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出没的世界》 科学，照亮黑暗的蜡烛  [美]卡尔.萨根 著 李

第十八章 风扬起尘土

风扬起尘土是因为风想要吹拂大地，带走我们的足迹。

《澳洲丛林民间传说》

收藏家W·H·I·布里克和L·C·劳埃德

编辑L·C·劳埃德（1911）

当一个原始人追踪他的猎物，每时每刻他都在使用细致的观察，准确的归纳和演绎推理，如果将这些应用于其它事物，将使他获得懂科学的人的声望……一个“好的猎手或战士”的脑力劳动大大超过了一个普通的英国人。

托马斯·H·赫胥黎

《散文精选，第二卷，达尔文：散文》

（伦敦：麦克米兰，1907）

选自《达尔文先生的评论》175－176页（1871）

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发现科学既难学又难教？我尝试提出几个原因——它的精确，它的非直观的和令人不安的外表，它的被误用的前景，它的独立于权威的特性，等等诸如此类。但是，是否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呢？阿兰·克鲁默是一位波士顿东北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在课堂上，他惊讶地发现如此之多的学生不能掌握最基本的概念。在《不平常的观念：科学的异端性》（1993）中，克鲁默提出科学之所以难是因为它不断推陈出新。他写道：我们，一个具有几十万年历史的物种，仅仅在几百年前才发现了科学方法。例如书写，只有几千年的历史，而我们至今还没有掌握它的诀窍——或至少是因为没有进行非常严肃和积极的研究而未能做到。

他认为，如果排除历史事件的巧合，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发现科学：

面对科学的诸多显而易见的成就和益处，我们仍然敌视它，……仅此即可证明它是处于人类发展的主流之外的一个事物，也许只是一个意外和侥幸。

中华文明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火箭、指南针，地动仪，还系统地对太空进行观测并将其载入史册。印度数学家发明了零，使算术得以顺利发展因而推动了关于量的科学的进步。阿兹台克文明建立了比欧洲文明还要先进的历法，他们能更为准确地长期预测星球的位置，而他们自身却被欧洲文明淹没和毁灭了。但是这些文明中没有一个，克鲁默说，建立了怀疑的、提问式的和采用实验方法的科学。所有这些全都来自古希腊：

希腊人客观性思考的发展需要一些特定的文化因素，首先是议会制。在那里，人首先学会通过理性的辩论来说服别人；其次是一种海洋经济，防止了孤立和狭隘主义；第三是周围一个广大的希腊语世界的存在，旅行者和学者可以周游四方；第四是独立的商人阶层的存在，他们可以雇佣自己的教师；第五是《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文学杰作本身就是自由的理性思维的缩影；第六是宗教文学并未控制在教士手中；第七是将这些因素坚持了1000年。

所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构成一个伟大的文明是非常幸运的；它没有发生第二次。

我赞成其中的部分论点。古代爱奥尼亚人，就我们所知，最早系统阐述了是自然律和自然力，而不是神，决定了世界的秩序甚至世界的存在。就像卢克莱修所总结的他们的观点：“自然生而自由，摆脱了她高傲的主人，可以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发产生的，没有神的干预。”然而除了在第一周的哲学引论课之外，早期爱奥尼亚人的名字和观点几乎永远不会在我们的社会中被提到。那些不相信神的人似乎易于被人们遗忘。我们并不渴望保留对这些怀疑论者的记忆，更不要说他们的想法。试图以物质和能量的方法解释世界的英雄们在许多文化中出现许多次，只是被教士和垄断传统智慧的哲学家从历史中抹掉了——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期之后爱奥尼亚人的观点几乎完全失传了。许多种文化，经历了许多次这样的尝试，但只有在很少的机会下这种思想能生根发芽。

仅仅在1万或1．2万年之前，植物和动物被种植、驯化，文明才开始。爱奥尼亚人的尝试距今有2500年了，而它几乎完全被抹去了。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中国、印度和别的地方通向科学的足迹，尽管是蹒跚的、不完全的和少有成果的。但是，假设爱奥尼亚人从未存在过，希腊科学和数学从未兴盛过，是否可能科学便再也不会在人类历史中产生？或者，考虑到许多文化和许多其他的历史进程，在某个地方，或早或晚——比方在印度尼西亚的岛屿，或在未被征服者干扰的中美洲文明边沿的加勒比，或在黑海岸边的挪威殖民地——难道不会出现各种因素恰好汇集使科学登上舞台的情况吗？

我认为，科学思考的主要障碍不在于问题本身的困难，即使是受压抑的文化也要依赖复杂的智力成果。萨满教巫师、术士和神学家在他们复杂而神秘的技艺中也有高超的技巧。不，阻碍来自政治或僧侣的统治。在那些缺乏新的挑战，不管外部的还是内部的文化中，也就不需要根本的变化，因而不需要鼓励新颖的想法。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异端可以被宣布是危险的；思想可以变得僵化；对不允许有的想法的制裁可以强化－－都不会有太大损害。但是，在各种各样的不断变化的环境、生态或政治条件下，只是照搬老一套再也起不了什么作用。那么，那些不盲目遵循传统，也不试图把自己的好恶强加给自然的或社会中的一切，而是乐于接受宇宙教给人们的东西的人将得到奖赏。每个社会必须决定，在开放和僵化的连续统一体之间，安全点存在于何处。

希腊数学向前迈出了光辉的一步，而另一方面，希腊科学——它最初的发展是很幼稚的并且通常对实验蒙昧无知——充满了错误。他们相信视觉依赖于像雷达一样从我们眼里发出的一种波，在我们看到的物体上反射回眼中，却无视我们在夜里看不见东西这一事实。（然而他们在光学方面有了重要的进步。）不考虑孩子和母亲明显的相像，他们相信遗传特征只由精子携带，女性只是被动的贮藏所。他们相信一块水平抛出的石块会得到某种浮力，因而比同时同高度垂直下落的石块在空中停留时间长。对于简单几何图形的迷恋使他们认为圆是“完美的”；不考虑“月中人”（月亮中的暗影）和太阳黑子（偶尔在太阳落山的时候可以用肉眼看到），他们坚持天空也是“完美的”；所以，行星轨道一定是圆的。

仅仅是脱离迷信还不足以使科学成长。人们还必须想到向自然提问，并通过实验验证。这方面有一些出色的例子——如厄拉多塞对地球直径的测量，或恩培多克勒阐释空气物质性的漏壶实验。但是在一个手工劳动被认为是低下的，是只适合奴隶干的社会中，比如传统的希腊－罗马世界，实验方法是不会兴盛起来的。科学要求我们既摆脱严重的迷信又摆脱严重的偏见，教会和世俗政权强加的迷信和偏见常常是狼狈为奸。毫不奇怪，政治革命，对宗教的怀疑主义和科学的兴起会同时发生。从迷信中获得自由是科学的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

同时，不可否认，从中世纪的迷信转变到现代科学的过程中，像受到了一种最重要观念的深刻影响，那就是，一个创造了宇宙的至高无上的上帝不只创建了人们赖以过活的戒律还建立了自然本身必须遵循的法则。17世纪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没有他牛顿物理学也许就不会产生——描述他对科学的追求就是希望了解上帝的想法。在我们的时代，顶尖科学家，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斯蒂芬·霍金，也用相似的语言描述了他们的追求。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和中国技术史专家李约瑟也提出非西方文化中科学发展所欠缺的是一神论。

然而，我想，在这1000年中对这一论点的有力反证正在向我们呼喊。

狩猎小组跟踪蹄印和其它踪迹。他们在一片树林旁暂停了一会儿。他们蹲下来仔细地检查踪迹。他们所一直追寻的踪迹被另一条穿过了。很快，他们统一了意见，确定了是哪一种动物，有多少，岁数和性别，有没有受伤的，跑得多快，跑过去多长时间了，有没有别的猎人也在追踪，小组能不能追上猎物，如果能追上要花多少时间。决定作出后，他们轻拂他们将追寻的踪迹，牙齿间发出像风一样轻微的声响，然后大步慢跑。尽管背着弓和毒箭，他们继续已经开始了几小时的马拉松锦标赛。他们几乎总是在地上准确地读出讯息。野牛或羚羊或霍加披（像长颈鹿的动物）就在他们想到的地方，数量和情况正像他们所估计的一样。狩猎很成功。猎物被带回了临时的营地。每个人饱餐了一顿。

这段多少有些典型的关于狩猎的短文是对坤桑人的描述，他们居住在博茨瓦那和纳米比亚共和国的卡拉哈里沙漠。不幸的是，他们正处于灭绝的边缘。但是数十年来，人类学家对他们和他们的生活方式进行了研究。坤桑人过着一种典型的采猎生活方式，我们人类也许就是在这种方式下度过了大部分的时间——直到1万年前，植物和动物被种植驯化，人类的状况发生了改变，也许是永远的改变。由于他们具有这种传奇式的本领，在南非与“前线国家”的战争中，他们被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军队招募来搜寻人。与南非白人军队的各种不同方式的接触加速了坤桑人生活方式的毁灭——实际上，这种生活方式随着几个世纪以来与欧洲文明的每一次接触而一点一点地消亡。

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如何能够仅凭一瞥就说出这么多东西？仅仅说他们仔细观察是不够的。他们实际上做了些什么？按照人类学家理查德·李的说法：

他们仔细检查凹坑的形状。一只快速移动的动物留下的足迹显示出一种拉长的对称性；一只微跛的动物由于照顾疼痛的腿就会让它少承担些身体的重量，留下浅些的印记；一只较重的动物留下更大更深的空穴。相关公式就在猎手的脑子里。

在一天中，足印会被侵蚀掉一点。其凹坑的四壁会逐渐崩塌。风吹起的沙子会积累在空穴的里面。也许一点叶片、细枝或草叶会被吹进去。时间越长，侵蚀越大。

行星天文学家在分析陨石撞击产生的陨石坑的过程中采用了几乎同样的方法：陨石坑越浅，年代就越久远。陨石坑如果边缘已破败，深度与直径的比率较小，内部积累了细沙子则说明更为古老——因为必须有足够长的时间，侵蚀过程才会达到这种效果。

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沙漠，或不同的年代，侵蚀的来源都不相同。但是如果你知道它们是什么，你就能够通过陨石坑的新鲜或模糊程度断定很多东西。如果昆虫或别的动物的踪迹叠加在廊迹上面，这将表明这个脚印不会很新。表面下的土壤湿度和在其因被踩过而暴露之后的干燥速度决定了坑四壁的瓦解程度。所有这些因素都被坤桑人仔细地研究过了。

