巨大的眼睛，是在他进入催眠期的第12天里流露出来的，而此时正在公开讨论电视系列片“外空世界”，在这个系列片中外星人的形象就是按照他的描述设计的。

各界在广泛讨论黑尔事件。1975年这个事件被搬上电视屏幕，这些电视节目向观众讲述了这样一个思想，即，这些灰色矮个儿的外星绑架者已进入我们数以百万计的人的心灵之中。但是，甚至几乎没有哪个谨慎思考问题的科学家想过，某些UFO可能事实上是宇宙飞船。在亚利桑纳州立大学大气物理学家詹姆斯·E·迈克唐纳编辑的一系列令人浮想联翩的UFO事件中，传闻中与UFO遭遇的情节引人注目地消失了。一般来说，那些认真对待UFO的科学家们倾向于与那些外星人绑架的传闻保持一定的距离。还有一些对外星人绑架事件不以为然的科学家，则认为没理由去分析天空中出现的那些亮光。

迈克唐纳说，他认为，UFO并不是建立在无可辩驳的证据之上的，他不得已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各种可供选择的解释对他来说可信程度都不高。60年代中期，我曾安排迈克唐纳与在UFO事件上从未发表看法的第一流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在一个私人会议室进行讨论，并让他演示他收集的最好的案例。但是他不仅没有使他们相信我们确实曾经被外星人造访，甚至没能引起他们对这个问题的任何兴趣。这是一个具有高度特别智商的群体。他们所要知道的就是迈克唐纳在什么地方看见了外星人，科学家们见过比这更平淡无奇的解释。

我很高兴有机会与黑尔先生、太太和西蒙医生谈了几个小时。蓓蒂和巴尼的热心与诚恳没有被误解，我也能理解他们在这种古怪而令人难堪的境地下成为公众人物的复杂心情。在黑尔夫妇的允许下，西蒙为我（和受我邀请而来的迈克唐纳）播放了他们在催眠状态下的录音磁带。有生以来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当巴尼在描述那次遭遇——更好的说法是“绝处重生”——时，他的声音中所流露出来的极度恐怖。

西蒙是战争与和平时期催眠术的鼓吹者，他并没有被卷入到UFO的全民狂热之中。他得到了约翰·富勒的畅销书《被中断的旅程》的一大笔稿酬，因为书中有关于黑尔夫妻的经历。如果西蒙声明他们的描述是有根据的话，那么这本书的销售量将突破最高纪录，而他本人的财政收入又会增加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然而他没有这样做。同时他也立即否认他们在撒谎的看法。正如另外一个精神病学家所说，这是感应性精神病（folie a deux）——一个共同分享的幻想，这是一种谦恭的同伴总是附和有威望的同伴的想法的普普通通的事例。因此，还有什么问题吗？黑尔夫妇的心理医生说，他们共同体验了一种“梦”的感觉。

有关外星人绑架的消息，正如UFO的目击事件一样，来源不止一个。让我们审视一下UFO的几种可能性。

1894年，（对觉醒状态下幻觉的全球调查）在伦敦出版。从那时至今，数次调查的结果表明，10－25 ％的普通正常人在他们的生活中至少体验过一次生动的幻觉——通常是听到一种声音，或看到一个实际并不存在的物体。更少有的是，人们感觉到一种萦绕不去的芳香，或听到音乐，或接收到一种独立于意识之外的启示。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正日渐转变为个人生活中的正常发生的事件或深奥的宗教体验。幻觉可能是被人们既忽视的科学认识宗教神物的一种“门径”。

我的父母去世后，我可能有几次听见我母亲或父亲用平时谈话的声音呼唤着我的名字。是的，当我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时，他们经常这样叫我——做家务，提醒我一件事情，吃晚饭，开会，了解当天发生的事情等等。现在，我还是很想念他们，我时常清楚地记忆起他们的音容笑貌，这似乎一点儿也不奇怪。

这种幻觉可能出现在完全平常环境下的平常人身上。如在夜晚生起的篝火旁，或在情绪紧张激动时，或在癫痫发作时，或周期性头痛或发高烧时，或长时间禁食，失眠，或感觉丧失（比如，单独监禁），或吸食麦角酸二乙基酰胺、致幻剂、印度大麻制剂引起极度兴奋时，以上情况都可能引起幻觉。（可怕的酒精导致的“震颤性谵妄”就是众所周知的戒酒过程中产生的幻觉症状。）也有一些诸如吩噻嗪的物质（比如氯丙嗪），可使幻觉消失。很可能正常的人体内产生一些物质——包括形如吗啡的叫做内啡呔的小小的脑蛋白质——可导致幻觉，而另外的一些物质抑制幻觉。著名的探险家（而且没有歇斯底里症的）艾德摩罗·理查德·伯德、约夏·斯罗卡姆船长和内斯特·沙克尔顿爵士在与难熬的孤独做伴时都有过生动的幻觉体验。

无论神经病学和分子学的先辈们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幻觉总是让人感觉真实。许多文化中都可以找到人们对于幻觉的描述，同时，人们把幻觉看成是精神启蒙的信号。比如，在西部平原的印地安人中，在许多本土原有的希伯莱文化中，一个年轻人在一次成功的“幻觉寻求”之后所体验的幻觉的本意昭示着他的未来。幻觉昭示的意义要由部落的长者与头领进行非常严肃的讨论。全世界的宗教中有数不胜数的诸如此类的事例。这些宗教的圣祖先知都成群结队地到沙漠或山谷，饥饿和感觉丧失帮助他们遇到了神灵和恶魔。迷幻剂诱导的宗教体验成为60年代西方青年文化的特征。这种宗教体验经常被尊重地形容为“超越的”、“超自然的”、“神圣的”和“圣洁的”。

幻觉随时随处存在。如果你曾体验过，这并不意味着你精神不正常。在人类学文献中我们随处可以看到幻觉、民族精神病学、快速眼动睡眠和催眠，它们具有许多跨文化和跨年代的共同因素。人们习惯于用善和恶的灵魂对人的控制所产生的效果来解释幻觉。耶鲁大学人类学家韦斯顿·拉·巴雷就此说：“文化中的许多东西可以造就一种令人惊叹的美妙事物，这就是幻觉”，“宗教仪式的全部意义和目的似乎存在于……有一群人希望将现实幻想化”。

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5卷中，路易斯·J·韦斯特，这位洛杉机加州大学前任神经精神学中心主任，将幻觉描述为信-噪问题：

设想一个人站在与壁炉相对的一扇关闭的玻璃窗前，透过窗户看看日落的花园。他被外面世界的景色所陶醉，丝毫没有注意到屋里的情况。当外面开始变黑时，可以看见他身后屋内东西模糊地反射在窗玻璃上的影像。一时间，他要么看见窗外的花园（如果他盯得远点儿），要么看见屋内东西的影像（如果他只注意儿英寸远的地方）。夜幕降临，而壁炉中的火依然烧得很旺，照亮了整个房间。观察者现在看见窗玻璃上有他身后屋里物品鲜明的影像，影像好像跑到窗户外面去了。随着炉火的熄灭，幻觉越变越模糊，最后，当屋里屋外一样黑时，便什么都看不见了。如果炉火有时亮起来，幻影便又出现在玻璃上。

同样，当“日光”（感觉恢复）变弱，而“室内照明”（大脑清醒的一般水准）保持“明亮”时，便会出现通常梦境中的那些幻觉般的感受，并且感觉我们大脑“房间”里产生的影像似乎来自我们的感官的 “窗户”之外。

