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出没的世界》 科学，照亮黑暗的蜡烛  [美]卡尔.萨根 著 李

第八章 真实与虚幻的区别

轻信的头脑……在相信稀奇古怪的事情中获得最大的愉悦，越稀奇古怪越乐于相信：他们对那些确切明了的东西不屑一顾，因为所有的人都相信它们。

塞谬尔·勃特勒《特性》（1667－1669）

在那一瞬间，我感觉到黑暗的屋里有个突如其来的东西，那是鬼还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在动？我用眼睛的余光观察它，但当我转头看时，却什么也没有。是电话铃响，还是仅仅是我的“错觉”？在惊骇中，我似乎嗅到孩提时曾去过的康尼岛夏季沙滩上带有咸味的空气。我一进入初次游览的异国城市，我所看到的似乎是我以前就已熟悉的街道。

在这种经常出现的体验中，我们经常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或记忆）在“欺骗”我们吗？难道我确确实实亲眼目睹了超越自然的东西？我应该保持沉默，还是说出实情？

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朋友、你所爱的人和文化。在非常刻板生硬、讲究实事求是的社会中，对是否应该承认这种体验需要抱谨慎的态度。人们会认为我反复无常、精神不正常。不可靠。但在一个相信有鬼，或者“能想象出某种物体”的社会中讲述这种体验的人可能得到承认，甚至能获得声望。在前一种社会里，我会尽力压制住将这种体验讲出来的欲望，把它们全部隐藏在心里。而在后一种社会里，我可能夸大其辞，演义发挥，使它听起来比实际情况更加神秘奥妙。

查尔斯·狄更斯生活在一个活跃的理性文化社会中，但当时唯灵论也很活跃。他对这种两种思潮并存的情况作了描述（摘自他的短篇小说《一粒盐让人着魔》）：

我已经注意到，人们普遍存在一种希望得到刺激的需求，甚至在具有很高智力和文化水平的人中间也是如此。当他们遇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愿意将自己的心理体验告诉别人。几乎所有的人都怕将这些体验讲给那些智能高的人时不能得到听者的精神生活有同样经历的肯定或回应，因而会受到他们的怀疑或嘲笑。一个诚实的游客看见类似海蛇的怪物，并不害怕提起它。但是他有某种奇异的不祥之兆、刺激、奇思怪想、幻觉（所谓的）、梦或其它心理意念，他就会犹豫、彷徨，不愿承认。我觉得人们之所以不愿承认是因为这种事情太捉摸不定。

如今，讲述这种体验仍会受到多数人的嗤笑和嘲笑。但人们较易克服隐瞒心理——比如，在治疗师和催眠师的“诱导”下。不幸的是——对某些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想象和记忆常被混淆。

有些“被绑架者”说，他们不用催眠也可以回忆起那种经历，而很多人却做不到这一点。催眠并不是唤起回忆的可靠办法。除了真实情况外，催眠术常常诱发想象、幻觉和虚构，使得病人和医生都不能将真实和幻觉二者区分开来。催眠术似乎具有很强的暗示作用。法律禁止把催眠术作为法庭证据或调查犯罪的手段。美国医学协会认为用催眠术唤起的记忆并不比不用催眠术唤起的记忆可靠。一本标准医学教科书（哈罗拉尔·L·卡普兰的《精神病学综合教程》，1989年版）警告说：“催眠师的信念将与求医者产生交流并溶入到求医者所认为的记忆中，这样做很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即求医者坚信他的回忆是真实的。”因此，进入催眠状态的人所讲述的被外星人绑架的说法中可信成分极少。这样做存在这样一种危险，那就是，被施用催眠术的人——至少在某种情况下——急于取悦于催眠师，他们有时对催眠师不经意的巧妙暗示做出了顺应式的反应。

加州大学长岛分校的阿尔文·劳森做了一项实验，在筛除UFO迷以后，挑选出8个人，然后先由医生催眠，告知他们被外星人绑架，带到一艘宇宙飞船上，并受到检查。在没有进一步的提示下，要求他们描述自己的体验。证明他们极易受到诱导，叙述的内容同那些自称被绑架的人的叙述几乎没什么区别。的确，劳森对实验对象做了简单直接的暗示。但在很多情况下，处理外星人绑架病案的治疗学家都会按惯例诱导，有些诱导很详尽，有些则比较委婉。

正如劳伦斯·怀特所说，精神病学家乔治·加纳维曾对一个处在催眠状态下很容易受到诱导的病人提示说，某一天中有五个小时从她的记忆中消失。当他说到她的头上有一盏明亮的灯时，她立刻告诉他见到了UFO和外星人。他坚持说她被外星人做过试验，于是一个详细的遭绑架的故事便产生了。但当她从恍惚中清醒过来，看到那段录像时，她承认，她像是经历了一种完全失去知觉的梦中的感觉。然而，在第二年的时间里，她仍经常回想那个梦中的情景。

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洛夫特斯发现，未被施用催眠术的人也很容易接受别人的观点，认为他们看到了他们并没看到的东西。在一个典型实验中，他让接受实验者看了一个关于车祸的电影。在询问他们看到了什么时，他们会草率地作出错误的回答。比如说，尽管在影片中并没有红灯出现，但实验人员仍不经意地提到红灯。于是，许多接受实验的人都恭敬地回忆说看见了红灯。当谎话被拆穿时，有些人愤怒地提出抗议，强调说他们非常清晰地记得看到过红灯。看电影的时间和给他们的错误信息的时间越长，记忆改变的人也就越多。洛夫特斯认为：“记忆中的事件越接近一个被经常修改的故事，距离完整的原始信息也就越远。”

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比如，像孩子一样在商场走失的虚假的记忆——具有更大的情感上的冲击力。一旦提起有关的主要内容，病人经常振振有辞地大讲这个事件的有关细节。很少一点提示和问题，特别是在治疗的环境中，都很容易地诱导出清晰的但完全是错误的回忆。记忆能够受到其他信息的影响。错误的记忆甚至会在对其毫不怀疑和不加任何批判的情况下被植入人的头脑之中。

康奈尔大学的斯迪芬·切希、洛夫特斯和他们的同事发现，学前的孩子对于别人的暗示特别敏感，对此他们并不惊讶。当孩子第一次被问到他的手是否曾被捕鼠器夹住过，他正确地否认了，但后来他又清晰地回忆起了那次事件的自己编造的细节。当孩子被用更直接的方式告知“你小时发生的事”后，过一段时间，他们会很容易接受这些输入的记忆。观看孩子录像带的专家无法更好地分辨出他们所说的哪些是错误的记忆，哪些是正确的记忆。有什么理由认为成年人可以完全防止孩子所犯的错误呢？

二战时期在好莱坞度过的罗纳德·里根总统，生动地描述了自己在解放纳粹集中营中的受害者时所起的作用。生活在电影世界的他显然将他看到的电影与他从没有做过的事实混为一谈。在他竞选总统的过程中，他多次讲述一个二战时期英勇牺牲者的壮烈故事，鼓舞我们大家。但那个故事从未发生过。那是电影《飞行之翼与祈祷者》（A Wing and a Prayer）中的一个情节。当我九岁时看这个影片时，它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许多同样的例子在里根的公开报告中也时常出现。不难想象当政治、军事、科学或宗教的领袖不能区分事实和虚幻时会导致什么样严重的公众危机。

在准备法庭证词时，证人们都受到他们的律师的指导。他们常常一遍又一遍地复述那个事件，直到律师说“行了”为止。于是，在证人席位上，他们记住的是在律师的办公室里反复讲述的故事。细微的差异被隐去了，甚至在主要的内容上也与发生的事件真相不相一致。证人们也许很容易就忘掉了他们的记忆被进行了人为的加工。

这些事情涉及到对广告和国家宣传造成的社会影响的评价。但在这方面，国家宣传倒认为根本就没有外星人绑架的事情——尽管这种没有任何证据的事件出现后一般都会在今后数年时间内有跟踪报道——治疗专家必须非常谨慎，他们不会意外地接受或选择他们从某人身上诱导出的故事。

也许实际上我们记住的只是一系列记忆的碎片，然后按我们自己设计的结构组合在一起的。如果我们的组合十分巧妙，那么，我们能给自己编织出一个易于回忆的容易记住的故事。碎片本身没有组合起来的话，检索会难一些。这种情况很像科学的方法——很多离散的数据点可以在一个理论框架中记载。总结和解释。这样我们更容易回忆起理论而不是那些数据。

科学领域中，理论总是不断地重新评估并接受新的数据。如果这些事实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差距——超过了误差允许的范围——理论可能就不得不进行修改了。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会遇到很早以前发生的事件又产生出新事实的事情。我们的记忆几乎不会受到挑战。但是，记忆会凝固在某个地方，不论这个记忆中存在什么样的错误，或经过不断的艺术化修改而成为一件作品。

被证明是最好的幽灵的是那些远多于神和魔鬼的圣者，特别是从中世纪晚期到当代的西欧国家的圣母玛丽亚。然而，外星人绑架的传说带有强烈得多的世俗气息。魔鬼的影像，对UFO的神话的洞察力也可以从被描述得很神圣的幻想中产生出来。也许最有名的有法国的让娜·德阿卡、瑞典的圣布里其和意大利的吉罗拉莫·萨丰纳罗拉。但更符合我们话题的幽灵是牧羊人、农夫和孩子们看到的那种幽灵。在这个被不确定的事情和恐慌困扰的世界中，人们渴望与上帝取得联系。关于在卡斯迪利亚和加泰罗尼亚（均为西班牙城市——译注）发生的类似事件的详细情况在威廉·A·科里斯迪安在他的著作《中世纪后期和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幽灵》（普林斯顿大学出版，1981年）中有详细记载：

在一个典型的事件中，一个农妇和孩子说，他们遇到了一个女孩或一个身材极其矮小的女人——大约只有三英尺或四英尺高——自称是圣母玛丽亚，是上帝的母亲。她要求心怀敬畏的目击者去找村子的德高望重的男子或当地教堂的权威人士，要求他们为死者祈祷，或遵守上帝的戒律，或就在郊外他们见面的这个地方建一座圣坛。如果他们不同意，就会受到可怕的惩罚，比如瘟疫。但是，当瘟疫流行时，如果满足了玛丽亚的要求，她许诺治愈疾病。

目击者竭尽全力按她所说的去做。但当她告诉她的父亲、丈夫和神父时，他们要她不要向任何人再提起这件事。他们认为这只是妇人愚蠢的或轻浮之举，也可能是魔鬼给她造成的幻觉。于是她三缄其口。几天以后，她再次遇到了玛丽亚，玛丽亚因为她的命令没有被遵照执行而有些生气。

“他们不会相信我”，她报怨说，“给我一些能够证明此事的象征性的东西吧。”她需要证据。

玛丽亚，虽然事先没想到需要提供证据，现在还是提供了象征性的东西。村民和牧师们很快就相信了。圣坛建了起来。附近地区的疾病不可思议地都治愈了。朝圣者从四面八方很远的地方赶来。牧师们忙了起来。这个地区的经济迅速繁荣。最初的目击者被任命为圣坛的守护者。

多数情况下我们知道，由城市首脑和名流组成的调查团负责证实幽灵真的存在，尽管最初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怀疑过。而事实证所要求的标准并不高。有一次，一个八岁男孩在因瘟疫而死的前两天所说的胡言乱语被冷静地接受了。有些调查团在事件发生几十年甚至100年后还在讨论它。

在《真实的与虚假的幻觉的区别》一书中，这方面的一位专家，叫做让·德·热尔松，他在大约1400年时，总结了目击者所提供的见到幽灵的可信程度的标准。其中之一就是政治和宗教统治者是否愿意接受建议。这样，任何看到破坏当权者权力的幻觉的都被视为“根据事实本身”（ipso facto），他们就是不可靠的证人。圣灵和圣母也会被迫按当权者的意愿说话。

那些据称是玛丽亚提供的“象征性的东西”，被认为是有说服力的证据，其中包括一支普通的蜡烛、一块丝绸和一块磁石、一片彩瓦、脚印、证人以异常快的速度采集到的蓟、一个插在地上的简单的木十字架、证人身上的鞭痕和伤口、一个12岁女孩把她的手扭成令人惊讶的形状和将腿向后折叠等多种扭曲形状，以及闭上嘴即暂时变哑。所有这一切在她所说的事情被接受的那一刻便都“治”好了。

有时候，提供证据前，目击者的说法被进行比较和综合分析。例如，一个小镇上的许多目击者都说前天晚上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可以说是高个子的女人，穿着素白，抱着一个婴儿，在她的周围有光环笼罩着，光亮将整个街道照亮。而在其他时候，站在目击者身边的人们却什么也没看见，就像1617年在卡斯迪利亚出现的幽灵的报告中所记载的目击者的记录所描述的：

“啊，圣巴多罗买，那个这些天来见我的女人，她穿过了草地，跪倒在地，抱住那个十字架——看啊，看她！”尽管那个年轻人努力去看，但他只看到几只小鸟在十字架周围飞翔。

编造和承认这类传说的可能的动机并不难找：为牧师、公证人、木匠、商人等人在经济萧条时期寻找就业机会以推动地方经济；目击者及其家庭的社会地位提高；为葬在墓地的亲属进行的祈祷因后来的瘟疫、旱灾和战争而取消；鼓动公众情绪以打击敌人，特别是摩尔人；提高对教会法令的臣服和遵从的程度；确认对宗教的虔诚程度。到圣地进行朝圣的人的狂热令人叹为观止。朝圣者将从岩石上刮下来的石屑或坛上的尘土掺水当做药喝下是很普通的现象。但我认为大多数目击者并不是编造整个事件就此罢手。他们继续编造其他事件。

圣母玛丽亚所提出的绝大多数紧急要求都具有平淡乏味的特点。例如，在1483年加泰罗尼亚出现幽灵的记录报告这样写道：

我命令你的灵魂去命令堪普马里奥的厄尔·陶恩、米莱拉、厄尔·萨冷以及桑特·米科尔等教区的人的灵魂去命令牧师的灵魂，让人们在30天内交付什一税和教会所有的税赋，对他们暗示地里或公开占有的不属于他们的东西归还给合法的所有者。这些必须做到，在主日检查。

另外，他们必须停止亵渎神祇，他们应该按他们死去的祖先的教诲乐善布施。

目击者常常在梦醒以后看到幽灵。弗朗西斯卡·拉·布拉瓦在1523年作证时说，她是在“不知道是否是由感觉支配”的情况下下床来的，但在后来的证词中她又说自己是完全清醒的（这是允许的按不同层次回答问题的方式：完全清醒、打盹、昏睡、沉睡）。有时细节被完全忽略，比如和她当时在一起的天使是什么样子；她描述的圣母玛丽亚有时高有时矮，有时是母亲有时是小孩——这些特点本身显然表明是梦中才出现的东西。在赫斯特巴赫的恺撒利奥在大约1223年所写的《关于奇迹的对话》一书中，圣母玛丽亚神圣的幻影经常出现在晨祷中，而晨祷的时间正是人们沉睡的午夜时分。

怀疑很多、也可能是所有的这些幽灵是梦中的形象是十分自然的。这些东西出现在醒着或睡着的状态中，同时伴随出现的有编造的瞎话（制造骗局。现在正在兴起编造奇迹的热门工作：根据偶发事件或神的旨意创作宗教油画和形象）。有关事件载入大约在1248年由阿方索十世（智者）指示出版的教会法规和民事法律的手抄本《七法全书》。从中我们可以读到：

有些人编造假话说在田野或城镇发现了圣坛，或自己修建圣坛，他们说在那些地方有圣人的遗物，并且胡说这些遗物会创造奇迹。于是，人们被劝诱从各地到这些地方朝拜，以便从那里能够得到一些什么东西。还有一些人受梦或虚幻的空想的影响，建立圣坛，然后编造谎言说这些圣坛是在上述地方发现的。

在列举错误信仰形成的原因时，阿方索从宗教教派、人的看法、幻想，以及梦和幻觉中总结出了一致的结论。他对一种名叫antoiancia的幻想作出了这样的定义：

Antoiancia是一种出现于人的面前，然后又消失的东西，人会在昏睡状态中看到它或听到它，因此它是一种没有实物形态的东西。

一个1517年的教皇诏书将“梦中出现的或上帝派来的”的幽灵进行了区分。显然，无论是世俗的和宗教的机构，即使是在轻信盛行的年代，对骗局和错觉也都是十分警惕的。

尽管如此，在中世纪时代的大部分欧洲国家里，这种幽灵仍受到罗马天主教教士的热烈欢迎——尤其是因为圣母玛丽亚的训诫符合全体神职人员的需要。极不充分的一点作为证据的“象征性的东西”——一块石头、一个脚印儿及任何可以伪造的东西——这就够了。但在15世纪初，大约在新教改革时期，教会的态度改变了。那些宣称与上帝交流有独立渠道的人摆脱了必须遵照上帝旨意行事的教会的束缚。其他一些幽灵——比如贞德——具有一些令人感到不舒服的政治或道德的含义。1431年审判贞德的宗教法官这样描述她所象征的冒险精神：

使她受到巨大危险的威胁是来自于这种人，他们固执地相信他们见到了这种幽灵并拥有上帝给他们的启示，因此他们就编造上帝所说的话，捏造并非出自上帝之口的虚假的预言和预示。另外还有种族的诱惑、新教派的分立和其它大量的对上帝不敬的行为使教会和天主教徒变得道德败坏。

贞德和吉罗拉莫·萨丰纳罗拉因为自己所具有的洞察力而被火刑处死。

1516年第五次拉特兰会议使“使徒的席位”保留了检查幽灵真实性的权利。对其幻觉没有政治含义的农民的惩罚接近最残酷的程度。看到了圣母玛丽亚幽灵的年轻的母亲，弗朗西斯卡·拉·布拉瓦被一位名叫利森西亚多·马里安纳的宗教法庭法官形容为“损害了我们圣洁的天主教信仰，损害了其权威性”。她见到幽灵这件事“没有任何价值并且是无聊的举动”。“按理说，我们应该对她更严厉些”。宗教法官接着说：

出于对让我们缓和酷刑的某种原因的敬意，作为对弗朗西斯卡·拉·布拉瓦的惩罚和企图做类似事情的人的警告，我们宣判她剥光上衣，骑上毛驴，穿过贝尔蒙特的主要街道并当众鞭打100下，在厄尔·昆塔纳镇用同样的方法惩罚。从今以后她不能再以公开或秘密的形式直接地或旁敲侧击地宣传她在忏悔中所说的话，否则她将作为不信奉我们圣洁的天主教信仰的冥顽不化之人而被起诉。

尽管处罚如此严厉，但仍然经常有坚持步其后尘者，全然不顾那些迫使她坦白自己说谎、做梦或是在迷惑的状态下的胡说所使用的“手段”，坚持说自己的的确确看到了幻影，这可真让人感到惊讶不已。

在报纸、广播和电视出现之前，几乎人人都是文盲的时代里，为什么宗教偶像的幻觉在细节上如此相似？威廉·科里斯迪安认为，在宗教戏剧（特别是圣诞节戏剧）、牧师和朝圣者的游历和教会训诫中就存在着一个现成的答案。与附近圣坛有关的传说传播很快。有时人们从百里以外或更远的地方赶来，说他们生病的孩子能用圣母踏过的鹅卵石治愈。传说又对幽灵的传说产生了影响，反之亦然。在干旱、瘟疫和战争频繁的年代，普通人得不到社会的帮助和医疗服务，也没听说过科学的方法，因此，很少会对传说产生怀疑。

为什么这些告诫如此现实？为什么在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小村，需要像圣母这样有名的幽灵显现，才能有神坛修造出来，也才能从灾害中拯救人们？一些重要和具有预见性的信息在其后的数年时间内其重要性才被确认，并且认为这些信息只能是上帝或圣人发出的？这是否极大地促进了天主教与新教、启蒙运动之间进行的殊死斗争事业？但是至今我们也没有遇到幽灵显现，警告天主教不要接受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的错觉，或警告不要同纳粹德国结盟——这是两个具有重大的道德和历史性重要意义的事件，在这两个问题上，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已经难能可贵地承认教会犯了错误。

没有一个圣者遣责对“巫婆”和“异教徒”所进行的严刑拷打、实施火刑处死。为什么？他们难道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他们不知道这是一种邪恶吗？为什么圣母玛丽亚总是要命令可怜的农夫将其旨意转告给当权者？为什么她不亲自去告诫当权者、国王或教皇？在19世纪和20世纪，确实人们更关注某些幽灵——1917年在葡萄牙的法迪玛，圣母被激怒了，因为世俗的政府取代了由教会管理的政府。1961年至1965年，在西班牙的加拉班达，传说如果不立刻采用保守主义的政策和宗教学说，世界末日就会到来。

我想我能看出圣母玛丽亚的显灵和外星人绑架案之间的许多共同之处——尽管在前者的事件中，目击者没有被立刻带往天堂，外星人也没有生殖器进行性骚扰。人们传说中的生物身材都很矮小，它们中的大多数只有两英尺半至四英尺高。他们都是来自天空。尽管据说它们都是神圣之物，但它们的谈话内容都是世俗的。这些事件很显然与睡眠和梦有联系。目击者，通常是女性的目击者，尤其在受到男性当权者嘲笑时，往往难以启齿。不过，她们仍坚持说，她们确实看到了这样的事情。传播这些传说的方式依然存在，甚至彼此互不相识的目击者，也会热烈地讨论，对传说中的细节进行相互补充和调节。这样，别人就不会发现幽灵出现的时间和地点的其它说法有什么特殊之处。没有任何传说中幽灵出现的“征兆”和证据是人类自己不能做到或伪造的。事实上，玛丽亚似乎对证据的必要性并不关心，她偶尔愿意给那些在她提供“征兆”前相信她的人治疗疾病。在社会本身没有治疗专家的时候，社会上就会遍布有影响的教区牧师和比他们地位更高的上层人物，他们对这些想象中的事物的真实性十分感兴趣。

在当今时代，仍有圣母玛丽亚和其他天使显灵的事件出现，同时也有——正如精神病治疗学家和催眠师G·斯考特·斯帕罗所说——耶稣显灵。在《我永远和你在一起：邂逅耶稣的真实故事》（班塔姆，1995年）一书中，用有些令人动容、有些平淡乏味的第一手资料叙述一些与耶稣相遇的故事。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正如作者本人所承认的，他叙述的大部分资料来自别人自述的梦，以及一些幻象，据说这些幻象与梦是不同的，这“只是因为我们是在清醒的状态下所体验到的”。但是，斯帕罗认为，判断某事是否“仅是一场梦”与其客观真实性无关。在斯帕罗看来，你所梦到的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事情都确实存在于你意识之外的客观世界中。他明确否定梦是“纯粹的主观意识”的观点。这不需要任何证据。如果你梦到了一件事，你感到这梦又很好，如果这梦又引发出奇迹，那么，为什么不认为这事确实发生过？斯帕罗的大脑中没有怀疑的神经。当耶稣告诉一个正处在“无法忍受”的婚姻生活中的心情矛盾的妇女离开那个无赖时，斯帕罗承认这给“处于保持与上帝一致位置的倡导者”造成了难题。在那种情况下，“也许有人会说事实上所有的推测最终都是心理的产物”。如果事情确实如此，那么，如果有人说，在他做的梦中，耶稣劝其堕胎或复仇，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最终在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弄清楚了事情的真相并证明某些梦是做梦人编造出来的，那么，我们会问，为什么所有的梦不会是编造的呢？

为什么人们要捏造绑架故事？为什么在观众参与的电视节目中出现的人热衷于“嘉宾”受到性污辱的细节——目前美国影视荒漠中出现的时尚？你是被外星人绑架的人这种发现至少使人们从乏味的日常生活中获得了一点新奇的刺激；你引起了同行、治疗专家，甚至媒体的注意；你会获得一种被发现、兴奋而又有点害怕的感觉。随后你将会记住什么？你开始认为自己就是未卜先知者，甚至是促成我们这个时代不断涌现的重大事件的人物；你不想让你的治疗专家感到失望；你渴望得到各种人的肯定。我想，你成为被绑架者定会获得具有预知未来的特异功能的褒奖。

与外星人绑架事件相比，在产品上做手脚的事件，想引起人们对UFO和外星人绑架事件的惊讶的情感则收效甚微。有人声称在普通饮料罐中发现了针头。这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报纸、特别是电视新闻对这个事件进行了报道。同样的报道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大量出现，而且愈演愈烈。但是人们很难理解一个针头是怎么会进到饮料罐里，而且没有一个目击者能够向我们提供当时原封未动的饮料罐被打开并发现里面有个注射器的现场证据。

逐步积累的证据表明，这实际上是一种“一味模仿他人”的犯罪行为。人们只是假装在饮料罐中发现了针头。为什么人们要这样做？他们这样做的可能动机是什么？有些心理学家认为其主要动机是贪婪（他们可以向制造商索赔），渴望被注意和希望扮演受害者。值得注意的是，没有治疗专家借此事件大肆宣扬饮料罐里发现针头的真实性，鼓动病人——隐晦地或直接地——向公众宣扬这个新闻。产品中发现异物的厂家受到严厉的罚款，甚至被谎称产品中有异物的也受到处罚。但是，那些鼓动被绑架者向公众宣扬他们编造的故事的人和治疗专家仍然存在，对于谎称自己被UFO绑架的人也没有适宜的法律处罚条例。不管编造这种故事的人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让别人相信他们被更高级的生物出于难以理解的原因而选中，要比他们在可乐罐中发现有个注射器这种偶然事件更让人感到心满意足。

第九章 治疗方式
在没有掌握资料之前就建立理论是一种严重的错误。这时人会不知不觉地扭曲事实以适合理论，而不是让理论符合事实。

歇洛克·福尔摩斯

阿瑟·柯南·道尔《波希米亚的丑闻》（1891）

真实的记忆看起来像幻影，而错误的记忆却如此令人信服，以至能够取代事实。

加布里尔·卡希亚·马奈特

《奇怪的朝圣者》（1992）

约翰·麦克是哈佛大学的一位精神病学家，我们已相识多年。

很久以前他问我，有没有什么与UFO有关的事件。

我回答说，不太多。不过从精神病学方面看倒有一些。他进行了调查，会晤了被绑架者，结果改变了自己的观点。现在看来他接受了被绑架者的看起来是真实的说法。这是怎么回事？

他说：“当时我并没有想到会这样。我没有任何接受这些外星人绑架故事的思想基础。但这些经历所具备的情感力量使它们很有说服力。”在他的《绑架》一书中，麦克明确提出了一个非常可怕的说法，即某些事情让人感受到的“力量或强度”，会对人们判断它的真实性产生一种引导作用。

我个人也承认这种情感的力量。但是，我们的梦不是就总有一种强大的情感成分吗？我们有时不是会在极度的恐惧中惊醒吗？麦克自己就写过一本有关梦魇的书，难道他不知道幻觉的情感力量吗？麦克的一些患者说过，他们从儿时起就有过幻想的经历。而催眠师和精神疗法医生在对“被绑架者”进行治疗时，是否尽职地学习过幻觉和感知功能障碍方面的知识？如果他们相信这些目击者，为什么不相信那些具有同样说服力的，遇到了神、魔鬼、圣徒、天使和精灵的报告呢？还有那些说自己体内有不可抗拒的命令声音的人？难道让人感受强烈的故事都是真实的吗？

我认识的一位科学家说：“如果外星人扣留所有他们绑架的人，那我们的世界就更神智健全一些。”不过她的结论过于严酷并让人感到不舒服，这不是理智的问题，而是别的。加拿大心理学家尼古拉·斯潘诺斯及其同事认为，那些报告被UFO绑架的人都没有明显的病理症状。不过，

一般来说，倾向于相信神秘事物的人，特别是相信有外星人的人，以及用外星人假设来解释特异感受和幻想体验的人，更容易产生UFO体验。在相信UFO的人当中，嗜好幻想作品的人尤其可能有这种体验。而且，当他们在某些特定的感觉环境中时，这种体验发生的可能性更大，更有可能被说得像真实的事情而非想象……（例如，发生在夜里的体验以及在睡眠中所产生的体验）。

具备较多批判精神的头脑将其看成是幻觉或梦，更易轻信的头脑将其看成是难以理解的，但却是深奥的客观现实。

一些被外星人绑架事件的描述想来可能是一些不甚清晰的被父亲、继父、叔叔或母亲的男友所强奸或童年性虐待的记忆。他们把施暴者当成是外星人，而非所信任的、亲爱的人，当然会感到舒服一些。但将那些外星人绑架的传说当做真实的事情接受的治疗专家们却对此持否认态度，他们说如果他们的

病人曾遭到性虐待的话，他们是能够了解清楚的。据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有高达1／4的女性、1／6的男性童年时受到性虐待（尽管这些统计数字可能偏高）。如果有数目很多的在外星人治疗专家面前出现过的患者没有受到过这种虐待，其比例甚至并不高于普通公众受到性虐待的比例，那才会让人感到非常吃惊。

性虐待治疗医师和外星绑架治疗医师都会花费数月、有时是数年的时间，鼓励他们的治疗对象记起被虐待的经历。他们的方法相似，目标也一样——恢复痛苦记忆，而这种记忆通常是很久以前的。对于这两种情况，治疗专家们都认为，无论是遭受精神创伤的还是遇到可怕事件的患者，其记忆功能都受到某种程度的抑制。我发现一种令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外星人绑架案的治疗专家很少发现性虐待的案例，性虐待受害者也很少向这种专家求医。

可以理解，性虐待或乱伦的受害者对于任何可能减少或否认自己经历的事情，都表现得非常敏感。他们会为此发怒——他们也有权这样。在美国，至少1／10的妇女被强奸，其中差不多有2／3是在18岁以前受到的这种伤害。一项最近的调查显示，向警方报案的强奸受害者有1／6在12岁以下（而这类强奸报案比例最小），这些女孩中有1／5是被她们的父亲强奸的。她们是被诱奸的。我想明确指出的一点是：在很多真实的案例中，父母或扮演父母角色的人是残忍的性施虐者。有的案例中揭露了一些有力的证据，如照片、日记，儿童所患的淋病或衣原体属疾病。虐待儿童被认为是社会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根据一项调查，因暴力犯罪入狱的人当中，有85％在童年时受过虐待。十几岁的未婚母亲中，有2／3在童年或青少年时期遭受过强奸或性虐待。强奸受害者中，酗酒和滥用药物的比例比其他妇女高出10倍。这个问题确实存在，而且急需解决。而在大部分案例中，这些无可否认的儿童性虐待悲剧，其记忆会一直留存到成年以后。他们没有需要恢复的隐藏的记忆。

我们今天有比过去更好的报告，每年医院和执法机构报告的虐待儿童案似乎有了显著增加，1967至1985年间在美国增加了10倍，达170万件。酒精和其它麻醉品，以及经济压力，被认为是今天的成年人比过去更容易虐待儿童的原因。日益受到公众注意的儿童虐待案，使成年人记起了他们曾受过的虐待。

一个世纪以前，西格蒙德·弗络伊德提出了压抑的概念，它是维持心理健康的一种反应机制，即为了逃避强烈的心理痛苦而忘掉一些事件。它尤其可能出现在被诊断患有“歇斯底里”症的病人身上，歇斯底里包括幻觉和麻痹的症状。一开始弗洛伊德认为，在每个歇斯底里病例的背后，都有一个被压抑的童年性虐待事件。最终，弗洛伊德改变了他对童年性虐待幻觉——并不是所有的幻觉都是不愉快的——引起的歇斯底里症状原因的解释。他认为这是罪恶感从父母转移给了孩子。至今这方面的争论还十分热烈。（关于弗洛伊德内心变化的原因今天仍有争议——从他在维也纳中年贵族中引起的暴怒的解释，到他承认他认真听取歇斯底里症患者所说的事情的解释。）

那些记忆突然浮现（特别是在心理学家和催眠师的帮助下的记忆浮现），而且第一次的“往事追忆”中有鬼怪或具有梦幻般性质的例子，是很值得怀疑的。有很多声称受到性虐待的案例看起来是编造的。埃墨里大学心理学家乌尔里克·奈瑟尔说：

确实有儿童被虐待，也有被压抑的记忆这样的事例。但这样的事例中也有很多是虚假的记忆和信口开河，这种情况并不少见。记忆错误是常有的事情，并不少见。这种情况总有发生。即使是在记忆主体绝对自信的情况下，即使记忆中是似乎不可能忘记的强烈闪光，是一幅含有隐喻的内心画面。在有生动暗示的情况下，记忆会按照治疗过程中医生对病人强烈的指示，进行塑造或修改，因而这样的情况更有可能发生。而一旦记忆以这样的方式被改造，再想改变将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这些一般的原则并不能帮助我们确定，哪个个别事件，哪个陈述是真实的。但是一般来说，通过对大量这样的案例的了解，我们应该把宝押在哪里，已经很明显了。记忆失误和在回忆中对过去事情的重新编造是人的一种天性，这种天性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存在。

纳粹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为我们提供了最清楚的例证，即使最令人发指的虐待也能够一直留在人的记忆中。实际上，对很多的大屠杀幸存者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使自己和死亡集中营之间保持一定的情感距离，即遗忘。但是，假设在一个难以形容的邪恶的世界里，他们被迫居住在纳粹德国——我们假设一个强盛的“后希特勒”国家，其意识形态丝毫未变，只是改变了反犹太的思想——那么想象一下那些大屠杀幸存者的心理压力吧。那时他们也许能够忘记，因为记忆会使他们当前的生活无法忍受。如果存在对可怕回忆的压抑以及其后的重新回忆，那么可能需要两个条件：（1）虐待确实发生过；（2）要求受害者长时间内装做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奥夫希解释说：

当病人被问起记忆是如何唤起的，他们说是把影像、概念、感情和知觉的碎片集合起来，勉强凑成连贯的故事。当这种所谓的记忆工作持续数月之后，感觉成了模糊的映像，映像成为人影，人影又变成认识的人；身体某个部位的隐隐作痛，转而被当做是儿时遭受的凌辱……最初的身体感觉，有时被催眠的作用放大，被称作“身体记忆”。人体肌肉能保存记忆，其机理让人无法理解。如果这些方式不能说服人，治疗者可能会求助于更强硬的治疗方式。有的病人被编入幸存者小组，让他们承受同组成员的压力，并要求他们通过加入某个小圈子，来证明其在政治上有相同立场。

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在1993发表的一份谨慎的声明中，承认作为一种应变的方式，有些人会遗忘童年时受的虐待，但声明警告说：

目前尚不知道，如何准确地区分基于真实事件的记忆和来自其它来源的记忆……。反复询问可能使某些人说出从未发生过的事情的“回忆”。不知道在宣称有受性虐待记忆的成年人中，真正受过虐待的比例有多大。……精神病医师先入为主地相信存在性虐待，或别的因素——不论是不是病人问题的原因，都可能会干扰诊断与治疗。

一方面，麻木不仁地无视对耸人听闻的性虐待的指控，这是毫无同情心的非正义行为。另一方面，篡改人的记忆、炮制虚假的童年性虐待故事、破坏完整的家庭，甚至将无辜的父母送入监牢，同样是毫无同情心的非正义行为。应该对这两种情况都持怀疑主义的态度。而在这两个极端中选择道路，是件非常棘手的事情。

在艾伦·巴斯和劳拉·戴维斯所写的很有影响的书《痊愈的勇气：童年性虐待女幸存者指南》（Perelinnial Library，1988）的早期版本中，给治疗专家们提出了一个启发性的忠告：

相信幸存者。你必须相信你的病人遭受过性虐待，即使她自己也怀疑这一点。……你的病人需要你坚信她曾受到虐待。与一个心存疑念的病人打交道，和跟一个相信自杀是最好出路的人打交道很相似。如果患者不能肯定她是否曾被虐待，只是觉得有可能，那就当她曾被虐待来处理。迄今为止，在几百个与我们谈过话的，还有几百个我们听说过的妇女中，还没有一位妇女怀疑自己曾被虐待，但经过调查确定未受虐待的。