飞奔的兽群不喜欢炎热的太阳。动物会利用它们能找到的任何能遮阳的东西，它们会改变路线以利用一片树林的荫凉。但是树荫的位置是由一天中的时间决定的，因为太阳在天空移动。在早晨，太阳从东方升起，影子就在树林的西边。下午，当太阳西移，影子就投向了东边。通过踪迹转弯方向的改变，就可能说出动物是多长时间以前经过的。在一年中的不同季节，这种计算是不同的。所以猪手脑子里必须装有一部天文历法以预测太阳的运动。

对我来说，所有这些令人生畏的法医式的寻踪技巧就是正在发挥作用的科学。

采猎者不仅在研究其它动物的踪迹方面是专家，对人的踪迹也很擅长。在一个小组中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他或她的足迹被辨认出来；彼此之间就像对他们的面孔一样熟悉。劳伦斯·冯·帕斯特这样描述：

离家数英里并与其他人分开，恩格索和我，在一只受伤的雄鹿的踪迹上，忽然发现另一组印记和我们的交汇到一起。他满意地咕哝了一声并说这是几分钟前鲍克斯豪的足印。他断定鲍克斯豪跑得很快，而且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他和那只动物。我们爬上前面的沙丘，鲍克斯豪就在那里，正在给动物剥皮。

理查德·李也叙述了一个坤桑人的故事，猪人在简单地检查了一些踪迹之后说，“哦，看，图努和他的小舅子在这。可是他的儿子哪去了？”

这真是科学吗？在训练课上，每一个追踪者都在地上蹲几个小时，观察羚羊蹄印的缓慢侵蚀吗？人类学家提出这个问题，答案是猎人们一直使用这样的方法：他们在学徒时期观察他们的父亲和有经验的猎手，他们通过模仿学会。普遍的原则代代相传。局部的变化因素——风速，土壤湿度——每代人，一天一天，一季一季按照需要加以更新。

而现代科学家恰恰在做同样的事情。每次我们试图通过侵蚀程度判断月球、水星、海王星的卫星上陨石坑的年龄，我们并不是从零开始计算。我们掸掉某篇科学论文上的灰尘，读上面也许是一代人以前就确定下来的试过且真实的数值。物理学家并不从零开始推导麦克斯韦方程或量子力学，他们理解它的数学和原理，观察它的效用。他们注意自然是如何遵循这些法则的，他们将这些科学成果记在心里，使它们成为自己的东西。

然而必须有人首次确定寻踪原则，也许是某个旧石器时代的天才，或更可能是在彼此广泛分离的时间和地点的一代代的许多天才。在坤桑的寻踪原则中没有巫术的痕迹——事先检查夜晚的星星或动物的内脏，掷骰子或解梦，或念咒召鬼，或别的什么人类偶尔尝试过的这样那样的对知识的伎俩，而只有具体的可明确界定的问题：猎物向哪个方向跑了，它有什么特征？你需要一个单凭巫术和占卜不能给出的——或至少是不能经常给出的足以使人免除饥饿的——精确答案。相反，采猪者——除了围着火堆跳阴魂附身的舞蹈或受柔和的欣快剂的影响，日常生活中他们并不十分迷信——很实际，他们努力工作、目的明确，过群居的生活，并常常是快乐的。他们使用的技巧来源于对过去成功和失败的去伪存真。

科学的思考几乎从一开始就与我们相随。你甚至可以从正在领地边界上巡逻或正在准备芦杆以插入白蚁窝以获取少量但必须的蛋白质来源的大猩猩身上看到这一点。寻踪技巧的发展带来了强大的进化选择优势，那些不能想到这一点的群体只能得到较少的蛋白质并留下较少的后代。那些具有科学倾向的，那些能够细致观察的，那些爱好解决问题的生物，会获得更多的食物，特别是较多的蛋白质，并生活在更为多种多样的栖息地中；它们和它们的遗传特性将繁荣昌盛。对人来说也是一样，比如，波利尼西亚人的航海技巧。这种科学倾向带来了实质性的回报。

在农耕时代之前的另一种获得食物的主要方法是采集。要采集食物，你必须了解许多植物的性质，而且你必须能明确地把一种植物和另一种区分开来。植物学家和人类学家常常发现全世界的以采猎为生的种族辨别各种植物物种可以达到西方分类学家的准确程度。他们以地图绘制员的技巧在心中绘制他们领地的地图。这一切都是生存的前提。

有人认为，就像儿童尚未成熟到接受某种数学和逻辑的概念一样，原始人在智力上也不可能掌握科学和技术。这种观点是极为荒谬的。那些居无定所、身无分文的残存的采猎者——他们是我们遥远过去的活标本——的日常活动证明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残余观念是错误的。

根据克鲁默的“客观思考”的标准，我们肯定可以从采猎者那里找到积极而充分的论据，直接参与式的民主，大范围的旅行，没有僧侣，并且将这些因素坚持了不是1000年而是30万年或更长时间。以克鲁默的标准来看，采猎者应该是有了科学。我认为他们确实如此，或曾经如此。

爱奥尼亚和古希腊提供的不是许多的发明、技术或工程，而是系统调查的方法和一种观念，即是自然的法则而不是变幻莫测的神统治着世界。水、空气、土和火被轮流作为对这个世界的本质和起源的候选的“解释”。每一个这样的解释——由苏格拉底之前的不同哲学家所认定——在细节上有很大的缺陷。但是这种解释的方式，作为神的干预的替代物，是富有成果的、新颖的。同样，在古希腊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由反复无常的神促成的重大事件都记载于《荷马史诗》中，只有几件事记载于《亥罗道忒斯》中，而在《苏西蒂德斯》中则完全没有。在几百年中，历史从由神推动转移到由人推动。

一些相似的自然法则也曾在坚定的多神论社会中出现。在这种社会中某些学者热衷于无神论的观点。约开始于公元前4世纪的，前苏格拉底的这些研究，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然后是基督教神学家扑灭了。如果历史的偶然性有所不同——如果原子论者对物质本质、世界多元化、对时间和空间的广袤性的伟大猜想能够被珍视并作为科学发展的基础，如果阿基米德的技术革新被传授和仿效，如果那种认为人类必须探求、理解自然的不变法则的观点被广泛地宣传——我想今天的世界会是另一种样子。

我不认为科学难于讲授的原因是人们对接受科学没有准备，或是由于科学仅仅产生于侥幸，或总的来说，我们的脑力还不足以掌握它。相反，我所看到的一年级学生对科学的巨大热情以及来自残存的采猎部落的证据都雄辩地证明：科学倾向深深地埋藏在我们之中，不论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还是任何文化中。它已经成为我们生存的手段。它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处。当我们由于漠不关心、漫不经心、无能为力或对怀疑主义的恐惧而使孩子们对科学失去信心，我们就是剥夺了他们的权利，拿走了他们用以管理未来的工具。

第十九章 世上没有傻问题
所以我们不停地提问，一次又一次，直到一捧土堵住了我们的嘴——难道这就是答案吗？

海恩里希·海涅《拉撒路》（1854）

在东非200万年前的岩石记录中，你能发现我们祖先所设计和使用过的一系列劳动工具。他们的生活依赖制造和使用这些工具，当然这是石器时代早期的技术。曾几何时，专门制作的石头被用来戳刺、切削、剥离、切割、雕刻。尽管制造石制工具有很多种方法，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个特定的地点，在漫长的时期内，工具都是以同样的方法制造的——这意味着数十万年前一定存在教育体制，即使主要是学徒制度。尽管相似性容易被夸大，但很容易设想有相应的围着缠腰布的教授和学生、实验课程、测验、不及格、毕业典礼和研究生教育。

如果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这种培训没有发生改变，传统就被完整地传递给下一代。但是如果需要学习的东西变化得很快，特别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发生，这就很难搞清楚教什么和怎样教。于是，学生就会抱怨内容不恰当；对年长者的尊敬就会减少。教师们对教育标准的降低和学生们变得无精打采感到绝望。在一个处于转变中的世界，学生和教师都需要教给自己一门重要的技巧——学会如何学习。

除了儿童之外（他们还不懂得是不是该问一些重要的问题），我们没有谁会花费很多时间去想：为什么自然是这个样子？宇宙是怎么来的，或它是否一直那样存在？如果时间某一天会倒流，结果将会出现在原因之前吗？是否存在人们认识的极限。甚至有些儿童，我遇到了那么几个，想知道黑洞是什么样子？物质的最小部分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记得过去而不是将来？为什么有宇宙？

不时的，我会非常幸运地给幼儿园或一年级的班级讲课。其中很多孩子是天生的科学家——尽管好奇的倾向多一点，怀疑主义的倾向少一点。他们很好奇，爱动脑筋，引起思考的。有洞察力的问题滔滔不绝。他们显示出极大的积极性。我被问一些连续的问题。他们从没听说过什么叫“傻瓜式的问题”。

但是当我和高中高年级的学生交谈时，我发现情况不同了。他们记住了“事实”，但总的来说，发现的喜悦，事实背后的灵魂，已经离开了他们。他们失去了大部分好奇心，仅获得了很少一点怀疑主义。他们担心提出“傻瓜”问题；他们愿意接受不充分的答案；他们不提连续的问题；在教室里他们不时斜着眼瞥一下，判断他们的同学是否赞同；他们上课时把带来的问题写在一张纸上，他们偷偷地检查，等待着轮到他们，却疏忽了这时他的同学们正在集中讨论什么问题。

从一年级到十二年级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它不仅是青春期的问题。我猜测它部分是因为来自同学的不许杰出的压力（除了在体育运动中）；部分是因为社会教给人们的短期满足；部分是由于一种印象即科学和数学不会使你能买一辆跑车；部分是因为对学生的期望太低；部分是因为理智地讨论科学和技术——甚至学习本身——很少有回报或榜样。那些少数仍然保持兴趣的孩子被贬低为“傻子”、“小丑”或“书呆子”。

但是还有些别的原因：我发现许多成年人讨厌孩子提出科学问题。为什么月亮是圆的？孩子也许会问。为什么草是绿的？梦是什么？你能挖多深的洞？世界的生日是哪一天？为什么我们有脚趾头？大多数老师和家长以生气或嘲弄的态度对待这些问题，或者迅速地转到别的东西上面：“你希望月亮什么样，方的？”孩子们不久便认识到这种问题惹恼了大人。再有几次像这样在经历，就又有一个孩子离开了科学。为什么成年人在不到六岁的孩子面前要装作无所不知，我感到实在难以理解。承认我们不知道某些东西又怎么了？我们的自尊心竟如此脆弱吗？

而且，这其中有许多是科学领域中的深奥问题，有几个尚未得到完全解决。月亮是圆的与重力是一种将物体拉向任何世界的中心的向心力及岩石的强度有关。草是绿的因为它含有叶绿素，当然——我们都在高中的时候被灌输过这个答案——但是为什么植物含有叶绿素？这看起来很愚蠢，因为太阳输出的峰值能量是在光谱的黄色和绿色部分。为什么全世界的植物要抵制能量最丰富波长部分的阳光呢？也许是由于地球古代生物史上的意外冰冻。但是我们对于草为什么是绿的仍有某些东西不清楚。