另一种类似情况可能是梦，像天上的星星，总是在闪闪发光。虽然白天因为阳光太强，看不到星星，但如果白天有日食，或者观察者通常在日落后或在日出前观察片刻，或者在晴朗的晚上时不时地醒来看看夜空，便总能看见星星，似梦似幻，尽管经常忘记。

与大脑更为密切的一个概念是持续的信息处理活动（一种“前意识流”），它不断地受到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力量的影响，不断地提供做梦的内容。梦是一种体验，在仅有的几分钟时间内，人会产生一种对被处理过的数据流的感应意识。清醒状态下出现的幻觉也有类似现象，它是由不同的心理或生理状况所引起的一种现象。

由此看来，人的行为和体验（正常的和非正常的）伴随着错觉和幻觉现象。虽然这些现象和精神疾病之间的关系已有详尽的记录，但是人们还未充分认识它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作用。对一般人的幻觉和错觉进行更深入的认识，可以为这些体验提供解释，否则它们仍将归于神秘的、“超感官的”和“超自然的”。

如果我们拒绝正视幻觉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这个事实，那么我们肯定会失去我们人类自身性质的某些重要东西。但是，任何东西都不能够改变幻觉是精神的，而不是客观的这一事实。我们中有5－10％的人极易受外界暗示，可以在指令下进入深层的催眠状态。大约有10％的美国人说曾见过一个或多个鬼魂。这个数目多于那些声称记得曾遭外星人绑架的人数，大致与报告见过一个或多个UFO的人数相同，而少于在里查德·尼克松总统府任期时最后一周办公中接触到的人数——此前他辞职以避免被弹劾——尽管他的总统工作很出色。至少我们中有1％的人患有精神分裂症。全世界共有5000万精神分裂症患者，其人数多于英国人口。

精神病学家约翰·迈克——关于他，我今后还会讲到——在其1970年出版的关于梦魇的书中写道：

在孩提时代，有这样一个时期。孩子们以为做的梦是真的，以为梦中发生的事件、事物的变异的形态、令人高兴的事情以及威吓和恐怖的事情，就像白天经历过的他们实际生活中所发生过的一样。确定和长久保持能够区分梦境中的生活和现实生活的明确区别的能力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确立这种能力需要几年的时间，甚至正常的孩子在8－10岁以前都不能完成这个过程。由于噩梦中的内容与生活中的事情同样生动真实，具有强烈的震撼效果，因此，对孩子来说，分辨其真伪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当孩子讲述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如一个女巫在黑暗的屋子里扮鬼脸；一只老虎藏在床下；一只飞进窗户的色彩斑斓的小鸟碰碎了花瓶；一只足球被踢进房间，把家里的秩序搅得一塌糊涂，等等。他们是在有意识地撒谎吗？父母肯定会认为孩子不能完全分辨幻想和现实。有些孩子富于幻想，而有的孩子则在这方面缺少天赋。有些家庭很重视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并鼓励他们。同时，他们又会说这样一些话：“这不是真的。那只是你的想象而已。”有些家庭可能会很不耐烦跟孩子进行交谈——这会使得家庭争吵经常发生，至少有些困难——告诫孩子不要幻想，甚至教育他们说胡思乱想是可耻的事情。一些父母可能自己就搞不清楚现实和幻想之间的区别，或者深深地沉湎于幻想之中。受到这些富于竞争的个性和养育孩子的方法的影响，有些人能够使自己的富于幻想的能力得以保持至长大成人。另一些人长大后会认为，不能区分现实与幻想的人是疯子。我们大多数人介于两者之间。

“被UFO绑架的人”经常说他们在孩提时代曾见过“外星人”，这些外星人或从窗户外面进来，或从床下钻出来，或从壁橱中出来。但是，全世界的孩子都讲述的是同样的故事，故事都是描述仙女、精灵、鬼怪、妖怪、女巫、小鬼和一大群“虚幻的朋友”。我们能否设想有这样两群不同的孩子：一群看到的是想象出来的地球人，而另一群看到的则是真实的外星人？但如果我们说这两群孩子所看到的或幻想到的是同一种东西，不是更有道理吗？

大多数人都会回忆起在2岁或再大一点的时候看到似乎是真的，但实际上是想象出来的“恶魔”时，特别是在夜晚或黑暗中看到这些东西时所受到的惊吓。我还记得当我大受惊吓时藏在被子下面直到实在无法忍受时跑到（如果在我落入“魔掌之前”能够跑到他们的房间的话）父母的卧室寻求安全的情景。专画恐怖故事的美国漫画家加利·拉尔森在他的一本书的献词中曾这样写道：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们的房子里充满了妖怪。他们藏在壁橱里、床下、阁楼上、地下室以及别的地方。当夜幕降临时，它们就四处游荡。本书献给我的父亲，是他使我安然无恙。

也许被绑架者的治疗师们应该比他的父亲做得更多些。

孩子害怕黑暗的部分原因可能是，从人类的进化历史开始直至不久之前，孩子们从不单独睡觉，而是由一个成年人，通常是母亲看护，他们生活得很安全。在开化的西方，我们坚持让孩子单独睡在一个黑暗的房间，每晚对他们说晚安，对孩子有时的不高兴并不理解。对孩子来讲，幻想可怕的妖怪能使他们产生很好的成长的感觉。幻想奔跑的狮子和猎狗，能够帮助无助的蹒跚学步的孩子不要远离他们的保护人。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化的巨大力量所带来的恐怖，安全机器怎么能够有效地保护一个充满活力的、对任何东西都好奇的小动物呢？不怕妖魔鬼怪的人一般都会让其后代单独生活。最后，我猜想，在人类的整个进化过程中，大部分孩子都会变得不怕妖怪。但是我们在孩提时期能够想象出可怕的妖怪，那么，我们成年人中的一些人为什么不能，至少是偶尔的，有一些相似的、真正可怕的共有的幻想呢？

据说，外星人绑架事件主要发生在熟睡后或醒来前，或坐在一个长型汽车里行驶到一个众所周知的危险地方，自行进人催眠妄想之中。当病人说自己恐怖地大叫而其配偶却沉静地睡在身边时，治疗师们感到迷惑不解。然而这不正是典型的梦吗？难道在梦中，我们的求救声别人能够听到吗？这些故事难道不可能正如本加明·西蒙对黑尔所说的，是一种睡眠状态中出现的东西，是一种梦境吗？

一种尽管并非尽人皆知，但却普遍存在的类似感到被外星人绑架的心理综合症被称为睡眠性麻痹，许多人有过这种体验，这种状态经常出现在半醒半睡的朦胧时期。它会持续几分钟或更长时间，你这时不能动弹，万分焦急；你会感觉到有一个重物压在你的胸口，好像有什么东西坐在或躺在你的胸上；你的呼吸会急促并感到困难；你可能会产生视觉或听觉上的幻觉；你会感到有人、鬼、小精灵、动物或鸟出现在你的身边。据肯塔基大学心理学家罗伯特·贝尔说，在适合的环境下，这种体验可以“充满力量并具有真实的效果”。有时，幻觉中有很明显的性的成分。贝尔认为，即使不是绝大多数的，也是相当多的被外星人劫持的说法，其真实的原因只是普通的睡眠不安而已（他和其他人认为，其它各种关于被外星人劫持的说法也都是爱幻想的人，或者诸如骗子一类的人编造出来的）。