但是，位于弗基尼亚州堪迪托市的联邦调查局研究院“行为科学培训研究部”的特别督查员、儿童性伤害问题的权威专家之一肯尼斯·弗·兰宁提出了疑问：“我们现在盲目地接受关于儿童性虐待的所有陈述，不论它多荒谬或不可能，难道就是为了补偿几个世纪以来在这个问题上的矢口否认吗？”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加利福尼亚的一位治疗专家说：“我不在乎它是否真实，实际发生的事情与我无关。……我们都生活在幻梦之中。”

目前现有的对童年性虐待的虚假指责——尤其是在权威人士帮助下进行的——我认为，都能与外星人绑架问题联系在一起。如果有人在强烈的情绪和确信之下，会被引导做出曾被自己的父母虐待的错误回忆，难道就不会有具有同样强烈的情绪和确信的人被引导作出被外星人虐待的错误回忆吗？

我对自称被外星人绑架的案例研究得越多，就越发现它们与“复苏的童年性虐待记忆”描述很相似。还有第三种自诉，即撒旦仪式崇拜者的被压抑的记忆——据说在记忆中主要的内容有性折磨、嗜秽症、杀婴、同类相食。在对心理学会2700名成员进行的调查中，12％的人回答说自己处理过撒旦崇拜仪式虐待的案例（而在报告的案例中，有30％是以宗教的名义进行的）。近几年美国每年差不多有1万件这样的报案。在美国，那些劝诱别人进行疯狂的撒旦崇拜的人，包括组织此类主题讲座的执法官员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其实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他们的教派明确地要求有一个实实在在的魔鬼，来扰乱人类的日常生活。其逻辑简明地表述为：“没有撒旦，就没有上帝。”

很明显，警方普遍存在轻易受骗的问题。在此我们摘录部分联邦调查局专家兰宁在其《魔幻、玄虚和仪式犯罪》中的分析。它是依据一些痛苦的经历写成的，发表在1989年10月号的《警察首脑》上面。

几乎所有的关于撒旦崇拜和巫术的论述，都是借助公众的宗教信仰来阐明的。在大部分人的宗教理念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信仰，而非逻辑推理。所以，一些本来具有怀疑精神的执法官员，在没有对其认真评价或质疑来源的情况下，就接受了那些大会上宣讲的信息。……对某些人来说，所有不同于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体系的东西，都是撒旦崇拜。

兰宁随后提供了一份很长的名单，上面列出了他本人在这类讲座中听到的，被描述为魔鬼崇拜的信仰体系，其中包括罗马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摩门教、摇滚音乐、与上帝心灵交流、占星术和新时代的普遍信仰。难道从这些信仰中我们还感觉不到追捕女巫是怎样开始的吗？

他接着说：

在执法官员的个人宗教信仰体系中，也许基督教是善的，撒旦崇拜是恶的。然而，在宪法之下，都无所谓好坏。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但很难让执法官员们接受。他们拿薪水是要维护刑律，而非摩西十诫。以上帝、耶稣和穆罕默德之名犯下的罪和虐待儿童的行为，远比以撒旦名义犯下的罪多得多。很多人不喜欢这种说法，但很少有人能把它驳倒。

在很多对撒旦崇拜仪式虐待的指控中往往描述，在奇异的狂热仪式中，撒旦崇拜者们杀死婴儿并将他们吃掉。在整个欧洲历史中诽谤者也是这样指控他们的辱骂对象的——包括罗马的阴谋家，逾越节针对犹太人的“血腥诽谤”，以及14世纪时在法国被镇压的圣殿骑士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吃人肉的杀婴犯和乱伦的祭神狂欢会的描述，在罗马当局迫害早期基督徒时也曾使用过。不管怎么说，耶稣自己就曾说（约翰6：53）：“除非你吃了人之子的肉，喝了他的血，否则你就不能生存。”虽然接下来一段文字说明，耶稣说的是吃他自己的肉，喝他自己的血，但是毫不留情的评论家可能会误将希腊语“人之子”理解成“小孩”或“婴儿”。特图里安教徒和早期的基督教神父都曾竭力为自己辩护，以免蒙受这种荒诞的罪名。

如今，警方档案中失踪婴儿的相应数目的缺乏被解释为是因为全世界的孩子都是因为这个的原因而出生——当然这是由被绑架者根据回忆所说的外星人与人类繁殖试验非常猖獗的原因。与外星人绑架范例类似的是，据说撒旦崇拜在某些家庭中是代代相传的。据我所知，如同在外星人绑架案中一样，没有物理证据可以在法庭上支持这类说法，虽然它们的情感力量是明显的。这类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微乎其微的可能性，激励我们这些哺乳动物采取行动。我们相信撒旦仪式的同时，也提高了那些警告我们可能有危险的人的社会地位。

让我们仔细考虑以下五种情况：（1）麦拉·阿巴希，路易斯安娜的一位学校教师，她和她的妹妹在咨询了一位伏都教教徒之后，相信自己被魔鬼附身。她的侄子的梦魇即是证据之一。所以她们抛下自己的五个孩子，去了达拉斯，阿巴希的妹妹打伤了她的眼睛。在审判中，她却为她的妹妹辩护，她说她们是在试图帮助她。但是伏都教并非魔鬼崇拜，它是天主教和非洲海地土著人宗教相结合的产物。（2）父母将他们的孩子打死，因为她不愿接受他们的基督教教派学说。（3）儿童骚扰者向受害者读《圣经》，以显示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4）在驱魔仪式中一个14岁男孩的眼珠被掏出。攻击者并不是魔鬼崇拜者，而是一个投身于宗教追随的新教原教旨主义牧师。（5）一个妇女认为她的12岁的儿子被魔鬼附身，与他乱伦后，又砍下了他的头。但是在这个“占有”中并没有撒旦仪式的内容。

第二和第三个案例来自联邦调查局文件。最后两个来自盖尔·古德曼博士1994年的研究。古德曼博士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一位心理学家，这项研究是为“虐待和忽视儿童国家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on Child Abuse and Neglect）做的。他们调查了1．2万件与撒旦仪式崇拜有关的性虐待报告，发现没有一个经得起仔细推敲。治疗专家报告的邪教虐待只是依据“病人催眠疗法中所说的”或孩子们“对魔鬼符号的惧怕”。有时候，诊断是依据一些对儿童来说很普通的行为得出的。“只在少数案例中提到了实物证据——通常是‘疤痕”’。但大部分案件中疤痕很模糊或根本不存在。“即使有疤痕，也不能确定是否是受害者自己造成的。”正如后面这位学者所说，这和外星人绑架案很相似。埃默里大学精神病学教授乔治·K·堪纳维认为：“那些与邪教崇拜有关的记忆，最普遍可能的原因很可能是病人和治疗专家之间的互相欺骗。”

在最棘手的撒旦仪式虐待“复苏的记忆”案例中，有一件被劳伦斯·莱特记录在一本著名的书《记住撒旦》（Remember-ing Satan，Knopf，1994）里。这本书描述的是保罗·英格拉姆，他因为太容易受骗、太容易被暗示、不擅质疑，而险些毁了自己的生活。1988年，英格拉姆是华盛顿州奥林匹亚的共和党主席，地方治安部门的首席市民代表，颇有声望。他笃信宗教，负责向学校的孩子们宣传毒品的危害。后来恶梦开始了，她的一个女儿，在一次高度情绪化的原教旨主义者静修之后，提出了多项指控，每一项都比前一项可怕：英格拉姆对她进行性虐待，使她怀孕，折磨她，让其他治安代表“分享”她，介绍她参加邪教仪式，肢解并吃掉婴儿，……她说，这从她的童年即开始，几乎持续到她开始“记起”这一切。

英格拉姆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女儿会说这样的谎，虽然他对此没有记忆，但警局的调查员们、一个心理治疗顾问和他的牧师都解释说，性犯罪的罪犯经常会抑制他们的犯罪记忆。莫名其妙地被孤立，同时又渴望合作，英格拉姆试着去唤起自己的记忆。在一个心理学家使用闭眼催眠术引起精神恍惚后，英格拉姆的头脑中开始显现出与警察描述相似的情景。意识中产生的东西并不像真正的记忆中的东西那样清晰明确，只是一些像雾一样模糊的想象片断。每次他在头脑中产生一个这样的形象——越多其内容越可憎——他就受到鼓励并增强了对这些形象的信任程度。他的牧师要他相信，上帝只允许真实的记忆从他的幻想中浮现出来。

“伙计，这些东西简直像是我虚构出来的，”英格拉姆说，“但我没有。”他认为这可能是魔鬼所为。在类似的影响下，加上教堂的秘密情报网在底下散布英格拉姆最新招供的恐怖事情，以及警方所施加的压力，他的其他孩子和妻子也开始“回忆”。有声望的市民被指控参加疯狂的仪式。美国其它地区的执法人员也开始注意此类事件。有人说，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当伯克利的理查德·奥佛希被控方传唤时，他做了一个控制实验，让人茅塞顿开。他仅仅向英格拉姆暗示他曾强迫他的儿子和女儿乱伦，并要求他使用他所学过的“恢复记忆”方法，很快就引出了这样的一个“记忆”。它不需要压力和恐吓，只要有暗示和这种方法就足够了。这些已经被确认的参与者（他们已经“回忆”起很多其它事情），却否认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面对这一证据，英格拉姆强烈否认他曾虚构任何事情或者被其他人所影响，他关于这一事件的记忆像他的其它记忆一样清楚和“真实”。

他的一个女儿描述了她身上因受折磨和被迫流产而带来的可怕的伤疤，但当她最后接受医疗检查时，却没有看到相应的伤疤。控方从来没有就穷凶极恶的虐待对英格拉姆提出控告。英格拉姆雇了一个从没接过刑事案件的律师，在他的牧师建议下，他甚至没有读奥佛希的报告，有人告诉他，报告只会使他感到迷惑不解。他对6项强奸罪认罪，最后被送进了监狱。在监狱中等待判决的时候，由于离开了他的女儿、牧师及警察同事，他又考虑了一下，要求撤回他的认罪书，他的记忆是被迫接受的，他还没把真实的记忆从一种幻想中分辨出来，他的抗辩被驳回了。他被判处25年徒刑，如果是在16世纪而不是20世纪，说不定他的全家会被处以火刑——还有华盛顿奥林匹亚相当一部分知名人士。

联邦调查局有一份持怀疑态度的关于邪教虐待问题的报告（肯尼斯·V·兰宁，《调查员确认宗教仪式虐待儿童指南》（1992年1月），但是它却被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们普遍忽视。另外，一份1994年由英国卫生部作的，关于邪教虐待报告的研究发现，在84件被确认的实例中，没有一件经得起仔细推敲。那么人们到底为什么如此狂热地热衷于此呢？这份研究认为：

福音派基督徒反对新的宗教运动的势力，已经对鼓励确认邪教虐待形成了强有力的影响。在英国，传播邪教虐待思想中如果没有更大作用，起码也是同样重要作用的就是“专家们”，他们之中有美国人也有英国人。他们可能很少有，甚至根本就没有专业资格，但却声称自己的专长是“事件体验”。

那些相信魔鬼崇拜的人是对我们社会具有严重威胁的人，他们一般很讨厌怀疑论者。我们思考一下前美国临床催眠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Hypnisis）主席，科里登·哈蒙德博士的分析：

我将向您说明，这些人（怀疑论者）一种情况是比较天真，临床经验有限；另一种是他们具有人们在大浩劫时常有的无知，或者他们是怀疑一切的智者和怀疑论者；第三种是他们自己也是某种宗教派别的成员。我可以确信有处于此种状态的人……。有些人自己是医生，有的人是精神医疗的专业人员，有的人属于某种教派，有的人主持着流传数代的教派……。我认为调查是完全清楚的：我们进行了三项研究，前两个分别在门诊病人中发现了25％和20％的多重人格混乱，似乎是教派虐待的受害者；第三项则在特定的住院病人群体中发现了50％这样的情况。

在他的陈述中，可以看出他似乎相信，在成千上万不明真相的美国公民身上，中央情报局进行了邪恶的纳粹思想的控制试验。哈蒙德认为，其背后的主要动机是要“创造统治世界的邪恶秩序”。

在所有这三种“恢复的记忆”中，都有一些专家——外星人绑架专家、邪教专家和唤起童年性骚扰记忆的专家。和精神治疗中通常的做法一样，病人们选择或被指定与他们诉说的问题相关的治疗专家。在所有三种情况中，都由治疗专家来帮助唤醒被确认的很久以前（有时是几十年前）发生的某些事件中的情景；在所有三种情况中，治疗专家们都被他们的病人的真切无疑的痛苦深深打动；在所有三种情况中，至少有某些治疗专家问引导性的问题——这实际上是权威人物对容易被暗示的病人说他们能够记起（我差点写上“承认”这个词）；在所有三种情况中，都存在一些治疗专家网络，他们交流病人的病史以及治疗方法；所有三种情况中，行医者都感到有必要在持怀疑态度的同事面前为自己的治疗辩护；在所有三种情况中，由于治疗而带来的催眠都被轻描淡写地带过；在所有三种情况中，报告性骚扰的主要都是女性；在所有三种情况中——除了声明的例外——都没有物质上的证据。因此很难不让人怀疑，外星人绑架只是一幅更大图画中的一部分。

这个更大的图画是什么？我向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弗雷德·H·弗兰克尔博士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是设在波士顿的贝斯以色列医院的院长，一位催眠术专家，他回答说：

如果外星人绑架是一幅大图画中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大图画到底是什么？我害怕涉足这个天使都不愿进入的领域。不管怎么说，你所描述的事情助长了在上个世纪之交被称为‘歇斯底里’的东西。很遗憾，这个词被我们同时代的人广泛使用……不仅用得随随便便，而且无视它所代表的现象：高度的暗示感受性，想象能力，对文字线索的敏感性，以及感染的成分。……看来大量的临床工作者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弗兰克尔指出，治疗专家不仅可以使人“回归”，以便他们能够恢复已经失落的“过去生活”的记忆，同样可以使人在催眠状态下“前行”，这样他们就能够“记起”未来。像进行“回归”或麦克的被绑架者催眠一样，这可以引起强烈的情绪作用。“这些人并不想欺骗治疗专家，他们欺骗的是自己。”弗兰克尔说：“他们不能把闲谈跟自己的体验区分开来。”

如果我们不能妥善处理，如果我们因为没能充分了解自己而有一种负罪感，我们能不接受墙上挂着证书的治疗专家的专业观点吗？这不是我们的错，我们免除了这些烦恼，那些邪教主义者、性骚扰者、外星人，罪责都在他们身上。难道我们不会为这种安慰付个好价钱吗？要是那些怀疑论蠢驴们说这些全是我们凭空想出来的，或者是那些让我们高兴的治疗专家强加给我们的，我们难道不反对他吗？

这些治疗专家接受过多少科学方法、怀疑论查验、统计学方面的训练呢？他们对于人都会犯错误又了解多少呢？精神分析不是一个自我要求很严格的职业，但至少它的很多从业者都拥有硕士学位。大多数医学课程都包括对科学结果和方法的学习，但其中讲授虐待案例的部分，却似乎不太符合科学的态度。在美国，从事精神治疗的人中，社会工作者与精神病医生或心理学博士的比例大概是2比1。

在这些治疗专家中，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职责是支持自己的病人，而不是提问或怀疑。无论病人讲的是什么，不管多古怪，他们都接受。有的时候，治疗专家的提示根本就不是什么暗示。这里是一份很难称得上规范的报告（出自错误记忆综合症基金会的FMS Newsletter，vol．4，no．4，p．3，1995）：

我以前的治疗专家证实说他仍然认为我母亲是一个魔鬼崇拜者，并说我父亲骚扰了我……正是我的治疗专家的那一套诱导性的思想体系和方法，包括暗示和说服，引导我相信，那些谎言就是记忆。当我怀疑记忆的真实性时，他坚持说是真的。他不仅坚持其真实性，而且告诉我，为了使我痊愈，我必须接受并记住一切。

在1994年的一个案例中，在宾夕法尼亚州阿勒格尼郡，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尼克尔·奥尔索斯，在其教师兼治疗专家的支持下，指控她父亲对其性骚扰，导致其父被捕。尼克尔还报告说，她生了3个孩子，被她的亲戚杀害了；她曾在一个拥挤的饭馆中被强奸；她的祖母骑着扫帚在天上飞来飞去。陪审团认定尼克尔的治疗专家和当地一个精神病诊所犯有渎职罪，判给尼克尔赔偿25万美元。她的父亲现已出狱。她和父母也已经和解。这种案件的数量在上升。

治疗专家之间在争取病人中的竞争、延长治疗期的明显经济利益，使他们不愿对病人所说的事情表示怀疑。天真的病人走入医生的办公室后，医生告诉他们，他们的失眠症或肥胖症是由于完全忘记了父母的骚扰、邪教仪式或外星人绑架而造成的。治疗专家们意识到病人的疑惑了吗？当存在道德和其他约束时，我们需要一个控制试验：把同一个病人送到所用三个领域的专家那里。病人中是否有人会说“不，你的问题并不是由于忘记了童年的骚扰（或邪教仪式，或外星人绑架）”？有多少人会问“是否还有更乏味的解释”呢？相反，麦克竟然赞赏、安慰地告诉他的一个病人，他正在走上一条“英雄之路”。一组“被绑架者”——每人都有着独立的但相似的经历——写道：

我们中的几个人最终鼓足勇气，向职业顾问们陈述我们的经历，但他们只是很敏感地回避主题，默不作声地扬起一条眉毛，或把这经历解释成一个梦或者白日梦，并且居高临下地“安慰”我们说，大家都会发生这样的事，“但是不要担心，你们基本上还是心理健康的。”“太棒了，我们没有发疯。但如果我们认真地把自己的经历当成是真事，可能就会发疯了！”

在非常放松的情况下，他们发现了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治疗专家，他不但将他们所说的当做真实的并接受了他们的故事，而且知道很多外星人尸体的故事，还知道政府高层人物隐瞒UFO的事。

一位有代表性的UFO治疗专家通过三种方法找到病人：他们按照他的书背面的地址给他写信；他们通过其他治疗专家（主要是专门处理外星人绑架案的治疗专家）介绍到他这儿；或者他们在他演讲之后来找他。什么都还没谈，他们就已对彼此有很多了解。我很想知道，如果病人走进他的大门，却完全不了解通常的绑架案的描述，也不知道治疗专家自己的方法和信仰，那会是什么情景。

另一位著名的治疗专家把他自己关于外星人绑架的文章给病人看，以帮助他们“记起”自己的经历。当他们最终在催眠中回忆起的情景与他文章中的描述报相似时，他会感到很满足。这些案例相似的主要原因，是他相信确实发生过外星人绑架案。

一位UFO权威学者评价说：“如果催眠师对外星人绑架的对象没有足够的了解，绑架的真正本质也许永远不会被发现。”从这段评论中，我们是不是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治疗专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进行引导，病人又怎会被引导呢？

有些时候，当我们“沉睡”时，会有从高处倒下，四肢着地的感觉。这被称为“惊吓反射”。也许，这种本能是从我们的祖先在树上睡觉时留下的。为什么我们不能想象，当我们来到坚实的大地上时，我们为什么不会“回忆起”（多么美妙的词汇）更好的东西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假设，我们头脑中如此多的记忆宝藏中就有那么一些东西是在事件发生之后，将问题按照某个头脑容易接受的形态编造而成，按照令人愉悦的讲述和倾听好故事的方式，”将某些事情与我们曾经读过或听过的东西相混淆，然后植入我们的头脑中呢？

第十章 车库中的飞龙
必须记住，魔术是一门需要艺术家与观众合作的艺术。

F·M·巴特勒《魔术师的神话》（1948）

“在我的车库里有一条喷火的龙。”

（我正在追踪心理学家理查德·富兰克林进行的分组疗法研究）。假如我非常肯定地对你这么说，你一定想亲眼看一下。几个世纪以来流传着无数关于龙的故事，但从没有真凭实据。这可是个好机会！

“带我看看。”你说。我带你到我的车库。你往里看，看到的是一个梯子，一些空的油漆桶和一辆旧的三轮车，但没有龙。

“龙在哪里？”你问道。

“噢，它就在这儿。”我回答说，胡乱地挥了挥手，“我忘了说明，它是一条看不见的龙。”

你建议在车库地板上撒上面粉以获取龙的爪印。

“好主意，”我说：“但龙是浮在空中的。”

然后你想用一个红外线探测仪检测龙喷出的看不见的火。

好主意，但看不见的火也不会发热。

你想对龙喷漆使它现身。

“好主意，但它是非物质的龙，油漆无处可粘。”如此如此。你每提出一种物理检测方法，我就找个特殊理由来说明你的办法不会有效。

现在，一条看不见的、无实体的、浮在空中的、喷着没有热度的火的龙与根本没有龙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没有办法反驳我的争辩，没有可以让人信服的试验来反对它，说我的龙确实存在意味着什么呢？你不能证明我的假设不成立，这与能证实它成立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不能检验的观点和无法证伪的断言实际上毫无价值，不论它们在给我们以启示或是在激起我们的好奇心方面有些什么用处。我要你做的就是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相信我的个人意见。

从我坚持说我的车库有条龙，你唯一意识到的就是我头脑里正在转着什么古怪的念头。你想知道如果没有可行的物理检测，用什么可以使我信服。你当然会想，那可能只是个梦或者幻觉。但为什么我要这么严肃地对待它呢？也许我需要一些治疗。至少，我或许严重低估了人类容易受骗的天性。

想象一下，尽管所有的检测方法都无效，你仍希望自己谨慎地不抱有偏见，愿意接受新的思想。因而你并不完全否定我的车库里有条会喷火的龙。你只是保留意见。虽然目前的证据强烈地反对它，但如果有新的资料出现，你就做好随时去检查这些资料的准备，看它们能否说服你。当然，如果我因为不被相信而感到受了冒犯，或仅因为你像苏格兰人那样坚持说它“未被证实”而指责你太乏味、太缺乏想象，那么我显然是不公正的。

假如事情的发展完全相反。龙是看不见的，不错，但在你观察时撒在地板上的面粉上出现了龙的爪印，红外线探测仪发现了落下的鳞片，通过喷漆发现有个锯齿形的鸡冠在你面前的空中来回摆动。不论开始时你是多么怀疑有龙存在——不承认看不见的东西——你现在知道了这里一定有什么，而且可以初步肯定这与存在一条看不见的会喷火的龙是一致的。

现在想象一下另一个场景，假如不只我一个人，而是好几个你熟识的人，包括你非常肯定他们互不认识的一些人，都告诉你他们的车库中有龙——但每个人的证据都难以琢磨得让人发疯。我们每个人都承认我们对于被如此奇怪的一个没有事实根据的信念所吸引感到心烦意乱。我们所有的人中无一精神异常。我们思索全世界的车库中如果真的都藏着看不见的龙，而我们人类却不知所措，这意味着什么。说实话，我宁愿那不是真的。但也许所有古代欧洲和中国关于龙的“神话”根本就不是神话……

让人高兴的是，已有报道说，在面粉上发现了一些龙的爪印。但它们从不在怀疑者观察时出现。自然，另外一种解释是：通过谨慎检查，发现龙的爪印似乎是伪造的，这一点看来很清楚。另一个龙的狂热者以一个烧焦的手指作为龙喷火的罕见的客观证据。但同样还有别的可能。我们知道除了看不见的龙喷出的火外还有别的办法烧焦指头。这类证据——不论龙的拥护者认为它有多么重要——使人不得不相信这差得太远了。同样，唯一明智的办法是暂时否定龙的假说，等待今后的事实材料，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那么多清醒的、严肃的人都有同样奇怪的错觉。

魔术需要观众与魔术师的默契配合——放弃怀疑，或者如同有时我们所说，心甘情愿地放弃不相信的怀疑。我们立即可以看出，如果要使魔术被拆穿，使戏法被揭露，我们就必须中止合作。

对于这样一个非常情感化的、引起争论的、令人苦恼的话题，如何才能取得一些进展呢？病人也许对那些轻易推断或确信外星人劫持的治疗师持谨慎态度，那些治疗被劫持者的人可能向他的病人解释说幻觉是正常的，童年性虐待也令人窘困地普遍存在。医疗专家们可能应该记住，没有一个客户能够完全不受大众文化中流传的关于外星人的传说的影响。他们应该十分谨慎小心，不能用任何微小的暗示去诱导目击者。他们应该教给他们的客户怎样用怀疑的观点去看待出现的事物，也许他们自己的头脑中也应该不断充实正在日益减少的同样的思想。

据说外星人劫持事件以不仅一种方式困扰着许多人。这一话题打开了我们内心生活的一个窗口。如果有很多人的被劫持报告是捏造的，那么，这就是引起我们担忧的主要原因。但更让人担忧的是治疗专家仅根据内容就接受这些报道——却没有充分注意其客户很容易受影响，并且受到了与其进行谈话的人的无意识的暗示。

令我惊讶的是，一些精神病学家和其他至少受过一些科学教育的人，他们知道人思维的弱点，却忘了这些陈述可能只是某种幻觉或隐藏的记忆。认为外星人绑架事件代表了真正的魔法的说法更让我感到惊讶不已。这是对我们理解现实的能力的挑战，或者说这种所谓真正的魔法就可以构成对世界的神秘的认识证据。或者，如同约翰·马克所言：“有许多现象非常重要，使我们有充分理由对它们进行认真的研究，西方主流科技范例体现的思辨哲学也许不能充分支持这个研究。”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他接着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一种寻求传统物理解释的狂热，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在仅仅是接受不寻常的正在发生的事实时有这么困难……我们已失去了了解物质之外的世界的所有能力。

但我们知道幻觉源于感知丧失、麻醉剂、疾病或高烧、缺乏快动眼睡眠、大脑化学变化等等。即使与麦克一样，我们根据报道来思考这些事件，它们最显著的方面（如像蛇一样扭动滑行穿过墙壁等）更应该将其说成是物质——高度发展的外星技术——范畴的某种东西，而不是魔法。

我的一位朋友说，在外星人劫持的典型事件中唯一真正有意思的问题是“谁在欺骗谁”，是顾客欺骗治疗专家，还是相反？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一方面，在外星人劫持的传说中还有许多别的有趣的问题，另一方面，这两者并不是互相排斥的。

几年来我一直努力回忆关于外星人劫持的某件事。终于，我记起了那是我大学时期读过的一本书，1954年出版的《五十分钟一小时》。作者是名叫罗伯特·林纳的精神分析专家，被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请去治疗一位出色的核物理学家——他的幻觉系统正在影响他所进行的官方秘密研究。这位物理学家（化名为克尔克·阿伦）被发现除了制造核武器以外，他同时过着另一种生活。他透露，在遥远的将来，他曾经驾驶（应该说将要驾驶，这里他的时态变得有点混乱）星际宇宙飞船。他着迷于令人振奋的、浪迹天涯式的飞往别的恒星的行星的探险。他是诸多世界的“主宰”。也许他们会称他查尔克船长。他不仅能“记起”这种生活，而且只要他选择一个时间，他就能随时进入其中。用这种方式和意愿，他能使自己穿越光年的距离和世纪。

从某种意义上我不能理解，仅仅通过渴望，我就穿越了无限的空间，打破了时间的局限，与距离和未来本身合为一体——更准确地说成为其本身。别让我解释，我不能，虽然上帝知道我曾经尝试过。

林纳发现他聪明、敏感、受人喜欢、彬彬有礼，完全有能力处理好人们的一般日常事务。但是，——从他对宇宙生活的兴奋反映出——阿伦知道自己有些厌恶地球上的生活，即使确实涉及到制造大面积杀伤性武器。

当他的试验室主管警告他别分散精神、胡思乱想时，他道了歉。他向他们保证他会尽力将时间花在这个星球上。那时他们刚开始与林纳联系。

阿伦就他未来的经历写了1．2万页的资料，还写了许多关于别的星球上的地理、政治、建筑、天文学、生活方式、家谱学、地质学和生态学方面的技术论文。这些专题文章的题目反映了材料所涉及到的内容：“srom Norba X上大脑的独特发展”、“Srom Sodrat Ⅱ上对火的崇拜与献祭”、“星系科学学会历史”，“统一场论和恒星驱动机制在星际旅行中的应用”。（最后一篇我想看看，毕竟，人们都说阿伦是第一流的物理学家。）着迷的林纳熟读了这些资料。

阿伦对将他的作品展示给林纳，并就细节进行讨论没有任何害羞的表示。他从容不迫，在理智上难以对付，似乎一点也不会屈服于林纳的精神治疗帮助。别的方法都失败后，精神病学家又尝试一种不同的方法。

我试着……试着避免以任何方式给他留下我也是企图证明他疯了的人中的一个的印象，这是一场与他是否心智健全的问题间的拉据战。相反，因为很显然，他的性情和所受的教育都是科学的，我便利用他在生活中表现出的本质，正是这种本质上的东西使他选择了以科学为职业：即他的好奇心。……这意味着……至少我暂时接受他的经历是真实的……一个灵感突然闪过我的脑海，我想到要让克尔克从疯狂中摆脱出来，我需要进入他的幻想中，从那个位置，我可以竭尽全力，一点点地把他从精神病中解脱出来。

林纳着重指出了档案中某些明显的矛盾并要求阿伦进行解释，这要求物理学家重新进入未来去寻找答案，阿伦会在下一次治疗过程中很负责任地带着一份字迹工整的解释文件来，林纳焦急地等待着每一次会面，这样，他可以再一次被银河系中丰富的生命和智慧的景象所迷住。在他们之间，他们能解决很多文件前后矛盾的问题。

随后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克尔克精神病的材料与我个性中的阿基里斯脚踵相遇，如同钟表上的齿轮一样啮合在一起。”精神病学家成为了他病人的幻想的同谋。他开始拒绝对阿伦的故事进行精神病学解释，我们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肯定那些事是否可能是真的？他发现自己开始为仅靠意志的努力就能进入另一种生活，一种宇宙漫游者在遥远将来的生活的想法而辩护。

以一种令人吃惊的高速度……我的头脑中越来越多地被幻想所占据……在克尔克的令人迷惑的帮助下我参加了宇宙探险，分享他策划的包罗万象的狂想所带来的兴奋。

但最后，一个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考虑到他的治疗学家的健康，克尔克·阿伦集中起他保存下来的可敬的诚实和勇气，承认说，整个故事都是他捏造的。根源是他童年时很孤独，长大后与女性关系相处不好，他隐藏并遗忘了事实与想象之间的界线。捏造出似乎合理的真实的细节，编织关于另一世界的丰富图景，让人感到挑战和兴奋。他对于引导林纳走向荒诞的生活感到很内疚。

“为什么，”这位心理学家问道：“为什么你要假装，为什么你一直告诉我……”

“因为我觉得我不得不做，”物理学家回答说：“因为我觉得你在要我这样做。”

克尔克和我调换了角色，林纳解释说：

而且，在那些使我的工作成为一种不可预知的、奇妙的、有价值的追求的使人吃惊的结局之中，我们共同的愚蠢行为的失败只是其中之—……。我为了个人目的采用临床上的公理进行推理，于是落入了为不谨慎的治疗师所设的陷阱。……在克尔克·阿伦进入我的生活以前，我从未怀疑过自己的精神的稳定性。所以我一直认为，精神错乱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我为这种自鸣得意感到羞愧，但是现在，当我从长沙发后的椅子上倾听病人的叙述时，我更加清楚地知道，我的椅子和长沙发仅仅一线之隔。但毕竟，一连串意外事故决定了，最终谁将躺在长沙发上，而谁会坐在长沙发之后。

我从这段描述中不能确定克尔克·阿伦是否真的有幻觉，也许他只是陷于某种性格错乱，以发明一种游戏让别人付出代价为乐。我不知道林纳在多大程度上润饰或捏造了部分故事，当他写“分享”和“闯入”阿伦的幻想时，没有迹象表明这位心理学家想象自己在遥远未来航行并参与星球探险。同样，约翰·马克和别的外星人劫持治疗师并未向他们的病人暗示他们曾被绑架，只有他们的病人这样想。

如果物理学家没有承认又会怎样呢？也许林纳在理性的怀疑之外，已使自己相信进入一个更浪漫的时代是可能的？他会说他刚开始也曾怀疑，但是他是否被有力的证据说服了呢？也许他自诩是个帮助从未来世界来的搁浅于20世纪的宇宙旅行者的专家？这样的精神病特例会鼓励别人认真考虑这类幻想或幻觉吗？治疗一些类似的病历之后，林纳会不耐烦地拒绝所有的“理智些”的看法，而推断出他正在新水平上深入理解现实吗？

克尔克·阿伦受的科学教育使他没有发疯。有一段时间治疗学家和病人调换角色。我更愿意认为是病人拯救了治疗师。也许约翰·马克就不这么幸运。

考虑另一种不同的方式去寻找外星人——以电波来寻找外星智能生命，这与幻想和伪科学有何区别呢？ 20世纪60年代，苏联天文学家在莫斯科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宣称来自一个名叫CTA－102的遥远的神秘天体发出的强烈的无线电信号，在大约100天中像正弦波一样规律地变化。以前从未发现过遥远的周期性射电源。为什么他们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公布一个如此神秘的发现？因为他们认为已发现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外星文明。当然，这值得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这一报道只是传媒耸人听闻的新闻，摇滚乐队‘伯兹”（Byrds）甚至为此制作并灌制了一首歌：“CTA－102，我们在此守候你，信号告诉我们你在那儿，我们能清楚地听到它们……”

CTA－102发出的无线电信号？当然，但CTA－102是什么？如今我们知道CTA－102是个遥远的类星体。那时，还没有“类星体”这个词，我们不太清楚什么是类星体；在科学文献上对此有不只一种互相矛盾的解释。不过，如今没有一个天文学家——包括当初在莫斯科新闻发布会上的那些天文学家——严肃地争辩像CTA－102这样的类星体是能利用巨大能量的几十亿光年以外的外星文明。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有别的对类星体特点的解释，他们与已知的物理规律相符，不必乞求有外星生命。外星人代表着作为最后手段的一种假说。只有别的都失败时你才求助于它。

1967年，英国科学家发现一个来自近得多的星体上的信号：强烈的无线电信号源以令人吃惊的精确开关表明，它的周期始终是十或更有意义的数。它是什么？他们的第一个念头是，那是向我们发的信号，或者也许是在太空中飞行的飞船的定时导航信号。在剑桥大学，他们甚至为它取了个名：LGM－I。LGM是小绿人Little Green Man的缩写。

不过，他们比他们的苏联同行们聪明，他们并没有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们很快了解到他们观察到的是如今所谓的脉冲星，即第一个脉冲星，格拉姆星云脉冲星。那么，什么是脉冲星呢？脉冲星是一个巨大的星球的最后状态，一颗萎缩成一座城市大小的恒星，同别的星球不同，既不是靠气压也不是靠电子衰变，而是靠核力来维持。从某种特定意义上说是一个直径大约有10英里的原子核。我坚持那是一个至少和星际导航信号同样古怪的概念。对于什么是脉冲星，答案可能很古怪，它不是外星文明，而是别的，只是开阔了我们视野和头脑、证实自然界无奇不有。安东尼·修斯因发现脉冲星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

最初的奥兹马（OZMA）实验（第一次有计划地用无线电寻找外星文明），哈佛大学行星学会强通道外星探测（Megachannel Extraterrestrial Assay）计划，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研究，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SERENDIP计划，以及许多团体都已探测到使观察者们激动非常的来自天外的不寻常的信号。一段时间内，我们认为我们收到了真正的来自太阳系以外的遥远文明的信号。事实上，对于它是什么，我们连最模糊的看法也拿不出，因为信号没有重复。几分钟后，或第二天或几年以后，你以同样的频率、带宽、极性及其他别的参数将望远镜转向天空中同样的一点，你什么都听不见。你不能推断，更不用说宣布，存在外星人。这可能是统计上不可避免的电子涌动，或者是检测系统故障，或发自地球的飞船，或飞过的军用飞机，正以被认为是保留给射电天文学家的波段发报。它甚至可能是街边车库的开门装置或几百公里外的广播电台。可能性多得很。你必须系统检查所有的可能，看哪些可能可以排除，当你唯一的证据是奇怪的不重复的信号时，你就不能宣称找到了外星人。