有许多更好的回应可以不使孩子觉得他们问深奥的问题是一个大错误。如果我们对答案有想法，我们可以试着解释。即使是一次不完全的尝试也会起到消除疑虑和鼓励的作用。如果我们不知道答案，我们可以查百科全书。如果我们没有百科全书，我们可以带着孩子去图书馆。或者我们可以说：“我不知道答案，也许没有人知道答案。也许等你长大的时候，你会成为第一个发现答案的人。”有天真的问题、乏味的问题、表述不当的问题，以及在不恰当的自我批判之后提出来的问题。但是每个问题都表明他渴望理解这个世界。这绝不是傻瓜式的问题。聪明的、好奇的孩子是国家和世界的财富。他们需要得到照顾、呵护和鼓励。但是仅仅鼓励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给他们关键的进行思考的工具。

“官方消息”，一份报纸的头条写道：“我们在科学方面的名声坏透了。”在对世界许多地区17岁孩子的代数测验中，美国排名倒数第一。在同样的测试中，美国孩子平均正确率是43％，而日本相应的成绩是78％。在我的成绩单上，78％非常好——大致相当于C＋，或甚至B－；43％是F。在化学测验中，13个国家中只有两个比美国差。英国、新加坡和香港的成绩高得几乎超出了标准；加拿大的18岁学生有25％与美国高中高年级学生选出的1％的人知道的化学知识一样多。（他们在上第二门化学课，并且大多数人是在“高级”班）。明尼阿波利斯20个最好的五年级班被日本仙台的20个班级全部超过，被台湾台北的20个班级中的19个超过。韩国的学生在数学和科学的各个方面远远超过了美国学生，在排行榜上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加拿大西部）的13岁学生（在某些方面他们比韩国人还要好）超过了美国学生。在美国的孩子中，有22％的人说他们不喜欢学校，在韩国只有8％。然而，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说他们“擅长数学”，但只有四分之一的韩国人这么说。

这种美国普通学生的低迷的倾向偶尔被杰出学生的表现所抵消。1994年，在香港举行的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上，美国学生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好成绩——在代数、几何和数论方面击败了来自68个国家的360名学生。他们之一，17岁的杰瑞米·本评论说：“数学问题是逻辑填字游戏。没有什么规律——完全是创造性的和艺术性的。”但是这里我所关心的不是产生新一代的一流科学家和数学家，而是公众的科学文化水平。

美国63％的成年人不知道最后一只恐龙在第一个人产生之前就死去了；75％的人不知道抗菌素杀死的是细菌而不是病毒；57％的人不知道“电子比原子小”。民意测验显示大约一半美国人不知道地球围绕太阳转而且转一圈要一年。我能在康奈尔大学我的本科生班里找到一些聪明的学生，他们却不知道星星在夜晚升起和落下，甚至不知道太阳也是一颗星星。

由于有了科幻小说、教育体系、美国航空航天局，以及科学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美国人应该比普通人更了解哥白尼学说。中国科学与技术协会1993年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像美国一样，中国有不超过一半的人知道地球绕太阳一年转一圈。这显然意味着，在哥白尼学说产生了四个半世纪之后，地球上的大多数人仍然在内心深处认为：我们的星球固定不动地处于宇宙的中心，因而可以骄傲地认为我们很“特别”。

这些是关于“科学素养”的典型问题，结果是令人震惊的。但是它们衡量的是什么？对权威见解的记忆。他们应该被问的是我们怎么知道——抗菌素可以区别微生物，电子比原子“小”，太阳是地球围绕着一年转一圈的星星。这样的问题更能真实地衡量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测试的结果无疑会更令人沮丧。

如果你将《圣经》中的每一个字都当做真理，那么地球一定是平的。对《古兰经》来说也是如此。宣称地球是圆的意味着你是一个无神论者。1993年，沙特阿拉伯最高宗教机构，舍克·阿卜杜尔－阿齐兹·依恩·巴兹，发布了一项法令或文告，宣布：地球是平的，任何人认为地球是圆的就是不信仰真主并将受到惩罚。在许多嘲弄之中，由公元2世纪克拉格－埃及天文学家克劳蒂斯·托勒密搜集的，证明地球是球形的清楚的证据通过阿拉伯和穆斯林的天文学家传播到西方。到了9世纪，他们把托勒密的阐述地球是球形的书叫做阿尔玛格斯特——“最伟大的”。

我碰到过许多被进化论所触怒的人，他们宁愿认为自己是上帝的手工艺品而不愿相信自己是通过物理和化学作用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从软泥中产生的。他们不愿意费力去了解进化论的证据：这些证据与此无关，他们希望什么是真的，就相信什么是真的。只有9％的美国人接受现代生物学的核心发现即人类（和所有其它物种）是从更为古老的物种经过自然的演替过程缓慢地进化而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不需要上帝的干预。（当仅仅被问到他们是否接受进化论时，45％的美国人说是的。在中国相应的数字是70％。）当电影《侏罗纪公园》在以色列上映的时候，遭到了一些犹太教教士的谴责因为它接受了进化论并宣扬恐龙生活在1亿年前——而在每一个犹太新年和犹太人婚礼上都会宣称，宇宙只有不到6000年历史。进化论的最清楚的证据可以在我们的基因中发现。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进化论仍被某些人，他们自己的DNA恰恰证实了进化论，所攻击——在学校、在法庭、在教科书出版社中，以及在我们可以给别的动物施加多大痛苦而不跨过伦理的界限这个问题上。

在大萧条时期，教师们享有工作的稳定性，不错的工资待遇并受人尊敬。教书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部分是由于人们普遍认为学习是摆脱贫困的出路。今天情况大不相同了。从事科学（和其它学科）教学的人常常不胜任工作并缺乏创造性，而且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在自己的科目中仅受过一点或没有受过训练，对讲授科学方法缺乏耐心而急于传授科学发现——而且有时他们自己也不能区分科学和伪科学。那些受过训练的人常常是在别的地方找到了工资更高的工作。

孩子需要亲身体验实验方法而不只是读读书本。我们可以被告知蜡烛燃烧可以用蜡的氧化来解释，但是如果我们看到把一个钟形的广口瓶罩在蜡烛火焰上，直到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包围了烛芯挡住了氧气，烛焰开始闪烁然后熄灭，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更为鲜明的印象。老师可以教给我们细胞中的线粒体是如何像火焰燃烧蜡一样氧化食物，而如果我们在显微镜下观察这一过程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感觉。我们可以被告知某些生物体的生命活动需要氧气而另一些则不需要，但是只有当我们用一个除去氧气的钟形广口瓶来检验这个说法，我们才会真正开始理解它。氧气对我们有什么用处？为什么没有氧气人就会死？空气中的氧气是怎么来的？这种供应的可靠性怎么样？

实验和科学方法可以通过很多途径教给学生，而不只是在科学课上。丹尼尔·卡尼茨是我大学时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富于创新精神的初中和高中社会科学课教师。想让学生们理解美国宪法吗？你可以让他们一章一章地读，然后在课堂上讨论——但是，很不幸，这会使他们大多数人睡着的。或者你愿意试试卡尼茨的方法：你禁止学生读宪法。然而，你安排学生两人一组代表一个州，参加制宪会议。你事先向这13个小组就他们所代表的州或地区的特殊利益作简要的指点。比如南卡罗莱那的代表将被告知棉花的重要性，奴隶贸易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工业化的北方所造成的威胁，等等诸如此类。13个代表团聚集在一起，教员给予些许指点，但主要是依靠他们自己，经过几个星期写下了一部宪法。然后他们读真正的宪法。学生们把发动战争的权利留给了总统。1787年的代表们将这项权利交给了国会。为什么？学生们使奴隶获得了自由。原先的制宪会议却没有。为什么？这样做需要教师做更多的准备，学生做更多的工作，但这次经历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如果每个公民都有一次类似的经历，很难不认为地球上的国家将会具有更好的政治形态。

为了改善教师的培训、工资和实验室，我们需要更多的钱。但是在整个美国，学校公债的发行通常被否决。没有人建议将财产税用于军事预算，或农业补贴，或清理有毒废弃物。为什么偏偏是教育？为什么不支持教育从地方和州级别的一般税收中获得资金？向那些工人特别需要经过技术培训的企业征收特别教育税怎么样？

美国学校儿童做的作业并不够。美国的标准学年有180天，与此相比，韩国是220天，德国是230天，日本是243天。在这些国家当中有几个国家的学生星期六也上学。美国的高中学生每周平均花费3．5小时做作业。花在学习上的时间，课内或课外的，大约是每周20小时。日本五年级学生平均是33小时。日本，只有美国一半的人口，却每年培养相当于美国两倍的高学历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在高中的四年中，美国学生在数学、科学和历史等科目上用去的时间不到1500小时。日本、法国、德国学生则花了两倍的时间。美国教育部1994年的一份报告指出：

传统的教学日必须符合所谓的“学校新任务”的一整套需要——对个人安全、消费者的事务、艾滋病、生态保护与能源、家庭生活和司机培训的教育。

这样，由于社会教育的缺乏和家庭教育的不当，高中学生每天只有三小时用于核心的学术科目。

人们普遍抱有这样一个观念，即科学对普通人来说“太难了”。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统计资料看出来。只有大约10％的美国高中学生曾经选修物理课。什么使科学突然间变得“太难了”？为什么对于那些比美国做得好的国家的公民来说，科学就不是太难？美国人在科学、技术革新和努力工作方面的天赋消失了吗？美国人曾经为他们的发明家感到极大的骄傲，他们首创了电报、电话、电灯、唱机、汽车和飞机。今天除了计算机，所有的一切都成了昨日黄花。所有那些“美国佬的独创性”哪去了？

大多数美国儿童并不笨。他们学习不刻苦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很少能通过努力学习得到实际的利益。现在对普通年轻人来说，词汇技巧、数学、科学和历史方面的能力（实际上是了解基本的知识）并不能使他们在高中毕业后的最初八年中增加收入——他们中的许多人从事服务业而不是在工业企业工作。

在经济中的生产性部门，情况则不同了。比如，面临破产危险的家具厂——不是因为没有顾客，而是因为没有几个初级工人懂简单的算术。一家主要的电子公司报告说该公司80％的工作申请者不能通过五年级的数学考试。美国每年已经损失了大约400亿美元（主要是在生产能力的损失和补习教育的花费方面），因为工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读、写、计数和思考。

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对美国139家高技术公司的调查表明，造成研究和开发衰退的主要国家政策有：（1）缺乏处理问题的长期战略；（2）对未来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培养重视太少；（3）在“防务”方面投资太多，而在民用研究和开发方面则投资不足；（4）对大学之前的教育重视不够。无知养育无知。对科学的恐惧会传染的。