《哈佛精神卫生通讯》（1994年9月刊）也作了同样的评述：“睡眠性麻痹可能会持续几分钟，间或伴随生动的梦幻似的幻觉，并由此产生关于神灵、鬼怪和外星生物的各种传说。”

加拿大神经学家怀尔德·蓬费尔德的早期研究结果告诉我们，对大脑某个部位进行电刺激，会产生充分的幻觉。癫痫患者其前额叶下部脑区自发产生一系列电脉冲，便能够体验一连串几乎与现实无法区分的幻觉，包括产生一个或多个奇怪的东西、忧虑、在空气中飘荡、性体验和失去时间的感觉。还会产生一种对最深奥的问题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并产生一种用词汇将其告诉别人的需求感。一连串自发的颞叶刺激似乎从严重癫痫患者延伸到我们大多数人。在另一名加拿大神经病学家迈克尔·帕欣格的报告中至少有一个病例说的是服用抗癫痫药物消除了一位妇女遭外星人绑架的幻觉。这种自然引起的幻觉，或用化学药物或靠体验的帮助而产生的幻觉，在关于UFO的各种传说中可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能还是关键的作用。

但是，这种观点很容易效仿：各种UFO的传说都用“群体幻觉”为借口进行解释。然而，谁知道有没有大众共有的幻觉呢？是不是？

当外星生命存在的可能性开始四处流传的时候，特别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帕西瓦尔·洛厄尔说他发现火星运河以来，人们就开始不断地说他们与外星人，主要是火星人接触的事件。心理学家西奥多·弗卢努瓦在其1901年出版的名为《从印度到火星》的书中描述了一个讲法语的灵媒在恍惚的状态中勾画出了火星人的图像（这些火星人与我们很相像），并且写出火星人使用的字母和语言（非常像法语）。精神病学家卡尔·荣格在他1902年的博士论文中描述了一个在火车上坐在他对面的年轻的瑞士妇女，这个妇女激动地说她发现了火星“居民”。她被告知火星人对科学、哲学和灵魂一无所知，但是拥有先进的技术，“飞行器在火星上早已存在，整个火星上布满运河”，还有其它关于火星的事情。1932年去世的奇文报道的收集者查尔斯·福特写过这样的话：“也许火星上有居民，他们秘密地从我们的星球向他们的政府发送报告。”50年代，杰拉尔德·赫德在他写的一本书中说飞碟所有者是具有智能的火星蜜蜂。谁能够逃脱如此大幅度的关于UFO的报道范围呢？

但是，在1971年“水手9号”证实运河是虚构的，在1976年“海盗1号”和“海盗2号”甚至显示仍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火星上存在有微生物之后大众对于洛厄尔所描述的火星的热情低落了，我们也很少再听说火星人访问地球的事件。但是，随后又出现了从什么地方又来了外星人的事件。这是为什么？为什么火星人不再来了？自从人类发现金星表面的热度足以熔化铝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说有金星人来访了。这些传说的某些内容能够成为我们信仰的准则吗？这些传说的来源说明了什么？

毫无疑问，人类常常会产生幻觉。外星人是否存在，它们是否经常到我们的地球进行绑架和骚扰活动？对此，我们深表怀疑。我们可能在细节上争论不休，但是，会有一种解释肯定能比其他解释更令人信服。你的保留意见可能是：为什么当今有许多人报告这种特别的幻觉？为什么会有这种阴暗的小生灵、飞碟和性实验？

第七章 魔鬼出没的世界

这个世界魔鬼出没，有些地方，漆黑一片。

《奥义书》（印度，公元前600）

对不存在的事物的恐惧是每个人自身本能地产生的东西，这种东西叫做宗教。

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1657）

许多人类文化告诫我们，上帝在俯视着我们并指导着我们的命运的发展方向。其他更为恶毒的实体为邪恶的存在负责。两种东西，不论被认为是自然的还是超自然的，真实的还是想象的，都是为人类的需要服务的。即使它们全是想象的，人们一旦相信了它们，就会感觉更好。在传统的宗教被科学所鄙视的时代，用科学的外衣将古老的神灵和魔鬼包装起来，并将其称为外星人，这不是很自然的吗？

古代人们普遍信鬼。人们并不认为鬼神是超自然的东西，认为它们是自然的。赫西奥德时而提到它们。苏格拉底说他的哲学灵感是具有人性的慈善的鬼启迪的结果。他的教师，曼提尼亚的迪奥提马告诉他（在柏拉图的《论文集》中）：“任何神鬼之物都介于上帝与人之间，上帝与人之间不直接联系。”他还说：“只有通过鬼神，人与众神之间才能进行沟通与对话，无论你是醒着时还是睡眠时。”

柏拉图，苏格拉底最得意的门生，认为神鬼有重要作用：

未被赋予超然的能力，单靠人类的本性是无法处理人类各种事务的。他说，人类本性中也会被傲慢所充斥，并且易犯错误……。

我们将牛视为牛，将羊视为羊，但我们自己是高级种族，我们统治着它们。仁慈的上帝，以他对人类的慈爱，给我们派来了神鬼，它们是高级种族，它们自己很闲适也很快乐，一点儿不亚于我们人类，它们在关照着我们，给我们以和平与尊重，秩序与公正永存，它们使各个部落的人快乐无比、团结一心。

他坚决否认神鬼是邪恶的起源，将性欲的守护神厄洛斯描绘为鬼，而不是神。“既是人又不是人”，“既不好也不坏”。但后来所有的柏拉图主义者，包括那些强烈地受基督教哲学影响的新柏拉图主义者都认为某些鬼是善的，而另一些是邪恶的。但是，柏拉图的著名弟子亚里士多德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认真地考虑了梦是鬼制造的看法。普鲁塔克和波菲利认为，充斥于外层空间的鬼来自月亮。

早期基督教教父们尽管从使他们感到眼花缭乱的文化中吸纳了新柏拉图主义的观点，但他们仍急于将自己与“异教徒”的信仰体系区分开来。他们教导说，所有异教徒的宗教都是由对鬼和人的崇拜思想组成的，在这些宗教的思想中都将鬼和人误解为神。当圣保罗《以弗所书6：14》抱怨高殿的邪恶时，他没有提到政府腐败，却提到高殿中的鬼：

我们不应反对人性，我们应该反对的是特权统治国家的制度，反对强权，反对这个世界中黑暗势力的统治者，反对高殿中的精神邪恶。

从最初时起，他们就有意地不过多地用鬼这个词，而是较多地使用一种富有诗意的隐喻来形容人们心目中的邪恶事物。

圣奥古斯丁为鬼的问题所深深困扰，他援引了当时流行的异教徒的看法：“众神占据了最高的位置，人处于最低地方，魔鬼居于中间……。他们的身体不朽，但思想情感与人无异。”在《上帝之城》第八卷中，奥古斯丁接受了这种古老的传统理论，用上帝取代了神，他着重描绘了鬼所具有的特性，即，它们毫无例外全是邪恶的，它们没有救苦救难的品质，它们是灵魂和肉体邪恶的源泉。他把它们叫做“虚无缥缈的动物……急切地要对别人进行伤害，与正直的品格格格不入，高傲狂妄，嫉妒成性，邪恶至极”。他们可能声称在上帝和人之间传递消息，将自己伪装成上帝的天使，但是这种伪装是陷阱，引诱我们走向毁灭。他们能够假装成任何样子，而且知识渊博——“魔鬼”一词（demon）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是“知识”（Knowledge）——尤指物质世界的知识。尽管如此，但它们缺乏仁爱。他们折磨“人们被禁锢的和易受骗上当的头脑”，德尔图良写道：“它们居住在天空中，与星星为伴，与云彩交谈。”