如果信号的确是重复出现的，你就能够向新闻界和公众公布吗？你不能。也许有人在骗你。也许是你不够聪明，无法查出检测系统的问题，也许是以前你并不知道的天体物理学已获知的结果。你应该做的是，打电话给别的射电天文台的科学家，告诉他们，在天空中的某一点，用某个频率、带宽、极性及其他别的参数，你似乎发现了有趣的东西，问他们能不能尝试着确认一下？只有当若干个观察者（他们都清楚地了解自然界的复杂性，并且意识到观察者本身也会犯错误）在天空的同一点得到了同样的观察结果，你才能够严肃地认为自己真正地检测到了外星人发出的信号。

这其中涉及到一些原则。我们不能总是一发现某种无法立即确认的东西，就喊“小绿人”！因为如果后来发现那是别的东西，会使我们显得很傻，就像当年苏联的射电天文学家一样。当有人出很高的奖赏的时候，尤其要谨慎行事。当证据尚未完全获得时，我们没有必要下结论，“不确定”是允许的。

我经常被人问：“你相信外星智慧吗？”每当这时，我总是用标准观点回答——地球之外有很多地方，生命的分子到处都有——我会用“几十亿”之类的词来形容它们。接着我会说，要是没有外星智慧，那我才要惊讶不已呢，当然直到现在还没有强有力的证据。

经常会有人接着问：“你到底是怎么看这件事的？”

我说：“我已经告诉了你我的真实想法。”

“是，不过你心里究竟怎么想？”但是我总是努力不用自己的心去想。如果我对“理解宇宙”是认真的，用我大脑之外的东西去思考，尽管那很诱人，但很可能给我带来麻烦。获得证据之前，只管保留自己的判断好了，就是这样。

如果飞碟和外星人劫持的鼓吹者们是正确的，并且有外星生命的真实证据可供我们检验，那我会非常高兴。可是他们并没有要求我们出于信仰来相信，而是要我们相信他们的证据的力量。我们当然有责任审查这些被称为证据的东西，至少要像那些寻找外星人无线电信号的射电天文学家一样仔细而审慎。

任何奇闻逸事式的说法，不管它们多么诚恳，如何引起人们的共鸣，也不管提出证词的人在生活中如何堪称楷模，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多少分量。在以前的UFO案例中，奇闻逸事式的描述都有一些无法回避的错误。这并不是对那些自称被劫持或向他们提问的人的个人批评，并不等于是蔑视那些自称为证人的人，也不是——或不应该——要傲慢地打发掉那些真诚而动情的证言，而只是不情愿地承认，人都会犯错误。

如果任何力量都可以归于外星人——因为它们的技术非常先进——那么我们就可以指出所有的偏差、不一致或者不合理。比如，有一位研究UFO的学者认为，在发生劫持时，外星人和被绑架者都进入一种隐形状态（但他们彼此看得见），所以大多数邻居都没注意到。这样的“解释”能够解释所有的事情，因此实际上什么也解释不了。

美国的警察调查程序重证据，轻陈述。欧洲的巫婆审判也许能够提醒我们，在审问过程中嫌疑犯可能会受到恐吓；人们可能会承认自己没有犯过的罪行；目击证人也可能会出错。这也是很多侦探小说要重点交代的部分。但是那些真正的、无法编造的证据——火药的烧痕、指纹、DNA样品、足印、受害者搏斗时留在指甲里的头发——却有很大的证据价值。犯罪学家们用的方法与科学家非常相近，其出发点与科学家们也是一样。所以在UFO和外星人劫持的研究领域，完全有理由问：证据在哪里？真实的、毫不含糊、实实在在的能够说服尚未作出结论的陪审团的证据在哪里？

有些热心人会说，在数千个案例中有土地被翻动的情况，据猜测UFO就在这些地方降落，这难道还不够吗？这确实不够，因为除了被UFO上的外星人翻动以外，还有很多种方法翻动土地——人用铁锹翻动就是一种最容易想到的可能。一位UFO学者指责我，无视“来自 65个国家的4400件有实物痕迹的案例”。但是据我所知，这些案例中还没有一例被分析过，并且将结果发表在物理学、化学、冶金学或者土壤科学的某一本同行评议的期刊上，表明这些“痕迹”不是人为制造的。和维尔特郡麦田里的圆圈比起来，这算是很朴实的欺骗。

同样的，不仅像片可轻易地伪造，而且大量据说是UFO的照片毫无疑问是伪造的。一些热心人整夜整夜地呆在田野里寻找天上的亮光，看见一束按一下闪光灯。有时，他们说会有回应性闪光，或许是的。但低空飞机的飞行器也会发出亮光，并且飞行员能够，如果他喜欢的话，用他的灯闪烁来回应，这样任何一点都不能构成严肃的证据。

那么客观证据又在哪儿呢？由于在撒旦宗教仪式中他们乱说乱指以此回应巫婆试验中的“魔鬼痕迹”，他们最一般的物理证据指的就是被劫持者身上的伤疤和凹痕，因此他们声称自己对这些疤痕从哪里来毫无印象。但这点很重要，如果疤痕是人力所及的话，就不能作为外星人虐待的令人信服的证据。实际上有很多广为人知的精神病例，他们弄伤、撕切，甚至致残自己和他人。有些人具有很高的痛苦阈值和极差的记忆力，可能偶尔伤害自己而对整个事件没有记忆。

约翰·马克有一个病人说她有一身伤疤，这让她的内科大夫感到完全迷惑不解。那么它们是什么样子的呢？她说不出来。像巫术的狂热一样，它们在隐秘的地方。马克认为这是令人不得不信服的证据。他看到过疤痕吗？我们有哪些由持怀疑态度的内科大夫拍下的关于伤疤的照片吗？马克说他认识一个四肢瘫痪身上带凹痕的人，认为这为反证法提供了证据，可以用来反驳怀疑者。一个四肢瘫痪的人怎么能在自己身上留下疤痕呢？这一推理只有当四肢瘫痪的病人被密封于一间没有其他人能进去的屋子时才是有效的。我们能看见他的伤疤吗？能让一个独立的内科大夫检查他吗？马克的另一名病人声称外星人从她性成熟时起不断摘取她的卵子，使得她的生殖系统让妇科大夫迷惑不解。这一病例足够使人迷惑以至值得记录下来，并写成一份一份研究论文投给《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吗？显然它还未让人迷惑到这一程度。

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个事实，马克的一个研究对象编造了整个事件。像时代杂志报告的那样，马克没有进行说明。他完全信以为真。他的关于必要的谨慎的标准是什么呢？如果他允许了其中一个对象对他的欺骗，我们又怎么知道他不会允许他的所有的观察对象做同样的事呢？

马克认为这些病例，这些“现象”对西方思维方式、对科学，乃至对逻辑本身构成了根本上的挑战。他说实行劫持的实体并不是出自我们宇宙的外星人，而且来自另一个空间。下面是他书中典型的、表明其观点的一段话：

被劫持者把他们的经历称做“梦”，他们经常这样认为，仔细的提问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也许是他们用来遮掩他们确信并非如此的一种婉言，这种婉言的意思是，人们还没有醒悟到发生在另一维的事件。

不过更高维空间这种想法，并非源于UFO论或时代杂志，相反，它是20世纪物理学中的一部分，依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一条宇宙学公理表明，空间和时间在穿越高维状态时是弯曲的。克鲁兹－柯兰理论提出了11维宇宙的假设。马克提出的是一种完全科学的观点，作为解释科学所无法解释的“现象”的重要理论。

关于高维的物体在碰到我们三维宇宙时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知道一些情况。让我们简单地先从二维看起，从局限于平面上的二维存在来看，一个苹果穿过平面，它的形状一定会发生改变，开始是个点，然后苹果切面开始慢慢变大接着又开始变小，又成一个点，最后消失了。同样地，一个具有四维或更多的维数的物体（假设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超柱面沿轴线

通过三维空间）在我们目击它通过我们的空间时，其几何形状发生了显著变化，如果关于外星人的系统报告表明他们是不断变形的，我至少能理解马克是如何寻找外星人来自高维空间的观点的。（另一问题是三维和四维空间生物体杂交会是什么样子，是不是从3个半维中产生的呢？）

马克谈论来自别的空间的生物体时真正想说明的是，尽管他的病人偶尔描述他们在梦或幻想中的体验，但是他自己并没有一个关于它们到底是什么的哪怕是最模糊的观点。但显然他在描述时求助于物理学和数学知识，他在下面两方面都必须这样做：用于描述的语言和科学的可信性。但他并未受科学方法和规则的约束，看来他并未意识到科学的可信性恰好是这些方法的结果。

马克的案例构成的主要挑战是个老问题——在一个充满了轻信的社会（可以想象甚至包括哈佛精神病学教授）中，如何让这种批判性思维方法更广泛更深刻地传播。认为这种批判性的思维方式是西方的最新时尚是愚蠢的，如果你想在新加坡或曼谷买一辆旧车，或在古代罗马或苏塞买辆旧的两轮战车，那么比你在麻省的坎布里奇买车都需要同样的谨慎。

买旧车时，你与我非常想相信经销商说的“价廉物美”，对此持怀疑态度是要费些力气的。你必须了解一些汽车方面的知识，可能弄得经销商对你有意见，这很有点令人不快。除了这些你可能会发现经销商有隐瞒真相的动机，也曾听到别人的一些类似情况，因此你会踢一下轮胎，在保险罩下看一看，试一下车，问一些刨根问底的问题。你甚至带一个爱好机械的朋友去。你懂得一定的怀疑是必要的，也知道为什么。买旧车时总会有一点不友好的冲突，没人会宣称这是一种特别愉快的经历，如果你不提出一点点怀疑，如果你绝对地无限度地轻信，日后必然付出惨重代价。那时你会希望早些时候要是多些怀疑就好了。美国许多家庭都有一定的高级防盗报警设备，包括远红外传感器，摄像机追踪设备。一盘真实的、带时间及日历指示的、记录了外星人入侵的（特别是他们从墙中渗透而入时）录像带，这应该是一份很好的证据。如果成百万的美国人被绑架过，而没有一个事件发生在这样的房子里，这不是很奇怪吗？

传说中还有人说，一些妇女被外星人强行性交或被迫接受外星人的精液而怀孕，胎儿后来被外星人取走，这样的例子很多。非常奇怪的是这些胎儿的例行超声波造影和羊水诊断中并没有发现任何与众不同之处，并从未出现过生出一个外星混血儿的流产状况，是不是全体医务人员都过于愚笨以至懒散地看一眼这个半人类半外星人的胎儿就转向下一个病人了呢？到处出现的丢失胎儿事件肯定会在妇科医生、助产士、产科护士中引起相当大的骚动，特别是在一个女权意识达到如此高度的时代。但没有一条可以证实这种声称的医学记录留下来。

一些妇女宣称自己由于性冷淡而不孕，而最终却怀了孕，并将这归结为由于外星人授精。一些UFO学者把这看成很有说服力的一点。她们中大多数是青少年，并非仅仅是严肃的研

究人员才仅根据她们的陈述承认这些事件的可能性的。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个处于不想要的怀孕的痛苦中，生活在一个充斥关于外星人来访的描述的社会中的青少年可能会编造这样一个故事。当然这里边也有一定的宗教影响。

一些遭绑架者声称，一些微小的植入物，可能是金属的，被插入他们体内：例如，在鼻孔的最深处。外星劫持治疗专家告诉我们，这些小植入物有时也会脱落，但除了极少一些病例外，这种小外来物都被丢掉或扔掉了。这些被劫持者看来都麻木地没有任何好奇心，一个奇怪的物体（可能是一个发送机把提取出的关于你身体的信息发送给地球上空某地方的飞船），掉出你的鼻子，你不经意地检查了一下，随手把它扔进废纸篓里了。我们被告知，像这样的一些事，对于大部分绑架案例是真实的。专家们曾复制并检测过一些这样的小植入物，没有任何制品能够被确认是地球之外制造的。没有发现由不寻常的同位素组成的元件，尽管我们知道别的星体和世界可能由不同于地球的同位素比例构成。也没有发现属于称为超铀“稳定岛”的金属元素。科学家们认为，在铀之后应该有地球上未发现的一族新的非放射性化学元素。

外星劫持的热心者，认为最好的一个例子是理查德·普莱斯所遇到的事件，他说八岁时被外星人绑架过，并被在阴茎里放了一个小物品；25年前后一个医生证实有个“外来物”嵌在那里；又过八年，它掉了出来，大约有一毫米粗，4毫米长。麻省理工学院和麻省总医院的科学家对其做过仔细检查，你要问结论吗？那不过是由发炎部位身体分泌的胶原质加上来自他的衬裤的棉花纤维所形成的东西。

1995年8月28日，鲁伯特·默道克在自己的电视台上放映了一段16毫米胶片拍成的据说是外星人尸体解剖的影片。穿着老式防辐射服（带矩形观察窗）和头盔的病理学家切开了一个有12个手指，大眼睛的怪物，检查了其内部器官，可是胶片常常没有聚焦，尸体的形象常常被拥挤的人群所挡住，一些看过影片的人对影片效果感到失望。同属于默道克经营的《泰晤士报》对影片是如何制作的却一无所知。尽管该报的确引用了一位病理学家的话，他认为尸体解剖进行得有些不恰当，不合实际地匆忙（尽管那对于电视观众是理想的）。据说该胶片是1947年的一个外星人目击者在墨西哥拍摄到的。现在他80多岁了，希望不要披露他的名字。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影片的开头一段（头几英尺）含有制作人Kodakl947年译成密码的信息，但事实表明整个胶卷，除了剪下来的开头部分，并未提供给Kodak。众所周知，片子的开头可以从1947年新闻影片（这在美国有很多）上剪辑下来，尸体解剖可分开地在最近导演与拍摄。还有一个龙的脚印，只不过也是伪造的。如果这是一个骗局，那么，编造这个骗局并不比麦田里的圆圈和MJ-12档案需要更多的智慧。

这些故事没有一个能强有力地显示他外文明的存在，当然对超越当代技术的巧妙机械是无法复制的，没有哪个被劫持者能从外星人飞碟船长的日志中偷一页下来，或拍一张飞船内部结构的真正的照片。或者回来时，带一些地球上从未有过的详细的可证实的科学信息，为什么没有呢？这种失败或许会告诉我们点什么。

20世纪中叶以来，地外文明假说的支持者已使我们相信他们已掌握一些客观证据，不是许多年前记忆中的星图，不是伤疤，不是被搅动的泥土而是真正的外星技术。这种分析不断发表出来，他们说的追溯到牛顿和盖博那个最早的坠毁飞碟的骗局。几十年过去后，我们仍在等待，这些文章又发表在公开的科学文献、冶金、陶瓷工业期刊、电力电子工程师协会的出版物、或《科学》与《自然》的什么位置上呢？

这样的发现确实应该说是重大的发现。如果确有真正的外来物品，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会为发现有外星人在我们当中的特权而争议不休。这些外星人使用的是不知名的合金或材料，有极强的刚性、韧性和传导性。这种发现的实用意义是巨大的（不管是否肯定是外星人入侵）。这种发现是科学家们生活的目标，而这种发现的不存在也很说明问题。

保持头脑开放是优点，但是，像空间工程师、吉姆·亚伯格曾说的，不要太开放了，以至让你的理智掉了出去。当然，如果有新的证据使我们有了充分的理由，我们乐意改变想法。但证据一定要有力。不是所有宣称的知识都有同等的优点，大多数外星人劫持事件中的证据大概与中世纪所谓的圣母玛利亚显灵事件没有什么不同。

精神病分析学先驱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对这类问题有一些比较合理的解释。他明确认为UFO是一种无意识思维的投影。在关于回归，即今天所说的“通道”的相关讨论中，他写道：

一个人可以轻易地把它当做一份心理学的事实报告或连续的一系列源于无意识的信息，……在这一点上它们与梦相同；因为，梦，同样也是一种对无意识的表达。……事情目前的状态给我们足够的理由让我们静静等待，直到更令人信服的物理现象出现。如果允许意识与无意识问的曲解、自我欺骗、偏见等存在，我们应该仍能在它们背后看见一些正面的东西，那么严谨的科学通过实验和实证肯定可以征服这一领域，就像在每个其他的人类经验领域所发生的一样。

对那些只根据陈述接受这些证据的人，他指出：

这些人不仅缺乏批判精神，更缺乏基本的心理学知识。说到底，他们不想进行进一步研究，而只是继续轻信。就我们人类的弱点而言，这当然是最天真的假定。

也许某一天会有一个完全被证实的UFO或外星劫持事件，伴随着令人不得不信服的客观证据，并只有借助于地外文明的来访才可以清楚地解释。很难想象出一个比这更重要的发现。但迄今为止，还没有这样的事件发生，连接近于此的也没有。迄今为止，看不见的龙还没有留下确确实实的爪印。

那么，更可能的是，我们正在经历一种大规模的，但通常被忽略的外星性虐待者的入侵，或者人们正在经历一些他们不熟悉、不理解的内在精神状态。无可否认的是，我们对于地外生命、对于人类心理学还是非常无知的。但是如果这真的是仅有的两种选择，你会选那一种呢？

如果外星人劫持的记录主要是关于脑心理学、幻觉、儿童时期扭曲的幻觉或者骗局的话，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道就不是极端重要的事情了吗？它们揭示了我们人类的局限性，表明我们是如此容易被误导和操纵，显示了我们信仰的流行性，甚至揭示了我们宗教的起源。在UFD和外星人劫持事件中有些具有研究价值的东西。但是，我认为，它们显然具有明显的土生土长的、地球之内的特征。

第十一章 忧伤的城市
……多么陌生啊，那悲伤之城的街道！

赖纳·玛丽亚·里尔克《挽歌之十》（1923）

以上十章中的观点摘要登载在1993年3月7日的《展示》杂志上。如此多的来信，如此热烈的反响以及伴随着这一奇怪经历（被外星生物劫持）——不论其真正的含义是什么——的如此巨大的痛苦，深深地打动了我。这些有关被外星生物劫持事件的报道，意外地打开了一个窗口，使得我们得以了解我们的一些同胞是怎样生活的。这些来信的人，有的在推理，有的在辩解，有的在高谈阔论，有的在坦言困惑，有的则深深地陷入苦恼之中。

这篇文章也产生了普遍的误解。一位电视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杰拉尔多·里维拉，手里举着一份《展示》宣布说我认为我们受到了地外生命的访问。一位《华盛顿邮报》的影视评论家引述我的话说，每几秒钟就发生一起外星人劫持事件，却没有注意到我的讽刺语气以及紧随其后的一句话。（令人惊异的是大多数邻居们对这些劫持事件毫无觉察。）我的关于偶尔似乎听到我的已故父母的说话声的叙述（见第六章）——我称之为“清晰的回忆”——则被莱蒙德·穆迪在《新时代》杂志上和他的书《重聚》的序言中被当做主旨，成了我们在死后仍然“活着”的证据。穆迪博士用他的毕生精力试图找到人死后仍有生命的证据。假如连我的这些叙述都值得他引为证据的话，那么，可见他并没有找到多少他想要的东西。有许多来信的读者认为，既然我在从事有关地外生命是否存在的可能性的研究，那么我一定“信”UFO；或者反过来说，如果我对UFO持怀疑态度的话，我就应该信奉那个认定人类是宇宙中唯一智慧生物的荒谬信仰。关于这个问题的某些东西对清晰的思考毫无益处。

下面是对这一问题来信的有代表性的摘录，未加任何进一步的评论：

* 我问自己，当动物们遭遇到我们时，他们会如何描述这件事。它们看到一个巨大的盘旋着的物体在它们上空发出令人恐怖的噪音。它们开始逃命却感到肋下一阵刺痛。它们一下子摔倒在地，……几个人类生物拿着奇形怪状的仪器走过来，他们检查你的性器官和牙齿，他们在你下面放一张网，再用一种奇怪的设备把你吊在半空中。在形形色色的检查全都结束后，他们在你的耳朵上钳上一片奇怪的金属玩艺儿。

然后，他们就像出现时一样突然地消失了。在肌肉终于恢复了知觉以后，这可怜的分不清东西南北的动物踉踉跄跄地走进了森林，搞不懂刚刚发生的事情到底是一场恶梦还是真的发生过。

*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曾经受到过性虐待。在我恢复的过程中，我画了许多“宇宙生物”，并且多次感到自己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所征服、所控制，我还曾感到我的身体在房间里四处飘荡。对于在幼时曾经遭受过性虐待的人来说，没有什么劫持事件能真正地让他感到吃惊。……相信我，我真的宁愿把我受到的虐待归咎于外星人，而不是必须面对事实，面对那帮我曾经以为值得信赖的成年人对我干的那些事。听我的一些朋友们谈论他们有关被外星人劫持的回忆，简直要让我发疯。……我总是不停地对他们说，当这些小灰人在我们睡觉时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作为毫无能力的成年人，在扮演着最终牺牲者的角色！这不是真的，最终的牺牲者是介于虐待狂父母和被牺牲的儿童之间的那个角色。

* 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是魔鬼，还是根本就不存在。我的女儿说，当她小的时候，她的体内被植入了传感器。我不明白……我们总是把门锁着，再闩上，我实在是被吓坏了。我没那么多钱为她找个好医生，而她因为这些事无法工作，……我女儿在一盘磁带中听到一个声音。这帮家伙晚上出来抓走小孩，对他们进行性虐待。要是你不按照他们说的去办，你家中的某个成员就会受到伤害。哪个精神正常的人会去伤害孩子？他们对这房子里的一切对话都了如指掌。……有人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人对我们这个家族进行了诅咒。如果有人诅咒了我们，你怎么才能解除这个咒语？我知道这一切听起来古怪而又不可思议，但是相信我，这实在是太令人恐怖了。

* 有几个曾不幸遭到强奸的妇女能深谋远虑地从袭击者那儿拿来一张ID卡、一张强奸犯的照片，或是其它的什么东西，以它们可以用来作为所说的强奸案的证据吗？

* 举例来说，从现在起我打算带着宝丽莱相机睡觉，希望下次我被外星人劫持时能记录下一些证据。……为什么非得由遭劫持的人来证明发生了什么事？

* 公元2001年，星际联盟的33颗行星派出的星际飞船将带着3．3万个弟兄降落在地球上！他们都是来自外星的教师和科学家，他们将帮助我们增进对星际生命的了解，而我们的地球则将成为星际联盟的第34个成员！

* 这是一个怪异而充满挑战的竞技场。……我研究UFO已经达20多年，我最终对这些崇拜者和崇拜者外围团体失去了兴趣。

* 我是一个47岁的祖母，我早在儿童时代就成了这种现象的牺牲品。我没有——而且从来没有——在表面层次上接受它；我没有——而且从来没有——声称我知道那是什么。……我将很高兴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或是其它的什么被人理解的病，而不是这种未知的东西。……我完全同意，客观证据的缺乏，对受害者和研究者而言都是令人沮丧的。不幸的是，从受害者被劫持的方式来看，想再获得这类证据是极端困难的。我常常是在穿着睡衣（睡衣随后也会被脱掉）或是什么也没穿时被弄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想在身边藏一架照相机几乎是不可能的……，我醒来时，身上有很深的割伤、刺伤，身体组织被取出，眼睛受了伤，鼻子和耳朵都在流血，还有烧伤、指痕和瘀伤，好多天后才消失。我请有行医资格的医师对这一切做了检查，可是没有一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我不是自残身体者；这一切并不是什么耻辱。……请注意，大多数的遭劫持者声称他们原来对UFO并没有兴趣（我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没有童年受虐史（我就是其中之一），他们不想出风头或是赢得什么名声（我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实际上他们是在尽量避免承认自己与任何可能让人怀疑他或她正患有精神崩溃或其它心理疾病的事有什么关系（我就是其中之一）。我承认有许多自称遭劫持（或与外星人接触）的人是怀着赚钱的目的，或是为了满足自己想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的欲望。我根本不想否认这一部分人的存在。我要反对的是，认为所有遭到劫持的人都是为了满足他们个人的某些目的而在想象或是虚构这些事件。

* UFO是不存在的。我认为那东西需要不灭的能量来源，而这是不可能的，……我曾经同耶酥谈过话。《展示》杂志上的评论非常具有破坏性，它热衷于恐吓公众。我请求你们思想更开放些，因为地外空间智能生命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它们还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也是一个曾经遭到劫持的人。老实说，这些可爱的生物对我做的好事要比坏事多。它们救了我的命。……地球生物的问题在于他们总想证实，证实，再证实！

* 《圣经》里谈到了地球和天体。这并不说明上帝想对人类进行性虐待或说明我们发了疯。

* 27年以来，我一直有着强烈的心灵感应。我并不接收，——我只是传进……，波来自于外层空间的某个地方——穿过我的大脑，然后将思想、语言和图像传播到一定范围之内的任何一个人的大脑里，……那些我从未见过的图像会突然进入我的大脑，然后同样突然地消失。梦再也不是梦了，它们更像是好莱坞出品的影片……，它们是些非常聪明的畜生，它们总是没完没了……，也许这些小家伙想干的一切就是交流……，要是我终于被这些压力弄成了精神病——或是再次心脏病发作－－那你们最后的太空里存在生命的确定证据就化为乌有了。

* 我认为我从地球科学的角度找到了一个对大量UFO事件的似乎合理的解释（然后来信者对球形闪电进行了讨论）。如果你喜欢我的材料，你能否帮我出版？

* 萨根拒绝认真承认任何20世纪科学不能解释的目击事件的报道。

* 现在读者们将感到可以轻松地对待那些曾遭到劫持的人了……，就好像他们只不过是一些幻觉的牺牲品。遭劫持者们经受的痛苦，与强奸案的受害者所忍受的创伤是同样的。而那些同他们最亲近的人也不相信他们的经历，这使他们失去一切同情和支持，使他们再次成为牺牲品。同外星人的邂逅已足以让人难以应付；受害者需要的是支持，而不是推理。

* 我的朋友弗朗基让我去弄回一个烟灰缸或是火柴盒，可我想这些造访者恐怕聪明得很，它们不会去吸烟的。

* 我个人的感觉是，这些外星人劫持现象与从记忆存储中通过想象而再现的类似梦境的一段情节相比并无更多的意义。除了已经储存在我们大脑中的小绿人或飞碟之类的图像以外，没有什么更多的东西。

* 假如那些被称做科学家的人，阴谋检查或是胁迫那些致力于对传统理论提出新的充满洞察力的假说的人……，他们就不该被看做是科学家了，显然他们只不过是些不可靠的、专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骗子。……作为同样的象征，难道我们仍然非要相信J·埃德加·胡佛是一位优秀的联邦调查局局长，而不是一个有组织犯罪的搞同性恋的走狗吗？

* 你得出结论，说这个国家中有为数众多的人——约有500万－－都是一个相同的集体幻觉的受害者。这个结论是愚蠢的。

* 真得感谢最高法院……，在撒旦及其魔鬼的庇护下，美国现在对东方的多神教敞开了大门。结果我们现在有了四条腿的灰色生物，它们劫持地球人，在他们身上进行各种各样的实验。这一切又被广为传播。这些传播者是些接受过超出他们智力水平之外的教育的人，按说应当更明白一些事理……，你的问题（“我们是否在被外星人访问？”）对于那些真正明白上帝这个词意思的人而言，是不成其为问题的。他们是再生的基督徒，他们盼望着来自天堂的救世主让他们满怀欣喜地离开这个充满了犯罪、疾病、战争、艾滋病、罪恶、堕胎、同性恋、新时代新世界秩序的说教、媒体洗脑以及政府、教育、商业、金融、社会、宗教的全面堕落和毁灭的世界。那些拒绝《圣经》中的造物主的人，注定会迷恋上这类神话，也就是你在文章中不遗余力地作为真理来宣传的那些东西。

* 假如没有理由将外星人来访事件看得那么严重，为什么美国政府要将其列为最高机密呢？

* 没准一个来自一个金属相对缺乏的星系的庞大而古老的外星种族，正在打算通过接管一个更年轻更美好的世界并与这个世界的居民相融合而延续它们种族的生存。

* 如果我要和你打赌的话，我会赌你的信箱将被我刚才所提到的那类故事挤破的。我还会对你作一些让步，不然这个赌对你太不公平。我怀疑是心理的东西（心灵），作为我们进化的一个部分，产生出了这些魔鬼和天使、光亮和圆环。它们是我们的本性的一部分……

* 科学已经成了“法力无边的魔术”。UFO学家们都是些异教徒，应该把他们逐出教会，要么就把他们绑在火刑柱上烧死。

* （一些读者来信说，外星人是撒旦派来的魔鬼，它们会蒙蔽我们的思想。有一位读者提出，撒旦阴险的目的，是使我们忧心忡忡于外星人的入侵，这样当耶稣和他的天使出现在耶路撒冷上空时，我们将不会满心欢喜，而会充满恐惧。）我真的希望你不要把我当成另一个宗教狂想者而不理睬我（她写道）。我是相当正常的，在我自己的小社交圈子里还颇有一点名气呢。

* 先生，你现在正在干下面两件事中的一件：明知有外星人劫持事件而将之隐瞒起来，或是因为你没有遭到过劫持（可能它们对你毫无兴趣）而觉得它们根本没有发生过。

* 曾有人提出对美国总统和国会叛国罪的起诉，控告他们于40年代初同外星人签订了一个条约，而那些外星人后来暴露出了它们的敌意，……他们达成协议，保守外星人的秘密，外星人则以它们的某些技术（另一个记者披露，是隐形飞机和光导纤维，）作为交换。

* 这种生物中的某些生物能够拦截正在旅途之中的灵魂。

* 我正同一个外星生物保持着联系。这种联系早在1992年就开始了。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 外星人总是能够比我们的科学家们的思想领先一两步，而且它们知道如何留下些不够充分的线索来让萨根这类人满意，直到我们全社会在思想上准备得更充分，可以全面面对这一切时为止。……你可能同意这种观点，即，如果认为和外星人有关的这些事是真实的，将让人精神如此痛苦而无法想象正在发生的一切。然而……在5000至15000年或更早以前，它们曾经在这儿停留过很长时间并且展示过它们的形象，因而在我们所有的文化中都产生了有关上帝的神话。重要的是，在所有那些岁月中，它们并没有占领地球，它们没有将我们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或是将我们毁灭掉。

* 具有智力的人类是用基因的方法培养出来的，最初是为了替换上天之神（丁格尔斯／埃洛西姆／阿努纳基）的劳工和家仆。

* 人们看到的爆炸是一艘星际巡洋舰的氢燃料发出的，降落的景象将在北加利福尼亚……。那艘星际巡洋舰上的人，看起来就像电视系列片《星际旅行》中的斯波克先生。

* 有一条共同的线索将15世纪或20世纪的报道联系起来。那些曾经经历性伤害的个体，在理解和对付这类伤害上有非常大的困难。用来描述（产生）幻觉的那些措词总是支离破碎而且难以理解的。

* 尽管我们仍很顽固，而且我们最大的罪恶就是我们的傲慢，但是，我们还是发现自己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聪明。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被引向善与恶的大决战。那颗星精确地瞄准一间孤独的小屋，穿越太空把智者引向那小屋。它告诉牧羊人不必惊慌，但这却吓着了他们。那光辉是以西结对上帝的赞美。保罗的光芒令他暂时目盲。……那是小人们带走老里普的飞船，那些小人被称做棕仙、仙子、小精灵，这些造物主创造之物被赋予了特定的职责……，众神还不准备让我们知道它们。首先，善与恶之间进行大决战，在我们醒悟之后，我们就可以将之继续进行下去。直到当我们变得非常谦卑，当我们不再想去击落它们的时候，上帝就会回来。

* 有关这些来自外层空间的外星人的答案很简单，它们就来自于人类。有人对其他人施用各种麻醉剂。在全国各地的精神病院里，到处都是无法控制自己感情和行为的人。为了使这些人得到控制，他们又被施用了形形色色的抗精神病药剂……。如果你总是被滥用这些药剂……，你就会发生所谓的“走火入魔”。各种一闪而过的图像会突然出现在你的脑海里，你会感到怪模怪样的人来到你的面前。于是你开始琢磨这帮外星人到底对你干了些什么。你就会变成数以千计的被UFO劫持的人们中的一个。人们会把你叫做疯子。你之所以会看到那些奇怪的东西，是因为氯丙嗪扭曲了你潜意识中的幻象……。那个作者被笑话、被嘲弄，他的生命则受到威胁（因为说出了这些想法）。

* 催眠状态为魔鬼、魔鬼和小灰人的侵入做好了精神准备。上帝希望我们穿着完好，思想清晰。凡是你的“小灰人”能做的，基督都能做得更好！

* 我希望我从未具有如此的优越感，以至不承认‘创世’不仅仅只限于我自己，还包括整个宇宙以及其中的一切存在。

* 1977年，一个宇宙生物跟我讨论关于1968年我的头受伤的事。

* （一个男子的来信，他曾有24次遭遇到）一个寂静的、悬浮的盘状飞行器，（结果他）经历了一次精神功能的开发和强化，包括遥视、心灵感应以及导引宇宙生命的能量来进行治疗。

* 很多年来，我曾看到并且和“鬼”谈过话，曾受到外星人的访问（虽然还没有被劫持过），曾看到三维的头颅在我的床边飘浮，曾听到有人敲我的房门……，所有这些经历看起来同生活一样真实。但我从未把这些经历想象成别的什么东西，它们当然只不过是：我的大脑在和它自己开玩笑。

* 幻觉也许可以解释百分之九十九，但它能百分之百地解释一切现象吗？

* UFO是……一种极其荒诞的东西，没有任何现实的依据。我请求你不要把信任交给谎言。

* 萨根博士在空军的一个委员会任职，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就是评估政府对UFO的调查。可是他却想要我们相信没有什么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UFO的存在。请解释一下，为什么政府还要接受什么评估。

* 我准备去游说议员们，让他们争取取消这笔用于监听来自太空的外星人所发信号的项目的经费，因为这是白费钱。它们已经在我们中间了。

* 政府花费成百万美元的税收用于寻找UFO。假如政府真的认为UFO不存在的话，搜寻地外智能生命计划将会是白白浪费钱。我个人对于搜寻地外智能生命计划感到很兴奋，因为这说明我们正在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我们开始试图同外星人联络，而不是仅仅充当一个不情愿的观察者。

* 所谓梦淫妖，我认为更像是星际强奸。这些事件发生在1978至1992年间。对于一个道德的、认真履行教义的天主教徒来说，道德沦丧、失去人性是不可能的。毫不掩饰地说，我对这种病态事件在人们身上可能造成的后果深表忧虑。

* 太空人来了！它们希望在即将到来的太阳黑子／行星周期峰值——这峰值已经迫在眉睫了——之前尽其所能，将人们，尤其是人类将来的希望——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祖父母以及和他们有关的其他成年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那宇宙飞船每晚都进入我们的视野，飞近我们，赶在太阳耀斑大爆发、大气发生剧烈扰动之前来帮助我们。磁极互易即将来临，它们将移到宝瓶宫时代的新位置。（来信者还告诉我说，他们）正在阿斯塔特的堡垒一同工作，那是耶酥基督会见那些上船来接受指示的人的地方。很多上层人物都到了，其中包括天使长米迦勒和迦百列。

* 在能量疗法方面我有很多经验。这种工作包括取出人们体内及其周围能量场中的格栅、阴极记忆导线和外星人植入物。我的工作主要是作为心理治疗的一种辅助。我的当事人中有商人、管家、职业艺术家、治疗专家和儿童……外星能量有很强的流动性，

不论是在人体内还是当它被取出后都一样。因此，必须尽可能快地将其控制住。能量格栅大多数都是被固定在心脏的附近，或是在一个横跨双肩的三角形结构中。

* 在经历了一次这种事情之后，我不知道如何才能翻一个身，然后重新酣然入睡。

* 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总是相信我们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要是你曾经见到过一个有房间那么高的人形生物——有着金色的头发，犹如一棵点亮的圣诞树一样闪闪发光——把我们身边的小孩子举起来，你怎么会不这么想？我明白那个人形生物所传达的信息。这信息是传达给小孩子的——而那个孩子就是我。我们总是一起聊天。不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忍受这种生活——在这么一个地方？……陌生的精神状态？你已经接触到问题的实质了。