在美国，最喜爱科学的人是年轻、富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男子。但是在下一个十年美国四分之三的新工人将是妇女、非白人和移民。如果不能唤起他们对科学的积极性——我无意歧视他们——那将不仅是不公正，而且是自毁长城的愚蠢行为。这将使经济发展得不到急需的熟练工人。

非裔美国人和拉美学生与60年代相比在标准化的科学考试中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进步仅限于他们。美国高中毕业生中白人和黑人在数学上的差距仍然很大——两到三个等级；但美国高中白人毕业生和其他国家如日本、加拿大、英国或芬兰的学生之间的差距则是上述差距的两倍（美国学生落后）。如果你没有什么动机，而且只受到很少的教育，你就不会懂得很多——这一点也不奇怪。父母受过大学教育的城市郊区非裔美国人和父母受过大学教育的城市郊区白人在大学中的成绩一样好。据某些统计资料，一个穷孩子如果报名参加头脑启蒙计划，将来他找到工作的机会将增大一倍；如果完成了飞跃计划，那么他上大学的可能就增加了四倍。如果我们是严肃的，我们就会知道该做什么。

学院和大学又怎样呢？明显应该采取的步骤是：依靠教学成功来提高声望；根据学生在标准化、双盲测试中的表现决定教师的提升；教师的工资应该接近他们在企业工作的工资；更多的奖学金、助学金和实验室设备；富于想象力和启发性的课程和教材，其中优秀的教员应发挥主要作用；实验课程是每个人毕业所必修的；对传统的偏离科学的倾向予以高度重视。我们还应该鼓励学术上最好的科学家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公共教育——教材、讲座、报纸和杂志文章、电视节目、在大学一二年级中开设怀疑式思维和科学方法的必修课也许值得尝试。

神秘主义者威廉·布莱克盯着太阳说他看到了大使，而其他人，更世俗一些，“只看见一个颜色大小像金畿尼的物体”。布莱克真的在太阳中看到了天使，还是某种知觉和认识错误？我知道没有照片显示太阳上有这种东西。布莱克看到了照相机和望远镜看不见的东西吗？还是这种解释更多地存在于布莱克的头脑之内而不是之外？现代科学对太阳本质的解释难道不是更奇妙吗：太阳里没有天使或金币，它是一个巨大的球体足以容纳100万个地球，在它的核心，看不见的原子核挤在一起，氢变成氦，氢中潜藏了数十亿年的能量释放出来，地球和其它行星被它温暖和照亮，同样的过程在银河系其他地方重复了4000亿次。

从头开始构造一个人所需的蓝图、详细的阐述和工作指令如果用英语写下来可以装满1000卷百科全书。而你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这样的百科全书。类星体是如此遥远，以至我们所看到的它发出的光在地球诞生之前就踏上了星系际的旅程。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是数百万年前的同样的东非猿人祖先的后裔，这使我们都成为表亲。

无论何时我想到这些发现，都会有一种激动的感觉。我的心跳加快，难以抑制。科学是一种惊讶和欣喜。每一次宇宙飞船从一个新世界旁边飞过，我都会感到惊奇。行星科学家们自问：“哦，是这样？我们怎么没有想到？”但是，自然总是比我们所能想象的更为微妙，更为错综复杂，更为精致。考虑到我们人类明显的缺陷，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竟在探索自然秘密的道路上走了这么远。

在获得发现或顿悟的时刻，几乎每个科学家都体验过一种肃然起敬的惊讶。科学——纯粹的科学，不是为了任何应用而是为了其本身的科学——对于那些实践它的人以及时不时地来瞧一瞧有什么最新发现的人来说，具有深刻的情感内容。

像侦探故事一样，构建关键问题，辨别可能的解释，甚至取得科学发现的进程是一种快乐。从下面这些例子中随机地多少挑几个想一想，有的很简单，有的远非如此：

* 在6和7之间会不会有未发现的整数？

* 在原子序数6（碳）和原子序数7（氮）之间会不会有未发现的新化学元素？

* 新的防腐剂会在老鼠身上引发癌症。但是如果你给一个体重远大于老鼠的人每天一磅这种药品，情况会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新的防腐剂没有那么危险。也许将食物长期保存所带来的好处要大于其诱发癌症的风险？谁来决定？他们需要什么样的资料才能作出慎重的决定呢？

* 在一块有38亿年历史的岩石中，你发现碳同位素的比率和今天的生物体一样，而和无机的沉积物不同。你就此推断38亿年前地球上有生命吗？或者较现代的某种生物体的化学残留已经渗入了岩石中？或者是否有方法使岩石中的同位素与生物过程分离呢？

* 对人类大脑电流的敏感性的测量显示当某种记忆或精神活动发生，大脑的特定区域开始工作。我们的思维、记忆和情感都是大脑的神经元的特殊回路产生的吗？是否可能在机器人身上模拟这种回路？在大脑中插入新的或改变旧的回路以改变意见、记忆、情感、逻辑推理，这可行吗？这样的填塞物是不是太危险了？

* 你的太阳系起源理论预言会有许多气体和尘埃聚集成圆盘状遍布于银河系中，你透过望远镜看到了许多圆盘，你高兴地断定你的理论被证实了。但是实际上你看到的圆盘是比银河系远得多的旋涡状星系，而且太大以至不大可能是新生的太阳系。你会放弃你的理论吗？或者你会寻找另一种圆盘？或者这只是你不愿放弃一种可疑的假设的表达方式？

* 一个正在发展的癌肿瘤向血管附近的细胞发布了一份公报：“我们需要血液。”于是，内皮细胞被迫建立血管桥向癌细胞供血。这是如何发生的？可以将这讯息截取或取消吗？

* 你将紫色、蓝色、绿色、黄色、桔黄色和红色颜料混合在一起得到黑褐色。而你将同样颜色的光混在一起却得到白色。这是怎么回事？

* 在人类和许多其它动物的基因中有长而重复的遗传信息序列（被称为“废物”）。某些序列引起遗传疾病。这部分DNA会是恶劣的核酸片段，自我复制，自行其是，不考虑它们所寄生的有机体的正常状态吗？

* 许多动物的行为在地震之前非常奇怪，它们知道什么地震学家不知道的事情吗？

* 古代阿兹台克人和古希腊人的“上帝”一词几乎是相同的。这是否表明这两种文化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或共性呢，或者我们应该认为这两种不相关的语言出现这种巧合仅仅是偶然？或者像柏拉图在《创世纪》中所想的，某些词语是我们与生俱来的？

* 热力学第二定律表明将宇宙看做一个整体，无序随着时间增长。（当然，通过宇宙其它地方的有序的减少，局部的世界、生命和智慧可以产生。）但是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宇宙大爆炸扩张即将减缓、停滞继而收缩的宇宙中，第二定律会逆转吗？结果会在原因之前发生吗？

* 人的胃使用浓盐酸溶解食物并帮助消化。为什么盐酸不溶解胃本身？

* 在我写本文的时候，人们发现最古老的星星似乎比宇宙还老。就像声称朋友有个孩子比朋友还大一样，你不必知道很多就能意识到一定有人犯了个错误。那么是谁？

* 现在的技术已经可以移动单个的原子，这样冗长而复杂的信息可以用超微观的尺度写下来。还可以制造分子大小的机器，这些“纳米技术”的最基础的例子现在已被成功地展示。在今后的几十年里它将把我们引向何方？

* 在几个不同的实验室中，科学家们发现在合适的条件下，某些复杂的分子可以在试管中自我复制。其中一些分子，像DNA和RNA，由核普酸组成；另一些则不是。有些使用酶加速化学反应的速率；另一些则不。有时在复制中会发生错误；于是错误在后代分子中被不断地复制。这样它们就会成为稍有不同的自我复制的分子，其中一些比其它的复制得更快。更有效率。于是最先繁盛。随着时间推移，试管中的分子变得越来越高效。我们开始亲眼目睹分子的进化，这会对生命的起源提供多少认识呢？

* 为什么普通的冰是白色的而纯净的冰是蓝色的？

* 已经在地球几英里深的地下发现了生命。生命的存在区域到底能达到多深？

* 据一个法国人类学家讲，马里共和国的多贡人有一个传说：天狼星有一颗极为致密的伴星。实际上天狼星确实有这样一颗伴星，尽管只有相当精密的天文学技术才能探测到它。那么，（1）多贡人是源于一个曾拥有巨大的望远镜和理论天体物理学的被遗忘的文明吗？或者，（2）他们曾经得到外星人的指点？或者，（3）多贡人是从来访的欧洲人那里听说天狼星的白矮星伴星的？或者，（4）法国人类学家搞错了而多贡人从来没有类似的传说？为什么对科学家来说推广科学是困难的？一些科学家——包括一些非常优秀的科学家——告诉我他们喜欢普及科学，只是觉得自己在这个领域缺乏天赋。知道和解释，他们说，不是同一回事。秘密在哪？

我想，只有一个：不能像对你的科学家同事那样对普通大众说话。有些用于传达你的想法的术语可以瞬间被专家所准确地理解；你也许在每天的专业工作中都要用各种方法说到这些语词，但是它们对于那些非专家的听众来说无异于谜语；使用尽可能简单的语言；最重要的是，不论你试图解释什么，想一想在你自己领会之前你的理解是什么样子；回忆一下你几乎陷入的误解，清楚地提醒别人；牢记你也曾经一无所知；概要重述你从无知到有知的最初的步骤；永远不要忘记天生的智慧是普遍存在于我们人类之中的。确实，这就是我们成功的秘密。

付出的努力是微小的，而带来的益处是巨大的。潜在的陷阱包括过分简化，在质量（和数量）上省略的需求，给有关科学家不适当的荣誉，不能充分辨别有用的类推和现实的差别。无疑，妥协是需要的。

你做介绍的次数越多，就越清楚哪种方法有效，哪种不行。可以自然地选择隐喻、比喻、类比、轶事等手段。不久你就会发现，踩着听众检验过的踏脚石，你几乎想去哪就可以去哪。你能够根据听众的需要调整你的介绍。

像许多编辑和电视制作人一样，有些科学家相信公众太无知或太愚蠢以至不可能理解科学，认为科普工作是根本没有希望的事业，甚至相当于与敌人称兄道弟，如果不是彻底同流合污的话。在构成这种判断的诸多批评之中——伴随着令人难以忍受的傲慢和对许多极为成功的科普事例的忽视——隐含的是过分的自信，而对于有关的科学家来说则是自毁长城。