在11世纪，有影响的拜占庭神学家、哲学家和不太正直的政治家迈克尔·卜塞路斯用这样的语言描述魔鬼：

这些动物存在于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它们情感丰富，因为它们就沉浸在浩瀚的情感海洋之中，它们上升的地位引人注目，正如它们的地位和等级一样。正因为如此，它们同时也受情感支配和束缚。

大约在1270年，一位斯科特拉男子修道院院长写了一篇关于鬼的完整的论文，其中不乏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他看到（只有当他眼睛闭着的时候）了无数的邪恶的魔鬼，像垃圾堆里的尘埃，在他和其他人的头脑周围发出嗡嗡的声响。尽管理性主义者、波斯人、犹太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人的思潮一波接一波地涌现，尽管有革命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不断煽动，但是它们的存在和主要特点，甚至魔鬼的名字从赫西奥德到十字军东征一直保持不变。

魔鬼，“天空中的强者”，从天而降，与妇女发生非法性关系。奥古斯丁认为，女巫是被禁止的性交合的产物。在中世纪，与其前的古代一样，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这种传说。魔鬼叫做妖怪或下凡天使。用妖魔的手段勾引女人者被称为梦淫妖，勾引男人者被称为女梦淫妖。一些修女们报告说，她们在一些迷迷糊糊的状态中，感觉到是在梦中与告解神父，或主教之间发生了十分相像的事情。15世纪的一位编年史家写道：“修女们第二天醒来，发现她们自己被玷污了，好像与某个男人有过性交行为。”在古代中国，也有类似的记载，但是是在闺房里，而不是在女修道院中。长老制宗教作家理查德·巴克斯特在他写的《世界精神的必然性》（1691）中认为，如此多的妇女报告有过梦淫经历，“否定这种事情是没有道理的”。

当他们被勾引时，他们感觉到男女梦淫妖就像重物压在做梦者的胸口上。无论Mare一词拉丁语意思是什么，在古英语中其意思就是梦淫妖，而nightmare原意是指压在睡眠者的胸口上，用梦来折磨他们的魔鬼。在亚大纳西的作品《圣安东尼的生活》（写于大约公元360年）中，魔鬼被描述为随意出入紧锁的房间的东西。1400年之后，法国学者吕道维克·希尼斯塔里在他的书《魔鬼》中向我们保证说魔鬼能穿墙而过。

从古代到中世纪后期，魔鬼的客观真实性几乎是毫无异议的。迈蒙尼德否认它们的真实性。但绝大多数犹太教教士都相信迪布克。在我所发现的很少的事例中甚至暗示魔鬼是内在的产物，它产生于我们的思想，曾有人问一个早期教会教父——阿巴彼门：

“魔鬼是怎样同我们争斗的？”

波门教父反问：“魔鬼同你争斗？我们自己的意志变成魔鬼，正是这些魔鬼攻击我们的。”

中世纪对梦淫妖的态度受到迈克洛比乌斯于4世纪写的《对西庇阿之梦的评论》的影响。这本书在欧洲启蒙时期之前再版多次。迈克洛比乌斯描述了“在醒时与睡去的时刻”所看见的鬼魂（phantasma）。做梦者将鬼魂“想象”为食肉动物。迈克洛比乌斯有怀疑的习惯，而在他所生活的中世纪时期，人们一般对此一无所知。

魔鬼对人的困扰开始变得日趋强烈。在这段期间，教皇的1484年通谕（英诺森八世时期）中表明：

我们听说，两性成员都不回避他们曾同邪恶的天使、梦淫妖发生过关系。

梦淫妖运用它们的魔力、咒语、迷人的妖法和魔术似的手法，窒息和扼杀，使得女性不能出生。以及产生许多其它灾难。

由于这个通逾，在整个欧洲开始出现有组织地对大量的“女巫”的迫害、拷打和处决。她们按奥古斯丁所说被认为犯有“用不道德的行为扰乱未察觉的世界”罪。尽管在通谕中用其特有的语言不偏不倚地使用了“两性成员”这个词，但受迫害的主要是少女和成年妇女。

在其后的几个世纪里出现了许多主要新教派，尽管他们与天主教会有所不同，但他们的基本观点是相同的。甚至连德西迪里厄斯·伊拉斯谟和托马斯·莫尔这样的人也相信女巫。卫理公会的创始人约翰·卫斯里说：“放弃巫术实际上就是放弃《圣经》。”名声显赫的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在其《论英国法律》（1765）一书中断言：“对巫术和魔法的可能性，而且对其事实上的存在的否认，就是对《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大量篇幅中出现的上帝这个词的断然否认。”

英诺森评论道：“我们亲爱的年轻人亨利·克雷默和詹姆斯·斯普林格已被教皇授命为对这些异教徒的邪恶进行审讯的宗教法官。”如果“被追究的令人深恶痛绝的人和穷凶极恶之人得不到惩罚”，那么，芸芸众生之灵魂将受到永远的惩罚。

教皇指示克雷默和斯普林格运用15世纪后半叶的全部理论写出一份综合分析报告。通过对《圣经》以及古代和现代学者理论的详尽的论述与引证，他们写出了《女巫惩治法》，恰当地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可怕的文件之一。托马斯·艾迪在其《黑暗中的蜡烛》一书中，对这个文件进行了谴责，认为它是“邪恶的学说与发明”，“可怕的谎言和不可能实现的法令”，其作用是用来“使他们无人可及的残酷行径瞒天过海”。所谓“惩治”指的是什么？无非就是说，只要你被控犯有从事巫术活动，你就是巫师。证实指控有效性的可靠手段就是拷打。被告没有任何权利。被指控有罪的人也没有任何辩解的机会。人们从不考虑控告可能是出于某种邪恶的目的，比如，嫉妒、报复或者出于法官经常没收被指控有罪人的财产，中饱私囊的贪婪。这个为打手们准备的技术手册还阐述了在处死女巫的程序之前将魔鬼从她们身体内驱除出去的适用的拷打方法。只要一纸《惩治法》在手，教皇的为惩治女巫所付出的努力就得到了保证，宗教法庭审判官一夜之间遍及整个欧洲。

惩治女巫的行动很快就变成了费用巨大的骗局。由被控告者及其亲属承担调查、审判和执行刑罚所需要的全部费用，除此而外，还有雇佣私人侦探跟踪调查女巫、请看守喝酒、宴请她的法官、派人到另一个城市去邀请更富经验的打手、购买柴火、焦油和绞索等各种费用。每判决一个女巫火刑处死，就要给参加惩治活动的成员一笔奖金。如果被定罪女巫有财产，那么，这些财产就由教会和政府瓜分。这种惩罚女巫的做法在法律和道德上都得到认可时，出现大量的杀人犯和窃贼的案件就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了。当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出现为其服务时，他们的注意力就从贫穷的女巫和老太婆身上转移到中产阶级和富有的男人和女人身上。