* 到底是谁在统治着这个星球？

第十二章 鉴别谎言的艺术
人们对事物的理解并不是那么公正且富有理性的，而是要受到强烈的主观愿望和个人感情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科学可以被称做“某人所期望的科学”。一个人更愿意相信他所倾向的东西，而不是真理。因此，他因为缺乏研究的耐心而排斥困难的东西；因为目光短浅而排斥神圣的东西；因为迷信而排斥大自燃中深奥的东西；因为傲慢和自大而排斥经验的启示；因为顺从无知的平民的意愿而排斥未被普遍认可的东西。简而言之，个人感情会通过种种途径，而且有时是令人难以觉察地，影响人们对事物的理解。

弗朗西斯·培根《新工具》（1620）

我的父母去世多年了。我和他们非常亲，至今仍无比怀念他们。我知道我将永远想念他们。我热切地相信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个性，所有这些我所如此热爱的东西，仍然——毫无疑问地、真实地——存在于某个地方。我并不要求有多么长的时间——每年有个十分钟八分钟的就够了——去同他们讲讲他们的孙子孙女们，去给他们讲讲最近的新闻，去让他们知道我爱他们。我想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不论这听起来有多么幼稚——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一切都好吗？”我想问他们。我发现，在我父亲即将离开人世的那一刻，我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多保重”。

有时候我会梦见和我的父母在谈话。突然之间——当我仍沉浸在睡梦之中时——我强烈地感觉到他们并没有真的死去，那全都不过是一种可怕的误会。你看，他们不就在这儿吗，活得好好的？我父亲正在讲着有趣的笑话，我母亲则满怀慈爱地让我围上围巾，因为天气很冷。我醒来后，把为他们治丧的整个过程又很快地回忆了一遍。坦率地讲，我开始有一点相信人死后仍然具有生命，而对于到底有没有严肃的证据毫无兴趣。

因此，我绝不会去取笑一位可能是在她丈夫的逝世之日来扫墓，并且时不时和她的丈夫聊上几句的妇女。这并不难以理解。假如我对同她谈话的那个实体的身份不能理解的话，那也没有什么关系。那并不是这件事的关键。这事的关键在于，人要有人情味。至少有1/3的美国成年人相信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与死去的人有接触；从1977年到1988年，这个数字上升了15个百分点；有1／4的美国人相信来生。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会相信“通灵者”们所自吹的本领。他们声称能够接通相处异地的亲人们的灵魂。我知道，这类活动中充满了欺诈。我明白我多么想相信我的父母只不过是抛弃了他们的肉体躯壳，正如昆虫或是蛇类蜕去它们的皮，然后到另一个世界去。我知道正是那些个人的感情，可能会使我轻易地成为一次并不聪明的骗术的牺牲者，成为不熟悉他们自己的无意识思想的普通人的牺牲者，或是成为那些深受精神分裂、神经错乱之苦的人们的牺牲者。对这些问题我考虑了很久，它们引起了我从怀疑主义角度的一些思考。

为什么，我问我自己，那些通灵者除了无用的东西以外，从未提供给我们一些可供证实的信息？为什么亚历山大大帝从不告诉我们他的墓葬的确切位置？为什么费尔马从不告诉我们有关他的大定理的事情？为什么约翰·威尔克斯·布思从不告诉我们谋杀林肯的阴谋？为什么赫尔曼·戈林从不告诉我们关于德国议会纵火案的事情？为什么素福克勒斯、德谟克利特和亚里斯塔克从不向我们口授他们的早已失传的作品？难道他们不希望后世的人们找到通往他们伟大著作的路途吗？

如果有人提供了一些有关人死后有生命存在的有价值的证据，我将迫不及待地去检验它们。但那些证据必须是真实的科学事实，不能只是些奇闻轶事。对于火星上的图案和外星人绑架这类事，我想，更令人信服的事实要比使人陷入遐想的传说好得多。

“通灵”、招魂术及其它形式的巫术，其基本的前提是，当我们去世时我们却没有死。这并不确切。是我们的某些思想、感觉和记忆依然存在。我们被告知，不论是什么，这些东西——精神或是灵魂，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而是些其它的东西——能够在以后重新进入人的身体和其他生物的体内。因此，死亡就不再令人觉得那么痛苦了。另外，我们还有了一个机会——假如招魂者和通灵者的说法是真的——去和已经死去的我们所爱的人们进行联系。

华盛顿州的J·Z·奈特声称同某个叫“拉姆萨”的3．5万年前的人有接触。那人的英语讲得相当不错，他利用奈特的舌头、嘴唇和声带发出了一种在我听来像是印度拉杰地区口音的声音。因为大多数人知道如何说话，而且许多人——从小孩子到专业演员——都具有控制他们声音的技巧，所以最简单的假设就是拉姆萨的谈话全是奈特女士自己装出来的，她从来没有与什么来自于更新世冰期的、不依附于肉体而存在的实体接触过。如果有什么反面的证据，我倒很愿意听一听。要是拉姆萨能够自己讲话而不必借助奈特女士之口，那它显然能够给我们留下更深的印象。否则的话，我们怎么才能检验奈特女士所声称的东西呢？（女演员雪莉·麦克莱娜证实说，拉姆萨是她在大西洲的一个兄弟，但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假设拉姆萨可以在这里回答我们的提问，我们能否确定他是不是他所自称的人呢？他怎么知道他生活在3．5万年前呢，即便是近似地估计？他用的是哪种日历？有谁会跟踪这千万年间所发生的事情？ 3．5万年间所发生的事情比我们所知道的多一些还是少一些？3．5万年前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要么拉姆萨真的是3．5万年前的人，那么我们就能知道一些有关那个时期的事；要么他是个骗子，他——或不如说是她——将会露出马脚。

拉姆萨生活在什么地方？（我知道他说带有印度口音的英语，然而，他们在3．5万年前就说这种语言吗？）那时候的气候怎么样？拉姆萨吃什么？（考古学家们对于那个时代的人吃些什么倒是略有了解。）那时的当地语言和社会结构是什么？拉姆萨还同什么人一起生活——妻子、妻子们、子女们，还是孙子孙女们？那时的生活周期是什么样的，婴儿死亡率、人的平均期望寿命都是多少？他们有没有计划生育？他们穿什么样的衣服？那些衣服是如何制造的？那时最可怕的野兽是什么？狩猎和捕鱼的工具和方法是什么？他们使用什么样的武器？当地有没有性别歧视？有没有排外恐怖症或种族中心主义？另外，假如拉姆萨来自于“高度文明”的大西洲，那么那里的语言、技术、历史等等的详情又如何？他们的文字是什么样的？请告诉我们。然而，他们并不告诉我们这一切。他们告诉我们的全都是些陈词滥调。

在此，我再举另一个例子。这儿有一些消息，它们不是来自于一个已经不在人世的古人，而是来自于一个我们未知的在麦地里制造圆圈的非人类的实体。记者吉姆·施纳贝尔作了如下记载：

我们对于这个散布关于我们的谎言的罪恶民族万分焦虑。我们不是通过什么交通工具来到这儿的，我们没有驾驶着什么机器降落在你们的地球上。……我们就像风一样来到这里。我们是生命之力。来自大地的生命之力……来到这里……我们之间只不过是咫尺之遥……咫尺之遥……而不是百万英里以外……生命之力比你们体内的能量更加强大，然而我们是相遇在一个更高的生命层次……我们不需要名字。我们的世界同你们的世界是并行的，我们就在你们的身边……壁垒业已被打破。两个人将从过去，从大熊座，复活？……世界将充满和平。

人们之所以把注意力投向这些幼稚的奇迹，主要是因为他们许下了某些类似于古老宗教的诺言，特别是人死后仍有生命，甚至是永生。

多才多艺的英国科学家J·B·S·霍尔丹，不但在许多其它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是人口遗传学的奠基人之一。霍尔丹曾对如永恒的生命这类问题提出了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想法。霍尔丹想象，在遥远的未来，一切星体都已黯淡，宇宙空间被一种又冷又稀薄的气体所充斥。然而，如果我们等待足够长的时间，那么这种气体的密度将会发生统计学上的涨落。经过漫长的时间，这种涨落将大到足以重新组成与我们自己的宇宙相类似的宇宙。霍尔丹指出，假如宇宙是无限古老的，那么就会有无穷多次这样的宇宙重组。

因此，在一个有着无穷多种的星系、恒星、行星和生命的，无限古老的宇宙中，会重现一个完全相同的地球，在那上面，你和所有你爱的人将能够团聚。我将会再次见到我的父母，并可以把他们介绍给他们从未见过面的孙子孙女们。而且，这一切将发生不只一次，而是无穷多次。

然而，不知为何，这并没能提供宗教所能给予人们的那种安慰。如果对于读者们和我所共享的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一切，我们之中没有人能留下任何记忆，那么，肉体再生的满足感，至少在我听来，是空洞无物的。

但是，在这个想法中，我低估了无限这个词的含义。在霍尔丹提出的图景中，将有很多宇宙——实际上是有无穷多的宇宙。在那里，我们的大脑中将保存着对在那之前的各次轮回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全部记忆。这种满足感是不言而喻的——虽然这是一种有限的满足，因为我们知道所有那些别的将要来临的宇宙存在的悲剧和恐怖远远超过了当前这一个轮回中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我再次强调，不是一次而是无穷多次）。

尽管如此，“霍尔丹的满足感”仍取决于我们生存在一个什么类型的宇宙中，而且可能取决于是否存在足够多的物质来最终逆转宇宙的膨胀，以及真空涨落的特性这类宇宙的秘密。那些深深渴望着死亡之后仍有生命存在的人，看来可能会献身于宇宙学、量子力学、基本粒子物理学和超限数学。

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一位早期基督教会的教父，在他的《告诫希腊人》（写于公元190年前后）一书中，驳斥了多神教的信仰。他的话在今天看来也许带有点嘲讽的味道：

耳朵毫无疑问地只是用来让成年人听这类故事的。正如俗话所说，即使当自己的孩子哭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我们也不能总是用讲神话故事的方法让他们高兴起来。

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没有那么严的规矩。因为某些我们在情感上认为有道理的原因，我们给孩子们讲圣诞老人、复活节兔子和取走你牙齿的仙女（如果晚上把新拔下的牙齿放在枕头下面，仙女就会把它取走，并留下一个钱币）的故事。不过，我们又在他们长大成人之前纠正这些神话传说。为什么要收回我们所说的话呢？因为孩子们要想成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就要知道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对于一个仍然相信真有圣诞老人的成年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他表示担忧。

在教条主义的宗教中，“人们不敢坦诚相告，哪怕是面对着自己的心灵”，哲学家戴维·休谟写道：

对这个问题，他们怀有疑问。他们把毫无保留的宗教信仰当做优点；他们实际上是不虔诚的，但他们通过最郑重的声明和最病态的偏执来自欺欺人。

这种不虔诚性对道德具有很深的影响。正如美国革命家托马斯·潘恩在《理性的时代》中所写道的：

对宗教的不虔诚，既不属于信仰的范畴，也不属于不信仰的范畴；它是一个人宣称信仰他并不信的东西。精神上的不诚实在社会道德中引起的危害，如果我能如此表述的话，是难以估量的。当一个人堕落到到如此地步，以致出卖他的精神节操，以致公然宣称相信他并不信的东西时，他就可能会去干其它任何坏事。

T·H·赫胥黎的陈述是：

道德的基础是……不去假装相信没有证据的东西，不去重复有关那些超出知识可能性之外的事物的无法令人理解的观点。

克莱门特、休谟、潘恩和赫胥黎所谈论的都是宗教信仰问题。但他们所写的大多数东西都具有更广泛的意义——例如，对于无所不在的、同整个世界纠缠在一起的我们的商业文明背景：有一个经典的阿斯匹林电视广告，其中演员们扮成医生，告诉人们说，同他们竞争的产品中只含有那么些医生们竭力推荐的止痛成分——他们不告诉你那种神秘的成分是什么——而他们的产品则令人激动地含有多得多的上述成分（每片药中多含有1．2－2倍）。因此，请买他们的产品。但是，为什么不能吃上两片那种与之竞争的药片呢？或是考虑比竞争对手的“常规”产品更有效的镇痛药。为什么不采用更有竞争力的“超强”产品呢？当然，他们也不会告诉我们，在美国每年因使用阿斯匹林而死亡的人数超过1000人，同样不会告诉我们，每年因使用醋氨酚类药品，主要是泰勒诺，导致大约5000例肾衰竭。又如，我们在吃早餐时完全可以吃上一片维生素药片，谁还会在乎哪种麦片粥含有更多的维生素？同样地，假如钙只是作为一种营养成分而与胃炎毫无关系，一种抗胃酸剂含不含钙又会有什么关系？商业文化中充斥着类似的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进行误导的花言巧语。你没有什么好问的。不用想，买就是了。

对产品作出的各项保证，尤其是由真正的或据称是专家的那些人作出的保证，包含着多如牛毛的欺诈。他们显出对他们的顾客的智力的藐视。他们导致了普通人对科学客观性的普遍态度的隐含危险的败坏。如今，在电视广告中，甚至有一些真正的科学家，包括一些相当有名气的科学家，在帮助公司设圈套。它们使人知道科学家们也会为了钱去骗人。正如托马斯·潘恩所警告的那样，我们正渐渐变得对撒谎见怪不怪了，而这会为许许多多其它的罪恶埋下伏笔。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面前正摆着每年一度的生活大展览之一“生命大观”——在旧金山举办的新时代展览——的节目说明书。通常情况下，会有数万人去参观这个展览。非常可疑的专家们在吹嘘着非常可疑的产品。这里有一些推销广告：“阻滞的血蛋白是如何引起疼痛的？”“水体，是护身符还是石头？”（我自有我的看法）其它的内容还有：“既然一块晶体可以为收音机和电视机聚集声和光”——这是对收音机和电视机工作原理的一种无知的误解——“因此，它也能够放大经过调谐的人类的精神振荡。”这儿还有一则：“女神的回报——一次产品展示盛典”。另外一则：“同时感应，无与伦比的感知体验”。那玩艺是由“查尔斯兄弟”提供的。还有，在下一页：“你，圣——热尔曼，通过紫色之焰而获得治疗”。铺天盖地，全都是关于各种“机会”的广告——假冒伪劣，无所不有——这就是生活大展览所展示的一切。

心神错乱的癌症患者们踏上了前往菲律宾朝圣的漫漫旅途。那儿有所谓的“超感觉巫医”，他们在手心里藏着一小块鸡肝或是羊心，装做伸入患者的体内取出病变的组织，然后得意地把这块组织亮出来。西方民主政治的领导人在为他们的国家作出某些决策之前，常常求教于占星家和神秘主义者。在公众要求得到结果的压力之下，那些手中有一起未破的谋杀案或是失踪案的警察，就会去请教特异功能感知“专家”。（这些人从未比正常感觉的人猜得更准。可是，那些特异感知者说，警察们照样趋之若鹜。）有人提出，在特异遥视功能方面，我们与敌对国家之间存在差距。在国会的推动下，中央情报局，动用纳税人的钱，去研究能否通过拼命去想深海中的潜水艇而发现它们的位置。一个“超感知者”——在地图上使用一个摆，还在飞机上使用“魔杖”——声称能找到新的矿藏。一个澳大利亚的采矿公司预支给他大笔的钱，说定如果找矿失败，此钱无须偿还；如果成功，在开发的矿藏中还将有他一部分股份。结果，一无所获。耶稣的塑像和圣母玛丽亚的壁画，由于潮气而变得斑斑驳驳，但是，成千上万的善良的人们，却深信他们自己从中看到了奇迹。

上述这些骗人的鬼话，全都是已被证实或可以推断出来的。有时，欺骗行为的发生，是无意而为之的，但是起了助长欺骗的作用；有时则是愤世嫉俗者的预谋。通常情况下，欺诈行为的受害者总是处在一种强烈的情绪中——惊异、恐惧、贪婪或是悲伤。轻信那些鬼话，将让你白白丢钱；这就是P·T·巴努所指出的：“每一分钟都有一个吸血鬼诞生。”然而，情况可能比这还要危险得多。当政府和社会全都失去了判断能力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不论我们对那些轻信鬼话的人怀有多么大的同情心。

在科学领域中，我们可以从实验结果、数据、观察、测量和“事实”出发。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会得出许许多多可能的解释，并且可以对每一种解释用事实进行系统的检验。因此，科学家们在他们接受训练的过程中，被用一个鉴别谎言的工具箱武装起来。无论何时，当一个新的想法被提出来以供考虑时，这个工具箱就自然而然地派上了用场。假如那个新的思想可以通过这些工具的检验，我们将会满怀热情地、虽然是暂时地，准备去接受它。如果你对这些有兴趣，如果你即便在那些谎言向你再三保证时也不想使它得逞的话，你可以采取一些防患于未然的措施。这里有一个可靠的、经过了检验的方法。

那个工具箱中装的是什么东西？那里装的是怀疑的思维方法的工具。

所谓怀疑的思维方法，归根结底，是一种建立并且理解一个有说服力的论点的方法。尤为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可以识别谬论和谎言的方法。其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喜欢那个经过了一系列推理而得出的结论，而在于从前提和出发点是否能得出这些结论，以及那个前提是否正确。

这个工具箱中所包含的东西有：

* 只要可能，“事实”都必须经过独立的验证。

* 鼓励见多识广的各种观点的支持者们对已有的证据展开实质性的辩论。

* 权威的意见并不重要——“权威们”以往已经犯了不少错误，他们将来仍然会犯错误。说得更确切一点就是，在科学上没有什么权威，最多不过是有一些专家而已。

* 构造出不止一种假说。如果想要解释某个东西，要尽可能地考虑各种不同的解释，然后，找出一批检验方法，可以用来系统地证伪每一种可能的其他解释。通过检验的，也就是在多种能够用来解释的假说中经受住了达尔文物种选择式考验的那个假说，相对于那些只不过是在最初的一念之间赢得你的好感的那些想法而言，是正确答案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 尽量避免过分执着于一种假设，仅仅因为那个假设是你提出来的。那只是我们在寻求真知的路程中的一站。问问你自己，你为什么喜欢那个想法，公正客观地将之与其他的可能性进行一下比较，看看你是否能找到理由来批驳它。你不这么做，别人也会这么做的。

* 定量。如果你要解释的东西，不管它是什么，只要含有某些量度，一些数字量，都会非常有利于将你的假说与其他与之竞争的假说区别开来。模糊的、定性的东西往往招致多种解释。当然，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许多定性的观点中可以寻找到一些真理。然而找到它们是一种更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 如果推理是一环套一环的，那么其中的每一环都必须是正确的（包括前提），不能仅仅是大部分正确。

* 奥姆的剃刀。这个方便的经验法则告诫我们，当我们面对两个可以将资料解释得同样好的假说时，选择简单的那一个。

* 不断地问这个假说是否能够——至少是在理论上——被证伪。不可检验、不可证伪的命题是没有多大价值的。想一想那个宏大的构想，即我们的宇宙以及其中的一切，都不过是一个更大的宇宙中的一个基本粒子——比如说，一个电子。但是，假如我们永远不可能从我们的宇宙之外获取信息的话，那么这个想法难道不是不能被证伪的吗：你必须能够核实这些论断。你必须给予根深蒂固的怀疑主义者一个弄清楚你的推理过程，重复你的实验并看看他们是否有能得到同样结果的机会。

要信赖经过认真设计和控制的实验，这是关键，正如我在前面试图强调的那样。仅仅通过冥想，我们是学不到太多的东西的。我们总是倾向于接纳我们能想到的第一个候选的解释。有一个比没有要好得多。但是如果我们能想出不止一个解释，又会怎么样呢？我们将如何取舍？我们不作决定。我们让实验来作。弗朗西斯·培根给出了经典的理由：

辩论不能满足新发现的需要，因为大自然的精妙比辩论所需要的精妙高明许多倍。

对比实验是必要的。举一个例子来说，假如有人声称一种新药对某种疾病的有效率为百分之二十，那么我们必须确信，有一组对照试验人群，吃下了被告知是新药的糖片后，没有同时出现百分之二十的患者症状减轻的现象。

各影响变量必须是可以分离的。假设你晕船了，同时给你一个针压手镯和50毫克的麦可立嗪。你发现不适感消失了。是什么在起作用——手镯还是药片？只有当你在下一次再晕船时，只采用其中的一种治疗方法，你才能弄明白。现在，假设你并不想为了献身科学而去体验晕船的滋味，那么你就不可能分开上述变量。你将再次同时采用两种治疗手段，因为你达到了你所期望的实际目的；至于更进一步的知识，你会说，不值得为了去获得它而自找苦吃。

通常，实验必须在“双盲”条件下进行，这样，那些期望着某种发现的人，就不会处于一种可能对结果的评价构成潜在危害的状态中。例如，在试验一种新药的时候，你可能希望那些判断哪个患者的症状减轻了的医生，不知道哪些患者采用了新药。因为对这些信息的了解，会影响他们的判断，虽然或许只是无意识地。相反，症状减轻者的名单与那些使用新药的人的名单应是相近的，而且两组名单必须是独立地确定的，然后，你才能判断存在什么样的相关性。又如，当警察处理一批嫌疑犯或是进行相片识别时，负责的官员不应知道谁是犯罪嫌疑人，以免有意或无意地对证人产生影响。

除了教会评价我们提出的要求该如何做之外，任何好的谎言鉴别工具箱还应当教我们不要去做什么。它帮助我们识别最常见的和危险的、逻辑上和修辞上的谬误。在宗教和政治领域中，可以找到许多很好的例子，因为它们的实践者们总是被迫去评判两个相反的命题。这些谬误包括：

* adhominem——“针对人”的拉丁语，指攻击人而不是观点。（例如，牧师史密斯博士是一个有名的圣经原教旨主义者，因此，他对进化论的反对是不值一提的）；

* 权威的论点。（例如，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应当连任，因为他有一个终止东南亚战争的秘密计划——但是因为那是机密，所以选民们无法去评估它的价值；这种论调等于是说，应当信任他，因为他是总统——而这最终被证明是一个错误）；

* 因果倒置推理。（例如，上帝一定是在对人们施以惩罚和奖赏，因为假如没有这一切，社会将会毫无法纪，充满危险——甚至可能无法治理。或是：一个引起公众关注的谋杀案的被告一定会被发现是有罪的，否则的话，就会鼓励其他的男人去谋杀他们的妻子）；

* 求助于无知——声称没有被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必定是正确的。反之亦然。（例如，因为没有强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UFO没有来访问过地球，所以UFO是存在的——因而宇宙中的另一个地方存在着智慧生物。或是：宇宙中可能存在着70种文明的世界，然而我们并不知道其中有哪一个世界具有比地球人类更高的道德水平，因此我们仍然是宇宙的中心。）这种概念不清的浮躁思想可以用一句话来驳斥它：缺乏证据并不是不存在证据。

* 特别辩护经常用来挽救那些在修辞上陷入很大困难的观点。（例如：一位仁慈的上帝，怎么可能仅仅因为一个女人违背了他的戒律而引诱一个男人吃了一个苹果就用让未来一代又一代的人们陷入痛苦的煎熬的方法来惩罚他们？特别辩护：你根本不理解有关自由意志的精妙教义。在同一个人的身上，怎么会同时存在着圣父、圣子和圣灵？特别辩护：你不懂上帝三位一体的神圣秘密。上帝怎么能容忍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追随者们——他们被命令以各自的方式遵循有关仁慈与同情的神圣的道德准则——在如此漫长的时间内犯下如此多的野蛮的罪行？特别辩护：你还是不了解自由意志。不管怎么样，上帝的行为都是神秘而不可知的。）

* 回避问题，或是想当然地回答问题。（例如，我们必须设立死刑来抑制暴力犯罪。但是，当死刑设立之后，暴力犯罪率是否真的有所下降呢？昨天股市下跌，是因为一次技术性的调整和投资者取走红利——然而是否有独立的证据可以证明“调整”和利润提取所起的作用呢？从这种一厢情愿的解释中，我们能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吗？）

* 观察的选择性，也称做列举有利的条件，或是如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所形容的，记住成功，忘掉失误。（例如，一个州会大肆吹嘘出了多少总统，却闭口不提成群的杀人犯。）

* 对很少的数目进行统计——同观察的选择性非常类似。（例如，“他们说五个人里有一个是中国人。这怎么可能？我认识成百上千的人，可其中没有一个是中国人。你的真诚的。……”或是：“我连续掷了三个七。今晚我不可能输了。”）

* 对统计特性的误解。（例如：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发现整整有半数的美国人的智力低于平均水平表示震惊和忧虑。）

* 自相矛盾。（例如，谨慎周密地对一个可能存在的军事对手制定出计划，以应付可能出现的最坏的局面，而对有关环境危机的科学项目却置若罔闻，因为这些危机还没有被“证实”。把前苏联人口平均寿命的下降归因为多年之前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却从未将美国的高婴儿死亡率（现在是主要工业国家中最高的）归因为资本主义的失败。觉得宇宙将会在未来永远继续存在下去是理所当然的，但却认为宇宙可能拥有无限的过去是荒谬的。）

* non sequitur——拉丁语：“不是必然推论”。（例如：我们的民族必将强盛，因为上帝是伟大的。然而几乎所有的民族都自命不凡地把这当做真理。德国人的说法是“上帝与我们同在”。）通常，那些陷入非必然性推论的谬论，都不过是没有认识到会存在多种可能性。

* post hoc，ergo propter hoc——拉丁语：“它发生在后，故而它是由前者引起的”。（例如，马尼拉大主教，斋米·卡迪诺·辛，说：“我认识…一个26岁的妇女，她因为服用（避孕）药物而显得像60岁一样老。”在妇女获得选举权之前，世界上本没有核武器。）

* 无意义的问题。（例如，当一个无法抗拒的力作用于一个无法移动的物体时，会出现什么结果？但是，假如存在不可抗拒的力这种东西的话，就不可能有无法移动的物体。反之亦然。）

* 排除中间状态，或是采用错误的二分法——在存在有许多中间可能性的连续统一体中，只考虑两个极端。（例如，“当然，听他的；我丈夫是完美无暇的；我总是错的。”或是：“你不是热爱你的国家，就是仇恨它。”或是：“如果你不是在解决问题，那么你就是在捣乱。”）

* 将短期和长期对立——排除中间状态的一个子集，但因为它如此重要，所以我将之单独提出来，以引起特别的注意。（例如，我们无法制定为营养不良的儿童提供食品和对学龄前儿童进行教育的计划。我们迫切面临的是对付发生在街道上的犯罪。在我们面临着如此巨大的预算赤字的时候，为什么要去探索宇宙或是探究基础科学问题？）

* 连续递推？——与排除中间态有关。（例如：如果我们允许在怀孕的头几周内堕胎，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禁止杀死一个发育完全的婴儿。或是相反：如果政府甚至对九个月的胎儿也不许堕胎的话，那么它马上就会告诉我们，对我们刚怀上的胎儿该怎么办了。）

* 混淆相关性和因果性。（例如，一个调查显示，大学毕业生中的同性恋比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人中的同性恋要多，因此，教育使人们变成同性恋者。或是：安第斯山区的地震发生在天王星经过其近地点的时候，因此——不顾对于更近、质量更大的木星缺少这种相关性——后者是前者的起因。

* 树靶子——丑化一个观点，使之易受攻击。（例如，科学家们猜测所有有生命的东西只不过是碰巧跑到了一起——这种说法有意地对达尔文主义的主要观点——自然界是通过用进废退的方式而进化的——视而不见。或者——这也是一个短期／长期问题上的谬误——环境学家们对蜗牛、鹈和花袅比对人要关心得多。）

* 隐瞒证据，或是蓄意欺骗的半真半假的陈述。（例如，一个准确得不可思议的、被广泛引用的有关里根总统遇刺的“预言”在电视里播出；但是——一个重要的细节——这是在事件发生之前还是在事件发生之后拍摄下来的？这些政府的弊病必须通过革命来根除，即使是要做一个煎蛋卷，你也得打碎几个鸡蛋。是的，但这是否会变成一场比在前一制度统治下还要死多得多的人的革命呢？其他革命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教训？是不是所有反对暴政的革命都是人民所期望的和从人民利益出发的呢？）

* 模棱两可的话。（例如，美国宪法规定的权力分离制度，明确规定了美国在没有国会声明的前提下是不能介入一场战争的。另一方面，总统被赋予了外交控制权和发动战争的权力。而这是可以使他们自己得以连任的一个强有力的潜在手段。因此，任何一个政党的总统都可能会策划发动一场战争。他们挥着旗子，把战争叫做——“政治行为”、“武装进入”。“保护性反应打击”、“维持和平”、“保护美国利益”，以及各种各样的行动，如“正义行动”。有关战争的种种委婉的说法，是为了政治的目的而对语言进行再创造的一大类型。塔列郎说：“政治家们的一门重要的艺术，就是为种种行为和制度寻找新的名字，他们的老名字已被公众所深恶痛绝。”）

对于这些逻辑上和修辞上的谬误的了解，使我们的工具箱更加完善。同所有的工具一样，这个鉴别谎言的工具箱也会被误用，被用在其适用范围之外，甚至会取代思考而成了一种死教条。但如果能够明智地应用，它会使这个世界的面貌焕然一新——不仅仅是用于在我们向别人提出自己的论点之前检验一下它们。

美国烟草工业每年赢利500亿美元左右。在吸烟与癌症之间存在着统计相关性，烟草业承认这一点。但他们说，这不是一种因果关系。他们暗示，这里有一个逻辑上的谬误。这可能意味着什么？或许那些有遗传性患癌倾向的人也有遗传性的嗜好麻醉品的倾向——所以癌症和吸烟之间可能会有相关性，但癌症却不是由吸烟引起的。这类牵强附会的关系可能会被不断地发明出来，这正是科学家强调对照实验的原因之一。

假如你在许多老鼠的背上涂上烟焦油，同时观察许多几乎完全一样但却没有被涂上焦油的老鼠的健康情况。如果前者患了癌症而后者没有，你就可以确信这种相关性是有因果联系的。抽烟时将烟吸入，患癌症的几率上升；不吸入，则患癌率保持在背景水平。对于肺气肿、支气管炎和心血管病来说也是如此。

当第一个研究工作在1953年首次被发表在科学文献中，显示将香烟产生的烟中的物质涂在啮齿动物背上会引发恶性肿瘤时，六大主要烟草公司的反应，是发动一场公关运动，指责这项由斯隆·凯特林基金会资助的研究工作。这很类似于杜邦公司在1947年当第一个揭示他们的氟利昂产品破坏具有保护作用的臭氧层的工作发表时受到的同样的责备。还有很多其它例子。

你可能会想，在谴责他们所不欢迎的研究工作之前，几大主要公司应当动用了它们巨大的人力、财力资源，检验了它们计划制造的产品的安全性。但是，如果他们忽视了一些东西，如果独立工作的科学家发现了可能存在的危害，那些公司为什么要不满？难道他们宁愿害死别人也不愿损失他们的利润？如果在一个非确定性的世界中，必须要犯一个错误的话，难道不该倾向于保护消费者和公众吗？附带地，这些例子对于我们这个自由企业体系控制自己的能力说明了什么呢？难道这些多少有些政府强制性色彩的事例，不是在为公众的利益着想吗？

布朗和威廉姆逊烟草公司1971年的一份内部报告将“批驳成百万人头脑中认为吸烟会引起肺癌和其他疾病的错误信念”列为一个总体目标；该报告称：“这种信念是建立在盲目狂热的假设、荒谬的谣言、毫无根据的声明以及哗众取宠的机会主义者们的毫无科学性的陈述和猜测之上的。”他们抱怨针对香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史无前例的、恶毒的攻击，构成了自由办企业历史中针对产品进行的最为严重的诽谤和造谣中伤；这种罪行，诽谤牵涉到了如此巨大的范围，以至于人们不禁要问，这样的诽谤运动怎么会得到容忍；宪法怎么能忍受如此的藐视和违法行为。

这种煽动性的言论，只不过是比烟草业没完没了地为鼓动公众消费而喋喋不休的那些话显得稍微激动一点而已。

有许多的香烟上标有低“焦油”的广告（每支香烟少于等于10毫克）。为什么这是一个优点？因为正是在难以治疗的焦油中浓缩着多环芳烃和一些别的致癌物质。这种低焦油含量的广告，不正是烟草公司对香烟确实会致癌的一种心照不宜的默认吗？

增进健康国际是一个盈利性的组织，多年来总共从烟草业接受了数百万美元的资助。它开展有关间接吸烟的研究，为烟草公司作证。在1994年，这个组织的三名技术人员抱怨，其上级主管伪造有关空气中可吸入的香烟颗粒物的数据。每一次，那些编造的或“修正”的数据都使烟草燃烧产生的烟看起来比技术人员的测定所显示的结果要安全得多。合作研究部门或是外部研究承包者可曾发现过一种产物比烟草公司所公开声明的更加危险吗？如果有，他们还能保住自己的饭碗吗？

人们会对烟草产生依赖作用。用许多标准来衡量，它比海洛因和可卡因的成瘾性还要大。正如1940年的一则广告所说的，人们情愿“走一英里只为一包骆驼牌香烟”，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因吸烟而死亡的人数比整个二战中死去的人数还要多。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世界上每年因吸烟而死亡的人数为300百万。到202年，将上升为每年死亡100万人——部分原因是由于对发展中国家的青年妇女发起了铺天盖地的广告攻势，将吸烟描绘成一种进步与时尚。烟草业之所以能够成功地为这种成瘾性毒品制造出一种品味，其部分原因是鉴别谎言的技术。怀疑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的方法还远未得到普及。轻信是可以杀人的。

　　　

第十三章 对现实的迷狂

一个船主想让他的一艘移民船再次出海赚钱，可他清楚他的船已经太旧了，而且一开始制造得就不够好。这艘船去过许多的海洋，经历过各种天气，经常需要修理。别人对他说这船可能不能再出海了。这个怀疑一直缠绕着他并使他总是感到快乐不起来。他觉得应该彻底把这艘船修理装备一下，层管这会花费很多钱。在出航之前他成功地摆脱了忧虑的阴影，他安慰自己它已经历了那么多的航行和风暴都安然无恙，怀疑它不能从这次航行中安全归来简直是浪费光阴。他相信上天的安排，而上天似乎总在保佑那些为寻求更美好生活而被迫离开故土的人们。他在头脑中去除了对修理者和合同人诚实性的并不豁达的怀疑。这样他获得了真诚的令人舒心的保证：船已完全修好并可以出航了！于是，他以轻松的心情看着船离港远去了，并怀着一颗仁慈的心希望那些背井离乡的人们能够在他们的新家取得成功。不幸的是，他的船在途中沉没了，那些希望化为泡影，虽然他得到了保险赔偿金。

我们该如何评论这个人呢？毫无疑问，对那些死去的人他是有罪的。尽管他真诚地相信自己的船是安全可靠的，但这种信心的真诚丝毫帮不了他。因为他无权相信眼前看到的证据，他的信心不是建立在诚实耐似的调查之中，而是在把疑问强行压下去之后产生的……

威廉·K·克利富特《信任伦理观》（1874）

科学的边缘——有时作为导致科学发现的预见性思想的延续——潜伏着一系列诱人的或至少是有些令人震惊的想法，但是这些思想还没有被专门给新思想挑毛病的检验者进行过有意识的检验，至少这种检验应该由思想的提出者来完成：一种观念认为地球的表面应是在一个球体的内表面而不是外表面；或宣称你可以通过冥想飘在空中；芭蕾舞演员与篮球运动员可以跳那么高就是由于这种漂浮；或说我有一种称为灵魂的东西，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而是一种没有任何实体痕迹的东西，当我死后却可以存在并能使一头牛或一只虫子复活。