政府对科学大规模支持的历史并不长，只能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有钱有势的人对少数科学家的赞助早已有之。随着冷战的结束，曾为各种基础研究提供支持的国家防务这张王牌已不会再打了。部分由于这个原因，大多数科学家，我认为，支持进行科学普及工作。（因为几乎所有对科学的资助都来自公众的财产，如果科学家反对进行足够的科普工作那无异于古怪的自杀式的调情。）得到公众的理解和赏识的东西，都容易得到公众的支持。我的意思不是说为杂志，如《科学美国人》写文章，供科学爱好者和其它领域的科学家阅读，也不仅仅是给本科生开一门介绍性的课程。我所说的是在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上，在对普通大众的讲座中，在小学、初中、高中的课本中努力与人们交流科学的本质和方法。

当然在普及工作中需要作出判断。重要的是既不要神秘化也不要以恩人自居。为了提高公众的兴趣，科学家们偶尔会走得太远——比如得出无法证实的宗教结论。天文学家乔治·斯穆特将他对来自宇宙大爆炸的不规则电磁辐射的发现描述为“面对面地看见了上帝”。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里昂·莱德曼将黑格斯玻色子（一种假设的构成物质的单元）称为“上帝的粒子”，并以此作为一本书的书名。（在我看来，他们都是上帝的‘粒子’。）如果黑格斯玻色子不存在，那么上帝存在的假设也被证明不成立吗？物理学家弗兰克·梯普勒提出，在遥远的将来计算机将证明上帝的存在并使我们的肉体复活。

期刊和电视给科学一点关注就能撞击出思想火花，这很重要。但是——除了初学者或组织良好的班级和研究班——普及科学的最好方式是通过课本。通俗书籍、CD－ROM和激光视盘。你可以仔细考虑，快慢自如，复习困难的部分，比较上下文，深入挖掘。这必须以正确的方法去做，而在学校中通常不是这样。如同哲学家约翰·帕斯莫尔所说的，科学常常是作为：

学习的一些方法并按常规步骤去应用的一种东西。它是从课本中学来的，而不是通过阅读伟大科学家的著作或科学文献的日常阅读……。早期的科学家不像早期的人文学家那样与天才有直接的联系。实际上……学校的课程吸引了错误的一类人来从事科学工作——喜欢常规而缺乏想象力的男孩和女孩。

我坚持认为，如果科普能点燃人们的好奇心，那么它就是成功的。要做到这一点，对科学发现作惊鸿一瞥式的回顾就已足够，而不需对如何取得这些发现作出全面的解释。描述目的比描述旅程要容易。但是，在可能的时候，推广者应该试着记录科学发现过程中所经历的某些失误、错误的开端和失败的结果及明显绝望时的困惑。至少有的时候，我们应该提供证据让读者得出他或她自己的结论。这将把对新知识的被动吸收转变为个人的发现。当你自己作出发现——即使你是地球上最后一个看见光明的人——你也会永生难忘。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被许多通俗的科学书籍和文章所启发，作者包括乔治·伽莫夫，詹姆斯·金斯，亚瑟·爱丁顿，J·B·S·豪登，朱里安·赫胥黎，蕾切尔·卡逊和亚瑟·C·克拉克——他们所有人都受过科学的训练，其中大多数人是顶尖的科学实践者。在过去的20年中，文字优美、解释清楚、富于想象力的通俗科学书籍打动了我们的心灵和思维，而且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流行，撰写这些书籍的科学家的数量和专业的多样性也是前所未有的。当代最优秀的科学普及者中，在生物学方面有斯蒂芬·詹·格尔德、E·O·威尔逊、路易斯·托马斯和理查德·道金斯；在物理学方面有斯蒂芬·温伯格，阿兰·莱特曼，和奇普·索恩；化学方面有洛得·霍夫曼；以及天文学方面弗雷德·豪勒的早期作品。伊萨克·阿西莫夫的写作涉及各个方面。（尽管需要微积分，在我看来过去几十年中最为令人激动。引人入胜、鼓舞人心的科普作品是理查德·费因曼的《物理学讲座》第一卷。）然而，当前的工作与公众兴趣的需要相比是远远不够的。当然，如果我们不识字，我们就不能从这些作品中受益，不论它们是多么鼓舞人心。

我希望我们能挽救“巴克利”先生和上百万像他那样的人，我还希望我们能停止产生沉闷的、无好奇心、无辨别力的、缺乏想象力的高中生。我们人类需要，也应当得到，完全清醒的、基本了解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公民。

科学，我坚持认为，对于任何一个希望生存到下个世纪并保留其基本的价值观的社会来说，都是绝对重要的工具——我所说的科学，不仅是科学的实践者所从事的，而是应被整个人类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科学。如果科学家们不能实现这一目标，谁能？

第二十章 火中的房子

神（如来佛）回答萨利普特拉尊者说：

在某个村庄、城市、集镇、地区、省、王国或首都住着一位房主。他年纪很大，衰老，体弱多病，但是很有钱，富裕而阔绰。他的房子很大，既宽敞又高大，而且房子很古老，是很久之前盖的。房子里面住着很多生灵，两个、三个、四个，或五百个。房子只有一个门。它的屋顶是用稻草盖的，它的阳台已经蹋了，它的房基也腐烂了，它的四壁，蒲草的隔墙和灰泥已经破败不堪。突然火光冲天，房子的各处开始燃烧。房主有许多年轻的儿子，五个，或十个，或二十个，而只有他自己跑出了房子。

当房主看到自己的房子被大火所包围，他害怕得发抖，心里非常焦虑不安，他想：‘我真的还有力气从门里跑出来，迅速而安全地逃离我那烧着的房子，而没有被大火燎着或烧焦。但是我的儿子们怎么样了，

我的小男孩们，我的年幼的儿子们？那儿，在那燃烧的房子里，他们玩耍、运动、做各种游戏以自娱。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屋子烧着了，他们不了解，没有察觉，没有注意，因而没有感到不安。尽管受到大火的威胁，层管这么大的灾祸近在咫尺，他们对危险毫不在意，没有做逃出来的任何努力。”

摘自《佛经》中的《The Saddharmapundarika》

爱德华·孔茨编（哈蒙兹沃斯，米道赛克斯，英格兰：企鹅图书，1959）

向《展示》杂志投稿之所以有趣的原因之一是可以得到反馈。由于该杂志拥有8000万读者，你真的可以得到美国公民的代表性意见。你会明白人们是怎么想的，他们期待和希望什么，甚至可能是我们在哪迷失了方向。

《展示》上发表了前一章的缩写，重点是关于学生和教师的行为的。我于是收到潮水一样的来信。一些人否认存在问题，另一些说美国人正在失去智力和技能优势；一些人认为有简单的解决办法，另一些认为问题实在是太根深蒂固而难以解决。许多意见令我感到惊讶。

明尼苏达一位十年级的教师散发了文章的复印件并让他的学生告诉我他们的想法。以下是一些美国高中学生写的（拼写，语法和标点与信件原文相同）：

* 美国人并不笨，我们只是在学校的考试成绩低一些而已。

* 也许我们不如别的国家的人聪明是件好事。这样我们就可以进口我们所有的产品，那么我们就不必花掉我们所有的钱来买某些东西。

* 如果别的国家做的更好，那有什么关系，无论如何他们将会站在美国一边。

* 我们的社会在取得发现方面做的恰到好处。尽管进展很慢，治愈癌症的一天正在到来。

* 美国有自己的学习体系。它也许不如其它国家的先进，但它还是不错的。然而我觉得你的文章是很有教益的。

* 学校里没有一个孩子喜欢科学。我确实不理解文章中的观点。我认为它很烦人。我不想去理它。

* 我学习是为了成为一位律师。坦率地说，我同意我父母所说的我对科学的态度有问题。

* 确实有些美国孩子不用功，但是如果我们想用功的话，我们将比任何国家的孩子都聪明。

* 孩子们会把做作业的时间用来看电视。我必须承认我就是这样。我已经把看电视的时间从每天四小时减下来了。

* 我不相信这是学校制度的过错，我认为整个国家都是在没有对学校给予足够重视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我知道我妈妈宁愿看我打篮球或踢足球，也不愿意帮助我做作业。我所认识的大多数孩子并不在意他们的作业做得对不对。

* 我认为美国孩子并不笨。只是因为他们大多数打工，学习不够努力……。很多人说亚洲人比美国人聪明而且他们擅长任何事情，但是，这不是真的。他们不擅长体育运动。他们没有时间参加体育运动。

* 我参加体育活动，而且我发现队里别的孩子使你在运动而不是学习方面更出色。

* 如果我们想得第一，我们可以整天去学校而不参加任何社会生活。

* 我能明白为什么许多科学教师会因为他们的工作受到侮辱而在你面前大发脾气。

* 也许如果教师能令人更加兴奋，孩子们就会更愿意学习……。如果能把科学变得很有趣，孩子们就会愿意学。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早点开始，不要只是教事实和数字。

* 我真的发现很难相信美国在科学方面的一些事实。如果我们落后了很多，为什么米切尔……

* 戈尔巴乔夫来明尼苏达和蒙大拿到数据控制中心来看我们是怎么使用计算机和别的东西的。

* 五年级学生要每周学33个小时！在我看来时间太长了，几乎与全日制工作相当。这样我们大可以不做作业而去赚钱。

* 当你说我们在科学和数学方面是多么落后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能态度好一点？……对你的国家和它的能力感到点骄傲呢？

* 我想你的事实不足以作出判断而且证据是不足信的。

总之，这些学生认为问题并不大；如果确实有问题的话，我们也没有太好的办法。许多学生同时抱怨讲课、课堂讨论。作业令人讨厌。特别是对所谓的看MTV长大的一代，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为注意力不集中所困扰。但是花三到四年不断地练习加减乘除将使任何人感到厌烦——悲剧在于，这些学生本来可以学会基础概率论。同样，讲述了各种动植物却未涉及进化论，历史被分解为战争、日期、国王而没有提到对权威的服从、贪婪、无能和无知。所教的英语没有新词的引进和老词的消亡，化学不讲元素从何而来。唤起这些孩子求知欲的办法随手可及却被忽视。因为学校里的大多数孩子仅在他们的长期记忆中刻下被教的很少一点内容，难道用一些被证明是不讨厌的题目来感染他们，激起他们学习的热情不是很重要的吗？

大多数写信来的成人认为存在重大的问题。我收到家长的信件谈及有好奇心的孩子愿意努力学习，也对科学充满热情，但是学校和社区缺乏条件来满足他们的兴趣。另一些来信说对科学一无所知的家长牺牲他们自己的舒适为他们的孩子提供科学书籍、显微镜、望远镜、计算机和化学装置；家长教育他们的孩子说，努力学习将使他们摆脱贫困；祖母为深夜还在做作业的学生送去一杯茶；同学间的压力使得在学校里不要表现太好因为“这使其他孩子显得很糟”。

下面是一些例子——不是民意测验，而是一些有代表性的评论——来自其他家长的反应：

* 家长们是否明白如果你无知你就不会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家里有书吗？有放大镜吗？百科全书呢？他们鼓励孩子学习吗？