越多的人在拷打下被迫承认从事巫术活动，将整个事情按一种纯粹的脱离实际的幻想继续进行下去就越发困难。当每个“女巫”被屈打成招，被迫将别人也拉下水时，女巫的人数就飞速增长。这些确立了的“魔鬼仍然活着的可怕证据”在后来美国的塞勒姆女巫审判案中被再次使用。在轻信的时代里，最不可靠的证据也会被认真而谨慎地接受。这造成了数以万计的女巫们在“安息日”时集中在法国广场。她们中的1．2万人逃往纽芬兰，逃亡的人群使得天色苍茫，黑暗凄凄。《圣经》劝告我们：“你们不应伤害女巫，让她们好好地生活。”大批的妇女被烧死。当拷打工具被神父第一次赞美后，最可怕的刑罚便经常应用到年老的或年轻的被告者身上。英诺森死于1492年，在他实际上已经死后，人们还尝试用输血的方法（导致三名男孩死亡）和吸吮一位正抚育孩子的母亲的乳汁以保住他的命，未果。他的情妇和孩子悲痛欲绝。

在英国，女巫发现者，也称“监视者”，很容易找到工作，他们将一个女孩或妇女抓住并被法庭处死，就可以收受一笔可观的奖金。没有人警告他们在控告别人时应该注重证据。一般他们只是根据“魔鬼记号”——疤痕、胎记或症——来判断是否是女巫，当他们用针扎入妇女的肉体时，既不受伤又不流血，这时就可以判断她是女巫。

他们使用巧妙的手法经常使人看起来好像针深深地刺入女巫的肉体。当没有什么明显伤痕出现时，他们就会说，“看不见的标志”就足够了。在绞刑架上，一个17世纪中叶的监视者“承认他曾用这种方法害死过220多个的英格兰和苏格兰妇女，每害死一个得到20先令。”

在女巫审判中，能减刑的证据和被告证词无人理睬。在任何一个案件中，几乎不可能有女巫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得到提供。对证据的规定有与众不同的特点。比如，在不止一个案子中，丈夫证明妻子被指控为在女巫的安息日与魔鬼嬉戏玩耍的时候，正睡在自己的身旁。但是大主教耐心地解释说，那时这个丈夫怀中搂抱的不是他的妻子，而是魔鬼。丈夫们从未想象过他们的感知力是否能超过撒旦魔力。漂亮的年轻妇女只得被抛入火海。

有这样一种人，他们有很强的性欲而又厌恶女性——这种人更有可能出现在性欲压制、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在这种社会里，宗教法官一般是从保持独身生活的神父阶层中选拔出来的。审判时，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被怀疑是女巫的被告与魔鬼或妖魔性交时性高潮的持续时间和出现的次数（尽管奥古斯丁已确定“我们不能把魔鬼叫做私通者”），以及魔鬼的“成员”的本质（所有描述都说是“冷酷”）上去了。根据卢道维克·辛尼斯特拉里1700年的书中的描述，“魔鬼的标志一般在胸部或阴部”。结果，被指控为女巫者阴毛被剃掉，并由特别安排的男法官来仔细检查其阴部。在杀害20岁的阿卡迪亚姑娘琼的过程中，当她的裙子被火烧着时，鲁昂的刽子手扑灭了火焰，这样围观者就能看见“一个女人身上能有和应该有的所有秘密了”。

一部编年史告诉我们一些仅在1598年一年中，仅在德国小城维尔茨堡一个城市，葬身火海的人的统计数字，这些描述在我们面前再现当年的人类的实况：

参议员的服务员，叫做格林；上了年纪的坎兹勒；裁缝的胖妻子；门格多夫的女厨子；一个陌生人；一个陌生女人；保纳赫，议员，维尔茨堡最胖的公民；法院的老铁匠；一个老妇人；一个小姑娘，9到10岁；一个更年轻的姑娘，前者的妹妹；格贝尔的孩子，维尔茨堡最漂亮的女孩；一个精通许多语言的学生；从敏斯特来的两个男孩，每个年龄都在12岁左右；斯德泊的小女儿；看守桥堡的女人；一个老妇人；城市委员会执行官的小儿子；克纳泽的妻子；

一个屠夫；舒尔兹博士的女婴；斯瓦尔兹，哈赫的教士……

这种事情在继续发生。某些事件受到人们富于同情心的特别关注：“法尔肯博格的小女儿被秘密处死，并被焚烧。”仅在一年的时间内，在那个小小的城市，就发生28起公开处决事件，平均每次有4到6个受害者。这仅仅是发生在整个欧洲各地的各种形式处决事件的一个缩影。没有任何人知道共有多少人被杀害。也许几十万，也许几百万。那些对起诉、拷打、判决、执行火刑并证明这些处决公正的承担责任的人是胸怀坦荡的。这个问题应该问他们。

他们不可能犯错误。他们从事巫术活动的坦白不可能是信口胡说，或者，竭力满足审判者的要求以免继续遭受拷打。女巫审判法官皮埃尔·德·郎克莱在他1612年写的书《对邪恶天使不忠行为的阐述》中对此解释道：“在这些事件中，天主教教会因为对女巫执行火刑而犯下重大罪恶。但是，是由于那些人攻击天主教教会而使得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增加了，因此，天主教会是根据事实本身（ipso facto）犯下了重大的罪恶。在一些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批评火烧女巫的人受到了惩罚，有些人以自焚的形式进行抗议。宗教法官和拷问者是在为上帝服务。他们在拯救灵魂。他们阻止魔鬼的肆虐。

从事巫术活动当然不是唯一的应受拷打和遭受火刑的罪行。背叛教会是更严重的罪过，无论是旧教还是新教都要对这种行为进行无情的惩罚。16世纪时，学者威廉·廷代尔冒失地考虑将《新约全书》译成英文。但是，如果人们能实际用自己的语言，而不是神圣的拉丁语阅读《圣经》，那么他们能形成自己独立的宗教观点，他们就会形成自己与上帝交流的个人渠道。这对罗马天主教神父地位的安全性形成了挑战。当廷代尔试图出版他的译作时，在整个欧洲他不断地受到骚扰和追捕。最后，他终于被捕，并被绞死，同时为他额外设置了多余的刑罚，将他的尸体绑在火刑柱上焚烧。他的《新约全书》的译本（一个世纪之后成为精确的金·詹姆斯译本的基础）被军队挨家挨户搜查，基督教徒以不让其他基督徒了解基督所说的话的含义，来虔诚地保卫基督教。这种认为知识应该通过遭受折磨和死亡来获得的思想模式和绝对的信念思潮不会对那些被指控犯有从事巫术活动罪的人有任何帮助。

焚烧女巫这个西方文化的特征，除偶尔政治的影响以外，从16世纪开始变得越来越不明显。英国最后一起判处女巫死刑的事件中，一个女人和她9岁的女儿被绞死。她们的罪过是用脱长筒袜的方式招惹来一场暴风雨。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孩子们的游戏中经常能找到女巫和妖怪。驱邪伏魔仍然是罗马天主教和其他教会的主要活动。一种信仰的崇拜者仍然指责对其他信仰的崇拜行为是邪恶的妖术。我们至今仍然在使用“地狱”（pandemonium）这个词（意指群魔聚居之地）。一个疯狂凶暴的人仍被说成是魔鬼般的人（在18世纪前，精神病还普遍地被归咎于超自然原因所造成，甚至失眠也被认为是魔鬼的惩罚）。半数以上的美国人告诉调查人员，他们“相信”魔鬼的存在，10％的人声称与鬼说过话，马丁·路德说他经常与鬼交流。