典型的伪科学和迷信包括——这只是一些代表，而不是综合的罗列——占星术；百慕大三角；“大脚”野人和尼斯湖怪；鬼魂；“邪恶之眼”；据说每个人头上环绕着的多彩光晕（且颜色分人而异）；超感知觉，如心灵感应、先知、远距离传输和远距离“遥视”；相信数字“13”代表不幸（因为美国许多旅馆和严肃的办公楼的层数直接从12跳到14－－为什么要冒背运的风险呢？）；流血的雕像；相信兔子的断腿会带来好运；魔杖探矿；水妖；自向症的“无障碍通信”；相信把刮胡子刀片放在纸板做的金字塔中可以使其更锋利，以及其它“金字塔学”的信条；死人打来的电话（从未付过账）；诺查丹玛斯的预言；所谓发现未训练过的扁体动物可以通过吃磨成粉末的同类的尸体而学到知识；当月圆时犯罪率上升的观点；手相术；命理学；测谎器；靠彗星、茶叶、怪胎预言未来的事件（加上古时流行的占卜；通过看动物内脏、火焰的形状、烟、影子、残渣等进行占卜预言；听肚子咕咕叫声；甚至在一个时期是靠查对数表）；过去事件的“照片”，如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图像；一头俄国象可以流利地讲话；那些可以被胡乱地蒙住眼睛用手指读书的“超感知者”；爱德加·卡斯（他预言20世纪60年代早已“消失的”大西洲古陆将“浮现”出来）和其他的预言家们，包括“睡着的”和“醒着的”；减肥的骗术；把灵魂出壳（濒死）的经历当做外部世界真实的事件；信仰疗法的骗局；占卜板；天竺葵富有感情的活动被因大胆地使用“测谎器”而发现；记得什么分子溶解于其中的水；从面部特征和头盖骨上的隆起判断人的性格特点；“第100个猴子”的迷惑；声称我们中的一小部分人不论想要使什么变成真的就会是真的；人类自发燃烧直至烧焦；三环生命周期；承诺可以无限提供能量的永动机（但出于这个或那个原因，它们统统被怀疑论者的仔细检查所阻止而不能永动）；让·迪克森系统的荒谬的预言（他“预言”1953年苏联将入侵伊朗，1965年苏联将击败美国，第一个把人送上月球）和其他一些专业的“巫师”们；耶和华的目击者预言世界末日在1917年的到来，以及许多类似的预示；智力学和信仰疗法；卡洛斯·卡斯塔耐达和“巫术”；宣称发现“诺亚方舟”的遗迹；“阿米迪维尔的恐怖”和其他鬼怪缠身之类的事情；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刚果雨林中雷龙现身的传说。（类似说法的深入讨论可以在《超自然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the Paranormal）中找到，高顿·斯戴恩编辑，Buffalo：Prometheus Books，1996）

原教旨主义者和犹太教徒拒绝接受许多上面的说法，因为《圣经》禁止他们这样做。《旧约》（18：10，11）上说（国王詹姆士译本）：

在你们中间不应有这样的人存在：能使他的儿子或女儿通过火海的人、占卜未来者、时代观察者、施魔法者。女巫、魔术师等类似的精神解释者，巫师及通灵者。

占星术、通灵术、巫应盘、对未来的预言和其他类似的东西是被禁止的。《旧约》的作者并没有用证据证明实际上那些人许诺的话不能实现，但是他们确实是令人痛恨的——也许对别的民族适合，可不适合于上帝的追随者们。即便是对很多事情都轻信的使徒保罗，也忠告我们要去“证实所有的事情”。

12世纪犹太哲学家迈蒙尼德比旧约走得更远，他明确指出伪科学起不到任何作用：

禁止从事占星术、用魔法、施咒语……，所有这些不外乎就是那些曾被古代异教徒用来愚弄群众并把他们引入歧途的谎言和欺骗……，聪明和明智的人知道得很清楚。（《迷途指津》第11章）

有一些观点很难检验——例如，一次寻找鬼怪或者雷龙的探险失败了，但这并不能说明它们就不存在。缺乏证据不能证明它不存在。有一些证据的获取是较为容易的——例如，扁虫通过吃同类而获取知识，或是宣称本来臣服于抗菌素的细菌通过祈祷可以在琼脂培养基中大量繁殖（相对的也可以通过祈祷来控制细菌）；少量的——如水动机——可以用基础物理学排除其可能性。除它们之外，有一些在我们掌握确定其错误的证据之前还不能作判断；奇怪的事情经常是与科学相联系的。

经常出现的问题是，证据的可靠性到了什么程度？证明的重任当然是落在那些提出主张的人的肩头。具有启示性的是，一些支持者坚持认为怀疑主义也具有倾向性，真正的科学是一种没有怀疑主义的探究。他们也许说对了一半，但一半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超心理学家苏珊·布莱克莫尔描写了向对“通灵”现象持更怀疑态度转变的一个阶段：

来自苏格兰的一位母亲和她的女儿宣称她们能够提取对方思想中的图像。她们选择打扑克牌做测试，因为她们在家就用它试验过。我让她们选择测试的房间，并确定她们之间不能通过任何正常方法使接收者看到扑克牌。结果她们失败了，她们不能比碰运气更准确地预测牌，她们感到很失望。可是她们还坚持相信自己能做到，我开始感到人是多么容易被自己的愿望所欺骗。

我还曾经测试过一些靠意念移动物体的人的功能。几个孩子宣称他们能靠意念力移动物体，还有几个说他们有心灵感应能力。但他们都失败了。甚至现在我在家中厨房里放有一个写着五位数的纸片、一张留言和一件小物品，一个青年人决定存放的位置和物品并试图用离开他身体的灵魂去看它们，尽管它们在那儿已经三年了（虽然内容经常变化），但他还是没有成功。

“心灵感应”从字面上理解的意思是远处的感知——就像“电话”可以从远处听到声音、“电视”可以从远处看到图像一样。这个词意味着是交流感觉、情绪，而不是思想。大约四分之一的美国人相信他们经历过类似心灵感应的事情。两个互相了解，住在一起，互相熟悉对方的感觉、交往和思维方法的人经常可以预先知道同伴要说什么。这仅仅通过人的五个感官和心意相通、敏感及理解力就可完成。也许感觉起来像超感知，但这些根本不是“心灵感应”这个词所定义的。如果像这样的事情最终被确定无疑地证明存在，那么，我想它还是有可以辨别出的物理原因——也许是脑电流。伪科学，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称呼，都决不是指超自然的东西，超自然的定义是自然之外的东西。

也许这些超感知主张中的一小部分有一天会被确凿的科学数据所证实是有那么很小一点可能性的，但没有充分的证据就接受它们中任何一个说法都将是愚蠢的。对于那些还没有被证伪或充分解释的主张，我们最好还是以对待车库中的龙的态度，保持耐心，培养对模糊性的宽容，去等待——最好是寻找——支持或否定的证据。

在远离陆地的南海中，据说出现了一位智者、医疗师、肉体化的灵魂，他能够超越时间讲话，他是已经升天的大师。他来了，他们说，他来了……

1988年，澳大利亚的报纸、杂志和电视台通过分发的广告资料和录像带开始收到这样一条消息。一个广泛流传的资料这样写到：

卡洛斯在澳大利亚出现

那些见到它的人永远不会忘记。正在和他们谈话的非凡的年轻艺术家突然摇晃颤抖起来，他的脉搏变得极其危险的缓慢，最终停止在死亡点上。时刻监视病情的医务人员已经准备接响警报。

但随着心脏示波器显示屏上平平的波线猛然跳起，脉搏又恢复了——比原来还快还有力。生命力显然又回到了躯体——但这个躯体内已不再是年仅19岁的、其陶器装饰了美国一些最富有的家庭的艺术家乔斯·路易斯·阿尔瓦雷斯，取而代之的是卡洛斯，一个上古的灵魂。伴随着震撼和启示，他的教义来到了人间。一个实体通过死亡的形式为另一个让路：这就是使卡洛斯，以乔斯·路易斯·阿尔瓦雷斯作为‘通道’，成为在新时代的意识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新形体的奇迹。一个持怀疑态度的纽约批评家评论到：“这是通道论者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提供了有形的、客观的关于人类生理上产生神秘变化的证明。

现在，经过短暂的死亡和转换跨越了170多年的乔斯，按卡洛斯所给予的指示参观了澳大利亚——按照这位大师的话讲，“古老的新大陆”将是一个特殊启示的源泉。卡洛斯已经预言到1988年大灾难将横扫地球，两个重要的世界领导人将死亡，随后，澳大利亚人将首先看到一个巨大星体的升起，它会给地球上的生命带来深远的影响。

周日21号，15点，悉尼歌剧院

文章解释道，在1986年的摩托车事故后，乔斯·阿尔瓦雷斯——那时才17岁——得了中度脑震荡。当他恢复后，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变了。有时一个非常奇怪的声音从他喉咙中发出。于是困惑的阿尔瓦雷斯向一个多重性格紊乱方面的心理学专家求助。心理医生“发现乔斯是一个被称做卡洛斯的遥远的实体所控制的通道。当阿尔瓦雷斯的生命力放松至一特定水平时，这个遥远的实体就会控制他的身体”。卡洛斯被证明是一个2000岁的未转世的灵魂，一个没有身体的鬼。上一次侵入人体是在1900年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不幸的是，那个身体在12岁时从马上掉下来摔死了。这个治疗家解释说，这就是为什么卡洛斯要在阿尔瓦雷斯发生车祸时进入他的体内的原因。当昏迷时，卡洛斯的灵魂通过一个大的稀有的水晶球聚焦而进入他的身体并展示了长时间积累的智慧。

文中还列出了他们在美国出现的主要城市的名单，一盘阿尔瓦雷斯／卡洛斯在百老汇剧院受到人们狂热欢迎的录像带，以及在纽约广播电台WOOP中接受采访的实况，和其它一些显示这已成为美国新时代奇迹的东西。有两个小的证实细节：一个是来自南弗罗里达报纸的文章——“剧院公告：根据人们对他再次出场的要求，通灵者卡洛斯三天逗留已延长，活动将到战争纪念堂举行……”；另一个是从电视节目指南中的摘录——“卡洛斯实体：深入的研究揭示了在当今最流行的和最有争议的人格的背后的事实。”

阿尔瓦雷斯和他的经纪人坐头等舱到达悉尼，他们乘一辆巨大的超长轿车去每个地方，他们住在这个城市中一个最高级旅馆的总统套房里，阿尔瓦雷斯穿着镶有金花边的精制的长袍。在首次记者招待会上，卡洛斯出现了，他显得很有力，知识渊博，十分威严。澳大利亚电视台立即播出了阿尔瓦雷斯。他的经纪人和他的护士（检查他的脉搏以确定卡洛斯的存在）的录像。

在澳大利亚的“今日奇观”节目中，主持人乔治·尼格斯采访了他们。当尼格斯提出几个合乎情理的怀疑性的问题时，这个新时代的智者显得脸皮很薄。卡洛斯对主持人施以诅咒，他的经纪人把一杯水倒在了尼格斯的身上，然后傲然阔步地走出摄影棚。这在小报上立即成为轰动性的新闻。它在澳大利亚电视台播出时其重要的内容进行了编辑。“电视上的大发作：水泼向尼格斯”成为1988年2月16日的《每日镜报》的头版头条。电话不断地打入电视台。一位悉尼市民建议认真对待施给尼格斯的咒语，他还说，撒旦的军队控制了美国，下一个也许就是澳大利亚。

卡洛斯的名字的再次出现是在澳大利亚版的《当前事件》中。一个怀疑者出现了，他揭露了魔术师的骗局，他指出有一种方法可以很容易地使你的一只手的脉搏停止跳动：把一个橡胶球放在腋窝里并用力挤压。当卡洛斯的真实性受到怀疑时，阿尔瓦雷斯显得异常气愤，他甚至咆哮道：“停止采访！”

21日约定的时间里，悉尼歌剧院里挤满了人。兴奋的人群，老的少的，在走廊里转来转去地期待着。入场是免费的——这使那些模模糊糊觉得这有可能是个骗局的人更加确信。阿尔瓦雷斯舒服地坐在一个低矮的长沙发椅上，他的脉搏一直在被监测着。突然，脉搏停止了，他好像要死了，低低的奇怪的喉音从他身体深处传出来。观众们都惊讶和敬畏得屏住了呼吸。突然阿尔瓦雷斯的身体又充满了力量，他的姿态显示出一种强大的自信力，一个深沉而宽宏的、仁慈而神圣的声音从阿尔瓦雷斯的唇中飘出，这是卡洛斯！在节目结束后的采访中，观众里很多人都在描述他们是如何的感动和兴奋。

在第二个周日，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有一个效仿美国同样内容的节目的名字“60分钟”中——揭露了卡洛斯事件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制片人认为这是个教训，它揭示了制造一个信仰医疗师或宗教领袖去欺骗公众和媒体是多么的容易。因此，他们很自然地与一位世界最著名的欺骗群众的专家（至少还不是那些政府官员和政府宣传部门的人员）——魔术师詹姆士·兰蒂取得了联系。

“存在着如此之多的从事自我治疗的癫狂人物，在人类中竟然有这种欺骗自己和他人的天性。”——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84年写道：

……我活了这么久，这使我常常有机会看到一些宣称可以医治任何疾病的疗法，但不久就因毫无用处通通被抛到一边了。我不能不担忧在治疗疾病的新方法方面取得巨大进步的期望将被证明是一种妄想。然而这种妄想只要存在，在某些情况下就会起作用。

在此他所谈的是催眠术，但是“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别的愚行”。

与富兰克林不同，大多数科学家觉得揭穿伪科学的欺诈——更不用说热情地坚持自我欺骗了——不是他们的工作。他们并不试图在这方面做更多的工作。科学家们习惯于与自然做斗争，而自然不情愿交出它的秘密，但它的反击是公正的。他们经常对那些“超自然”的肆无忌惮的实践者们毫无准备，因为他们按不同的规则竞争。一方面，魔术师是一个欺骗人的行业，他们不过是在实践许多职业中的一种——如演员、广告人、宗教信徒和政治家等——在那里，一个天真的观察者可能误认为谎言的东西是社会可以原谅的，只要是为了一个更高的利益服务。另一方面，许多魔术师假装他们不搞欺骗，但会暗示说他们能从某些神秘的源泉中获取能量，最近则说是从外星人的礼品中获得能量。有些还用他们的经验揭露他们圈内或圈外的骗子，这有点像贼喊抓贼。

很少有人像“令人惊讶的”詹姆士·兰蒂一样起来精力旺盛地发动这种挑战。准确地说，他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愤怒的人。让兰蒂气恼的不是远古的神秘主义和迷信在我们这个社会的复苏，而是人们那么轻易地就接受神秘主义和迷信并由此而导致欺诈、凌辱，乃至谋杀行为。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他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有时兰蒂不容异己，蔑视他人，并缺少对导致人们轻信的弱点的同情心。他通常的演讲和表演是收费的，但如果他宣称他表演的技巧是来源于心灵的、神授的或是地球外的力量，那么他的收入就会高得不能与现在相提并论（世界范围内大多数专业的魔术师好像都相信心灵现象的真实性——根据对他们观点的调查可以看出）。作为一个魔术师，他揭露过很多的遥视者、“心灵感应”，以及蒙骗群众的信仰医疗师。他证明了那些通过意念弄弯匙子，曾经欺骗过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使他们企图推演出新的物理现象的通灵者所采用的不过是简单的骗术和误导。他得到了科学家们的赏识，并曾被授予一项麦克·阿瑟基金奖（所谓的“天才”奖）。但一个批评家曾严厉批评他“过分着迷于现实”，我希望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评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兰蒂近期比任何人都要多地揭露了有利可图的信仰医疗师行业中的伪装和欺诈。他对各种说法进行鉴别和筛选。他收听那些巡回医疗师（不是来自上帝的精神启示力量而是靠他妻子在后台发射的39．17MHz的无线电波）收到的所谓“超自然”的信息流。他发现那些接受信仰医疗后当场从轮椅上站起来的，声称自己被治愈的人实际上不是必须坐轮椅的人，他们是被邀请来的，而且是由引领员带到轮椅上坐下的。他向信仰医疗师提出挑战，要求提供严肃的医学证据来证实他们治疗的有效性。他请当地和联邦政府有关部门加强治理欺骗和医疗业中不法行为的法律规定。他严厉抨击力图使这些提案无效的新闻媒介。他揭露出那些信仰医疗师对他们的病人和教区民众的极度轻蔑。许多人是神智清醒的骗子——用基督福音或新时代的语言和符号猎取人们的弱点。可能有些人的动机并不是为了钱而搞欺骗。

或许我太苛刻了？偶然的搞信仰医疗的欺骗者与科学上偶然出现的骗子有何区别呢？因为几个坏苹果而怀疑整个行业，这公平吗？对我而言至少存在着两个不同：第一，没人怀疑科学的实际作用，尽管不时有错误或欺骗性的结论产生。但是否有某些来自于信仰疗法的神奇的痊愈——除了身体自身的能力治愈自己以外——却很值得怀疑；第二，对科学中欺骗和错误的揭露几乎是科学界自己完成的。这个纪律约束着科学界本身——这意味着科学家们意识到发生欺骗和错误行为的潜在可能。但在信仰医疗师领域中的欺骗和错误的揭露几乎没有是由别的医疗师们做出的。实际上，基督教廷和犹太教廷谴责他们之中的可证实的欺骗时的勉强态度令人吃惊。

当传统的医学无能为力时，当我们必须面对痛苦和死亡时，我们当然会接受来自其它方面的希望。毕竟，有些病是心理原因产生的。许多病至少能通过积极的想法得以减轻。安慰剂是一种假的药品，通常是糖丸。制药公司要例行比较他们的药物与安慰剂所产生的效果，他们把安慰剂给予生同样疾病的病人，而病人是无法区分真的药物和安慰剂的。安慰剂可能令人惊讶地有效，特别是对于感冒、焦虑、绝望、痛苦以及其他显然是由精神产生的症状。可以想象，分泌于脑中的一种肽——小的具有吗啡效果的脑蛋白——可以通过相信药物的作用而分泌出来。一种安慰剂只有在病人相信它是一种有效的药品时才有作用。在严格限制的范围内，希望似乎可以转化为生物化学物质。

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对癌症或爱滋病患者进行化疗时伴随的恶心、呕吐现象。恶心、呕吐也同样能由心理因素——如恐惧——引起。盐酸可以明显地减轻这些症状的发生；但它真是一种药还是仅能产生解除痛苦的希望？在双盲实验中病人吃这种药后有96％的人认为药品有效；而吃外表一样的安慰剂的病人只有10％的人有同样的看法。

在观察选择谬误中，没有得到回应的祈祷者可能容易被忘记或忽略。尽管有时会真的出现一些特别情况：一些患者未能通过信仰疗法被治愈，于是他们责备自己——也许是他们自己的错误，也许他们的信仰不够坚定。正如他们被告之的，怀疑主义是信仰疗法和安慰剂治疗的障碍。

差不多一半的美国人相信通灵或灵魂的疗法。在人类的历史上，超自然治疗曾被各式各样的真实的或假想的治疗专家所广泛地运用。淋巴结核，一种结核病，曾在英国被叫做“国王的魔鬼”，并传说只有被国王触摸一下才可治愈，染上该病的人于是就耐心地排着长队等候国王的触摸。君主只好暂时地遵从于一个身居高位者的沉重的义务——尽管好像没有一个人真的被治愈——而这种情况竟持续了几个世纪。

17世纪有一个著名的爱尔兰信仰治疗师，叫做瓦伦丁·格雷特拉克。他有点惊讶地发现他有种力量可以治疗疾病，包括感冒、溃疡、“疼痛”和癫痫。请他治病的人如此之多，以至于忙得不可开交。他抱怨说他是被迫成为一个治疗师的。他的方法是把导致疾病的魔鬼驱走，他说所有疾病都是由魔鬼造成的——其中许多他能够辨认出并能叫出名字。麦基引用一位当代编年史作者的话写道：

他夸口说他对魔鬼诡计的了解比对人类事物更清楚……。由于对他具有如此之强的信心，失明的人幻想可以看到光亮；聋子想象能听到声音；拐子能直身走路；患麻痹症的人可以重新恢复知觉并使用他们的肢体。健康的信念可以使病人忘记他们的疾病；仅仅是受好奇心驱使而来的人的想象力并不比病入差多少，正是由于想象力，使好奇者由于渴望看到效果而产生了错误的看法，其作用是使病人由于强烈的被治愈的信念而轻信了虚假的治疗。

世界文献中记载有数不清的有关研究和人类学的报告，其内容不仅有被治疗师的信仰治愈的病例，而且还有受巫师诅咒而逐渐死亡的案例。爱尔华·那兹·卡贝扎谈到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典型性的例子。他和几个同伴在穷困潦倒的情况下，从1528年到1536年近九年的时间里，在陆地上和海上到处流浪，从佛罗里达、德克萨斯到墨西哥。他遇到了许多不同的土著美国人团体，他们渴望相信一些浅皮肤、黑胡子、奇怪的外国人以及黑皮肤的来自摩洛哥、伊斯坦布尔的人的超自然治疗力量。在一个村子里，所有的人都出来迎接他们，并把所有财产都放在这些西班牙人的脚下，谦恭他恳求治疗他们的疾病。治疗的过程以端庄正式的形式开始：

他们试图使我们成为医生，也不检查或向我们要执照，因为他们治疗疾病仅靠向患者吹气，……他们命令我们做同样的事并认为会产生一些效果。……方法就是让我们在患者面前画十字、向他们吹气并嘴中念着帕特·诺斯特和艾威·玛利亚。……当我们刚一开始画十字，所有受治疗的患者便告诉别人他们觉得好了、健康恢复了……

很快他们又治愈了瘸子。卡贝扎·德维卡说他曾使一个人起死回生。随后，我们被跟着的大群的人围住了，走不出去……。他们争着出来触摸我们的热情极其高涨，请求非常急切，这样过了足有三个小时，我们还是不能劝说他们离开我们。

当一个部落恳求这些西班牙人不要离开他们时，卡贝扎·德维卡和他的同伴生气了。然后，

一个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们中许多的人都病倒了，第二天就有八个人死亡。在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人都知道了，他们非常害怕我们，好像一见到我们就会死于恐惧。

他们恳求我们不要生气，他们不希望他们中再有人死亡；他们全都确信我们可以通过意念使人死掉。

1858年据报道圣母玛利亚的幻象在法国的卢德出现。这位上帝的母亲证实了四年前刚刚由罗马教皇庇护六世宣布的圣洁受孕的教义理论。自从这件事发生后，几百万的人们怀着被治愈的希望来到卢德，其中许多人得的病是当时的医术所不能治好的。罗马天主教廷拒绝承认大量的据称是超自然力量治愈的事例的真实性，在近一个半世纪里仅承认了65个病例（肿瘤、结核、脓疱病、支气管炎、麻痹和其它一些疾病，但不包括肢体或切断的脊髓的再生）。这65个病例中，女子和男子的比例是10：1。在卢德出现的神奇的超自然治愈现象仅仅有百万分之一的可能；当你去过卢德后，如果你的病得到治愈，就像你中了彩票或因正常飞行的飞机（包括你乘坐去卢德的班机）失事而死亡一样，几率太小了。

癌症的自愈率归总在一起估计大约在千分之一到十万分之一之间。如果去卢德的人中有不到5％的患者是去治疗癌症，那么，仅仅是癌症患者就应有50到500人被“超自然”治愈。既然已证实65个病例中只有三个是癌症，在卢德的治愈率看来要比那些患者仅仅是呆在家中的治愈率还低。当然，如果你属于那65个病例之一，将很难使你的卢德之行不是疾病被治愈的原因……（Post hoc，ergo propter hoc）。对于每个信仰治疗师来说，不会有什么不同之处。

当一个叫威廉·诺伦的明尼苏达医生听到他的很多病人提及据说是信仰医疗的事情，他决心用一年半的时间对当时的最惊人的病例追查到底。在“治愈”前能否有确切的医学证据证明疾病是确实存在的？如果有，那么，这个病症在治疗后实际上真的消失了，还是仅仅听医疗师或病人的个人意见？他揭露了很多骗局，其中包括在美国第一次对“通灵外科”的揭发。他发现没有一例治愈的疾病是严重的器官性（非心理上的）疾病。没有一例胆结石或风湿性关节炎是被治愈的，就更不用说癌症或心血管病了。诺伦说，当一个小孩的脾破裂了，只要一个小的外科手术即可使孩子很快康复如初。但当把这个孩子送到一个信仰医疗师处，不出一天就会死亡。诺伦博士的结论是：

当（信仰）医疗师处理严重的器官性病症时，他们应对无尽的极度痛苦和不幸负责……。他们成了杀人犯。

即使是最近一本宣扬在治疗疾病时祈祷有效的书（拉里·多斯，《可以治病的与语言》），也被这样的事实所困扰：一些疾病要比其他疾病容易治愈或减轻。如果祈祷有用，那为什么上帝治不好癌症或是使被切掉的四肢再生？为什么世间有那么多上帝可以轻易阻止、可以避免的痛苦呢？为什么人们必须向上帝祈祷才行？难道他不是已经知道应该进行什么样的治疗吗？多斯同样引用斯坦雷·克里普纳医学博士（被称为世界上对非正统治疗方法最有权威的调查者之一）的话作为开始：

那些对不明显的、依靠祈祷的疗法的研究资料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但数据太少而难于作出确切的结论。

这是在过去几千年中无数祈祷者所信仰的疗法。

卡贝扎·德维卡的经历暗示我们，精神能导致某些疾病，甚至致命的疾病。当欺骗蒙着眼的病人并使他们确信自己碰到了有毒的常春藤或橡树叶子后，他们会得上一种难看的红色的接触性的皮炎。从本质上说，信仰治疗能提供帮助的是精神调节或安慰性的疾病：一些背部膝部疼痛、头疼、口吃、溃疡、紧张、枯草热、哮喘、臆想性麻痹和失明、假孕（伴随着经期停止和腹胀）。这些就是所有精神起重要作用的疾病。中世纪晚期由圣母玛利亚幻象出现所治愈的疾病绝大部分是突发性的、短期的、全身或局部的麻痹，而这多是心理障碍造成的。进一步说，信仰治疗师们普遍坚持，只有真正虔诚的信徒才能被治愈。求助于精神上称为信仰的一种状态能够减轻，至少是部分减轻由另一种精神状态——也许两种状态差异并不大——引起的疾病，就没有什么可惊奇的。

但还有另外一些事情：在美国的传统的中国人社区，中秋节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在节日来临的前一周，调查发现社区死亡率下降了35％，而接下来的一周里，死亡率一下又上升了35％。作为对照组的非中国人社区就没有这种现象。你也许认为自杀是个原因，但这里的数据仅计算了自然死亡。你也许会认为是紧张或过度饮食造成的，但是这很难解释在中秋之前死亡率的下降现象。最大的影响是对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心血管疾病如我们所知容易受心理紧张的影响，癌症受到的影响较小。进一步的细致研究发现，死亡率的波动全部出现在75岁或更大的妇女身上。中秋节都是由家中最年老的妇女主持，她们能够将死亡延缓一到两周以便完成节日中的责任。在犹太人的逾越节——一种由男性长者主持的节日——的前后几周内，类似的情况也存在。而世界范围的生日庆祝、毕业典礼等仪式或节日中，这类事也不断发生。

在一个更有争议的研究中，斯坦福大学的精神病专家把86个患有转移性乳腺癌的妇女分为两组——一组不断地激励她们检查自己对死亡的恐惧，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而另一组则不进行任何心理上的特殊支持。让研究人员吃惊的是，前一组患者不仅经历的痛苦要少，而且她们能活的更长一些——生命平均延长了18个月。

斯坦福研究组的领导人戴维·斯皮格推测可的松和其它的“压力激素”能够损害人体自我保护的免疫系统。严重抑郁的人，如考试期间的学生和丧失亲人者白血球数量会减少。好的情绪也许不能对晚期的癌细胞产生较大的作用，但能够帮助已经被疾病和治疗折磨得很虚弱的患者减少二次感染的机会。

在他写的一本几乎被遗忘的书《基督教科学》（1903年）中，马克·吐温写到：

人的想象力量是一种可以治疗自己，同时也可以伤害自己的与生俱来力量。第一个人具有，最后一个人也将同样具有。

偶尔有些更严重的疾病带来的痛苦和焦虑或其它的症状能够通过信仰治疗师减轻——然而，并不能抑制疾病的发展进程。但这就已经不是小的效果了。信仰和祈祷能够减轻疾病及其治疗带来的某些症状，减轻痛苦的折磨，甚至可以稍稍地延长一些生命。在评价被称为基督教科学的宗教信仰时，甚至马克·吐温——那个时代最严厉的批评家——也承认心理暗示的力量引起人身体和生命的全身心的体验比在祈祷中忍受医疗的痛苦而死去更有价值。

在约翰·肯尼迪死后，各式各样的美国人宣称与他的鬼魂接触过。在他的照片被摆在许多人家里的神龛以前，超自然的治愈事件就已经开始报道了。“他为了他的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一个相信灵魂不死的宗教信徒曾解释道。按照《美国宗教大百科全书》上说：“对于那些信徒们来说，肯尼迪是他们的上帝。”类似的情形在猫王（艾尔维斯·普莱斯利）现象和其信徒由衷的呐喊“猫王还活着”中也能发现。如果这样的狂热信仰运动都能够自发地产生，那么很难想象那些有组织的，尤其是那些肆无忌惮的宗教运动会做些什么。

为了回答他们的疑问，兰蒂对澳大利亚电视台的“60分钟”节目组说，他们要的只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的把戏——利用的是一个没有经过魔术训练或公众演讲，并且干脆没上过宗教讲坛的人。当他仔细考虑这一骗局时，他的目光落在阿尔瓦雷斯身上，这个年轻的雕塑家，他是兰蒂的房客。阿尔瓦雷斯回答道，为什么不干呢？当我遇见他时，就发现他似乎是一个聪明、有幽默感、有思想的人。他经过强化训练，包括模仿在电视上露面和参加记者招待会。然而他没有必要思考答案，因为耳朵里有一个几乎看不见的无线电接收机，通过它对兰蒂进行提示。“60分钟”派人悄悄检查了阿尔瓦雷斯的表演，证明卡洛斯这个角色是阿尔瓦雷斯编造的。

当阿尔瓦雷斯和他的经纪人——同样是被召来从事这一工作，而且毫无经验——抵达悉尼时，懒散的毫不引人注意的詹姆斯·兰蒂在活动的周围用他的对讲机发出指令。证明文件都是伪造的。诅咒、泼水以及所有的情节都被认真排练以吸引媒体的注意，他们做到了。由于引起了电视和出版界的注意，于是许多的群众出现在歌剧厅里。一家澳大利亚报纸连锁店甚至全文印刷了“卡洛斯基金会”的传单。

当“60分钟”节目播出后，其他的澳大利亚媒体都被极大地激怒了。他们抱怨说他们被利用了，别人向他们说了谎。并说这“就像法律中对警察使用眼线有所规定一样”，彼得·罗宾逊在《澳大利亚金融观察报》上大发脾气：

对传播媒体一定要有一个限制以保证它们不会在设计一个误导性的场面时走得太远……。就我个人而言，只是不能接受这一点，即以撒谎的方法来报道事实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手段……。每次公众的问卷调查显示普通公众中存在一种怀疑，认为媒体的报道不会讲出全部真相，对于事实他们或是扭曲、或是夸大、或是抱有偏见。

罗宾逊先生是害怕卡洛斯也许已经给广泛流传的错误提供了一点佐证。报上的标题从“卡格斯如何愚弄了他们所有人”到“愚蠢的骗局”，未曾大肆宣扬卡洛斯的报纸开始对自己当时的克制感到宽慰。尼格斯对“60分钟”说“即使正直诚实的人也会犯错误”，否认自己被欺骗。他说，任何称自己为精通通灵术的人，都是确定无疑的骗子。

“60分钟”和兰蒂都强调澳大利亚新闻媒体对确认“卡洛斯”的真实性未做任何严肃的证实。实际上，“卡洛斯”在那些列出名单的城市中从未出现过。他在纽约剧院舞台上出现的录像带要感谢魔术师培恩和泰勒的帮助，是他们在那儿请求观众给予一阵阵热烈的喝彩；穿着金饰边长袍的阿尔瓦雷斯走上去，观众们按计划鼓掌欢呼，于是兰蒂得到了录像带，阿尔瓦雷斯挥手说再见，节目继续进行。另外，在纽约从来没有过那么一家叫做WOOP的广播电台。

怀疑的其它理由很容易在卡洛斯写的文章中找出来。但因为理智的价值是如此跌落，因为轻信的弱点——无论是新时代还是旧时代——如此的泛滥，因为怀疑的意识如此的淡薄，以至于没有什么拙劣的模仿是完全不可信的。“卡洛斯基金会”提供的拍卖品（实际上他们极其小心地不卖出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是一个“大西洲水晶球”：

迄今五个世间仅有的水晶球是升天的神在途中发现的。科学上还没有办法解释每个水晶球所利用的几乎纯粹的能量……，具有强大的治疗力量。它实际上是灵魂力量的化石和给予地球对新时代的来临做准备的厚礼……。五个大西洲水晶球中有一个是升天的主时刻随身携带的，作为自我保护和增长灵魂力量之用。其中有两个被美国的衷心的服从者获得，作为他们服从升天的主的要求所做出的重大贡献的回报。

另外，在以“卡洛斯的水”为标题的文章中有如下描述：

升天的主偶然发现了如此纯净的水，以至他开始对大量的水施以能量以使其他人受益，这是个必须精心的过程。为了制出数量总是极少的神水，升天的主净化自己和许多制成烧瓶形状的纯石英晶体；然后使他自己和水晶球放入一个抛光的、能时刻保持温暖的大铜碗中；经过24小时后，主管者把能量注入水的灵魂储藏在库中……。这样，水的灵魂在用时无需从瓶子中取出，而只要握紧瓶子并集中注意于伤口或疾病即可进行治疗，最后产生惊人的效果。无论怎么严重的不幸降临到你或你的亲人头上时，涂极少这种能量之水立即会帮助你复原。

而在“卡洛斯的眼泪”一文中又有这样一段话：

那个升天的主所设计的细颈瓶子呈现出红色，因为眼泪充分证明了它们的强大力量，但它们在冥想中的影响力（原文如此）被那些体验过的人描述成“光荣的唯一”。

还有一本小册子，名为《卡洛斯的训导》，它是这样开头的：

我是卡洛斯，

我从过去无数的化身走向你，

我有一段伟大的教义要告诉你，

仔细听，

认真读，

审慎思考，

真理就在这儿。

书中第一课问道：

“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回答是：“谁能作出唯一的答案？对任何问题都有许多的答案，并且所有答案都是正确的。就是这样，你明白了吗？

这本书告诫我们在读懂本页之前不要翻到下一页。这是使我们很难读完它的几个因素之一。

对于怀疑者，它在后面启示道：“我只能这样说：让他们按他们所希望的去做吧，他们最终将什么都得不到——也许是两手空空。但信徒们有什么呢？什么都有！既然所有的和任何的回答都正确，那所有问题自然就都得到了解答。你的回答是对的！反驳他们吧，怀疑者。”

还有：“不要对任何事情都要求解释。尤其是西方人，总是对为什么这样或为什么那样要求做冗长的解释。许多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为何非要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呢？……简洁地说，所有事情都会变成真的。”

这本书的最后一页只印有一个大写的词：告诫我们，去“思考！”

《卡洛斯的训导》一书的整个内容都是由兰蒂写的。是兰蒂和阿尔瓦雷斯用了几个小时用膝上型计算机匆忙写成的。

澳大利亚新闻媒体感觉被他们中的一员出卖了。这个国家中起领导作用的电视节目背离了原来的常规，而去揭露那些致力于新闻和公共事务的机构中以假乱真的广泛的不严肃行为。一些媒体分析家辩解道，这显然不重要，如果重要的话，他们早就把它检查出来了。很少有人承认“是我的过失”。但当第二个周日的“60分钟”对“卡洛斯事件”进行回顾时，所有上当者却没有一个愿意出现在节目中。

当然，这样的事不独澳大利亚能够发生。阿尔瓦雷斯、兰蒂和他们的共谋者们如果选择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会产生类似的效果。即使那些向卡洛斯提供全国的电视观众的人也清楚地知道应该问一些怀疑性的问题——但他们无法拒绝第一个邀请他露面的诱惑。当卡洛斯离去后，媒体之间的内讧占据了报纸头条新闻。对于这次揭露骗局写出了大量的令人迷惑的文章。什么是问题的关键？这件事情证明了些什么？