* 家长们应该教给孩子耐心和坚韧不拔。他们能够给孩子的最重要的礼物就是努力工作的精神气质，但是他们不能只是说说而已。努力学习的孩子大多是看到他们的家长努力工作和契而不舍。

* 我的孩子被科学迷住了，但是她从学校和电视中学不到任何东西。

* 我的孩子被认为是具有天赋的，但是学校没有丰富学生科学知识的计划。辅导员让我把她送到私立学校去，但是我们付不起私立学校的学费。

* 同学间的压力很大；害羞的孩子不愿因为在科学方面做的好而显得“突出”。当我的女儿长到13或14岁的时候，她对科学与生俱来的兴趣消失了。

家长们对于教师还有许多话要说，而一些教师的评论也提到了家长。例如，人们抱怨教师被训练为只知道如何教却不知道教什么；大量的物理和化学教师没有获得物理或化学学位因而在教科学课时感到“不舒服和不能胜任”；教师自己对科学和数学有太多的迷惑；他们拒绝学生问问题，或者回答说“都在书上，去查书吧”。一些人抱怨说生物教师是“创造论者”；另一些人抱怨说他们不是。下面是另一些由教师提出或关于教师的评论：

* 我们在培养一群笨蛋。

* 记忆要比思考容易。必须教会孩子们思考。

* 教师和课程已经降到了最低标准。

* 为什么让篮球教练教化学？

* 教师们花费太多太多的时间维持纪律和讲授“社会课程”。没有人鼓励我们自己做决定。“大人物”总是在监视我们。

* 抛弃学校和大学的终身职位制。去掉那些没用的人。把雇佣和解雇的权利留给校长。教务长和学监。

* 我的教学的快乐不断地被军国主义式的校长所阻挠。

* 教师应该根据工作表现付给报酬——特别是学生在标准化的全国测试中的表现，以及学生在逐年的这些测试中的进步。

* 教师告诉孩子们，说他们不够“聪明”，不能以，例如，物理学为职业，从而窒息了我们孩子的头脑。为什么不给孩子一个上课的机会。

* 即使我的孩子的阅读成绩比班里其他学生低两个等级，他仍取得了进步。这是社会的原因而不是教育的原因。除非落后了，否则他不会赶上。

* 所有的学校（特别是高中）都应该开设科学课。它应与学生们同时学习的数学课紧密联系。

* 大多数的家庭作业是“为避免学生空闲而布置的作业”，而不是让你思考。

* 我想丹尼·拉维奇的（《新共和国》，1989年6月6日）切中要害：“纽约市亨特高中的一名女学生最近解释说，‘我连续得到A，但我从不去谈它……，考砸了会显得潇洒。如果你对学校感兴趣并表现出来，你就是个书呆子’。……通俗文化——通过电视、电影、杂志和录像——不断向年轻的女士传出这种信息：最好是讨人喜欢、性感和潇洒，而不是勤奋、成功和坦率……。1986年，研究者发现在华盛顿特区的高中生中存在相似的反学习思潮。他们注意到有才能的学生由于同学间的压力而不愿在学校里表现出色。如果他们在学习中成绩优秀，就会被指责为‘反革命’。”

* 对科学和数学方面突出的学生给予更多的承认和奖励对学校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为什么不发一些带有学校名称的特殊上衣？为什么不在集会、校报和当地报纸上通报表扬？由当地企业和社会组织给予特别的奖励？这将花费甚少而又能克服同学间反对冒尖的压力。

* 头脑启蒙是改进孩子们对科学和其它事物的理解的唯一最有效的……计划。

也有人提出了激烈的、引起争议的意见，从中至少可以看出人们对这个问题的体会的深刻程度。这是其中一少部分：

* 所有聪明的学生都在寻求迅速赚大钱的方法，所以他们成为了律师而不是科学家。

* 我不想让你改进教育。那样的话就没人来开出租车了。

* 科学教育的问题在于上帝没有得到充分尊重。

* 原教旨主义教导人们科学是“人本主义”的并应受到怀疑，这就是没有人理解科学的原因。宗教害怕科学头脑中的怀疑式的思考，学生们在进入大学以前就早早地被‘洗脑’不要接受科学的思维方法。

* 科学使自己受到怀疑。它为政客服务，它制造武器，它对大麻的“毒害作用”说谎，它忽视了桔红色染料的危险性，等等。

* 公立学校不起作用。关闭它们。让我们只有私立学校。

* 纵容溺爱的倡导者、模糊的思维和社会主义的蔓延毁坏了我们曾经伟大的教育制度。

* 学校方面有足够的钱。问题在于管理学校的白人男子，通常是教练，不会（我的意思是从来没有）聘用知识分子。……它们更关心橄榄球队而不是课程，它们只聘用平庸的、有沙文主义思想的、爱上帝的机械一样的人来教书。这种压制、惩罚和忽视逻辑思维的学校能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 将学校从美国民权联合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其它导致学校纪律败坏和竞争力下降的机构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 我恐怕你还不了解你所居住的国家。人们难以置信地无知和胆小，他们不能容忍听到任何（新的）想法。……你没发现吗？制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这样一大群无知的、敬畏上帝的人。原因是许多（受过教育的）人正在失业。

* 我有时会被要求向国会的职员解释技术问题。

相信我，科学教育中存在问题。

没有单一的方法可以解决科学，或数学、历史、英语、地理和其它我们社会所大量需要的技能方面的无知的问题。责任应由各方面承担——家长、投票的公众、地方学校董事会、媒体、教师、政府官员、联邦、州和当地政府，当然，再加上学生自己。各年级的教师都抱怨说问题出在低年级身上。而一年级的教师有充分的理由对教那些因为营养不良，或家里没有书籍，或使人无暇思考的暴力文化而在学习方面产生障碍的孩子感到绝望。

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我很清楚，如果父母有一点知识而又能把它传给下一代，孩子将获得多大的益处。一代人在教育、交流技能和学习热情方面即使只有很小的改进也会使下一代人产生很大的进步。每当我听到人们抱怨学校和大学“标准”下降或学士学位不如昔日货真价实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一点。

多萝茜·里奇，来自纽约容克斯的一位乐于革新的教师，相信比特定学术科目重要得多的是对一些关键技能的磨炼，如“自信、坚韧不拔、爱心、团队精神、常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想还应该加上怀疑式的思维和好奇心。

同时，具有特殊才能和技能的孩子应得到培养和鼓励。它们是国家的财富。培养这些“天才”的富于挑战性的计划有时被人称做是“精英主义”。为什么学校橄榄球、棒球和篮球代表队的队员的集中训练和校际比赛不被认为是“精英主义”？毕竟，只有最具天赋的运动员才能参加。这里存在一种自相矛盾的双重标准在起作用，全国范围都是如此。

科学和其它科目的公众教育问题是如此严重以至于人们很容易感到绝望并断言无法解决。然而在大城市和小镇仍有一些默默无闻的机构使我们有理由抱有希望。仍有一些地方，在那里思想撞击出火花，唤醒沉睡的好奇心，使我们中的科学家感到兴奋。

* 在你面前的巨大陨铁如同瑞士奶酪一般布满了孔穴。你小心翼翼地伸手去触摸它。它光滑而冰凉。你想到这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碎片。它是怎么到地球来的？在太空中发生了什么使它如此残破？……

* 展览中展示了一张18世纪的伦敦地图，上面显示了恐怖的霍乱流行的情况。一所房子里的人从邻居那里传染了疾病。沿着传染的方向往回找，你会发现它是从哪开始的。就像一次侦探一样。当你找到传染源的时候，你发现那是一个敞开的下水道。你会明白现代化的城市的卫生条件是一个事关生死的问题。你想起世界上那些没有卫生设施的城市、乡镇和村庄。你开始思考也许有一种简单、便宜的方法可以解决……

* 你正在爬过一条长长的，极为黑暗的隧道。里面有突然的转弯、下坡和上坡。你穿过一片由羽毛样的东西、水珠状的东西和大的硬而圆的东西组成的森林。你像盲人一样猜测那可能是什么东西。你想起我们对触觉的依赖是多么少。在黑暗与宁静中，你与你的思维在一起。这种体验确实是令人兴奋……

* 你仔细观察一个细致的仿制品，它可能是一队僧侣正在攀登的苏美尔人的大古庙塔，或是古埃及国王山谷中的装饰华丽的陵墓，或是古罗马的楼宇，或是美国小镇世纪转折时期的完整街道。你想到所有这些文明与你所处的是如此不同，如果你生在它们之中，你会很自然地理解它们，你会觉得我们的社会——如果有人告诉过你——实在是不可思议。

* 你挤了一下滴瓶，一滴池塘中的水落在显微镜的载玻片上。你看着投射的影像。这滴水中充满了生命——奇怪的生物在游动、爬行、翻滚，极富戏剧性地追逐和逃避，胜利与悲剧。这是一个远比任何科幻小说更迷人的生物世界……

* 坐在剧院里，你发现你自己在一个11岁男孩的脑子里。你通过他的眼睛向外看。你遇到他的典型的日常的危机：恃强欺弱的学生，专制的大人，对女孩的少不更事的迷恋。你听到了他头脑中的声音，你看到了他对社会环境的神经和内分泌反应，你开始想知道你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

* 按照简单的提示，你键入命令。如果我们继续燃烧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并使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成倍增加，地球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它会有多热？极地的冰会融化多少？海平面会升高多少？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么多的二氧化碳排放到空气中去？如果我们把五倍于现在的二氧化碳排放到空气中去会怎样？而且，人们是如何知道未来的气候会是什么样子的？它使你思考……

在我小时候，我被带到纽约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我在样片前流连忘返——样片生动地表现了全世界的动物和它们的栖息地。在昏暗的南极冰面上的企鹅；在明亮的非洲草原上的霍加披（类似长颈鹿）；浓荫下林间空地上的大猩猩一家，雄性的正在敲打胸膛；一头美洲灰熊用它的后腿站着，10到12英尺高，眼睛直直地盯着我。这些是被“神灯里的妖怪”捕获的三维静止画面。灰熊刚移动过吗？大猩猩眨眼睛吗？当我站在那里目瞪口呆时，妖怪会回来解除咒语让这些美丽的动物继续它们的生活吗？

孩子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冲动去触摸东西。在那些日子里，在博物馆中最常听到的词就是“不要动手”。几十年前，在科学或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几乎没有什么是可以用手碰的，即使是你本可以捡起一只螃蟹仔细观察的模拟潮汐池也是如此。我所知道的可以靠得最近的交互式展品是黑登天文馆的天平，每颗行星有一台。在地球上你的体重是40磅，假想你住在木星上，你就会重100磅。但不幸的是，在月球上你就仅重7磅；似乎你都不可能呆在月球表面上。