1992年，一本被称为“精神战手册”的《准备战争》的书中，丽贝卡·布朗告诉我们，流产和婚外恋“几乎毫无例外地会招致魔鬼的侵扰”。冥想、瑜珈、武术都体现出对基督教忠贞不二，他们将被引导信奉鬼神；摇滚乐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撒旦本人精心控制人类头脑的计划产生的结果。有时“你爱的人被魔鬼缠身而毫无察觉”。魔鬼崇拜至今仍然是许多虔诚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魔鬼到底做了些什么？在《惩治法》中，克雷默和斯普林格认为：“魔鬼忙于用采集人们的精子，然后它们用自己转移这些精子的方法干涉人们正常的性交及其概念。”中世纪的由魔鬼进行的人工授精至少可追溯到圣托马斯·阿奎那，他在《论三位一体》书中告诉我们：“魔鬼能使它们收集到的精子转移，并把它注射到其他人的身体里。”他的同伴圣波拿文都拉更详细地描述道：女梦淫妖“逐渐占据了男人，吸纳了他们的精子；然后它们用熟练的技艺保持精子的存活率。然后，在上帝允许下，它们变成男梦淫妖，将精子灌入女子的卵巢里。”人鬼交配的产物也是如此。这些东西长大时，魔鬼就来拜访他们。一个跨辈、物种相互转换的性结合方式就产生了。我们还记得，这些生物以善行闻名，实际上它们是住在天上的。

这些传说中没有谈到太空飞船。但是却有大部分我们今天谈论的外星人绑架的主要内容，其中包括那些生活在天上对性非常感兴趣的非人类生物，它们能穿墙而过，能用心灵感应进行交流，在人身上进行生殖试验。如果我们不相信魔鬼确实存在，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个让整个西方世界（包括我们当中被认为是最聪明的人）欣然接受，被每一代人的经历不断强化，由教会和政府教授的奇怪的信仰体系？除了建立在广泛传播的认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复杂而神秘的变化过程之上的所有人都有的幻觉外，还有什么其它的真正的解释吗？

在《创世纪》中，我们读到天使们与“人的女儿”进行性交的故事。古希腊和古罗马传说的神话中，讲诉了神变成公牛、天鹅或一大堆金子出现在女人面前，并使她们怀孕。在早期基督教教义中，哲学不是源自人类的心智，而是来自魔鬼的枕边私话——从天而降的大使将上帝的秘密偷偷告诉给它们的人类配偶。具有同样内容的传说也在世界各国的文化中广泛流传。与梦淫妖类似的魔鬼有阿拉伯神灵、希腊的森林之神、印度妖魔、萨摩亚专门与人做爱的鬼、凯尔特鬼和许多其他各种鬼。在魔鬼猖獗的时代，人们很容易将他们害怕或仇恨的人形容为魔鬼。传说墨林与女梦淫妖生下后代。柏拉图、亚历山大大帝、奥古斯塔和马丁·路德也都说有同样的经历。有时，整个民族——比如匈奴人和塞浦路斯人——都被他们的敌人咒骂为是魔鬼繁殖的后代。

在《犹太圣法经传》中女淫魔的原型是夜妖，上帝用泥土创造了她和亚当。因为违抗上帝旨意，她被逐出伊甸园，但是没有回到上帝身边，而是到了亚当身边。从此，她每晚勾引亚当的后代。在古代伊朗文化和许多其它文化中，男人夜晚遗精被认为是女淫魔引诱的结果。阿维拉的圣特蕾莎生动地描述了与天使——她坚信，那是明亮的大使，而不是黑暗的天使——性交的过程，正如其他后来被天主教徒神圣化了的女人也做过同样的事。18世纪魔术师和江湖骗子卡廖斯特罗毫不遮掩地让人们相信，就像在拿撒勒时的耶稣一样，是“上苍和地球的孩子”结合的产物。

1645年，有人发现英国康沃尔郡少女安妮·杰弗里疲惫地昏睡在地板上。过了很久，她回忆起遭到六七个小个儿男人的袭击，随后她瘫软如泥，被带到天上的一座城堡里，她在那里受到这些人的性诱惑，然后被送回家。她称那些小个儿男人为小精灵（对许多虔诚的基督徒来说，正如对贞德进行审判的宗教法官来说，这只是叫法不同，本质是一样的。小精灵即魔鬼，这是个既明确又简单的问题）。它从天上回到人间就是为了恐吓和折磨她。第二年，这个女人就被控从事巫术活动而被捕。从传统上讲，小精灵有魔力，用最简单的触摸就能使人瘫软在地。在仙界，一般的时间推移很慢。它们的生育能力受到了损害，因此他们与人性交，并带走他们的孩子——有时留下一个精灵替代品，叫做“偷换的孩子”。从现在来看，这似乎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假如安妮·杰弗里是在一种四处谈论外星人，而无人谈论小精灵；谈论UFO，而不是天上城堡的文化中长大的女孩，那么她所说的故事与“被绑架者”所讲的故事有什么重大差别吗？

戴维·赫福德在他1982年出版的名为《来自夜晚的恐怖：对历来遭超自然袭击的经历研究》一书中描述一位30多岁，受过大学教育的，从事企业经营的青年人的回忆。他说，当他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的时候，有一年夏天与其姑姑住在一起。一天晚上，他看见在房间里有神秘的光亮在移动。后来，他就睡着了。在床上，他看见一个白色发光物体爬上楼梯。它进到他的房间，停了一会儿，然后说——令人扫兴的是，在我看来，它似乎说的是——“这是一张油地毡。”有的晚上，这个物体是个老女人，有的晚上，它是头大象。有时，这位年轻人相信整个事情是场梦，有时他又肯定他那时是醒着的。他被压倒在床上，浑身瘫软，不能移动，也不能叫喊。他的心跳加快，呼吸困难。在以后的连续许多晚上都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这种事在外星人绑架事件出现之前在广泛流传。如果这个年轻人知道有外星人绑架的事，那么他说的那位老女人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更大的头和更大的眼睛呢？

在《罗马帝国兴亡史》一书中，爱德华·吉本在其中一些著名的段落中描述了在古代后期，轻信与怀疑主义之间力量的变化：

轻信按照信仰的仪式行事；狂热可能假装成灵感的表达方式，偶发事件或机械装置所产生的效果都是由于超自然原因造成的……

在现代（吉本在18世纪中期写道），潜在的、甚至是无意识的怀疑精神也要遵照最虔诚的意向行事。他们对超自然事实的认可是冷漠和被动的默认，而不是主动的同意。长期以来，人们都遵守和尊重不变的自然秩序。我们的理性，或者至少是我们的想象力对承受神性可见的行为没有充分做好准备。但是在基督教最初时期，人类的状况是完全不同的。异教徒中最好奇或最轻信的人经常被说服加入某个坚信存在神奇力量的社团。最早期的基督徒永远紧跟秘教观点。他们的思想受到对最奇特事件坚信不移的习惯的熏陶。他们感觉，他们幻想他们不断地遭到来自各个方面的魔鬼的袭击。他们被幻觉所安慰，他们接受预言的教诲，他们通过教堂祈祷以求奇迹般地解脱危险，疾病和死亡……。