阿尔瓦雷斯和兰蒂证明了我们的信仰是多么容易被左右，我们是多么容易被诱导，当人们感到孤单和信仰饥渴时又是多么容易被愚弄。如果卡洛斯在澳大利亚停留的时间再长一些，更多地集中于信仰治疗活动——通过祈祷、对他的信仰、对装在瓶子中的眼泪寄予希望、抚摩他的水晶球——毫无疑问会产生许多关于人们的疾病如何被治愈的报道，尤其是那些心理病例。甚至不需要更具欺骗性的东西，仅仅通过他的出现、讲话和其它辅助物，也会有部分人会因为卡洛斯的存在而感到身体精神都好多了。

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伴随几乎每个信仰治疗师的安慰剂的作用。当我们相信我们已服用了一种很有效的药品后，痛苦消失了——至少是在一段时间内；同样，当我们相信我们得到了有效的精神疗法后，疾病有时会悄悄溜走——至少是在一段时间内。有些人自发地宣称他的病好了，而实际并没有好。在诺伦和兰蒂以及其他人对那些被告知已被治愈，而且自己承认——例如，美国信仰医疗师的电视转播治疗服务——被治愈的人的详细追踪研究中发现，甚至找不到一个有严重器质性疾病的病人实际上是被治愈的。即使他们的病情有了令人惊异的好转也是可疑的。就如卢德事件告诉我们的，在你发现一例令人吃惊的康复之前，你可能必须调查1万到100万病例。

一个信仰治疗师也许想，也许不想通过精神欺骗来开始工作。但令他吃惊的是，他的病人看起来好转了。由于他们的感情是真诚的，感激是由衷的，所以当医疗师受到了批评，他的病人会站出来维护他。几个年老的参加过悉尼歌剧院表演的人被“60分钟”的对骗局的揭露激怒了，他们对阿尔瓦雷斯说：“不要管他们怎么说，我们相信你。”

这些成功足以使许多骗子确信——不管他们开始是多么的玩世不恭——他们真的拥有神秘的力量。也许他们不能每次都成功。他们安慰自己说，这种力量时有时无。他们必须把不成功的例子掩藏起来。如果他们必须间或搞些欺骗，他们总会告诉自己，这是为了更高尚的目标服务，他们的饶舌经过了检验，它有效。

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只是想赚你的钱，这是个好消息。但令我担心的是卡洛斯再出现时将会带来更大的诱惑——一个有吸引力的、有权威的、爱国的和具有领导魅力的人。我们都渴望有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正直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将立即行动起来，去支持他、信任他，我们自己也会感觉好一些。大多数记者、编辑和出版商——连同我们中的其他人——将会对真正怀疑性的调查感到羞愧。他不想再给你兜售祈祷、水晶球或是眼泪。也许他会向你兜售战争、替罪羊或是比卡洛斯更加无所不包的一大捆信仰。无论它是什么，它都将伴随着对怀疑主义危险的警告。

在著名的电影《奥茨的巫师》中，多萝茜、稻草人、廷·乌兹曼和胆小的狮子受到的威胁来自——真正可怕的——巨大的代神发布神谕的‘伟大的奥茨’。但多尊茜的小狗陶陶向一个用来隐蔽的帘子猛咬，从而揭露出伟大的奥茨实际上是一台机器，而操纵者是一个被吓坏的矮胖男子，他也是被流放到这个偏远而陌生的地方来的。

我想我们是幸运的，因为詹姆斯·兰蒂正在努力地拉开帘子，但光靠他一人去揭露世界上所有的庸医、骗子就如同相信那些江湖骗子一样危险。如果我们不想再上当受骗，我们需要自己来做这件事。

最惨痛的历史教训之一就是：如果我们已被欺骗了足够长的时间，我们就会倾向于拒绝任何证明我们受骗的证据，我们对发现真实情况不再感兴趣。欺骗控制了我们。即使是让我们自己承认被欺骗的事实，也是很痛苦的事情。一旦你给予了骗子控制你的力量，就几乎不可能再摆脱了。所以当新的欺骗产生时，过去的欺骗依旧顽强地存在。

降神会只有在黑暗的屋子里举行，最好的情况也只能朦胧地看见幽灵的影子。如果我们把灯光开大一点，我们就有机会看看正在发生什么，幽灵就会瞬间消失。我们被告知他们是很害羞的，我们中的一些人就相信了。在20世纪的灵学实验室里，有一个“观察者效应”：那些被描述为天才的通灵者们发现只要怀疑者一来，他们的力量就显著减弱，而一旦有像詹姆斯·兰蒂那样精通魔术的人出现则力量就会完全消失。由此可见，他们所需要的只是黑暗和轻信。

一个小女孩曾是一起19世纪著名的诈骗案——与灵魂交谈（幽灵用振耳欲聋的声音回答问题）——的同谋。她长大以后承认那是个骗局；她使大脚趾的关节劈啪作响，她演示了这是如何做到的。但她的公开道歉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而且她在被了解后，遭到谴责。灵魂交谈已如此被人确信，仅仅是一个认罪的交谈者信口说的话是无法使人否认它的，尽管最早是她开始整个欺骗活动的。一个故事开始流传，说她的认罪是在狂热的理性主义者强迫下做出的。

像我前面提到的，英国的一些骗子承认他们制造了“农田圆圈”——在田地里的几何图形。那并非什么外星艺术家用小麦做的艺术品，而只不过是两个家伙用木板、绳子和一点古怪的想法做成的。甚至当他们演示是怎么做的时候，信仰者还是不为所动。他们争辩道，也许有些农田圆圈是骗人的，但圆圈太多了，其中有些图形太复杂了，只有来自地球之外的力量才能制作出来。英国其他的骗子们也承认了。但有人反驳说，农田圆圈在英国之外的地方也存在，比如匈牙利，这又做何解释呢？不久匈牙利一群盲目效仿的青少年也承认了。但是，还有……

为了检验一个精神病医生对外星人劫持的轻信程度，让一个妇女假装说受到了劫持，治疗师对于她编造的幻想很感兴趣。但当她宣布这是个骗局时，治疗师的反应如何？重新检查他的会谈记录或自己对这样的病例意味着什么的理解吗？不。在另一天里他说：（1）即使她没有意识到，但她已经被劫持了；或（2）她有些疯狂——毕竟她去看了精神病医生，不是吗？或（3）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是个骗局，只不过是为了让她自作自受。

有时我们更容易抛弃有力的证据而拒绝承认我们已犯的错误，这是值得我们了解的关于我们自身的信息。

一个科学家在巴黎的报纸上登了条广告说，他可以提供一张免费的占星天宫图。他收到了约159份的回应，每一个都按要求详细地写了地址和出生时间。每个回应者都收到了同样的一份天宫图，并附有一张询问天宫图准确度如何的问卷。94％的人（和90％的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回答说在天宫图里至少辨认出了自己。然而，这张天宫图是给一个法国杀人犯绘制的。如果占星家不用看到对象就可轻松地做到这些，可以想象那些能够极其灵敏地感觉到他人的细微变化而没有过分顾虑的家伙能够做得多么好。

为什么我们如此容易就被预言家、心灵感应者、看手相者和茶叶、芋头、欧薯草的判读者或类似的人所欺骗？当然，他们注意到了我们的姿势、面部表倩、衣饰和关于一些无关痛痒问题的回答。他们中有些人对此非常擅长，在这些方面许多科学家几乎从未意识到。有一个计算机网络，“职业”通灵学家向它提供自己顾客的生活细节，使他的同事马上就能得到这些情况。一个关键的工具就是所谓的“不偏不倚的描述”，一种将对立的偏好非常巧妙地平衡起来的陈述，以至于任何人都会意识到其中有一点是说对了。这里有个例子：

有时你是一个性格外向的、和蔼可亲的、好交际的人，但有时却内向、谨慎、沉默寡言。你发现把自己过于坦白地暴露给别人不是明智的。你情愿有较多的改变余地，而不愿受到约束和限制的包围。外表是有节制的和守戒律的，但内心却是焦虑和不安的。当你有些个人的弱点时，你总是对它们进行补偿。你有很多没有用过的能力，你从未把他们转化为你的优点。你有一种总对自己不满的倾向。你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让别人喜欢你、崇拜你。

几乎每个人都能意识到这些性格的存在，许多人感觉它们精确地描述了自己。这不足为奇：我们都属于人类。

一些治疗专家家认为，可以证明存在受抑制的童年性虐待记忆（例如，《治疗的勇气》，艾伦·芭丝和劳拉·戴维）的“证据”清单很长而且很单调：包括睡眠紊乱、嗜食、厌食和易饿、性机能失调、无故的急躁，以及不能记起儿时受到的性虐待。另一本由社会工作者苏·布鲁姆写的书中，列举了其他泄露已被忘记的乱伦的症状：头痛、猜疑或缺乏怀疑，过度的性欲或缺少性欲和热爱父母。查尔斯·怀特菲尔德博士列出了检查“机能失调”家庭的诊断清单：“疼痛”，在危急时刻感到“特别有活力”，渴望“权利地位”，尝试过接受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然而仍感到“有些不对头或若有所失”。像“不偏不倚的描述”一样。但如果这个清单太长或涉及过广，则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些“症状”。

怀疑性的调查不仅仅是根除施加在那些最不能保护自己和最需要我们同情的人身上的骗局和虐待的有力工具（而人们几乎没有提供其它的希望），它也是一种及时的提醒物：由于得益于对在一个充满没有被充分有效治疗的政治病的社会中那些失望者、轻信者、无抵抗力者的欺诈，其它的各种谎言通过群众集会、广播、电视、印刷媒介、电子交易市场、邮购等各种形式注入到政体之中。

那些伪装成事实的胡说八道、骗局、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欺诈和个人的愿望不仅限于对我们心中所想象的事物所进行的神秘的和模棱两可的诱导，不幸的是，它们已渗透到每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宗教、经济主流之中。（1656年托马斯·阿迪在《预言家和巫师》一书中抨击了这些人：“对于疑惑的事情，他们给出令人疑惑的回答……可能性越确定，他们给的回答也越确定”。）

第十四章 反科学

世上不存在什么客观真理。所谓真理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世上也没有什么客观现实。所谓客观现实也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在我们通常获取知识的方式之外，还存在其它精神的、神秘的、内在的、更高级的认识事物的方式。如果某种体验你觉得是真实的，那么它就是真实的。如果一种思想你认为是正确的，那么它就是正确的。我们无法获得任何关于世界真实本质的认识。科学本身是非理性的和神秘的。它只不过是另一种信仰或信念的体系，或者是一种神话，没有更多的可证实性。事实上，信仰是真是假并不重要，只要这些信仰对你有意义。

小西奥多·希克、刘易斯·沃思，新时代的信仰的总结，选自《如何思考奇异事物：对新时代的批判思考》（加利福尼亚，1995）

如果有理由认为已建立的科学框架是错误的（或者是过于武断的、互不相关的、非爱国主义的、亵渎神圣的或主要是为当权者的利益服务的），那么，也许我们就省去了去理解那些很多人认为非常复杂难懂、高度数学化的、非直觉性的知识体系所遇到的麻烦。这样一来，科学家们或许就将面临他们应得的报应。同时，对科学的嫉妒将被超越。那些一直在探索其它获取知识途径的人，那些私下里怀着被科学嗤之以鼻的信仰的人们将重新抬起头来，将在阳光下占有一席之地。

正是科学自身的善变导致了人们对它的不信任与攻击。当我们刚刚有些明白了那些被科学家们热烈讨论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却告诉我们那些东西已不再正确。即使它们仍然正确，科学家又开始讨论许多闻所未闻、难以相信、带给人不安的暗示的所谓“新发现”了。因此，科学家可以被视为是在愚弄我们，被认为想要推翻一切，被看做社会危险分子。

著名物理学家爱德华·尤·康顿是量子力学的先驱，曾参加过二战期间的雷达和核武器研制。他曾担任康宁·格拉斯的研究主任、美国国家标准局局长、美国物理学会会长（此外，在晚年任科罗拉多大学物理学教授期间，他曾领导了一个由美国空军资助的颇具争议性的UFO的研究项目）。康顿是被一些国会议员视为“对美国的忠诚值得怀疑”的物理学家之一。在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国会议员里查德·M·尼克松曾主张吊销康顿的安全许可证。此外，美国国会非美人员活动委员会主席、狂热的爱国主义者吕普·J·帕勒·托马斯也称物理学家“康顿博士”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最薄弱环节，甚至，在某一方面，是“缺失的一环”。他对宪法权利保障自有他的一套看法，这从他对证人律师的回答就可看出：“你们所具有的权利是我们委员会赋予的。在我们委员会里，我们将能够确定你已经拥有了什么样的权利以及你尚未拥有的权利。”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公开号召那些被国会非美人员活动委员会召见的人拒绝合作。1948年，哈里·杜鲁门总统在一次美国科技促进协会的年会上与康顿坐在一起。会上，他指责了吕普·J·帕勒·托马斯及国会非美人员活动委员会的行径。他认为“在一种无根据的流言诽谤横行、人人自危的社会大环境下，科学研究将受到严重抑制，而最终导致不能产生重大的科学发现”。他称国会非美人员活动委员会的行为是“目前最需要杜绝的，是最不具有美国精神的行为。这是一个极权国家所做的事情。”

在此期间，剧作家亚瑟·米勒以萨雷姆女巫案审判为题材创作了《严酷考验》一剧。当这部作品在欧洲首演时，美国外交部拒绝为米勒签发护照，理由是他的出国之行将对美国利益有不利影响。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开幕式上，他的剧作得到了观众暴风雨般掌声的欢迎。美国大使当场起立并鞠躬致谢。在国会非美人员活动委员会，米勒由于在作品中影射国会调查与女巫案有共同之处而受到了严厉谴责。在那里，他回答：“先生，这种比较是无法回避的。”不久之后，托马斯即以欺诈罪被投入监狱。

在我还是研究生的时候，我曾做了康顿一个夏天的学生。我至今仍能清晰地忆起他讲述的被带到忠诚调查委员会接受检查的经历：

康顿博士，据说你曾处于被称做——说到这，审讯者停了一下，缓慢而仔细地的读了一下这几个字：

“量子力学——的物理学革命的前沿，这很令听证会注意，既然你能站在这一场革命运动的前沿，为什么你就不可能站在另一场革命的前沿呢？”

康顿很机敏地回答说对他的指控是不正确的。他举起右手说他并非物理学的革命者：“我信奉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已经创立的阿基米德定律，也相信17世纪发现的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同时我还笃信牛顿定律……”，他接着又列举了一系列如伯努利、傅立叶、安培、波尔兹曼和麦克斯韦等显赫的人名。但是，他的这种物理学家式的回答方式并没有使他的处境有多大改善。因为，在诸如对国家是否忠诚这样的严肃问题上，法庭是不会欣赏任何幽默的言辞和举动的。不过，在我的印象中，他们对康顿最有力的指控是说他在上高中时曾经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递送社会主义者们办的报纸。

试想一下你非常认真地想要理解量子力学是什么，首先，你必须打下坚实的数学基础。只有当你掌握了数学各个分支的知识后，你才能迈过通往很高层次的知识的门槛。你必须依次学习算术、欧几里德几何学、高中代数、微积分学、常微分方程和偏微分方程、矢量微分、数学物理方法中某些特殊函数、矩阵代数和群论。对于大多数学习物理的学生而言，这一过程大概要占去从小学三年级到研究生低年级之间大约15年的时间。这些课程的学习实际上并不涉及任何量子力学知识，恰恰相反，所有这些努力只不过是为深入了解量子力学建立的数学知识框架而已。

科学普及者的工作，试图令没有经过这一过程的普通听众理解量子力学的观点，是令人畏缩的。事实上，在我看来至今仍没有谁能成功地普及量子力学，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由上述原因造成的。量子力学的数学复杂性和量子理论的绝对的非直觉性结合起来，使得一般的常识在理解这些问题上显得束手无策。里查德·费因曼曾说：“没有谁知道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它就是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

假设现在我们以怀疑的态度去研究一些难解的宗教。新时代教义或萨满教的信仰体系。假定我们都是思想开放的人，而且我们确信在这些宗教或信仰里面存在一些有趣的事情。在我们向这些宗教的信徒简单地自我介绍之后，就请求他们对他们的宗教或信仰作个可以理解的概括。无一例外的是，在我们提出请求之后，他们总是告诉我们说这是个非常复杂、充满着神秘意味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的。不过，如果我们愿意花上15年左右的时间去实践一下虔诚的僧侣生活的话，那么，届时我们就会比较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了。我想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说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这么做。很多人还会怀疑所谓15年只能初窥门径恰好证明这整件事是个骗局：如果一件事难到让人无法理解，那不也就意味着我们无法有理有据地对它进行评判了吗？这样一来不就使得欺骗行为更加肆无忌惮了吗？

那么，萨满教、神学、新时代教义与量子力学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回答似乎是显然的：即使我们无法理解量子力学，但我们能够证明它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例如，我们可以比较量子力学理论的定量预测结果与实测到的特定化学元素的光谱线波长、半导体与液态氦的行为特征、微处理器，及它们的构成原子组成什么样的分子形态、白矮星及特性、微波发射器与激光发生器的机制以及不同物质对磁场的不同响应等。我们不理解量子力学的理论并不妨碍我们去看其预测的结果，而且，并不是只有物理学家才能明白这些实验结果揭示了什么问题。在每一次这样的实验中，与其它例子一样，量子力学的预测结果以惊人的高精度为实验数据所证实。

但问题是，萨满教徒同样会说他们的教义是合理的，因为它同样是有效的。尽管他们的教义不能解决诸如数学物理学这一类神秘的问题，但却可以解决另外一些问题。例如，他们有一套医治病人的特殊方法。那么，好吧，让我们来对萨满教徒的治病案例进行统计分析，看看他们较之于通常的安慰疗法有什么优越性。如果萨满教徒的治疗方法确实比普通安慰疗法更有效的话，那么，就让我们乐意地认为他们的方法的确有其特殊的效力，而毋庸考虑他们所治疗的疾病多数是些源于心理的疾病，即使没有进行治疗，只要病人能够获得一种比较良好的心态的话，这些病是完全可能不治而愈或得到减轻的。同时，我们还可以比较不同的萨满教派别的治疗效率的差异。

至于萨满教徒知不知道他们的治疗方法产生效果的机制，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量子力学中，我们提出的对自然的理解是有根据的。这种理解建立在对一些前人没有做过的实验结果的渐进的、定量的预测基础上。当实验结果证实了理论预测，特别是如果二者在数量上精确吻合时，我们就会认为自己掌握了自然规律。但是，在萨满教徒、牧师和新时代宗师中却很少有这样的例子。

1931年，著名的科学哲学家莫里斯·科恩在他的著作《理性与自然》中还讨论了另外一种重要的差异：

可以肯定，绝大多数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之所以会接受科学完全是因为权威的影响。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旧能够明显地察觉到两种体制之间的差别。前者（即科学）是一种开放的体系，它欢迎每一个人的参与、研究并对之作出改进；而后者（宗教）则认为对它的教义的怀疑根源于内心的邪恶，像红衣主教纽曼指责那些怀疑《圣经》的绝对正确性的人那样。理性的科学它的可信的观点在必要时是可以改进的，而非理性的权威主义则规要求修改他们的教义为缺乏忠诚的表现。

作为前现代文化组成部分的神话与民间故事具有一定的解释或至少是帮助回忆历史的价值。因为在那些妇孺皆知、雅俗共赏的故事中常常嵌入了特定的环境条件与历史事件。例如，当我们记住了鹊桥相会的优美传说，也就记住了在一年中的某一天哪个星座正在升起或知道了银河系的方位。由于识别天象对于农作物的播种和收割以及跟踪猪物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这样的神话传说就具有了重要的实际意义。同时，这样的神话还可以帮助进行心理学映射测试，或确认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银河就真的是条河，当然，也不存在真正的独木舟在我们的眼前，使我们横渡银河。

热水浸泡亚马逊雨林中的一种树皮可以提取出奎宁。但是，令人难解的是古代人们是怎样从成千上万种植物中发现由这种植物制取的茶叶可以缓解疟疾的症状的？他们一定曾对各种各样植物的根、茎地、叶和树皮进行了如咀嚼、捣碎或浸泡等各种尝试，这样一代一代地继续着大规模的科学实验（今天由于医学伦理的原因已经不可能重复这些实验了）。想想吧，曾有多少其它树皮的浸泡物被发现无效，或引起人的呕吐反应甚至致人死命啊。在这些情形下，原始医生们从可能有药用价值的植物名单上把它们划去，然后又进行对其它未知性质的植物的实验。这种民族药理学的资料积累过程是零碎、非系统的，甚至是无意中获得的。然而通过反复的试验和失败，仔细记下哪些药物有效，他们终于达到了目的——从植物王国中很丰富的分子中积累了一部有效的药典。因此，从民间医药学中汲取有关挽救生命的知识绝对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地在世界范围内从这些民间知识里挖掘宝藏。

同样地，在预测奥里诺科河附近的峡谷天气方面，也存在类似情况。完全可能，工业文明前的居民们已经注意到了在特定地理区域内近千年的规律性，各种前兆及种种现象间的因果关系，而这些是那些远处的大学里的气象学或气候学教授一无所知的。不过，这并不等于说这些地方的萨满教僧侣就有能力预测遥远的巴黎或东京的天气，更毋庸说是全球的气候了。

一些特定的民间知识是非常有效和珍贵的，其它一些则至多是一些隐语或典籍。显然，民族药理学属于前者，而天体物理学则属于后者。虽然所有的信仰和神话都值得我们充满景仰地聆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这些信仰和神话都是同等有用的。尤其当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了解外部客观世界，而不是内在的思想形式时。

近几个世纪以来，科学经历了一系列的攻击。这些攻击与其说是伪科学，毋宁说是反科学。目前，对科学，或者更广义地被称为学术的最主要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它的过分强烈的主观性。一些学科，例如历史学，甚至被宣称为是彻头彻尾的主观主义。历史的撰写者全都是那些历代的胜利者，他们编纂历史书的目的无非是要为他们的各种行为辩护，或者是要唤起爱国热情并压制被征服者的合法权利。当两方面都未能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时，对真正发生的历史，他们将各自写下自我吹嘘的记载。例如，英国的历史书对法国进行了大肆谴责，反之亦然。直至近年，美国历史书还忽略了早期对美洲土著居民实施的实际上是类似于纳粹“生存空间”理论和种族灭绝政策的事实；而日本的历史书对于导致二次大战的事件的描述淡化了他们的穷凶极恶，而认为他们的动机显然是试图将亚洲从欧洲和美国的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1939年，纳粹军队攻占波兰，但纳粹的历史学家却公然宣称波兰无缘无故对德国进行了无情的攻击；苏联分别在1956和1968年对匈牙利和捷克的革命进行了镇压，但苏联的历史学家却借口说苏联军队并不曾入侵这些国家，是应他们正常的声明，而不是俄国人的傀儡的邀请而去的；比利时的历史书则拼命地粉饰对曾是其藩地的刚果的残暴统治；在那些保留着奴隶制的基督教社会中，讲道坛和学校常常会对上帝对奴隶制的宽容甚至提倡进行热烈的争论，而与此同时，那些废除了奴隶制的国家却对此缄默不语。即使是像爱德华·吉本这样一位才华横溢、学识渊博而又沉着冷静的历史学家有时也不免感情用事。由于关于美国革命的观点不同，他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之间曾经闹得很不愉快，甚至同在一间英国乡村酒吧中相遇时也行同陌路。（后来，如富兰克林确信的那样，当吉本的研究从罗马帝国的衰落转向不列颠帝国的衰落时，他主动向吉本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关于不列颠帝国的衰落，富兰克林的观点是正确的，只不过他的时间表比实际的历史进程提早了大约200年左右。）

以上所援引的历史历来都是由那些受人尊敬的专业历史学家撰写的。常常，这些历史学家都是现存体制的重要支持者。因而，在他们撰写的历史书中，那些代表个别地方或民众的反对意见就常常被一笔带过。为了达到“更重要”的目的，客观性被牺牲掉了。正是由于存在这种可悲的现象，有人进一步推断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历史学”可言，重构实际发生的事件是不可能的，那么，人们所作的最多也只不过是些带有偏见的自圆其说；这种关于历史学的推断往往被推广到所有知识领域，自然也包括科学。

即使我们完全重构历史的能力极其有限，即使那些有助于重构历史的有用信息往往与其它自我吹嘘的喧嚣声混为一体，谁又能否认那些由偶然因果链所决定的历史进程的客观实在性呢？历史学从一开始主观和偏见的危险就很明显。修昔底斯曾经对这种情况提出过警告。西塞罗曾写道：

历史学第一定律是历史学家不能记下虚构的历史；第二定律是历史学家不能隐瞒真相；第三定律是历史学家的工作不能带有任何偏见或喜好的嫌疑。

萨马沙塔的卢奇安在公元170年发表的《如何撰写历史》中指出：“历史学家必须是正直无畏的；他们热爱坦率和真理，而不依附于任何势力。”

试图真实地重现历史事件是那些真诚的历史学家的责任，尽管，这一责任可能是令人失望和担忧的。历史学家必须学会压制由于其国家受到冒犯而引起的愤慨，承认的确本国的领袖可能犯下了残暴的罪行。因此，这些历史学家就会面临这样一种职业危险，那就是受到愤怒的爱国者的攻击。历史学家应当认识到对历史事件的记载已经过了有偏见的人的过滤。认识到历史学家自身也是带有偏见的，那些想知道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的历史学家，必须去熟悉那些其他的，一度是敌对的国家的同行的观点。我们所能期望的是，不断地接近真实，循序渐进地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使得我们对历史事件的理解更正确。

类似的，科学中也存在主观和偏见。我们无一例外地怀有偏见，我们同别的人一样生存于偏见盛行的环境当中。科学家们无法脱俗，他们偶然也会为那些臭名昭著的理论提供帮助和方便（例如，他们通过测量脑容量的大小或脑颅骨的突起或智商的高低来论证所谓的种族优越性或性别优势等）。通常科学家们不愿意冒犯金钱和权势，他们中的少数人甚至进行欺骗和剽窃。不少科学家曾经毫无愧疚地为纳粹工作，并且，科学家们也常常表露出与人类沙文主义或智力局限相连的偏见。正如前面所讨论的，科学家对那些致命的技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一些情况下，他们是因为没有对这些技术的始料未及的副作用给以足够的警惕而研制它们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们是故意发明这些技术用于生命的摧残和毁灭。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率先对这些危险的技术发出警报的也是科学家。

科学家与普通人一样也不能避免犯错误。如前所言，科学家的职责是识别人类的弱点、调查各种各样的观点和主张并进行无情的自我批判。科学是一项集体性的事业，在大多数情况下，一切纠错功能都在顺利地起作用。科学相对于历史学有着巨大的优势，即，可以借助科学实验进行研究。对历史学而言，如果你对导致1814－1815的《巴黎条约》的那些谈判过程不清楚，重演这些历史事件是一个不可行的选择，并且，你也不可能向参加者提出问题，他们早已不在人世了。因此，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各种历史记录中挖掘证据。

而对于自然科学而言，为了获得或验证某些科学知识，你可以无数次地重复你所希望了解的过程，或者应用各种新方法对原来研究过的问题进行研究，检验各种各样的可能假说。当新的设备被制造出来以后，你还可以用这些设备重新做以前做过的实验，看一下灵敏度的提高带来了什么新的结果。对那些以历史为对象的科学问题，即使我们不能进行相应的重复性实验，但是通过分析各种相关的情况可以寻到其间的关联和共性。尽管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让恒星爆炸，也不能通过实验重复哺乳动物的进化历程，但是我们仍能够在实验室中模拟超新星爆发的一些物理学现象，或者极其详尽地比较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的基因组成。

尽管如此，许多人仍然声称自然科学并不比其它任何类型的知识更富于民主和理性，甚至有人认为推理本身也只不过是一种错觉而已。美国革命者、在泰孔德罗加堡被俘的绿色山地童子军领袖埃特安·爱伦曾对此作过如下评述：

那些断言推理无效的人必须认真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他们在驳斥推理的过程中是否应用了推理的手段。如果他们用了推理方法，那么，他们无疑是在支持他们竭力攻击的原则。反过来，如果他们没有使用推理（为了不自相矛盾他们必须如此），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得到理性的断言或进行理性的辩论。

对此读者可以自行评判这一观点的深度。

凡是亲自经历过科学进步的人都可以观察到这一过程中所存在的相当个人化的奋斗。总有那么一些少数人，他们或是出于简单的好奇和极大的真诚，或是出于对现存知识体系不完整的失望，甚至仅仅是被想象出来的自己与别人相比在理解问题方面的无能所困扰，于是，他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意味着巨变的关键问题。少数品格高尚的人超然于嫉妒、野心、背后诽谤、压制异己与可笑的自负组成的汹涌波涛之外进行着这样的工作。在一些领域，特别是成果卓著的领域，这样的行为几乎成为了规范。

我觉得似乎是社会的混乱和人类的缺陷帮助了科学事业的存在与发展。对科学而言，存在一种已经建立的框架，使得任何科学家都能够证明别人是错误的，而且能确保所有人都能够知道这一点。即使有时候我们的动机是卑下的，我们仍然不由自主地在摸索一些新的事物。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美国化学家哈罗德·C·尤利在他70多岁时向我透露说，在过去的很多年中，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向着一个目标努力，那就是要证明他是错的。他把这种情况称为是“西部最快枪手”并发症：年轻的快枪手在战胜了著名的上一辈的快枪手之后，将继承上一辈快枪手的荣誉并赢得人们的尊敬。他埋怨说这是一种恼人的状况。不过，也正是这种情况的存在引导了那些年轻而狂傲的家伙涉足那些他们本不会涉足的重要领域。

作为一个人，科学家有时也会犯选择性观察的错误，例如，他们总是倾向于记住那些他们成功的经历而遗忘那些犯错误的经历。但是，在很多情况下，错误却往往蕴含着正确的部分，或是能够激励其他人去发现真正正确的东西。弗雷德·霍伊尔是当代最杰出的天文物理学家之一，他对于我们理解恒星演化、化学元素合成、宇宙学及其它许多问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时，在任何人都没有想到存在需要解释的问题的时候，他已经获得了关于这类问题的正确答案，而在另外一些时候，他却提出或这或那的错误的、恼人的、不能让人容忍的古怪观点，以致观察人员与实验人员觉得必须去进行验证。不过，尽管那些冲动的、集中的试图证明弗雷德错了的努力胜败交错，不可否认的是，在几乎每个问题上这些人的努力将相应领域的研究向前大大地推进了。即使是弗雷德的最不能让人容忍的观点，例如，弗雷德曾提出流感病毒和艾滋病病毒来源于彗星，并认为星际灰尘颗粒是些细菌，在论证或反驳他的观点的过程中，获得了极其丰富和有意义的新知识，尽管最终也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明这些特别的见解。

也许列出一些科学家犯错误的例子对科学家们不无益处，也许揭去科学神秘的面纱将有助于启迪年轻的科学家。在历史上，即使是像乔哈尼斯·开普勒、伊萨克·牛顿、查尔斯·达尔文、格雷格·孟德尔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科学家也曾犯过严重的错误。幸运的是，科学事业是一种集体的事业，任何个人的影响都不能超过集体的作用。因此，即使那些最有才华的科学家犯了错误，这些错误也能被其他远不如他们的科学家发现并弥补。

就我个人而言，我曾在过去的书中记述那些我被证明是正确的一些例子，现在再来看一看我所曾犯过的错误。在宇宙飞船能够探测金星以前，我曾认为那里的大气压只是地球大气压的几倍，但实际上，探测结果表明是几十倍；我曾认为金星上的云层主要由水组成，而探测结果却表明金星云层中的水分含量仅为25％；我曾认为火星存在板块构造，但宇宙飞船的近距离观察的结果表明在火星上几乎不存在板块构造的迹象；我曾认为土卫六上偏高的红外温度是由那里强烈的温室效应引起的，而实际上却是由大气同温层的逆温效应引起的；在1991年1月伊拉克燃烧科威特的油井之前，我曾警告说油井燃烧所产生的烟气将会上升到很高的高度，从而会对大部分南亚地区的农业产生不良影响。但是，事实表明，除了使波斯湾的中午变得昏暗并使气温下降4－6℃之外，这些烟气很少能上升到同温层，因此不可能对南亚产生什么影响。在进行这些计算的时候，我显然没能对计算过程的不确定性予以充分的考虑。

不同的科学家有着不同的思考习惯，有一些可能更谨慎一些。如果科学家们不是彻头彻尾的教条主义者，而且各种新思想又都能够得到检验的话，那么，是不大可能对社会产生什么危害的。事实上，在这种提出思想和检验思想的过程中，科学将会发生显著的进步。在上面我被证明是错误的那四个例子的头一个中，在没有翔实的宇宙探测数据的条件下，我试图从一点点线索出发去了解遥远的世界，因而犯下了错误。实际上，当我们获得了越来越多行星的探测数据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许多原来认为是正确的观点被新的事实推翻。

后现代主义者批评开普勒的天文学根源于他的中世纪的。一神论的宗教观，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被一种使他所属于的特权社会阶层永存的愿望所驱使，或是出于证实他所提出的无神论的动机。如此种种，有些批评是正确的，而有些则显然是失之偏颇。

但是，如果科学家们确实是审慎诚实的，而且其他具有不同观念和倾向的人又能够检验他们的工作，那么，他们在进行研究工作时带点个人的偏见和感情偏好又有什么关系呢？可以肯定，没有人会争论说从保守的角度计算14和27的和不同于从自由的角度得到的结果，或者，一个函数的导数是它本身，这样的函数在北半球是指数函数，而在南半球却是另一个函数。同样，任何周期函数都可以在任意指定的精度下用傅立叶级数表示，而无论是印度的数学中还是在穆斯林国家的数学中。非交换性代数（即A乘B不等于B乘A）对于印－欧语系的人与芬兰乌戈尔语系的人来说都是内在一致和有意义的。数学也许会受到毁誉参半的评价，但不可否认它对于任何种族、文化、语言、宗教和意识形态都是同样正确的。

与此相反，尚有其它许多处于另一极端的问题。例如，抽象表现主义究竟是伟大的艺术形式，还是对伟大音乐艺术的亵渎？抑制通货膨胀与降低失业率究竟何者更重要？法国文化是否比德国文化更优越？是否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抑制谋杀的法令或措施？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过分简化了的，有些问题难置可否，无法用对或错简单地衡量，也有一些的答案基于一些难以言说的假定条件。对于这些问题，各种局部性的偏见将很可能决定对问题的回答。

在这样一种主观的连续体中，科学既有可能完全不考虑文化规范，也有可能完全依赖于文化规范，这样，科学是不是在说谎？尽管各种各样的偏见和文化沙文主义层出不穷，而且不断地改头换面，但是，科学仍然是接近于数学而远离时尚的。因此，那些认为科学发现总体上是主观偏见的观点本身也不仅只是一种偏颇之见，而且是似是而非的。

历史学家乔伊斯·阿普尔比、里恩·亨特和玛格利特·雅格布在1994年出版的《说说真实的历史》一书中对伊萨克·牛顿进行了批评，说他因为害怕威胁到传统的宗教并导致社会混乱和无神论而拒绝接受笛卡尔的哲学观点。这些批评无非证明了科学家也是凡人这一点。当然，牛顿是怎样被他同时代的知识界攻击的的确能引起研究思想的历史学家的兴趣。不过，这对于了解他的主张的正确性并无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事实上，这些主张要得到广泛的接受，它们就必须能够同时说服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这正是历史上所发生的。

埃波比和她的同事们声称“达尔文在构造他的进化论时还是一个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者”，并且指出进化是一种有目的的无神论者日程的产物。进化论中铺天盖地的是些无可救药的混乱的因果关系。在达尔文得到乘H·M·S·贝格尔号去环球航行的机会时，他即将成为英格兰教堂的主教。那时，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观念还非常传统，甚至认为每一条英国国教教义都是完全可信的。此后，随着与自然的交融以及科学的熏陶，一线曙光逐渐照亮了他的灵智。他发现，至少有一部分他原来笃信的宗教是错误的。这就是他的宗教观发生转变的原因。

