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之道任天势

在《老子》面对的终极情境面前，一切寻常的存在者、计谋、礼仪、道德、权力和鬼神都会对人失去意义，如果它们没有处在某种原发状态中的话。“道”在老子看来就意味着这种状态。老子相信，他讲的玄德妙道已经从根子上划去了失败和丧失意义的可能，处在这种状态中的人就已经处在了一个“先胜而后求战”的生存势态之中，“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乘此势者处处得心应手。 他之所以无须去争而自然而然地获得生存的可能与含义，就是因为势所必至的缘故。所以，“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老子以“惟恍惟惚”形容道之态势，能从此天势者，则于境域的开合窈冥中有象物精信，无人而不自得，所以能“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这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境界。生存是一场无处无时不在进行的“（战）争”，充满了生死机变；一切宁静、自然、和平、美德都被这生死之争所托浮、所造成。敏慧者知道，在这样一个局面中，除了任天势之外，别无良策。“婴孩”的道性和生机就来自这天势，所以能至柔弱而无死地。它虚柔得能唤起父母舍身忘死的至爱，能打动社会人心的恻隐本能，“鬼神守护烦撝呵”，“天地为之久低昂”。它处的“环境”恰是一个能让它存活生长的天势。老子认为，如能观其复，守其一，则天地为我父母，万物为我护神，焉有不长生久视之理？至德之感天动地，是势之所为，并非迷信。人生的一切波澜变幻、柔情慷慨，实际上都因势而发。天势即活的“自然”。
由此可见，道的深义并非指宇宙论的本体，生一、二、三、万，任其“发展”，最终收回。这恰是失道的现成者的形态，得此（伪）道丝毫无助于人对生死命运的领会。道（“无”）必有活势，不离人之有而使此有成为真有。老子道的枢机所在不是物，不是宇宙，也不是道德观念和理则，而只是人的生存：一切其他存在形态的意义都由此发生而得其“存”与“在”。
老子讲的柔弱、低下、虚无都不是观念性的、现成状态的和任人摆布的，而是含势的、构成态的和无从摆布的。所以“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
婴孩赤子诚於中而信于外，方可乘天下之势，他唯一的护神只是他的无知和天真。
求道者所面临的与追求任何现成者——不管它是形而上者还是形而下者——所涉及的是完全不同的局面。这里“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容不下“人耳，人耳”的主体杂质。佛家用“非我”和“缘起”来表示这个局面。孙子则从另一个角度来适应和反用这个形势：“求之于势，不责于人”。这也就是说，不要想指望将主体意义上的人训练成能应付终极处境者；只有借势从时，才能应对这“阴阳不测”的大形势，开启出人性和人生的极致。
摘自：张祥龙教授所著《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三联书店，2007年版，页286-290。

前久某一天听见有一首闽南语歌曲的词有:“人的性命天来借，虽然世情薄如纸，.............但你要珍惜”等等。

知道老子五千言是对什么人说的吗？
答案是上位者。

治国的统治者，社团企业的管理，地方的官员，安家的家长。。。。。。。

对个人来说那就是修炼，那个上位者是谁呢？是我们的心。所以道德经是部真正的心经，不争而处下者心也！

博士导张祥龙教授北大校园打洞(转帖）
冯文和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祥龙最近有三项最新研究成果：一是他发现“北大之所以无灵魂是因为北大没有洞”（洞，乃孔子也。没有洞，灵魂就进不来）；二是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两千年前的“西周之辟雍设学”；三是孔子毕业于北京大学。基于上述三点，张祥龙要在北大打个洞――打个大洞：孔子。

附：

无孔子之北大无灵魂——北大校园立孔子像的建议

张祥龙

北大校园的塑像渐多了。以前有一些现代中国人的像，和外国人的像，如文学家塞万提斯像。近日散步，发现静园草坪边的一院中立了西方古代哲人苏格拉底的半身像，让我这个搞东西方哲学比较的人受到触动。既然立新像是可以的，立哲学家的像也可以，那为何不立我中华民族第一圣哲孔夫子的像？我以前在多个场合提议北大应该立孔子像，比如当着各位校领导的面，在“校园规划座谈”时提过，但马上有人说“要谨慎”，于是也就不了了之。今天实在是觉得不能不从情理上申诉一番了，希望在北大１１０周年校庆之前引起关注，特别欢迎持不同意见者来讨论。

为什么要在北大立孔子像？首先，孔子是塑造中华文明的最伟大哲人和至圣先师，也是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教育家，在一所力求体现中华人文精神的中国最高学府中，立自己所从事事业的创立者和精神导师之像，可谓天经地义。

其次，北京大学不是一般的学府，她是传承中华古文明的最后一个王朝，为了应对西方侵略造成的文化危机，在其变法维新之际，采取的一个教育变革措施的成果。当时称她为“京师大学堂”，具全国最高学府和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的功能，是古来“太学”、“国子监”的直接传承。可以说，北大是国子监的现代版，是中华文明通过教育来承接自家道统、赢得时代机遇的正脉嫡传。就此而言，北京大学的校史要比现在讲的长得多，今年要庆祝的不只区区１１０周年校庆，而应该上溯起码数百年（有清一代），乃至两千年（西汉太学），并追溯到孔子的杏坛施教及西周之辟雍设学。在此具有文化神圣历史性的地方，竖立使这个文化得以神圣、得以历时弥久的圣人之像，是绝对必要的正名之举，义不容辞之举。不然这个学府就会流于一所随全球化潮流漂泊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此大学非彼大学，这里除了要学习西方之外，更有“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

第三，北大素有宽容、多元的传统。为了让此宽容多元成为真实的、全面的，就绝不可搞反向宽容，也就是只对西方学术与文化宽容，而对自己的学术与文化缺少宽容；只对西方古人开放，而对自家的古人不开放。既然有了苏格拉底像、塞万提斯像，就没有任何理由不立孔子像。我们哲学系立了北大校园中可能唯一的中国古代圣人像，那就是治贝子园前的一尊老子像，但可怜他的手指已然尽断。有人曰：“这无指才是大指、道指。”自嘲一番也就罢了。但孔子像不但不可不立，亦不可草率而立，必选校园最中心和要害处，以最精当耐久之材料，嘱最有水准和儒心之雕塑家来立不可。西门华表之间东边的花坛，或许适宜。

因此，我作为一北大教师、北大校友，出自对北大深切挚爱之情，呼吁校方郑重筹备竖立孔子像。如若资金不足，可在校庆之际向千万校友募捐。我所在的七七级北大校友，八二年初毕业之际捐款塑了蔡元培像；今天全校历届校友，共同捐款来竖立中华民族暨我北京大学之至圣先师孔子像，正是继往开来的一大盛举，何乐而不为也？北京大学既可以推动新文化运动，又可以引领我中华文艺复兴的潮头，此所谓大学之为大者也！（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深圳商报》2008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