他们坚定不移地说服人们，他们呼吸的空气里充满了看不见的敌人和无数的魔鬼，它们观察着每一个机会，装扮成每一种形式，恐吓，最主要的是诱骗人们没有设防的美德。人们的想象力，甚至感觉都被用某种东西伪装的狂热所欺骗。那些半夜祈祷的隐士因无意的睡眠所忧虑，他们很容易被占据他们睡眠和白日梦的恐惧或快乐的幻觉所迷惑……

迷信的实践适用于大众。如果他们被迫无法入睡，那么，他们会对失去令人愉快的幻觉而感到遗憾。他们对奇异和超自然事物的喜爱，他们对未来事件的好奇心，以及他们想超越这个可见世界的局限将自己的希望和恐惧扩展到无限的强烈嗜好，是适合建立多神崇拜的主要原因。最紧迫的是要告诫大众，他们应该相信，任何神秘主义体系的衰落都是其它迷信方式的引入所造成的结果……

除了吉本所论述的迷信对社会大众的影响。魔鬼也没有放过上层阶级。甚至英国的一位国王——詹姆斯一世，斯图亚特王朝第一位君主——也写了一本关于魔鬼的充满了轻信和迷信观点的书（《神灵的魔力》1597年）。他还是将《圣经》译成英文的资助人，译本上署有他的名字。烟草是“魔鬼的草”就是詹姆斯国王的观点，根据这一说法，人们根据烟瘾的程度发现了一些女巫。但是到1628年，詹姆斯国王变成了彻底的怀疑论者——主要是因为人们发现青少年有一些伪造的魔鬼物品，并且为此这些无辜的人被控告从事巫术活动。如果我们认为吉本说的怀疑论代表了他那个时代的特征，而这个特征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减少，如果他认为代表后古典时代最大特征的无法遏制的轻信甚至有一点留传给我们这个时代，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应该预料魔鬼之类的东西在现代文明的大众文化中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地呢？

当然，正如热心于外星人访问地球事件的人急不可耐地提醒我的那样，人们又说明现在仍然有具有同样历史意义的事件，那就是外星人。他们说，外星人一直不断地造访我们、戏弄我们、偷取我们的精子和卵子，给我们授精。以前，我们认为它们是神、魔鬼、精灵或妖魔，到了现在我们才明白它们是外星人，外星人欺骗了我们几千年。雅克·瓦利曾表述过这样的观点。但是为什么在1947年以前没有对飞碟的实际报道？为什么没有一个世界上的主要宗教用飞碟作为上帝的圣像？为什么外星人没有对那时高技术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发出警告？为什么这不是一个目前已完成的遗传实验呢（无论其试验对象是什么）？而这个试验为什么不可能是由某种生物应用非常先进的技术造诣经过几千年或更长时间，到目前才完成的呢？如果这种生育计划的目的是为了改变我们的命运，我们为什么还要如此烦恼呢？

根据这个观点的思路，我们可以预料现在坚持旧信仰的人会将“外星人”理解为仙女、神和魔鬼。实际上，现在有几个教派——比如“雷利安斯”——认为神或上帝乘坐UFO到地球来。一些被外星人绑架的人将这些天外来客称为“天使”或“上帝的使者”（虽然这些说法令人反感）。也有一些人仍然认为它们是魔鬼。

在惠特利·斯特里伯的《教会》一书中，记载有“外星人绑架”的第一手资料，作者描述说：

不管是什么东西，反正它们看起来像妖怪似地丑陋而可怕、淫秽不堪、恶毒阴险。它们当然是魔鬼。它们一定会……。我还记得那东西在那缩成一团，惊人地丑陋，其胳膊和腿像一只大昆虫的四肢，它的眼睛直瞪着我。

据说，斯特里伯现在已经公开表明，夜晚的恐怖事件可能是梦和幻觉。

在一本由原教旨主义者汇编的《基督教新闻百科全书》中收录了有关UFO的文章，其中包括《非天主教徒的狂热迷恋》和《科学家认为UFO是魔鬼的产物》。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宗教赝品研究课题组的人说UFO是魔鬼所造。俄勒冈的麦克明维尔的黄道教会认为，所有的外星人对地球人都怀敌意。“认知宇宙联络委员会”1993年的快讯告知我们，UFO人把人类当成试验动物，希望我们对它们顶礼膜拜，但最好在祈祷时使用主祷文。一些被绑架者已经被从福音派教堂中驱逐出去。这些事情听起来很像撒旦崇拜。由戴夫·亨特于1980年写的原教旨主义小册子《崇拜狂热》认为：

很清楚，UFO不是物理的，它们似乎是来自另一维的鬼魂的显灵，它们企图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推测，人们所说的UFO实体是用心灵感应方式与人类联系的，它们总是宣讲同样的蛇是被引见给夏娃的四个谎言……。这些生物都是魔鬼，它们的目的就是反对基督教。

许多教派认为UFO和外星人绑架案使人们预感到“时代的终结”。

如果UFO来自另一个行星或另一维，那么它们是在主要宗教中对我们进行谆谆教诲的同一个上帝派来的吗？原教旨主义抱怨说，UFO的各种现象从没有提出过对一个真实的上帝的信仰的要求，然而，UFO活动所透露出的主要思想和做法却是与《圣经》和天主教教义相悖。

拉尔夫·拉特在他的《新时代：基督教批判》（1990）中探讨了UFO的问题，他的文章是典型的文学式的描述，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轻信的产物。这种作品是为了达到让人们接受UFO是真实存在的观点，同时痛斥UFO是撒旦的工具，是反基督教的，而不是将科学的怀疑精神作为研究UFO的有力武器。经过磨破的武器所能达到的目标远远超过反异教主义者的狭隘目的。

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作家哈尔·林德赛在他于1994年写成的宗教畅销书《地球——公元2000年》中写道：

我已经完全相信UFO是确实存在的……。它们是由具有高智能和巨大能力的外星人所操纵的……。我认为，这些生物不仅来自外星球，而且本质上是超自然的。坦率地说，我认为它们是魔鬼……是撒旦阴谋的组成部分。

这个结论的证据是什么？在圣路加的著作第21章第11节和第12节中，谈到耶稣说的“来自上帝的伟大信号”绝没有提到UFO这样的东西。林德赛特别忽视了第32节，在这一节中，作者谈到，耶稣已经清楚无误地告诉我们的是发生在1世纪，而不是20世纪的事情。

还有一条基督教教义表明外星生命不可能存在。例如，在1994年5月23日的《基督教新闻》中，神学博士W·加里·克拉普顿讲述谈论了他的根据：

《圣经》无论是以清晰明了的还是晦涩隐晦的方式，谈论了生命的各种形式，它没有告诉我们明确的答案。在《圣经》的所有内容中都没有明确地肯定或否定智能外星生命的存在。但是，《圣经》隐晦地否认了这种生物的存在，因此也就否认了飞碟的可能性。……《圣经》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圣彼 得说，‘行星所盼望的’救世主是不值得讨论的问题。这就是对其它行星上有没有智能生命的回答。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谁来拯救它们？当然不会是基督……。与《圣经》的教导不一致的经验必须被当做谬误而掘弃。《圣经》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理。

但是许多其他基督教教派——比如罗马天主教——思想是完全开放的。它并没有先天（apriori）反对或否认外星人或UFO的存在的理由。

60年代早期，我认为，UFO的传说主要是为满足宗教的需要而人为编造的。当科学以非常复杂的看法不加批判地坚持古老的宗教的时候，科学用另一种方式提出上帝的假说。这种方式就是使用科学术语，使用肤浅的科学词汇“说明”上帝的巨大力量。它解释说，古时的众神和魔鬼从天堂降临至地球，它们不断地纠缠我们，告诉我们未来的前景，用一个更充满希望的未来来戏弄我们，到那时，太空时代的神秘宗教即将形成。