埃波比和她的同事们对达尔文描述“那些野蛮人道德水平低下，并且缺乏足够的推理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感到恐怖。他们说“至今，很多人还对达尔文的种族主义倾向深感震惊”。但我要说的是，在达尔文的论述中并没有什么种族主义的倾向。事实上，在此他所指的是那些生活在极其贫瘠的阿根廷靠南极的火地岛的居民，他们遭受着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的煎熬。当他在描述一位非洲裔的南美妇女宁死而不屈于奴隶制时，他指出正是由于社会歧视使得人们对她的英雄的反抗行为视若无睹，而如果同样的行为发生在一个出生于罗马贵族家庭的女子身上，那么，她的反抗无疑会被视为最具有英雄意味的行为。由于激进地反对船长的种族主义思想，他几乎被船长腓兹罗伊扔下贝格尔号。在反对种族主义这点上，达尔文无疑高出同辈许多。

但是，即使他不是如此，这对自然选择的对错有什么影响呢？托马斯·杰斐逊和乔治·华盛顿都拥有奴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圣雄甘地都是不称职的丈夫和父亲，这个名单可以无限地列下去。我们任何人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都是有缺陷的。用将来的、我们迄今未知的标准去衡量我们现在的行为是公平的吗？也许对我们的下一代而言，我们现在的一些习惯行为无疑会被认为是野蛮行为，例如，现在我们都坚持小孩甚至婴儿应该单独睡而不是跟父母睡，还有，通过激起国家主义的热情来获得大众支持，从而取得更高的政治地位的方式。此外，诸如承认贿赂和腐败是一种生活方式、饲养宠物、吃动物、笼养黑猩猩、宣布成年人使用欣快剂为非法、允许我们的孩子成长为文盲等。

回顾历史，偶尔也有少数不同寻常的人卓然脱俗。在我的书中就提到一位这样的人，他就是出生于英国的美国革命者托马斯·潘恩。对于他所处的时代而言，他堪称是遥遥领先。在君主制、贵族制、种族主义、奴隶制、迷信和性别歧视这一切构成了传统智慧的时候，他就已勇敢地向它们进行了斗争。他一直不屈不挠地批判传统宗教。在《理性的时代》中，他写到：“当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整部书的一大半都充斥着淫秽故事、色情的堕落、野蛮残酷的刑罚以及毫不留情的复仇。因此，这部经书与其说是上帝之言毋宁说是魔鬼之语。它……将使得人类变得更加堕落和野蛮。”同时，他在书中表达了对造物主的深深崇敬。潘恩认为仅仅在对自然界的一瞥之间就能够找到造物主存在的明显证据。在他的同辈人看来，一个人似乎绝对不可能在大肆贬斥《圣经》的同时又狂热地崇敬上帝。基督教神学家得出的结论是潘恩是个喝醉酒的、腐化堕落的疯子。犹太学者大卫·列维则禁止与他信奉相同宗教的人触摸，更不用说阅读潘恩的书。潘恩为他的观点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法国大革命之后，由于他过于一贯地反对独裁而被投入了监狱，他由此成为了一位悲惨的老人。

不错，进化论者的观点可能被彻底推翻，或者被极其古怪地误用：贪婪的强盗式资本家头目可以求助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来解释他们残酷的行为；纳粹和其它种族主义者可能会以“适者生存”为他们的种族灭绝政策辩护。但是，达尔文并不曾制造约翰·D·洛克非勒或阿道夫·希特勒。实际上，贪婪、工业革命、自由企业体制、政府在金钱面前的腐败就足以解释19世纪的资本主义。而种族中心主义、对外族人的仇视、社会等级、德国长期以来的反闪族倾向、凡尔塞和约、德国的加速生育子女以应付战争的需求的实践、通货膨胀和萧条等则足以解释希特勒的崛起。有没有达尔文，所有这些情况都很可能出现。现代进化论者清楚地指出其它一些不是那么冷酷的特质，其中一些为强盗式资本家和‘元首’所蔑视，例如利他主义、普通的智力和同情心等也许才是生存的关键。

如果我们能够审查达尔文，我们还能审查其它的什么知识呢？谁有能力做这些审查工作呢？我们中又有谁能够聪明到知道哪些知识和洞察可以很安全地省略，哪些知识只有到成百上千年之后才是必要的呢？的确，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科学技术进行选择，确定发展哪些机器和产品是安全的。由于我们不可能有足够的资源去尝试所有的技术，因此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需要进行这样的决策。但是审查知识、告诉人们必须想些什么、哪些想法是不允许的以及不应该寻求哪些证据等，才是思想管制、愚蠢和无能的决策以及长期衰退的突破口。

狂热的理论家和独裁政权很自然而且很容易地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他们绝不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一些纳粹科学家，例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约翰内斯·斯塔克在官方的支持下将科学强行地划分为所谓稀奇古怪的、纯属想象的“犹太科学”（包括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和现实可行的“亚利安科学”。这种划分并没有什么实在的根据，而纯粹是出于意识形态。另外一个有教育意义的例子是苏联的遗传学的发展历史。

大约在30年后，美国遗传学家赫尔曼·J·穆勒向我描述了他在1922年，为了亲自看一看新成立的苏维埃国家，乘一架轻型飞机从柏林飞往莫斯科的经历。那时，他已经发现了强辐射能够引起突变的现象，这一发现最终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奖金。也许在苏联的见闻令他流连忘返，于是他迁往莫斯科并帮助苏联开创现代遗传学这一新领域。但是，到了30年代中期，一个名叫特罗菲姆·李森科的江湖骗子得到了斯大林的注意和热情支持。李森科把遗传学称之为“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学说”（以这一领域的奠基者命名），并说这种遗传学是建立在一种不可接受的哲学基础之上的。而真正从哲学意义上正确的遗传学，应该遵从共产主义者的辩证唯物主义，这种遗传学将产生非常不同的结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按照李森科的遗传学，将可能培育出一种新的冬小麦品种，显然，这对斯大林的强制性集体化农业导致的苏联经济倒退是个好消息。

李森科的那些带有倾向性的证据是可疑的，他的大量的结论都是建立在自相矛盾的数据基础上，同时，他也没有进行什么严格的对照实验。然而，尽管李森科权势日隆，穆勒激烈地争辩说经典的孟德尔遗传学完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但李森科崇信获得性遗传，而否认遗传的物质基础才是属于“唯心主义”的。穆勒得到了苏联农业科学研究院前任院长N·I·瓦维罗夫的强烈支持。

在1936年，李森科已是苏联农业科学研究院的院长，穆勒在一次研究院的会议上作了振奋人心的发言，他说道：

如果杰出的专业人员都要去支持那些即使初通遗传学的人都会明白是非常愚蠢的，就像李森科院长和像他一样想的人最近所提出的那些观点和理论，那么，我们面临的选择就很类似于在巫术与医学、星象学与天文学或炼金术与化学之间作选择。

在一个充满任意逮捕和警察恐怖的国家，说出这番话显示了他值得仿效的正直和勇气，也有人认为这是鲁莽的行为。在《瓦维罗夫事件》（1984年）中，苏维埃流亡历史学家马克·巴普斯基描述了这些发言“得到了整个大厅雷鸣般的掌声”，而且“被当时所有的列席者们深深地铭记在心”。

三个月后，一位对一封广为流传的签有穆勒名字的信表示震惊的西方遗传学家访问了穆勒。那封信抨击了西方遗传学界盛行的“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学说”，并呼吁抵制即将召开的国际遗传学会议。实际上，穆勒既没有看过这封信的内容，更不用说在上面签过名了。对此，他非常愤怒，并肯定是李森科捣的鬼。穆勒马上向《真理报》写了一篇斥责李森科的文章，并把副本寄给了斯大林。

第二天，瓦维罗夫有些紧张地来见穆勒，并通知他，穆勒已经自愿为西班牙内战服务。穆勒写给《真理报》的那封信已使他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他于次日离开了莫斯科，后来被告知，他刚好逃脱了秘密警察。但瓦维罗夫就没有这么幸运了，1943年，他死于西伯利亚。

在斯大林及其后的赫鲁晓夫一如既往的支持下，李森科冷酷地压制着经典遗传学的发展。在60年代早期，苏联的学校使用的生物学教材里几乎不讲授关于染色体和经典遗传学的内容，这和现在的美国教材里几乎不讲进化论很类似。但是，苏联并没有培育出新的冬小麦品种，“辩证唯物主义”的咒语似乎并没有被作物的DNA听到；苏联的农业仍旧处于极端的困境之中。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今天苏联在许多科学领域中都处于世界前沿，但是，他们在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方面却是不可救药地落后，他们失去了整整两代现代生物学家。直到1964年，在苏维埃科学院（那时少数几个相对独立于党和国家领导的机构之一）的一系列争论和投票表决之后，李森科的学说才被推翻。在这场否定李森科的运动中，核物理学家安德雷·萨哈洛夫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美国人对苏联的这种经历总是惊讶得连连摇头。对美国人而言，一些政府支持的意识形态或公众偏见竟然会制约了科学发展是不可思议的。200年来，美国人一直自诩为务实的、实用主义的、非意识形态化的民族。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同时又是一个人类学和心理学方面伪科学竞相盛行的国度。在宇宙创造说的幌子下，不少人不断地努力阻止在学校讲授进化理论，而实际上，进化理论却是一种非常有力的整合式的生物学理论，对于其它学科，从天文学到人类学，都是不可或缺的。

科学与其它人类事业的差异并不在于它的从事者们会受到所处文化环境的影响，也不在于它的时对时错（这是所有人类行为的共性），而是在于它构造各种可检验的假说、探索各种验证或推翻理论的确定性实验的热情，在于它进行实质性辩论的活力，在于它乐于抛弃那些被发现有缺陷的思想。然而，如果我们不能清楚地意识到人类自身的局限，如果我们不进一步寻求更多的数据，如果我们不愿进行对照实验，如果我们不尊重客观证据，那么，我们在寻求真理方面就会非常的软弱无力。机会主义和怯懦的结果只能是使我们被每一种意识形态的微风所击倒，而不能坚持任何具有恒久价值的东西。

第十五章 牛顿之眠
上帝使我们远离偏狭和“牛顿之眠”。

威廉·布莱克

选自给托马斯·巴兹信中的诗句（1802年）

无知比博学经常更带给人自信：那些肯定地断言这个或那个问题永远不可能被科学解决的人，恰恰是那些所知甚少的人，而不是学识渊博的人。查尔斯·达尔文《人的进化》导言（1871年）

诗人、画家、革命者威廉·布莱克用“牛顿之眠”来比喻牛顿物理学观察事物角度犹如井底之蛙，以及牛顿自己从神秘主义的（不彻底）脱离。布莱克认为原子和光粒子的想法是可笑的，牛顿对人类的影响就像“魔鬼”一般。对科学更一般性的批评是科学太狭隘了。由于我们被充分证明的易谬性，在严肃的论述之外，科学拒绝考虑法庭、不同程度令人振奋的想象、游戏式的概念、真诚的神秘主义和使人目瞪口呆的奇迹。没有客观证据，科学不承认精神、灵魂、天使、魔鬼、释迦牟尼的法体，以及天外来客。

美国心理学家查尔斯·塔特认为超感觉存在的证据是令人信服的，他写到：

导致目前流行的‘新时代’思想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反对科学主义非人性化。非精神化的影响，即我们除了是物质实体外什么都不是的哲学信念（他们打着客观科学的旗号，顽固坚持再生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不加思索地支持打着“精神”、“心灵”或“新时代”旗号的任何事物当然是极其愚蠢的，因为这些思想中的大多数，不论多么崇高或鼓舞人心，事实上都是错误的。

另一方面，“新时代”思想的益处在于对人类本性的某些现实合理的认知：人类已经，而且会继续体验那些看似‘精神’或‘心灵’的东西。

为什么“心灵”体验总是向我们的物质观念挑战，而与其它观念没有冲突呢？毋庸置疑，物质（和能量）存在于日常世界中，这样的证据比比皆是。相反，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非物质的“精神”或“灵魂”存在的证据却非常值得怀疑。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但是，考虑到物质世界是惊人的复杂，我们如何能证明我们的内心生活不全部来自于物质世界？不错，关于人类意识的许多问题，我们并没有充分理解，也不能用神经生理学来解释。人类的能力有限，科学家比其他人更清楚地懂得这一点。但是，几代人之前，自然界许多被认为是神秘莫测的现象，都已经通过物理学和化学的手段被彻底理解了。至少今天的一些神秘现象也会被我们的后代彻底揭示。比如说，我们现在还不能通过大脑化学来给出意识状态的变化的详细解释，这并不意味着“精神世界”的存在是非物质的奇迹。正如我们懂得趋光性和植物荷尔蒙以前，将向日葵总是朝着太阳当做是确确实实的奇迹存在的证据一样。

如果这个世界并不完全和我们的意愿一致，这是科学之错吗？还是那些将自己意愿强加于此世界的人的过错？所有的哺乳动物，以及许多其他动物，体验着情感：如恐惧、欲望、希望、痛苦、爱、憎恶，以及被引导的需要。人类可能对未来思考得更多些，但并没有什么感情是人类所独有的。另一方面，没有其他物种像人类一样探求科学，如何能说科学“使人失掉人性”呢？

这个世界看似如此不公平：有些人尚未出襁褓就饱受饥饿而夭折；而另一些人仅是由于出身的原因，过着富足华丽的生活。一个人可能生在被凌辱的家庭或被咒骂的种族，或天生有某种残疾，一辈子在命运的作弄中生活，直至死亡。这就是生命的结局吗？仅仅是一场无梦、永无尽头的睡眠吗？公正何在？这是惨淡、残酷而无情的。难道我们不应该在公平的竞技场上有第二次机会吗？如果不管前生命运如何与我们作对，我们来生的出身取决于我们前生努力的程度，那该多好啊。或者，如果我们死后存在一次审判：——只要我们扮演好这一生所注定的角色，为人谦卑、诚实等等——作为奖赏，我们将在摆脱了这个世界的痛苦和动乱的永久避难所中愉快地生活，直到时间的尽头。如果这个世界是经过考虑、事先设计好的，而且是公平的，它就会是这个样子。如果承受痛苦和磨难的人将得到他们应得的安慰，它就会是这个样子。

所以，那些引导人们满足于现在的生活状况，期望死后有所回报的社会，倾向于灌输给人们安于现状、反对变革的思想。更有甚者，对死亡的的恐惧，在某种程度上本来是生存斗争和进化中的一种适应，在战争中反而变得不适应。那些宣扬英雄（或者甚至是那些仅仅是按照权威的吩咐行事的人）来生会得到极大幸福的文化，可能会赢得一些竞争性的优势。

因此，死后精神永存的思想和关于来生的概念，宗教和国家兜售起它们来，应该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期望存在广泛的怀疑主义。尽管几乎毫无证据，人们仍然愿意去相信它们。不错，大脑损伤会使我们丧失大部分记忆，可以将我们由癫狂变得平静，或由平静变成癫狂；大脑化学的改变会使我们相信有一个针对我们的大规模的阴谋，或者使我们认为听到了上帝的福音。但是，尽管这提供了像我们的个性、特征、记忆（如果你愿意，可以将灵魂包括在内）根源于大脑的物质之中一样强有力的证据，不重视这一证据，回避这一证据的可信度是很容易的。

如果由一个强劲有力的社会制度坚持来生的存在，那么持异议者人数很少并且保持沉默、遭到憎恶是不足为奇的。一些东正教、基督教、新时代教派和柏拉图主义者，坚持说世界是非现实的，苦难、死亡和物质本身都是幻觉，除了“思想”之外，没有什么东西真的存在。与此相反，盛行的科学观点认为思想是我们感知大脑活动的方式，即思想是大脑中无数个神经连结的一种性质。

从60年代起，兴起了一种奇怪的学术观点，认为所有的观点与幻觉一样具有同样的武断性，正确性和谬误性。由于文学批评、宗教、美学和大部分哲学、伦理学不能像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定理那样被证明，也不能用实验来验证，科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以上人文学科仅仅是主观看法。也许，这种观点的目的在于试图扭转在科学家们的论争中所处的劣势吧。

对那些期望每件事都成为可能的人来说，他们的现实是不受限制的。他们感觉，人们想象和欲望的要求要多于科学教给人们所能理性地确信的相对少的东西。许多“新时代”的宗师（女演员雪利·麦克莱恩就是其一）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信奉唯我论，断言唯一的实在是他们自己的思想。实际上，他们常这么说，“我即上帝”。“我真的认为我们在创造现实的一切”，一次，麦克莱恩告诉一个怀疑论者，“我认为我正在创造面前的你”。

如果我梦到与死去的父母或子女相会，谁能告诉我它并没“真正”发生？如果我感觉我自己漂浮在太空，俯瞰地球，也许这也是真的。不能分享这些体验的科学家们，谁又能告诉我这些都只是在我的头脑中发生的？如果我的宗教告诉我，宇宙年龄只有几千年是上帝的不可更改、正确无误的断言，那么当时的科学家宣称宇宙有几十亿年历史时他们就是错误的，冒犯神灵的，不虔诚的。

令人恼火的是，科学断言为我们能做什么，甚至根据什么原理来做，划定了界限。谁说我们不能超越光速？他们以前也说过无法超越声速，不是吗？如果我们真的拥有了强有力的仪器，谁能阻止我们同时测定电子的位置和动量？如果我们非常聪明，我们为什么不能制造出“第一类”永动机呢？（即能量不必守衡，输出的能量比供给的能量更多。）或者制造出“第二类”永动机呢？谁胆敢对人类的发明天才划定界限？

事实上，自然界制定了界限。在这样一些无法实现的行为中，蕴藏着关于宇宙如何运转的相当完备而又非常简单的自然规律。显然，伪科学和迷信企图说明自然界不存在限制。他们扬言，“一切事物都是可能的”，他们承诺了一个无限的产出，但他们的支持者只会感到失望和被愚弄。

另外一个对科学相关的指责是科学太简单化，太“还原主义”；科学天真地以为宇宙最终的解释只是几个自然规律（也许是非常简单的几个），它们就能解释任何东西。整个世界的精细微妙之处，雪的晶体，蛛网的格子构架，旋涡星系，人类洞察力的火花，最终都能还原为这些规律。还原主义似乎对斑驳复杂的宇宙不够尊重，它显得就像一个傲慢与懒惰的奇怪的产物。

对伊萨克·牛顿（他在科学批评者眼中，正是还原主义的化身）而言，宇宙就像钟表一样。行星围绕太阳，月球围绕地球按照其规则的、可预测的轨道运动，和我们司空见惯的钟摆摆动和弹簧振荡的运动一样，都可以从本质上用完全相同的微分方程精确地描述出来。现在有一种倾向，认为我们处于高贵的优越的地位，而怜悯可怜的牛顿学派只能看到那么狭窄的范围。但在某些合理的约束下，描述钟表工作的简谐方程，确实描述了整个宇宙中天体的运动。这是一个深刻的、而非肤浅的对应。

当然，太阳系中并不存在齿轮，万有引力的‘钟表’各部分的部件互不冲突。一般而言，行星的运动比钟摆和弹簧复杂得多。钟表模型在某些环境中不再成立：经过一个漫长的时期后，来自遥远天体的引力（对少数轨道的影响可能看起来微乎其微）逐渐形成，一些小天体可能出乎意料地偏离了原来的轨道。但是，摆钟也存在一些类似于混饨运动的现象，如果我们将摆球过度偏离垂直位置，随之而来的将是紊乱怪异的运动。太阳系比任何机械钟能更好地保持时间，而设置时间的思想，恰恰就来自于观察到的太阳和恒星的运动。

令人惊讶的是，无论对钟表还是行星，相似的数学原理都能完美地应用。其实大可不必惊讶，我们又没有把它强加给宇宙。这不过是宇宙运行的方式。如果这被称为“还原主义”的话，那就算是吧。

直至20世纪中期，在神学家、哲学家和许多生物学家中间，流行这样一个强烈的信仰——生命无法“还原”为物理和化学定律，而是存在一种“生命力”、一个“生命原理”、一种“道”、一种使生物能生存的“玛那”。它“激活”了生命。不可能想象仅靠原子或分子，就能解释活生生的生命所具有的复杂和精美，以及形式与功能的和谐。因而，宗教应运而生了：上帝或众神使无生命的东西具有生息和灵魂。18世纪化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烈试图找到“生命力”，他称量了一只耗子活着和死去时的质量。毫无疑问，两次称量的结果完全相同。所有这类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如果确有灵魂物质存在，显然它没有质量，——也就是说，它并不是由物质组成的。

然而，即使是生物唯物主义者也对此持有保留意见；也许，就算植物、动物、真菌和微生物是没有灵魂的，理解生命仍需要尚未发现的科学原理。例如，英国生理学家J·S·哈丁（J·B·S·Hardin之父）在1932年提出这样的疑问：

关于生命如何从疾病和损伤中得以恢复，生命的机械论能给出什么合理的解释吗？一点也没有，就像与此紧密相关的繁殖现象一样，这些现象太复杂、太奇怪，我们还不能了解它们，不论我们如何发挥想象力，我们都无法想象一个精致复杂的机制，能够像一个有机体那样，不断地、无限地繁衍自身。

但仅仅几十年后，人类获得了关于免疫学和分子生物学的知识，彻底揭开了这些曾被认为是无法理解的奥秘。

我清楚地记得，50年代和60年代，当DNA分子结构和遗传密码的性质首次被详细阐述时，研究宏观有机体的生物学家是如何谴责那些分子生物学的倡导者是“还原主义”的（“用DNA，他们连一个蠕虫都根本弄不明白。”）。当然，将一切事物都归结为“生命力”比“还原主义”好不了多少。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得很清楚，地球上的所有生物，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核酸中都携带密码形式的遗传信息，基本上都采用相同的一套密码来执行遗传指令。我们已经了解了如何解开这些密码。生物不断重复利用着相同的几十个有机分子，执行着各种功能。科学家已经确认出胆囊纤维化和乳腺癌的致病基因。组成流行性出血热细菌的1743个基因的1800万个DNA碱基对，已经被排列出米。大多数基因的特定功能，都被详细地了解：从制造和折叠上百个复杂分子、防热、抵抗病原体、提高变异率，到严格的自我复制。其他许多有机体（包括蛔虫）的大部分整组遗传基因图谱也被绘制出来。现在，分子生物学家正忙于将决定人类特征的30亿个核苷酸序列记录下来。再过一二十年，他们就可以完成这项工作。从此项成就中，人类获得的利益是否会大于风险，似乎目前还无法确定。

原子物理学、分子化学与最神圣的繁殖和遗传本质之间的密切联系，现在已经被科学家建立起来了，并不需要引入新的科学原理。看起来好像只需要几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理解生命体的极端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分子基因学同时也告诉我们，每个有机体都有其特殊性质。

还原主义更好地应用于物理学和化学。稍后，我将描述一个意想不到的一致性，我们对电、磁、光和相对论的理解可以归为一个单一框架。几百年来，我们已经知道了少数几个相对简单的规律，不仅可以解释、而且可以定量地准确预测多得令人吃惊的各种现象。这些现象不但发生在地球上，还可以发生在整个宇宙中。

从神学家伦敦·吉凯所著的《自然、现实和神灵》（Natu－ral，Reality and the Sacred）一书中，我们看到这样的观点：所谓四海皆同的自然规律，仅仅是一帮容易犯错误的科学家和他们的社会环境所强加给宇宙的先入之见。他渴望其他类型的“知识”在它的领域中能和科学在科学领域中一样，真实有效。然而，宇宙的秩序并非假设，而是观察到的事实。我们能探测到来自遥远类星体的光只是因为电磁学定律在100亿光年之外和在地球上一样有效。我们能够辨认出它们的光谱只是因为类星体和地球存在相同的元素，因为二者都遵从同样的量子力学定律。星系间相互围绕的运动遵循我们熟知的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万有引力透镜和脉冲双星的螺旋形下降（spin－downs）揭示了宇宙深处的广义相对论。我们也许可以生活在一个每个区域都有不同规律的宇宙中，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一点不能不令人惊叹和敬畏。

我们或许生活在仅通过几个简单规律无法理解的宇宙中，自然界复杂得超过了人类的理解能力，地球上的定律不适用于火星或遥远的类星体。但是，我们所得到的证据（注意，不是先人之见，而是证据）证明情况恰恰相反。我们是如此幸运，生活在许多事物可以“还原”为几个相对简单的自然规律的宇宙中。否则，我们的智力可能不足以理解整个世界。

当然，我们在把还原主义的方法应用于科学时可能会犯错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也许许多事物不能还原为几个相对简单的规律。然而，根据最近几百年的发现，抱怨还原主义似乎是愚蠢之举。它不是一个缺陷，而是科学最主要的成功之一。对我而言，它的发现于许多宗教是完美地吻合的，尽管它不能证明宗教的真实性。为什么几个简单的自然规律能够解释那么多的东西，而且适用于整个广袤的宇宙呢？这不正是人们对宇宙的创造者的期望吗？为什么宗教神秘主义者反对科学上的还原主义方法，而不去反对他们错置了的对神秘主义的爱恋呢？

几个世纪以来，宗教的议程上，一直试图调和它与科学的分歧。至少那些不愿在文字上刻板地坚持《圣经》或《古兰经》而不给寓言和比喻任何空间的人是如此。罗马天主教神学的最高成就是圣·托马斯·阿奎那所著的《神学大全》和《反异端概要》。除了12、13世纪复杂的伊斯兰教哲学涌入基督教世界的漩涡之外，古希腊的书籍，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即使随意翻检一下也会发现其伟大的成就）也随之而来。这些古代学识与上帝圣言是和谐的吗？在《神学大全》中，阿奎那企图协调基督教与古代经典之间的631个问题。但是，在有明显分歧的情况下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没有一些附加的组织原则，一些了解世界的更好的途径，是无法完成此项任务的。通常，阿奎那求助于常识和自然世界——即科学，正是用它们作为纠正错误的手段。通过在一定程度上扭曲自然和常识，他设法去解决所有的631个问题。（当“推”变成了“猛挤”，想要的答案可以被简单地臆想出来。此时，理性总是让位给对宗教的忠诚。）犹太法典和后犹太法典及中世纪伊斯兰哲学中，也充斥着类似的尝试。

但宗教的核心教义，却能科学地验证。这导致了一些宗教人士和信教者谨慎地对待科学。圣餐，如教会宣传的那样，不只是一个引人联想的比喻，而在事实上，的确是耶稣基督的血肉吗？还是不论从化学的、微观的或其他什么方式看，仅是牧师递给你的一小块未经发酵的圆面包片（所谓“圣饼”）呢？如果不用人向神灵献祭，在金星52年的循环周期结束时，世界就会毁灭吗？一个偶然未受割礼的犹太男子，会比他遵循与上帝的古老契约（上帝要求割下每个男性崇拜者的一小块包皮作为祭品）的笃信宗教的同伴生活得较为糟糕吗？如摩门教徒所宣扬，在其他无数行星上也有人类生存吗？如伊斯兰民族断言，白种人的一个疯子科学家是用黑种人制造出来的吗？如果印度教徒不举行牺牲仪式，太阳果然就不再升起了吗（在Sat-apatha Brahmana中断言确实会如此）？

通过研究那些不熟悉的宗教和文化，我们可以对祈祷者的人性根源有所洞悉。例如，在公元前2000年的巴比伦圆柱形印章上，铭刻有这样一段楔形文字：

哦，宁利尔，土地女神，在你的婚床上，在你的喜悦中，请替我向恩利尔求情。热爱你的

（签名）宁麻的米利-史帕克，萨达姆

宁麻的萨达姆在很久以前就存在了。尽管宁利尔和恩利尔是主神——整个西方文明世界向他们祈祷了2000多年——可怜的米利·史帕克实际上只是对一个幻想、一个能为社会宽恕的想象的产物在作祈祷吗？如果他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又如何呢？这是一个被禁止的，亵渎神圣的问题吗？对恩利尔的崇拜者而言，无疑是这样的。

祈祷真的会发挥作用吗？它们发挥什么作用呢？

有一类祈祷乞求上帝干涉人类历史，或者只是解除某些真实或虚幻的不公正或自然灾难。例如，美国西部的主教乞求上帝援手，终止一场毁灭性的干旱。为什么需要祈祷呢？上帝不知道这场旱灾吗？他没有意识到旱灾威胁到主教的教民吗？一个被认为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神的局限意味着什么呢？主教也要求他的追随者一起祈祷。当更多的人而不是仅仅少数人祈求怜悯和公正时，上帝更可能进行干预吗？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这则请求（出版于1994年“祈祷者及行动周刊：依阿华基督教每周信息”）：

你愿意和我一起祈祷吗？愿上帝以一种无人会误认为是人类之火的方式烧毁得梅因的生育研究机构，使公正的调查者不得不把它归于奇迹般（不可解释）的原因，而基督徒不得不把它归于上帝之手。

我们讨论过信仰疗法。祈祷会使人长寿吗？维多利亚时代的统计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认为，英国君王应该非常长寿，因为全世界每天都有数百万的人在虔诚地吟诵，“上帝保佑女王（或国王）”。然而，君主们并不比富有而养尊处优的贵族阶层的其他成员活得更长。中国自古以来都称皇帝“万岁”。古埃及几乎每个人都祈求众神让法老“长生不死”。这些共同的祈祷都失败了，他们的失败成为历史的见证。

通过宣称宗教是可以验证的（哪怕是在理论上），宗教，尽管不情愿，进入了科学的竞技场中。只要宗教不抓紧世俗的权力，如果它们无法强迫信仰，就不再能够不受挑战地对现实作出断言。这当然激怒了某些宗教的追随者，他们有时会用能想到的最可怕的惩罚来威吓怀疑者。看一下威廉·布莱克在他无意中取名为《无辜者的征兆》的书中描述的信教与否的截然不同的结果吧：

教导孩童怀疑神的人，永远无法从腐烂的坟墓中脱身，不干扰未成年者信仰的人，将会战胜死亡和地狱。

当然，许多宗教由于热衷于尊敬、敬畏、伦理、礼仪、团体、家庭、慈善和政治经济的公平等方面，不但没有受到科学的挑战，反而被科学发现所支持。所以说，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冲突，并不是必然存在的。在某一层次上，它们共同扮演着相似而和谐的角色，彼此互相需要。公开的激烈的辩论，甚至对神圣的怀疑，可以追溯到约翰·密尔顿的《论出版自由》（1644）的基督教传统。一些主流的基督教和犹太教派含有甚至期望至少是一定程度的谦逊、自我批评和理性讨论，甚至对科学所提供的已被接受的最好的知识的质疑。但另一些教派（有时被称为保守派或原教旨主义派，现在看起来似乎处于上升状态，而主流教派几乎是既听不到也看不见了）仍站在易被证伪的事物的立场上，因而对科学感到恐惧。

宗教传统通常是如此的丰富多彩、多种多样，因而给更新和修改提供了众多的机会，尤其是当圣典能够被比喻式或寓言式地解释的时候。所以，存在着一个承认过去错误的缓冲地带。正如1972年罗马天主教会承认伽利略终究是正确的，地球确实是围绕太阳运动。尽管这一承认发生在300年之后，但仍然是需要勇气的，并受到了人们的极大欢迎。现代的罗马天主教不再就大爆炸、宇宙有无150亿年历史、最初的生命起源于无机分子、人类由类似猩猩的祖先演化而来等问题与科学家争论不休，尽管它坚持“上帝使人具有灵魂”的观点。大多数主流清教派和犹太教派坚持同样顽固的立场。

在与宗教领导人讨论神学时，我常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他们信仰中的一个中心教义被科学否决，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个别教派的宗教领袖回答说，如果那样，宗教就不得不发生变化。

进一步，我又问，如果确实是一个中心教义呢？

他回答到，那也一样。

但是，他又补充道，想否证中心教义往往极其困难的。

坦白地说，他是正确的。隔绝于证伪的宗教教义几乎没有理由惧怕科学的进步。像在许多宗教信仰中都存在的，造物主创造宇宙这样一个伟大思想，就是这样的教义，证明或证伪同样困难。

穆斯·迈蒙尼德在《迷途指津》中指出，只有自由和公开地同时研究神学和物理学，才能真正了解上帝。如果科学证明宇宙的年龄无限古老，将会发生什么呢？显然神学不得不作一番重大修正。事实上，这是一个可想象到的能证明创世主不存在的科学发现。因为无限古老的宇宙从未被创造过，它一直存在着。

其他一些教义、兴趣和关注同样在担心科学将会发现什么。他们建议，也许不知道这些发现更好一些。如果证明了男人和女人具有不同的遗传特性，难道这不会成为前者压迫后者的借口吗？如果存在暴力倾向的基因，这会不会成为一个种族压迫另一个种族（甚至是计划好的血腥屠杀）的合理理由呢？如果精神病源于大脑化学，难道这不会使我们放弃试图把握现实并对自己行为负责的努力吗？如果我们不是创世主的手笔，如果我们基本的道德准则只是容易犯错误的立法者的发明，这不会削弱我们的为维持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所进行的斗争吗？

在上面这些不论是宗教或世俗的例子里，如果我们知道了最有效地逼近真理的方法，并且对过去得到承认的利益集团和宗教体系所犯的错误开明一些，那么我们现在会好过得多。在每个事例里，真理被普遍了解的对宗教所造成的损害被夸大了。再者，我们的智慧还不能充分地了解究竟什么可以服务于更高的社会目的，特别是从长远考虑更没有把握，无论在谎言面前，甚至在纷杂的事实面前都是一样。

第十六章 当科学家认识到罪恶
人类的心灵——还能前进多远？

在哪里它的胆大妄为会达到极限？

如果人类的邪恶与人类的生命

以一定的比例僧长，

如果子孙总是在邪恶方面

超过他们的父辈，

那么

众神只有再增加一个世界

才能容纳所有的罪人。

欧里庇得斯

《希波里特斯》（公元前428年）

在战后哈里·S·罗伯特·杜鲁门总统的一次会议上，J·罗伯特·奥本海默－－曼哈顿核武器计划的科学总监——悲哀地评论说，科学家们的手上沾满了鲜血，他们已经认识到了罪恶。之后，杜鲁门指示他的助手说，他再也不想见到奥本海默了。有时，科学家们由于做了坏事受到严厉批评，有时则是因为对科学可能被用于罪恶目的而受到警告。

更普遍的情况是，科学受到责备是因为科学和科学的产品被认为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在伦理上是模棱两可的，既可以用来做好事也可以用来做坏事。这是一个古老的指控。它也许可以追溯到制作薄片状的石制工具和火的使用的年代。由于自从人类的第一个成员诞生之前，技术就与我们的祖先一直相伴，我们是一个技术型的物种，因此，这个问题与其说是一个关于科学的问题，不如说是人类本性的问题。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科学对其成果的误用可以不负责任。恰恰相反，科学负有重大的责任，它的产品威力越大，它的责任越大。

就像攻击性武器和其市场派生物，对那些可以改变我们赖以生存的全球环境的技术的使用应该慎之又慎。是的，迄今为止，我们的前辈已经做到了这一点。而且，像我们一直在做的一样，我们在开发新的技术。但是，当我们一直具有的缺点与其破坏能力相结合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在空前的整个星球范围内建立一种新的道德观。

有时，科学家们试图通过两方面来达到这一点：一方面称赞那些丰富了我们生活的科学应用；另一方面，有意无意地远离那些同样源于科学研究的死亡工具。澳大利亚哲学家约翰·帕斯莫尔在他的《科学及其批判》一书中写到：

西班牙的宗教法庭试图逃避烧死异端的直接责任，于是将他们交给了世俗政权。如果亲自烧死他们，它虔诚地解释说，将完全违背它的基督教教义。我们中很少有人会允许宗教法庭如此容易地洗掉手上的血迹，它很清楚会发生什么。同样，科学发现的技术应用如果显而易见——比如，一个科学家从事神经毒气研究——他就不能宣称这样一种应用“与他无关”，其根据仅仅是军方而不是科学家使用这种气体去伤人或杀人。当科学家为了获得研究资金而主动向政府提供帮助的时候，这种责任就更为明显。如果一位科学家，或哲学家接受来自海军研究部这样的部门的经费，那么，如果他知道他的研究对他们没用，那么他就是在欺骗；如果他知道其研究有用，他就应该对其负责。只要与他的工作的发明相关，他就会受到，而且应当受到赞扬或责难。

