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大国生产力低下,物资匮乏,反映在文书用品之上就是纸张,笔墨等的求购不易。因为文具用品的短缺,碰巧加上繁体字的笔划繁多,这就迫使古代中国人不得不在进行文字工作的时候用尽量少的字数去表达尽可能多的思想内容,这就产生了中国古代的文言文,用廖廖数字就能生动而传神地表达出整全的意思,这是文言文所拥有的独特性,在文言文教育的长期熏习印染之下,又或者是再加上在其余各种生活物资同样匮乏的情境下,中国人的在有限的材料中去做无限的工夫的能力得以俞加强化,在不知不觉之中,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直觉思维-----就完备成型了。 直觉思维赋予了中国人能够在纷繁杂乱的迷乱中直截根源的最敏锐洞察力,让中国人总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花费最少的力气去收获最大的利益。与此同时,因着这种机敏和锋锐又顺理成章地铸成了中国人的独特性格--------喜好简约。最能承传和体现中国人简约之风格的恰恰就是中华本土学术的道家文化,道家以简约而精要而著称,适逢外来的新兴的印度佛学进入华夏,作为本土文化代表的道家奋起捍卫家园,抗击外来侵略者,一来二往,两者交锋之下,佛教最终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但同时作为付出的代价就是被道家改造得面目全非,不似人形。佛教原本门派众多,所谓的五派十宗,华严天台唯识等等,但是越是复杂的就越是传不下去,在道家的无敌神功之下,很多佛教门派被弄得不是门庭冷落,就是干脆就断了法脉,魂归极乐一命呜呼。越是简易的,就越是风行,如以一句佛号统摄三藏十二部的净土宗和干脆就不立语言文字的禅宗。(禅宗可视为佛教的道家化)。 但近现代以来,中国人的直觉思维给中国人步向法治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困扰,因为这种思维方式是有着能够简化程序的效能,在动机(目的),过程(手段),结果的解题三步曲中是要直接跳过繁琐的中间过程,直接从动机到结局的,是不讲程序正义的,是要讲“菩萨心肠,屠夫手段”的。“屠夫手段”是默许和纵容解决问题时的不择手段,虽则同时在最后的结果上要能够满足于人己两利的要求,这实际上又变成一种政治型的人格。 敏于直觉思维的民族,是很自由散漫不讲纪律的,不讲纪律的人就必然是法律意识淡薄的,上与下,政府与人民都不喜受法律约束,就会绕开法律自行发展出一套为双方所默许的所谓的潜规则,这对构建现代公民社会是非常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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