民俗学研究者托马斯·E·布拉德在1989年写道：

绑架报道听起来像是一个古老的与那些替神执法的外星人相遇的传说的翻版。

他下结论说：

科学也许已经从我们的信仰中赶走了魔鬼与女巫，但是这个空白又很快被具有同样魔力的外星人所填补。只是这些外星生物的外部标志是新的而已。外星人所带来的所有的恐惧和心理激情似乎都可简单地追溯到早时的传说，所有的传说与旧时的演义无甚差别，那些东西仍在夜间发出奇怪和可怕的声音。

所有的时代、所有地方的人都会有时体验如同真实一般生动的幻觉。在这些幻觉中经常有性的内容，感觉到被陌生的、全心灵感应的、在天空中飞行并能穿墙而过的生物所绑架（用流行的文化俚语，用我们时代的精华语言来描述细节），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吗？其他那些没有这样的亲身经历的人感到这种事情很刺激，在某些地方也很熟悉。他们便相信这些传说。很快他们就将这些传说说成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并启发其他人体会自己所遇到的情景和幻觉，让他们也加入到这些民间传说、神话和传奇故事的传播队伍中来。这些自发产生的世俗的幻觉和外星人绑架的范例之间的联系与这些假说是一致的。

事情可能就是这样产生的：当所有的人都认为神是从天上降临地球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神的幻觉；当我们对魔鬼很熟悉的时候，就产生了梦淫妖；当精灵被大家所接受，我们就看见了精灵；在神灵主义泛滥的时代，我们就遇到神灵；当古老的神话对人们失去了吸引力，我们就开始认为外星生物是有道理的，然后靠催眠术产生幻想的趋势就出现了。

歌曲或外国话中的只言片语、我们看到的形象和事件、我们儿时听到的故事，当几十年以后我们就会准确地回想起来，而这种回忆并不是我们有意识的记忆的结果。赫尔曼·梅尔维尔在其《白鲸》一书中说：“当人处于强烈的激情中时，会满口古旧的语言而毫无察觉，当我们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时，结果发现，这些是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经常听到的古老的语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在无意中毫不费力地将文化中通行的东西吸收到我们自己的语言中来并使其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

同样的接受别人传输的动机主要体现在精神分裂症的“指令幻觉”中。人们接受别人传输给他们的神秘的信号，根据指令他们去做事情。他们接受命令去暗杀政治领导人、民族英雄、击退英国侵略者或者伤害他们自己，因为这是上帝的、耶稣的、魔鬼的、妖魔的或天使的意志，也可能是其他人听不到的声音传达给他的强硬的命令。这些命令或指令无论如何都必须完成。谁发出的这些命令呢？谁在我们的头脑中说话？养育我们的文化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想象一下广告中不断重复出现的形象所产生的巨大作用，特别是对那些易受影响的听众和读者所起的作用吧。它可以使我们相信几乎所有的事情，甚至吸烟是有益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普遍认同的外星人来自数不清的科幻故事、小说、电视故事片和电影中的主要内容。UFO成了周末小报将其虚假化和神秘化的主要内容。任何时代最赚钱的影片就是以外星人为主要内容的影片，就像被外星人绑架过的人所传说的事件一样令人感兴趣。在1975电视台将黑尔事件拍成以没有任何证据为基础的电视片之前，关于绑架事件的传说是很少的。1987年，当斯特里伯声称的亲身经历的事件被编写成配有引人注目的画有大眼睛的“外星人”的封皮的书成为畅销书以后，外星人突然成为大众最热门的话题。与这个话题相比，我们以后基本上再也没有听说那些梦淫妖、小精灵和小仙子们了。它们都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种外星人绑架的传说远不是全球性的，而仅仅是令人失望地局限于某些国家和地区。大部分传说都产自北美国家。这些传说很难超越美国的文化范围。在其他国家，也有一些外星人的报道，这些国家的外星人都是些长着鸟头、昆虫头，有的是爬行类动物，有的是机器人，也有的金发碧眼（后一种估计出自北欧国家）。每一种外星人的行为都有所不同。很显然，文化的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飞碟”或“UFO”这样的词汇出现的很久以前，科幻故事中充满了这些“小绿人”和“长着昆虫眼的妖怪”。不知是什么原因，那种长着大脑袋（和大眼睛）的没有毛发的小东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是我们心目中标准的外星人。你们可以从20年代或30年代的科幻畅销杂志中（还有其他的刊物，比如，在1937年10月出版的刊物《短波和电视》中就有火星向地球发送无线电波的描写）经常看到它们的形象。这些形象可能在科幻先驱H·G·威尔斯所描述的遥远的后代的身上找到。威尔斯认为，人类就是从小脑袋，但是毛发浓密的原始人进化而来的。他们身体强健，远不像维多利亚时期的学术味十足的人。我们可以沿着这个趋势推算到遥远的未来。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后代应该是基本无毛、大脑袋的人，他们几乎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走路。其他世界的先进的生物可能也应该生来就与他们没有什么差别。

在美国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媒体报道的典型的现代外星生命是很小的，它们都长着不成比例的大脑袋和大眼睛，发育不良的面部特征，没有明显可见的眉毛和生殖器，皮肤呈灰色、光滑。它们像受孕仅20个星期的胚胎一样可怕，也像饥饿待毙的孩子。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对胚胎或营养不良的孩子如此着迷，还要想象它们向我们进攻和强行与我们发生性关系，这可真是个有趣的问题。

在近几年的美国，与那种矮小的灰色的形象不同的外星人形象正在兴起。萨克拉门托市的精神疗法医生理查德·博伊兰说：“你看到过3英寸半到4英寸的外星人；你看到过5到6英寸高的外星人；有人看到过7到8英寸高的外星人；另一个看到过3、4、5英寸不等高度的外星人。它们有的手指尖有肉趾或吸盘；有的人看到的有蹼或无蹼的手指；有的人看到的是有着大大的钻石形状的眼睛的外星人，它们的眼睛有的歪斜、有的外突，有的是平行的。在有些事件中，有人将它们形容成有大大的卵形的眼睛，而没有钻石般的倾斜角度。有人还说外星人是瘦弱的小学生的模样，而其他人又说它们与其他说法中的身体形状完全不同，即所谓的螳螂形状或蜥蜴形状……。我能够周期性地看到一个一个不同的外星人。我非常认真地注意那些很少出现的外国的和独特的外星人事件的报道，对于这些报道我还要进一步进行确认。”

尽管UFO绑架综合症描述的外星生命是这种模样，但是，我们认为，这仍然是一个乏味的世界。人们猜想的外星人的形状表现出人们想象的失败和人类深深的焦虑。在所有的传说中，描述的生物没有一个会使人感到你在没有见过鸟之前，看到一个风头鹦鹉那样惊奇。原生动物学、细菌学或真菌学教科书充满了令人惊奇的事物，它们远远超过专门描写外星人绑架的作家所描述的最吸引人的故事的有趣程度。坚信外星人的人将这些作家描述的故事中共同的部分当做真实性的特征，但是他们却对这些人利用共有的文化和生物学编造他们的故事的证据毫不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