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例子是于匈牙利出生的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的生平。泰勒年轻时，匈牙利贝拉·库恩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给他心里留下了伤痕，像他家一样的中产阶级家庭的财产在革命中被没收了，一次有轨电车事故又使他失去了一条腿的一部分，这次事故给他留下了永远的痛苦。他早先的研究涉及量子力学选择定律、凝聚态物理和宇宙论。1939年正是他开车将物理学家列奥·西拉德送到长岛与在那里休假的爱因斯坦会面——这次会面导致了一封历史性信件的产生，爱因斯坦在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信中呼吁，考虑到纳粹德国的政治和科学动向，美国应该发展核裂变炸弹，即原子弹。泰勒被招募参加曼哈顿计划的研究工作，他一到洛斯阿拉莫斯就拒绝合作——并非因为他对原子弹可能带来的后果感到忧虑，而是恰恰相反：因为他想研制更具破坏力的武器，核聚变或热核炸弹，即氢弹。（原子弹产生的破坏性能量实际上存在上限，而氢弹没有，但是氢弹需要一枚原子弹作为引发装置。）

在原子弹发明、德国和日本投降以及战争结束之后，泰勒仍固执地鼓吹所谓的“超级武器”，主要是要威胁苏联。对斯大林领导下正在重建的、强硬的和军事化的苏联的关注和美国国内的狂热的麦卡锡主义从客观上帮助了泰勒。然而，奥本海默构成了一个相当大的障碍，他是战后原子能委员会总咨询委员会的主席。在质询奥本海默对美国是否忠诚的政府听证会上，泰勒提供了关键的证词。泰勒的参与被普遍认为是导致以下不幸后果的主要原因——尽管奥本海默的忠诚没有受到检查委员会的责难，然而他的安全许可证被吊销，他从原子能委员会（AEC）退休了，而泰勒通向超级武器的道路畅通无阻了。

制造热核武器的技术主要归功于泰勒和数学家斯坦尼斯拉斯·乌尔姆。诺贝尔奖物理学家，领导着曼哈顿计划理论分部并在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的汉斯·贝斯证实，泰勒原先的建议是有缺陷的，将热核武器变为现实需要许多人的工作。由于青年物理学家理查德·盖文的重要技术贡献，美国第一个热核“装置”于1952年引爆——这个装置太笨拙，不能装在导弹或轰炸机上，只能把它放在那儿，装配起来再引爆。第一颗真正的氢弹是苏联发明的，并于一年后引爆。人们争论，如果美国没有发展热核武器，苏联是否还会去制造这种武器。而且是否需要用美国的热核武器来阻止苏联使用氢弹——因为那时美国拥有大量的裂变武器。现在有证据可以充分表明苏联——甚至在它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之前——就有了切实可行的热核武器设计方案。氢弹是“合乎逻辑的下一个步骤”。但苏联人寻求拥有聚变武器主要是因为他们通过间谍得知美国正在进行这项工作。

以我的观点看来，全球核战争的后果由于氢弹的发明变得更加危险，因为在空中爆炸的热核武器更能使城市燃烧，产生大量的烟雾，使大地阴冷黑暗，导致全球范围的核冬天。这也许是我所卷入最有争议的一次科学辩论（约1983－1990）的原因。大多数辩论是由政治驱使的。核冬天的战略意义在于，它使那些坚持大规模核报复以阻止核袭击的政策，以及那些希望保留首先进行大规模核打击选择的人感到不安。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其环境后果将使任何发射了大量热核武器的国家走向自我毁灭，即使其没有遭到对手的核报复。数十年来，这一战略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积累数以万计核武器的根据，突然变得不怎么可靠了。

最初的关于核冬天的科学论文（1983）预言全球气温会下降15-20℃，现在的估计是10－15℃。考虑到计算中无法降低的不确定性，这两个值是相当一致的。而且这两个温度下降都远大于当今全球气温与上次冰河时期的差异。一个由200名科学家组成的国际工作组估计了全球热核战争的长期后果，他们认为在核冬天中，地球上的文明和大多数的人——包括那些远离北半球中纬度靶区的地方——将会处于险境，主要是受到饥饿威胁。如果大规模核战争爆发，城市将成为攻击目标。美国的爱德华·泰勒及其同事的工作（在苏联有一个由安德烈·萨哈罗夫领导的相应的小组）也许应该为人类末日的来临负责。氢弹是迄今所发明的最可怕的武器。

当核冬天理论于1983年被人们首次发表时，泰勒马上争辩道：（1）物理过程搞错了；（2）在他的指导下这一发现早就在劳伦斯·林默国家实验室完成了。实际上，并无证据表明他的发现在前，而且相当多的证据表明每个国家负责向领导人提交关于核武器效果的报告的人都忽略了核冬天。但是，如果泰勒所说属实，那么他没有向受影响的各方——他的国家的公民和领导人以及全世界——揭示这一发现是极不合理的。像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电影《怪癖博士》中一样，对终极武器予以保密——因而无人知晓它的存在或它能做什么——是极为荒谬的。

在我看来，任何正常人在协助进行这一发明的时候，即使不考虑核冬天，他们也都不可能保持平静。那些赞成这项发明的人受到的压力——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了——一定相当大。无论泰勒的实际贡献有多大，在当时他被人们普遍地称做“氢弹之父”。《生活》杂志1954年的一篇赞扬文章中，说他“近乎狂热地决定”制造氢弹。我觉得，他一生的后半部分可以理解为是在企图为他引来的东西辩护。泰勒主张，氢弹维护了和平，或至少防止了热核战争，因为核大国之间的战争后果实在是太危险了。这并非全无道理。我们还没有爆发过一次核战争，不是吗？但是所有这些争论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的基础之上，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能够，而且将来也一贯能够，毫无例外地理智行事。相互的愤怒、报复和疯狂不会降临到他们领导人（或掌管核武器的军队和秘密警察官员）的头上。在希特勒和斯大林时代，这种想法看起来是太单纯了。

泰勒已经成了阻碍签订一项禁止核武器试验的综合性条约的主要力量。他使得1963年《禁止地上核试验条约》的签署更加困难重重。他争辩说，地上核试验对于保持和改进核武库是极为重要的，签署这项条约将“放弃我们国家未来的安全”。他的观点现在已被证明是似是而非的。他还是核电站安全性与投资有效性的积极的鼓吹者。他自称是1979年宾夕法尼亚三哩岛核事故的唯一的伤员。因为在辩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他的心脏病发作了。

泰勒主张从阿拉斯加到南非爆炸核武器以挖掘港口和运河，清除讨厌的山脉，完成繁重的运土工作。当他向希腊女王弗蕾德妮卡提出这样一个方案的时候，据说女王是这样回答的：“谢谢，泰勒博士，但是希腊已经有足够多奇妙的遗址了。”泰勒建议，想证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吗？那么在太阳背面爆炸一枚核武器吧。想弄清月球的化学成分吗？那么将一枚氢弹发射到月球上，引爆它，然后分析闪光和火球的光谱。

在80年代，泰勒向罗纳德·里根总统兜售星球大战的想法——他们称为“战略防御计划”（SDI）。里根看上去已经相信了泰勒那极富想象力的故事：可以制造在轨道上运行的，桌子大小的，由氢弹驱动的X射线激光器，用以摧毁1万枚飞行之中的苏联弹头，在全球热核战争爆发的时候真正起到保护美国公民的作用。

里根政府的辩护者称，尽管“战略防御计划”在某些方面的作用被夸大了，有些是故意夸大的，但是苏联的崩溃应该归功于它。但是，没有任何确实的证据能够支持这一论点。安德烈·萨哈罗夫、叶夫盖尼·瓦列可夫、罗尔德·萨格代夫和其他科学家曾向戈尔巴乔夫总统建议澄清这样的事实，即，如果美国真的通过星球大战计划走在了前面，苏联最安全和最便宜的反应仅仅是扩充现有的核武库和发射系统。这样，星球大战计划是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热核战争的危险。苏联用在对付美国核导弹的空基防御方面的花费，用任何标准来衡量都是微不足道的——远未达到引发苏联经济崩溃的程度。苏联的崩溃主要是因为指令性经济的失败，对西方生活标准的逐步了解，对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普遍不满，和戈尔巴乔夫——尽管这不是他想要得到的结果——对“透明度”和公开性的提倡。

1万名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公开发誓他们不会为星球大战计划工作或接受“战略防御计划”组织所提供的资金。这件事树立了一个科学家们（可以想象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对一个至少是暂时迷失方向的民主政府开展广泛的和勇敢的不合作的榜样。

泰勒还主张发展钻地式核弹头——这样敌对国家的地下指挥中心和深埋于地下的供领导层（及其家属）使用的掩蔽所就会遭到攻击并被消灭；而且对于一个敌对国家来说，只需100

吨核弹头就足够了，清除地下建筑“不会产生一个伤员”：平民将事先得到警报。核战争将是人道的。

正如我曾经写过的，爱德华·泰勒——在他快90岁时依然精力充沛、头脑清醒——与前苏联核武器研制小组一起发起了一场运动，企图开发和爆炸新一代高效的空间热核武器，以摧毁可能撞击地球的小行星或使之偏离轨道。我担心在附近的小行星轨道过早进行试验可能给我们的物种带来极大的危险。

泰勒博士和我私下见过面。我们在科学会议、国内媒体和国会的秘密会议上辩论过。我们之间有极大的分歧，特别是对于星球大战、核冬天和小行星防御。也许所有这一切使我对他的看法不可救药地带上了主观色彩。尽管他是一个激烈的反共产主义者和技术热衷者，回顾他的一生，我从他不顾一切地为氢弹辩护中看到了更多的东西：氢弹的作用并非如你想象的那么坏；它可以用来保护世界免受其它氢弹的袭击，在科学和土木工程方面发挥作用，保护美国人免遭敌人热核武器的攻击，使战争符合人道，使我们的星球免于来自宇宙的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他企图相信，将来人类将把他和热核武器看做是救星而不是毁灭者。

当科学研究向易犯错误的国家和政治领导人提供了巨大的，其实是可怕的力量的时候，许多危险便出现了：其中之一是某些卷入其中的科学家除了貌似客观之外别无所有。权力导致腐败，始终如此。在这种环境下，秘密的机构是尤其有害的，于是民主监督与平衡就显得特别珍贵（在秘密环境中飞黄腾达的泰勒曾不只一次地攻击这一点）。中央情报局的总检察长在1995年评论说“绝对的秘密导致绝对的腐败”。最公开和活跃的辩论常常是避免最危险的技术误用的唯一保障。辩论的关键一点也许很明显——许多科学家，甚至外行可以实话实说而不会有什么负担。另一点可能更微妙，一个住在远离华盛顿特区某地的无名研究生也许会注意到什么——而如果争论是秘密举行的，他将没有任何机会发表看法。

在哪一个领域内，人类的努力在道德上不是模棱两可的？甚至被认为向我们提供的行为和伦理方面建议的民俗也是自相矛盾的。想一想格言吧：匆忙造成浪费。是的，但是，及时行动，可以免于问题成堆也正确。安全第一；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有烟必有火，但是你不能仅凭封面评价一本书。省一文等于赚一文，但是你却不能拿走那赚到手的一文。当断不断，必受其患，但是智者不敢踏脚的地方，蠢人却蜂拥而至。三个臭皮匠项个诸葛亮，三个和尚没水吃。曾几何时，人们就是依据这些自相矛盾的陈词滥调计划自己的行动，或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的。格言家又该承担什么样的道德责任呢？占星术士、占卜术士和小报预言家呢？

或者考虑一下主流的宗教。在《弥迦书》中，我们被告诫要做事公正和仁慈地爱；在《出埃及记》中，我们被禁止谋杀；在《利未记》中我们被命令要像爱自己一样爱我们的邻居；在《福音书》中我们被鼓励去爱我们的敌人。但是想一想吧，在这些本意良好的劝诫深入人心的地方，这些书的狂热追随者曾血流成河。

《约书亚书》以及《民数记》的后半部分赞美了在整个迦南地区一个接一个城市发生的对男人、女人、儿童直到家畜的集体屠杀，耶利哥古城在一场“圣战”中被抹掉。这些大屠杀的唯一的理由就是谋杀者所称的，作为对他们的儿子施行环切术和采纳一套特殊仪式的交换条件；他们的祖光早就得到保证：这块土地将属于他们。对于这些灭绝运动，从神圣的文稿中找不到丝毫自责的迹象，找不到一丁点的族长或神的不安。反而是，约书亚“毁灭所有会呼吸的生命，像以色列上帝命令的那样”（《约书亚书》10：40）。而且这些事件不是偶然的，而是作为主要叙述的中心内容贯穿《旧约全书》的。关于集体屠杀的相似的故事（对于亚玛力人来说则是种族灭绝）还可以在《扫罗记》，《以斯帕记》以及《圣经》中的其它地方找到，而且几乎没有一点道德上的疑问。所有这一切，当然使得以后年代的那些自由的神学家感到苦恼。

据说魔鬼能够“引用《圣经》中的文句为其目的辩护”。《圣经》中充满了如此之多的道德标准彼此矛盾的故事，以至于每一代人都可以从《圣经》中找到词句为他们所想采取的任何行动辩护——从乱伦、奴隶制、集体屠杀到最高尚的爱、勇敢和自我牺牲。而且这种道德上多重性格的混乱绝不仅限于犹太教和基督教。你发现它们深植于伊斯兰教、印度教甚至几乎世界上所有宗教的传统中。既然是这样，道德上模棱两可的科学家也许不像一般人那么多。

我相信，科学家负有特殊的责任去警告公众可能存在的危险，特别是发源于科学或通过科学的应用得以预见的危险。你可以说，这种任务是预言式的。很清楚，警告应该是审慎的，相对于危险不能作过多的夸大；但是如果我们无法避免错误，考虑利害关系，他们就应站在安全一边。

在卡拉哈里沙漠的坤桑采集狩猎者中，当两个男人，也许是睾丸激素的刺激，发生了争执，女人就会拿走他们的毒箭，使这些武器不会用来互相伤害。今天，我们的毒箭能够破坏全球的文明也可以灭绝整个人类。现在道德上的模糊不清所造成的代价太高了。因为这一点——而不是因为获取知识——科学家们必须承担高度的伦理责任，非同一般的、前所未有的伦理责任。我希望培养研究生的科学计划能够清楚地、系统地向尚缺乏经验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提出这些问题。而且，有时我在想，在我们的社会中，是否妇女——和儿童——最终也将把我们的毒箭置于安全之处呢？

第十七章 怀疑主义与好奇心的联姻
没有什么事物会因为不完美而失去真实。

来自迈克尔·法拉第的评论，（1791－1867）

洞见，未经检验和证实，就不能保证其充分的真实性。

伯特兰·罗素《神秘主义与逻辑》（1929）

当我们被要求在美国法庭上起誓我们将讲“真话，完整的真话，而且只讲真话”时，我们其实是在被要求做不可能的事情。显然誓言完全超出了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记忆难免有错误，甚至科学真理也仅仅是一种近似。而且我们几乎对整个宇宙都是无知的。然而，也许一个人的生命就依赖于我们的证词。起誓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讲真话，完整的真话，而且只讲真话就是一个合理的要求了。如果没有这一限制性的词句，那么，这一要求就是绝对无法满足的。但是这样一个限制，尽管与人类的实际情况一致，却不能被任何法律系统所接受。如果每个人仅仅是根据个人的判断讲真话，那么，应受指控或令人尴尬的事实就会被隐瞒，事件被遮掩，罪行被隐藏，责任被逃避，正义被否认。所以，法律所努力追求的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精确的标准，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在挑选陪审团成员的过程中，法庭需要确保判决以事实为依据。这就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以消除偏见。法庭认识到了人类的缺陷。候选的陪审员是否与地方检察官、原告或辩护律师有私交？法官和其他陪审员又是什么情况？陪审员形成的意见是来自法庭上摆出的事实还是审判前的宣传？与来自被告方证人的证据相比，陪审员是更重视还是更轻视来自警方的证据？她对被告方的伦理倾向有偏见吗？陪审员是否住在犯罪现场的附近，因而使她的判断受影响呢？对于专家证人将要证明的情况，她具有相应的科学背景知识吗？（这常被认为是对她不利的。）她有亲戚或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从事执法或刑法方面的工作吗？她自己是否曾与警方发生过口角，从而影响她在审判中的判断呢？她是否有好朋友或亲属由于相似的指控而被捕？

美国的司法体系认识到了很多可能妨碍我们判断或影响我们的客观性的因素，例如倾向、偏见和经验。有时甚至连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在刑事审判中，该体系在保证审判程序不受那些将决定被告有罪或无罪的人的人性弱点的影响方面，甚至到了过分的程度。即使这样，审判程序在保证公正方面仍时有失败。

当我们对自然界提问，或者当我们试图对政治、经济、宗教和伦理的关键问题作出决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总不满足呢？

如果始终如一地加以应用，科学会为人们带来许许多多的礼物。作为交换，科学也会强加给人们某种繁重的负担：我们被告诫，不论感到多么不自在，我们都应该科学地看待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文化传统，不要不加批判地接受我们听到的事情。尽可能地克服我们的一厢情愿、自负的想法，抛弃未经检验的信仰，实事求是地审视自己。我们能够诚心诚意地、勇敢地进行天体运动或细菌基因学研究而不论其研究将把我们引向何处，但又宣称对物质及人类行为本源的研究“禁止人内”吗？因为科学推理的解释力量是如此强大，一旦你掌握了它的技巧就会渴望到处应用它。但是，在我们深刻审视自己的过程中，我们也许对那些在面对这个充满恐怖的世界时给人以安慰的观念提出挑战。我意识到前面章节中的某些讨论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当人类学家调查构成人类大家庭的成千上万个迥然不同的文化和种族的时候，他们惊奇地发现不论其社会多么异乎寻常总是被认为理所当然共有的特点是如此的稀少。例如，在某些文化中——乌干达的伊克族就是其中之一——十诫看上去是被有组织、有系统地抹煞了。有的社会抛弃老人和新生儿，有的吃掉他们的敌人，有的将海贝或猪或年轻的女人作为货币。但是他们都严格地禁止乱伦，都使用技术，并且几乎都信仰神和精灵的超凡世界——神和精灵的形象都与他们居住的自然环境和他们所吃的植物、动物的形态相联系。（那些相信天上住着至高无上的神的部族显得最为凶恶——比如折磨他们的敌人。但是，这仅仅是一个统计结果，尚未发现其内在的必然联系，尽管一些猜测是自然而然地出现的。）

在每个这样的社会中，都珍藏着一个与平凡的世界共存的神话和隐喻的世界。人们试图使两个世界相统一，在两个世界连接处的粗糙的边界被禁止涉及和忽略掉。我们隔开了这两个世界。一些科学家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不费力地穿行于充满怀疑的科学的世界和充满轻信的宗教信仰的世界而不忽略一丝一毫。当然，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差别越大，人们的未被打扰的良知就越感到不安。

人的一生是短暂而变化莫测的，当科学不能解除人们极大的痛苦的时候，剥夺他们通过信仰获得的安慰就显得有些残忍。那些经不起科学的重负的人可以不受约束地忽略科学的箴言。但是我们不能零零碎碎地拥有科学，在觉得安全的地方就应用它，觉得受到威胁就忽略它，而且，我们还没有明智到能够这样做的地步。除非将大脑封进相互隔开的密封仓里，否则人怎么可能在坐飞机、听广播或注射抗菌素的同时又认为地球只有1万年历史或所有属人马座的人都是喜欢社交和待人友善呢？

我曾经听说过一个怀疑论者变得傲慢、蔑视别人吗？当然。想起来使我沮丧的是，我甚至常常在自己的话里听见那让人不快的腔调。在这个问题的两方面都存在人性的缺陷。甚至当科学的怀疑主义被小心翼翼地应用的时候，也会出现傲慢、教条、残忍和不考虑他人的感受和深深持有的信仰的情况。应该说，某些科学家和热忱的怀疑论者直言不讳地使用他们的工具而不讲一点技巧。有时似乎是怀疑的结论先出现，在证据被验证之前，而不是之后，争论就被排除了。我们都珍视自己的信仰。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自圆其说的。当某个人以基础不牢为由挑战我们的信仰体系，或者，像苏格拉底一样，只是提出我们未考虑过的让人难堪的问题，或论证我们已经抛弃了的潜在的关键假设，这就不再是对知识的探索，而像是对个人攻击了。

那些首先提出将怀疑神化为好奇心的主要优点的科学家清楚地阐明，怀疑只是工具而不是目的。勒内·笛卡儿写到，

我不去模仿那些总是装做不能确定，为怀疑而怀疑的怀疑论者；相反，我的全部目的在于确定性，将漂流物和沙子挖走直到到达下面的岩石或粘土层。

在怀疑主义有时用于公众关心的问题的方式上，人们倾向于轻视、贬低或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不论是否带有欺骗性，迷信和伪科学的支持者像怀疑论者一样怀着真实的情感，试图发现世界是如何运转以及我们在其中所可能扮演的角色。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动机和科学是一致的，如果他们的文化没有赋予他们从事伟大探索所需要的所有工具的话，让我们善意地缓和对他们的批评，毕竟，没有一个人是生来就全副武装的。

显然怀疑主义的应用是有限度的。使用某种成本效益分析是必要的，如果神秘主义和迷信给人带来舒适、安慰和希望，而这种信仰带来的危险相应地就会低，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原谅自己呢？但是问题是复杂的。假定你搭乘一辆大城市的出租车，而且你刚坐下，司机就开始高谈阔论传说的另一种族群体的邪恶和低劣等，明知“沉默表示赞成”，你的最佳反应应该是保持沉默吗？还是在道义责任的驱使下与他争论，表达你的愤怒，甚至离车而去——因为你知道每一次沉默的赞成将会鼓励他下次继续这样做，而强烈的异议会促使他下次三思而后行？同样，如果我们对神秘主义和迷信给予太多的沉默的支持——甚至当这看来有点益处的时候——我们就是支持这样一种风气：怀疑主义被认为是无礼，科学令人讨厌，严谨的思考被看做是乏味和不合时宜的。达到一种审慎的平衡是需要智慧的。

超自然现象科学研究委员会是一个由科学家、大学教师、魔术师和其他投身于怀疑和调查正在出现或已经盛行的伪科学的人组成的组织。它是由布法罗大学哲学家鲍尔·克茨于1976年建立的，从一开始我就被其接纳为会员。它的名称的缩写CSICOP的发音是“Sci－Cop”（科学警察）——好像是一个履行警察职能的科学家的组织。那些被CSICOP的调查所揭露的人有时这么抱怨道：委员会对每一个新想法都抱有敌意，它那膝跳反射式的揭露行动将会达到荒谬的程度，它是一个治安维持会式的组织、一个新的宗教法庭，等等诸如此类。

CSICOP并不完美。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批评是有一些道理的。但是以我的观点看，CSICOP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作为一个著名的组织。当社会媒体希望听到传说的另一面的时候可以求助于它，特别是当某一伪科学的惊人宣称被认为具有新闻价值的时候。通常（而且全球大多数新闻媒体仍然是）每一个会飘浮的宗师、访问外星人的人、能够沟通阴阳的人和信仰治疗者一旦成为媒体的焦点，将会被不加证实和不加批判地对待。在此之前，在电视工作室或报纸杂志上也许出现过被证明是丑闻和欺骗的相似的宣称，然而人们似乎对此记性不佳。对伪科学的轻信似乎是大多数媒体的第二天性，CSI－COP代表一支与其相抗衡的力量，尽管它的声音还不够响亮。

在我最喜欢的一部卡通片中，一个算命先生仔细端详掌纹然后严肃地下结论说：“你很容易上当。”CSICOP出版了一份双月刊叫做《怀疑的探究者》。在收到这本刊物的那一天，我把它从办公室带回家细看，想知道有什么新的误解将被揭露。上面总会有我从未想到过的骗局。麦田里的圆圈！外星人已经来过，并画了完美的圆圈，在小麦地里留下了数学信息！……谁会想到有这种事发生？如此不可能出现的精妙艺术形式！或者他们已经来了并取出了奶牛的内脏——大规模地，系统地。农民们很恼火。开始，我对这些故事的创造性印象很深。但是之后，通过更理智的反思，我只是觉得这些报道是多么的单调和司空见惯。这是一个多么缺乏想象力的作品：陈旧的想法、沙文主义、将希望和恐惧装扮成事实。从这种观点来看，这种说法在表面上就令人怀疑。他们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外星人干的。……在小麦地里画圈？这种想象真是败笔！在每一期中，伪科学的其它方面都被揭露和批判。

然而，在我看来，怀疑主义运动的主要不足在于它的两极分化：我们对抗他们——感觉像是我们垄断了真理；其他那些相信所有这些愚蠢的教条的人是低能儿；如果你是明智的，就该听我们的；否则，你就是不可救药。这是非建设性的，它并没有使信息广泛传播，它注定使怀疑论者永远处于少数派地位；有鉴于此，从同情人类生来具有的伪科学和迷信的弱点出发反而可能被更多的人接受。

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那么自然我们就会体会到那些被劫持者、那些不问占卜师就不敢离开家的人，或那些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来自大西洲水晶球上的人的迷茫和痛苦。而且在共同的追求中，这种对相同心情的同情也使科学和科学方法可以较少使人困窘，特别是对青年人。

许多伪科学和新时代信仰体系的出现是源于对传统价值观和前途的不满——因此，他们自身也是一种怀疑主义。（大多数宗教的起源也与此相同。）戴维·海斯（在《科学和新时代》中）认为：

超自然的信仰和实践者不应被简单地视为狂热者、怪人和骗子。大量真诚的人在探索解决关于个人的意义、灵魂、治疗和超自然体验等问题的替代方法。对怀疑论者而言，他们的探索主要基于幻想，但对于理性主义者的目标，——使人们认识到哪些东西在怀疑论者看来是错误的或不可思议的——揭露不大可能是有说服效果的工具。

……怀疑论者可以从文化人类学寻找线索，通过从坚持另一信仰的人们的角度来理解其他的信仰体系，通过将这些信仰在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背景上定位，来发展更为成熟的怀疑主义。这样，超自然世界或许就不会仅仅被看做是通向非理性主义的愚蠢的转折点，而更像是社会的一部分人赖以表达他们面临的矛盾、困境和个性的方言。

当怀疑论者对新时代信仰有了一套心理学或社会学理论的时候，事情就非常简单了：超自然信仰对于那些无法把握无神论宇宙这一现实的人来说是一种 “安慰”，或者说，他们的信仰是那些不鼓励公众批判性思维的不负责任的媒体的产物。……

但是海斯公正的评论立即退化为抱怨：“怀疑论的同事破坏了”心灵学家的“职业”。怀疑论者表现出“一种宗教式的热情来保卫唯物主义的和无神论的世界观，有一种所谓的‘科学的原教旨主义’或‘非理性的理性主义”’的味道。

这是一个普通的，但对我来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确实是，不可理解的——抱怨。对于物质的存在和性质我们知道得很多。如果某一特定现象从物质和能量的角度理解已经是合理的，我们为什么还要假定其它的——尚没有好的证据证明的——可能呢？然而这一抱怨坚持：怀疑论者不会接受我的车库里有一条看不见的喷火的龙，因为他们是相信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者。

在《科学与新时代》中，怀疑主义被讨论，却没有被理解，当然更没有被实践。各种超自然主义的宣称被引述，怀疑论者被“摧毁”了，但是你永远不可能通过读这本书知道如何判断新时代和心灵学对知识的宣称是有前途的还是谬误的。像许多后现代主义者的文章一样，它不过表明了人们的感觉是多么的强烈，他们的偏见达到了什么程度。

罗伯特·安东·威尔逊（在《新的宗教法庭：非理性的理性主义和科学的堡垒》，凤凰城：法尔肯出版社，1986年版）将怀疑论者描述为“新的宗教法庭”。但是就我所知，怀疑论者并不强迫信仰。实际上，在大多数电视纪录片和谈话节目中，怀疑论者受到了漠不关心的对待而且几乎没有广播时间。像《怀疑的探究者》这样发行几万份的期刊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批评了某些教条和方法——充其量也不过是对其嘲笑了一番。新时代宗教的信仰者不会像以前那样，被传唤到刑事法庭，也不会因为有想象力而遭到鞭打，而且肯定不会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为什么要害怕一点点的批评？难道他们没有兴趣看到自己的信仰在怀疑论者所能收集的反驳下岿然不动吗？

也许有百分之一的可能，人的嗅觉、触觉和视觉都不可能感受到通常的伪科学的事物，这种想法或许将会被证明是正确的。也许某些未被发现的白垩纪遗留下来的爬行动物将来确实会在尼斯湖或刚果共和国被找到；或者我们将发现来自太阳系别的什么地方的先进的、非人类物种的制造物。在这本书的写作期间，在超感官知觉领域有三个命题，以我之见，值得认真研究：（1）通过独自思考，人（勉强）可以影响计算机的随机数产生器；（2）人在适度的感觉丧失的情况下可以接收到“投射”向他们的想法或图像；（3）小孩子有时会讲出前世的细节，并被证明是准确的，陈再生之外别无其它途径可以知道。我提出这些命题不是因为它们可能是合理的（实际上我不赞同这些命题），而是因为它们可以作为可能是正确的论点的例子。后三个命题至少有一些，尽管仍是可疑的实验支持。当然，也许我错了。

在本世纪70年代中期一位我所崇拜的天文学家起草了一份庄重的声明，叫做“反对占星术”并让我在上面签名。我对他的措词有不同看法并最终发现自己不能签字——不是因为我认为占星术有任何合理性，而是我当时觉得（现在依然觉得这一声明的语调是独裁主义的。它批评占星术的起源被迷信所包围。但是宗教、化学、医学和天文学的起源也同样是与迷信交织在一起，这里仅仅提到了四个。问题不在于占星术来自什么玄乎和不完全的知识，关键是它现在的合理性。于是就有了对那些信仰占星术的人的心理学动机的推测。这些动机——例如，在一个纷繁复杂、不可预测的世界中所感到的无能为力——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占星术尚未受到它应得的怀疑论者的全面调查，而只是对其有效性草率处之。

该声明强调，我们可以找不到任何可能使占星术有效的机理，这当然是一个切题的论点，但它本身就是无法证明的。在20世纪第一个25年，当阿尔弗雷德·魏格纳提出大陆漂移说（现在被归入板块构造论）以解释地理学和古生物学的大量令人疑惑的资料的时候，（岩石的矿脉和化石似乎是连续地从东南美延伸到西非；这两个大陆曾经是连接在一起的，而大西洋对我们的星球来说是新生的吗？）对该学说的机理同样一无所知。这一见解被所有著名的地理学家激烈地排斥，他们确信大陆是固定的，而非浮在任何东西上面，因此不可能“漂移”。然而，20世纪地球物理学的关键概念恰恰被证明是板块构造论。我们现在知道大陆板块确实是在漂浮和“漂移”（更确切地说，是由地球内部的巨大热机所驱动的一种传送带所运载着）。而所有这些伟大的地理学家们都的确错了。以找不到运行机理为由驳斥伪科学是会犯错误的——尽管如果其论点违背了已经建立起来的物理学定律，这种驳斥就会很有分量。

许多对于占星术的有力批评可以表述为以下几点：例如，它在预示“宝瓶座时代”时采用了昼夜平分点岁差，而在用占星图算命时却拒绝昼夜平分点岁差；它忽略了大气折射；它所认为有意义的天体仅限于肉眼能看到的目标（公元2世纪托勒密就知道了这些天体），而忽略了从那以后人们发现的大量新天体（利用近地小行星的占星术又在哪里？）。需要出生时间的详细信息而不看重出生时的经纬度，这显然是不一致的。占星术在同卵孪生子测试中失败了；不同的占星术士从同样的出生信息进行算命结果却有很大不同；无法解释占星用的天宫图和明尼苏达多元个性评价这样的心理学测试的相关性。

我所希望签字的声明应该描述和驳斥占星术信仰的基本原则。这样一个声明应该比实际散发和出版的那一份有更强的说服力。但是已伴随了我们4000年或更长时间的占星术今天似乎比以往更为流行。根据民意测验，至少1／4的美国人“相信”占星术；1/3的人认为太阳征兆占星术是“科学的”；学校儿童相信占星术的比例从1978年的40％增加到1984年的59％。在美国占星术士的人数也许是天文学家的10倍；在法国，占星术士比罗马天主教教士还多。一群科学家自以为是地不屑一顾并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占星术能做到的——不管它

是多么无效——科学却不能。

如同我试图强调的，科学的核心是平衡两种看起来互相矛盾的态度——对新想法的开放，不管它是多么古怪，多么与直觉相反；以及对所有想法，新的或旧的，进行最无情的怀疑性的调查。这是从极端的谬误中分离出深刻真理的方法。创造性的思考和怀疑性的思考组合起来协同作用，使研究领域处于正轨，尽管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态度处于某种紧张状态。

考虑一下这个命题：当我一直向前走的时候，时间——以我的手表或我的老化过程来衡量——减慢了；而且，在运动的方向上我缩小了；而且，我变得更重了。谁见过这种情况？你很容易立刻对其不屑一顾。另一个命题：在整个宇宙，所有时间内，物质和反物质产生于无。第三个：在一个极为特殊的时刻，你的车会自动穿过你车库的砖墙，第二天早上你会发现它在大街上。它们都是荒谬的！但是第一条是狭义相对论的命题，另外两条则是量子力学的推论（它们叫做真空脉动和势垒隧道效应）。不论你是否喜欢，这就是世界的本来面目。如果你坚持它是荒谬的，你将永远被关闭于某些对于主宰宇宙的规律的重大发现之外。

如果你只是怀疑，那么任何新的想法都无法使你接受，你将永远什么也学不到。你会变成一个古怪的厌世者，认为荒唐统治着世界。（当然，会有很多资料支持你的看法。）因为在科学边缘的重要发现非常之少，经验倾向于证实你的牢骚。但是不时会有新想法被证明是切中要害的、有效的和精彩的。如果你过于坚定，不妥协地怀疑，你就会错过（或不满）正在转变中的科学发现，两种情况下你都在阻碍理解和进步。仅仅有怀疑主义是不够的。

同时，科学要求最强有力和最不妥协的怀疑主义，因为大多数的想法完全是错的，唯一把麦子从谷壳中筛出来的方法是批判性的实验和分析。如果你头脑开放到了盲信的程度而没有一点怀疑的想法，那么你就不能区分有前途的想法和毫无价值的想法。不加批判地接受别人提出的每一个概念、想法和假设就等于是一无所知。许多想法是彼此冲突的；只有通过怀疑性的调查才能辨别，某些想法确实好于别的想法。

这两种思维方式的明智混合是科学成功的关键。好的科学家两种思维方式都具备。在独处中，在自言自语中，他们产生了许多新想法并系统地加以批判。其中大多数想法永远不会向外面的世界公布。只有那些通过了严格的自我过滤的想法才被公开出来接受科学界其他人士的评判。

由于将这种固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适当地依靠实验，作为各种假设之间争论的仲裁人，许多科学家在大胆的设想即将来临时仍然缺乏自信，不愿讲述对奇迹的亲身感受。这很遗憾，因为恰恰是这个少有的狂喜时刻使得科学工作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而显得更人性化。

没有人可以完全头脑开放或怀疑一切，我们都必须在某处确立一条界限。一条中国古代谚语建议，“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但是这来自一个极度保守的社会，在那里稳定比自由更受重视，而且统治者拥有巨大的既得利益不想受到挑战。我相信，大多数科学家会说，“宁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但是做到哪一点都不容易。负责的、全面的、严格的怀疑主义要求一种需通过实践和训练才能掌握的坚固的思维习惯。轻信——我想这里一个更好的词是“开放”或好奇——同样不容易做到。如果我们真的对物理学的。社会的或任何别的什么组织的反直觉的想法开放我们的头脑，我们就必须领会那些想法。接受我们不理解的主张毫无意义。

怀疑主义和好奇都需要磨练和实践的技巧。在学生们的头脑中使它们和谐联姻应该作为公共教育的基本目标。我将很乐意在媒体，特别是在电视上看到这样一种家庭式的幸福：人们真的在创造融合——充满好奇，宽容地对待每一个见解，除非有好的理由，否则不拒绝任何想法。而同时，作为第二个特性，要求证据符合严格的标准——而且这些标准在应用于他们珍视的观点时的严格程度至少应与评判他们企图不受惩罚地拒绝观点时的程度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