今天，孩子们被鼓励去触摸，去拨弄，在计算机上跑过由问题和答案构成的带有分岔的可能性之树，或者制造出有趣的噪音，看看声波是什么样子。即使孩子从展览中没有学到所有的东西，或者甚至没有学到关键内容，他们通常仍会吸收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你到那些博物馆去就会被孩子们的情绪所感染。他们睁大了眼睛，满脸的惊讶。从一个展台跑到另一个展台，充满了发现的喜悦。博物馆极受欢迎。去那里的人和去看职业棒球、篮球和橄揽球的人加起来一样多。

这些展览不能代替学校或家庭中的教育，但是它们是启发性的、令人兴奋的。一座好的科学博物馆激励孩子去读一本书，去学一门课，或是再回到博物馆致力于一个发现——而

且，最重要的是，学会科学思考的方法。

现代科学博物馆的另一个特征是上映球幕或环幕电影。某些情况下，屏幕有十层楼高并环绕在你的周围。史密斯索尼亚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博物馆，在它的朗利剧院首映过这些最好的影片。《飞翔》即使在看了五六遍之后仍使我哽噎。我看到许多派别的宗教领袖在看了《蓝色的星球》之后转而支持保护地球的环境。

不是每个展览或科学博物馆都是值得模仿的榜样。有几个是商业性的，企业提供资金以促销它们自己的产品——某种汽车的发动机是如何好或一种化石燃料是如何比另一种“清洁”。太多的博物馆自称为科学展览，实际上却是有关技术和医药的。太多的生物学展览仍然不敢提到现代生物学的关键：进化论。生物“发展”或“出现”，但从来不进化。在深层化石中没有人类的记录的事实被轻描淡写了。展览中没有任何关于黑猩猩或大猩猩与人类在解剖学和DNA相似性方面的介绍。没有展示空间和其它世界中的复杂有机分子，也没有实验展示在已知的其它世界大气和所推定的地球早期大气中的生命形成所需的原料。一个明显的例外：史密斯索尼亚研究所自然历史博物馆曾经有一次令人难忘的对进化论的展示。它是这样开始的：在一个有敞开的谷物箱和其它食物的现代厨房里有两只蟑螂。过了几个星期，这里便挤满了蟑螂，成群的蟑螂到处都是，于是开始了对已经有限的食物的竞争，一个比其竞争对手具有稍微强一点的适应力的蟑螂所具有的长期遗传优势变得非常明显。然而，仍有太多的天文馆热衷于展示星座而不愿介绍人类到其它世界的旅行，描述星系、恒星和行星的进化；它们总是有一台昆虫状的幻灯机，剥夺了天空的真实情况。

也许最盛大的展览人们是看不到的，它无处容身：乔治·阿沃德是美国顶尖的建筑模型制作者，特别擅长做摩天大楼模型。他也是一个勤奋的天文学学者。他曾经制作了一个壮观的宇宙模型。从地球上的一幅单调的场景开始，按照设计者查里斯和雷·埃密斯提出的计划，以十倍的比例不断放大，向我们展示了整个的地球、太阳系、银河系和宇宙。每一个大体都做得非常细致。置身其中你会忘掉自己。它是我所知的向孩子解释宇宙的规模和性质的最好的工具。伊萨克·阿西莫夫将其描述为：“我所看到的或所能想到的关于宇宙的最具想象力的艺术品。我可以在其中倘佯数小时，每转一圈都会看到以前没有发现的东西。”全国都应该有它的复制品——为了激发想象力，为了启发灵感，为了教学。但是，阿沃德先生不能把他的展品交给国内任何一家主要的科学博物馆。因为没有一个博物馆愿意为其提供所需的场地。在我写本书的时候，它仍孤独凄凉地被放在仓库的箱子里。

当康奈尔大学和依萨卡学院开学的时候，我住的小镇——纽约的依萨卡的人口成倍地增加到5万人。那里有各种各样的种族，周围被农田环绕，像许多东北部地区一样，曾作为19世纪制造业基地的依萨卡，正经受着衰退的痛苦。我的女儿所在的比佛利·J·马丁小学的半数学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们是两名义务科学教师，德比·列文和伊尔玛·列文尼，他们最担心的是孩子。如果一些康奈尔教职工的孩子说即使天空也不是极限，那就太不正常了。对于其他的孩子，就没有机会得到科学教育所赋予的自由力量了。从60年代开始，他们定期到学校去，推着便携式的图书馆手推车，上面装满了家用化学品和其它有关的东西，为的是传播科学的魅力。他们梦想建立一个孩子们可以去亲身体验科学的地方。

1983年，列文和列文尼在当地报纸上登了一条小广告，邀请社区成员讨论个想法。有50人到场。从中产生了科学中心第一届董事会。一年之内他们在一座未租出的办公楼一楼弄到了展览场地。当房主找到了付钱的承租人之后，蝌蚪和石蕊试纸被装箱运到了一幢空的沿街大楼内。

随后他们又搬到另一处地方，直到一个叫做鲍伯·莱泽斯的依萨卡人，一位以设计新颖的社区运动场闻名世界的建筑师，制定并捐赠了永久性科学中心的建设方案。当地公司的赠款足以从市里买下一块被遗弃的土地，随后雇佣了康奈尔的土木工程师查里斯·特劳特曼担任经理。他和莱泽斯去亚特兰大参加了家园建设者全国委员会的年会。特劳特曼叙述了他们是如何介绍“一个社区渴望为他们孩子的教育承担责任，并弄到了许多捐赠的关键物品如窗户、吊灯和木料”的。

在他们开始建设之前，几座旧的泵房必须被拆掉。康奈尔大学生联谊会的成员承担了这个任务。带着安全帽，挥动大锤，他们愉快地完成了工作。“这种事情，”他们说，“如果我们在别的地方于通常会惹来麻烦。”在两天内他们运走了200吨碎砖烂瓦。

随后的景象完全是美国式的。我们许多人的担心消失了。按照拓荒者建谷仓的传统，社区成员——砌砖者、医生、木匠、大学教授、管子工、农夫、年幼的和年老的——都卷起袖子来修建科学中心。

“连续不断的一周七天的日程表被保持下来，”特劳特曼说，“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时间来帮忙。每个人都被分配一份工作。有经验的志愿者建楼梯，铺地毯和瓷砖，整理窗户。其他人徐油漆，钉钉子和运送物资。”镇上大约有2200人贡献了4万个小时。大约10％的建筑工作是由犯了轻罪的犯人完成的；他们宁愿做点什么也不愿意闲着坐在监狱里。10个月之后，依萨卡有了世界上唯一的一座社区兴建的科学博物馆。

在75个展品中既强调科学过程又强调科学原理的交互式展品有：魔术照相机；一台参观者可以通过彩色显示器观看并可以将任何物体放大40倍拍摄下来的显微镜；世界上唯一与基于卫星的国家闪电监测网连接的公共接点；一个6×8英尺的，大得人可以走进去的照相机；一个由本地页岩构成的化石坑，在那里参观者可以寻找380万年前的化石并保留他们发现的东西；一条叫做“斑点”的八英尺长的大蟒；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其它实验、计算机和活动。

仍可以在那里找到列文和列文尼，他们是专职的志愿者，义务向市民和未来的科学家传授知识。戴维特——《读者文摘》基金支持和扩展了他们的梦想，使通常会被剥夺天赋的学习科学权利的孩子有机会学到知识。通过该基金的全国范围的青春朝气计划，依萨卡的孩子得到了集中的指导以发展他们的科学知识、解决矛盾和就业的能力。

列文和列文尼认为科学应该属于每个人。他们的社区同意这一点并承诺实现这一梦想。在科学中心建成的第一年，共有来自60个国家50个州的5．5万人参观。对于一个小镇来说这很不错。它使你想知道，如果我们，为了我们孩子的更美好的未来共同努力，我们还能做点别的什么。

第二十一章 自由之路

我们不必相信许多人所说：唯有自由人才应得到教育。

我们更应相信哲学家所言：唯有受过教育的人才是自由的。

《论文》爱比克泰德

（罗马哲学家和前奴隶）

弗雷德里克·贝利是一个奴隶。1820年当他在马里兰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没有享受到父亲和母亲的照料。（“这是很普遍的事情”，他以后写道：“孩子们在未满12个月之前就和他们的母亲分离了……。”）他正是那些不计其数的奴隶孩子中的一员。对于他们来说，未来理想生活的前景几乎是零。

在贝利成长历程中所经历和体验过的一些事情给他留下了永恒的印记。他说：“我常常在黎明时分被我的一个姑姑嘶心裂肺的尖叫声所惊醒，她过去常常被绑在一根地板的托梁上，鞭子打在她赤裸的背上直到她几乎被鲜血覆盖。……从日出到日落。她总是在奴隶们中间不停地恶咒、痛骂、鞭打、砍杀……似乎展示她的凶残与暴戾能使她获得了无穷的乐趣。”

无论是在种植园还是在教堂讲坛，无论是法庭到议会大厅，奴隶们被不停地灌输着一种观点，那就是，他们生来就低贱、他们遭受苦难是上帝的旨意。《圣经》中的许多章节都确认了宽容的奴隶制。尽管奴隶制有其可怕的本质，甚至奴隶制度的执行者也肯定注意到了这种可怕的本质，但是，这种“特殊制度”却以其自有的方式依然得以维持。

最能揭露奴隶制度本质的一个规则是：奴隶们总是被迫保持文盲状态。在奴隶制时期的南部，教奴隶读书的白人将受到严厉的惩罚。为“使奴隶变得令人满意”，贝利后来写道：“使他们变成没有思想的人是必要的。将他们的道德和精神变成一片空白也是必要的，并且尽最大可能彻底消除他们理性思维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奴隶主一定要防止奴隶们听、看和思考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说在非正义的社会里，读书和批判性的思考是危险的，甚至会导致这个社会的崩溃。

现在来看看弗雷德里克·贝利在1828年时的情景。那时他是一个十岁的非裔美国儿童，身为奴隶，他没有任何合法律的权力，自从他被人从母亲的怀抱中夺走后，长时间自己生存。他像小牛犊或小马驹一样从破烂的贫民窟的家中被卖到一个陌生城市巴尔的摩一个他并不认识的人家，从此开始了他永无止境的苦难生活。

贝利被安排为休·奥尔特上校和其妻索菲娅干活，他奔波于农场和城镇之间，不仅要干农活还要干家务活。在这个新环境中，他每天都能接触到信件、书和一些能够读书的人。他发现了他称之为读书的“秘密”：在那些书页上的字母和读书人的嘴唇运动之间存在某种联系，那些黑字的笔画和发出的声音似乎是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于是．他在别人无法察觉的情况下，偷偷地学习小汤姆·奥尔特的《韦伯斯特拼写书》。他记住了字母表上的字母，并尝试着体会它们发音所代表的意义。最后，他请求索菲娅·奥尔特教他学习。索菲娅被这个孩子的智力与勤奋精神所打动，或许她并不知道这样做会有什么禁忌，于是她答应了教他学习。

就在弗雷德里克开始拼写三四个字母的单词时，奥尔特上校发现了这件事，狂怒之下，他命令索菲娅停止这种教育。当着弗雷德里克的面他解释道：“黑人除了孝忠主人做他所吩咐的事情以外应该一无所知。学习会使世界上最好的黑人变坏。现在，如果你教这个黑鬼读书，那就不能再让他留下来，学习对于黑鬼来说是永远都不该做的事。”奥尔特就是这样严厉地责备索菲娅，好像弗雷德里克根本不在场或者是根木头。

但是，奥尔特向贝利揭示了一个大秘密：“我现在明白了……什么是白人奴役黑人的权力。从那一刻起，我明白了什么是从奴隶通往自由的道路。”

索菲娅变得沉默寡言并受到威胁，弗雷德里克再也得不到她的帮助，只得另外寻找读书的方法，包括请教放学走在大街上的白人学生。然后，他将学会的东西教给他的黑奴伙伴们，他说：“他们的头脑如此饥渴，……他们的精神被禁锢在黑暗之中。我教他们，因为这是我精神上的快乐。”

读书获得的知识在贝利的逃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逃到了新英格兰，在这个国家奴隶制度是非法的，黑人是自由的。他改名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这是沃尔特·斯科特的《湖畔夫人》中一个人物的名字），以逃避对逃亡奴隶的悬赏追捕。后来他成为美国历史上一名杰出的演说家、作家和政治领袖。在他整个一生中，他认为受教育是奔向自由的出路。

在人类生存于地球上的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内，没有人能够读书写字。那时没有伟大的发明。除了第一手经验以外，我们所知道的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通过口头语言流传下来的，就像孩子们玩的游戏“打电话”。经过几十代和数百代的流传，信息逐渐偏离了原意和丢失了。

书改变了这一切。价格低廉的书籍使我们有能力购买，使我们能够准确地了解过去，汲取我们人类的智慧，了解其他人的，而不仅仅是那些统治者的观点；与最好的老师们一起深刻地思考人类历经辛苦从自然中得出的深刻思想。深刻思考我们全球的和整个人类历史中所得出的伟大思想。书籍能够让那些早已长眠于地下的先人在我们的头脑中与我们谈话。无论我们身处何处，书可以伴随我们。当我们理解速度很慢时，书会耐心地等待我们。书可以让我们随心所欲地反复阅读那些难懂的部分，从不批评我们的疏忽。书是我们理解世界并参与民主社会的钥匙。

用某些标准衡量，非裔美国人自从解放以来在接受文化教育方面获得了重大发展。1860年，估计仅有5％的非裔美国人能够读书写字。1890年，据美国统计，有39％的非裔美国人识字。1969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96％。从1940年到1992年间，完成高中学业的非裔美国人的比例从7％上升到82％。当然还需要考察教育的质量和文化水准的测试方法。考察标准应该根据每个种族群体的不同情况设定。

美国教育部的一项全国调查结果显示，整个国家有4000万成年人仅具读书写字的文化水平。其它调查结果更糟。年轻人的文化水平近十年来惊人地下降，仅有3％到4％的人在五级阅读水平测试中得到最高分（而这组每个人都上过大学）。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的阅读能力很差。得分最高的人中只有4％的人生活贫困，这些人中有43％的比例处于阅读能力最低水平。当然导致它们阅读水平低下不是仅有一种因素，但总的来说，读书量与收入是成正比的，这些阅读水平最低的人平均年收入为1．2万美元，而阅读水平最高的，平均年收入达3．4万美元。如果说阅读水平不一定是获得好收入的必备条件的话，但也似乎是很需要的。如果你是文盲或几乎不通文字，你就有更大的可能进监狱。（在评析这些事实时，我们必须注意不要从相关因素中不恰当地推理出起因。）

另外，没有文化的生活和更为穷困的人也不懂得投票机构会对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孩子们可能会有帮助作用，令人惊讶的是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根本没有参与选举。这种状况从根本上损害了民主制度。

既然身为奴隶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能够自学成才、成就伟业，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更为进步的时代的人却没有阅读能力？当然，事情并非那么简单，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中像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那样聪颖和具有那样大的勇气的人几乎不再有，但是也还有一些其它重要的原因：

如果你出生于书香门第，家里有很多书可供阅读，而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叔叔、婶婶及表兄弟都以读书为乐，那么你自然也要学会读书。如果你身边没有人以读书为乐，那你怎么会认为在读书上花费工夫是值得的呢？如果你能得到的教育其质量不高，如果老师只让你死记硬背，而不教给你思维的方法，如果你刚开始读书就接触到几乎像天书一样的东西，那么，学会阅读就成了难以攀登的荆棘小路。

你必须使知识内在化，这样它们才能成为你自己的东西。你要记住几十个大小写字母、标志和标点符号，你还要逐个记住数以千计的固定拼写。要牢记许多硬性规定的绝不能违反的语法规则。如果你在没有开始学习之前就有了这样的想法，即

家庭不给你提供基本支持，会对你大发光火、对你的要求不予理睬、让你做其他的事情，你时时会感到处于危险之中，并具有自我仇恨的心理，你可能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读书太费劲，不值得如此劳心费神。如果有人不断地给你传递这样的信息：你太笨，不适合读书（或具有相当于功能障碍的疾病，对读书过于冷漠），如果你的身边没有人对你这样的看法提出相反的意见，你就很可能会接受这种有害的建议。但总是有像弗雷德里克·贝利一样的孩子能够战胜困难。而很多人却做不到。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潜在的方法，如果你很穷，你可能会在读书，甚至思维方式上，都遭受到另一种打击。安·德鲁彦和我都出生于饱受贫困折磨的家庭。但是我们的父母亲都是热爱读书的人。我们的一个祖母学会读书是因为她的父亲，一个以种地为生的农民，曾经卖过一袋洋葱给一位流动老师。在以后的长达一个世纪的岁月里她都一直坚持读书。我们的父母在纽约公立学校时接受了这个学校灌输给他们的个人卫生学和病菌理论。他们学会了美国农业部推荐的儿童营养配方，仿佛这些配方是从西奈半岛山上流传下来的一样。政府发行的儿童健康的官方书籍由于反复地翻阅，书页散落，他们就将书页粘合到一起。书的四边也都卷曲，主要的建议也都被划线加注。在每一次家人遇到治疗问题的时候，他们都会去查阅这本书。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父母戒了烟，这是他们在大萧条时期所能享受的为数不多的快乐之一。这样他们的孩子就能得到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补充。安和我十分幸运。

最近研究表明，很多食物不足的孩子理解和学习能力也会减弱（“认知损害”）。孩子们并非要到濒临饥饿时才会发生这种损害。即使是在美国的穷人中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即，营养不良也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如果母亲没有足够的食物，在婴儿出生之前，在幼儿时期和童年时期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当食物缺乏的时候，人的身体就要决定如何将有限的食物输送到身体最需要的地方去。生存第一，生长第二。在这种营养配比中，人体不得不将学习放在最后考虑。身体在想，愚蠢地活着总比聪明地死去要强一些。

与大多数健康的孩子对学习具有强烈的热情和兴趣不同，营养不良的孩子总是表现得厌倦、反感或者冷淡。更严重的营养不良将导致初生儿体重不足，最糟糕的形式表现为大脑变小。而且，即使看似健康的孩子也可能因缺铁而导致集中注意力的能力直接下降。缺铁症可能对美国四分之一的低收入家庭儿童造成了伤害。它损害了儿童的注意力和记忆力，其后果对其进入成人期以后也会造成直接的影响。

一度对相对营养不良会带来影响的考察，现在也得到了证实，相对营养不良对终生的认知损害具有潜在的联系。即使是在较短时期内营养不良的孩子都会造成学习能力的下降。每个星期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儿童在忍饥挨饿。铅中毒，这种旧城区的常见病也会导致严重的学习能力缺乏。用许多种标准来衡量，从80年代初期以来，贫穷范围在美国逐步扩展。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美国儿童目前生活在贫困之中，这是工业化国家中最高的儿童贫困率。根据另一项调查，仅仅是在1980年到1985年间，死于无法防治的疾病、营养不良和其它可怕的贫穷所造成的后果的美国婴儿和儿童，比死于越南战争中美国人的总数还要多。

联邦或州级机构普遍建立了解决营养不良问题的计划。妇女、婴儿和儿童特别补充食物计划、学校早餐和午餐计划、夏季食物供应计划，所有这些努力尽管还不能满足所有需要食物的人的要求，但确实起了作用。如此富裕的一个国家应该完全有能力为其儿童提供充足的食物。

有些营养不良所导致的有害影响是可以消除的，比如，铁补充疗法可以消除缺铁贫血症的后果，但并非所有的损害都可以挽救。阅读困难，即各种有损读书能力的不协调症状，可能使我们百分之十五甚至更多的人受到影响，无论你是穷人还是富人，同样都有可能受到影响。造成这种影响的原因（生理上的、心理上的或环境上的）通常无法确定。但是现在已有很多方法可以帮助那些有读书缺陷的人学习读书了。

应该说任何人只要接受教育都可能学会读书。但是，在美国的很多学校里，读书教育方法就像是在向学生教授一种无人知晓的文明时代中枯燥而又难以接受的象形文字。在很多教室里甚至找不到一本书。可悲的是，成年人对学习文化的需求远远超出供给。类似“从头开始”的高质量的早期教育计划在对孩子们进行的预备教育方面是极为成功的。但是这一计划只能顾及到1／4到1／3合格的学龄前儿童，其中很多措施皆因资金问题而在实施过程中受到影响。在我写本书的时候，该计划和我上面提到的营养计划遭到新组建的国会的攻击。

“从头开始”计划是1994年出版的，在理查德·J·赫恩斯坦和查尔斯·墨雷写的《钟形曲线》一书中遭到批判。罗切斯特大学的杰拉尔德·科尔斯将书中的观点简述如下：

首先，为贫穷儿童设立了一个资金不充分的计划，然后否认他们在面临巨大困难下所取得的任何成功，最后得出结论：因为这些儿童智力低下，因此，计划必须取消。

这本出人意料地在大众传播中获得了广泛关注的书认为，在黑人和白人之间存在着难以化解的遗传差异，这个差异在智商测试中相差10到15分。心理学家莱昂·J·卡明在一篇评论中指出：“作者在区分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之间的差别时屡屡出错。”这是在我们所考察出的胡言乱语中的谬误之一。

位于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的国家家庭文教中心已经实施了一系列针对低收入家庭和对这些家庭的孩子和父母们实施阅读教育的计划。这些计划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三到四岁的孩子与一位家长、祖父母或监护人一起每周三天去学校学习。上午成年人学习基本的文化技能，孩子在预科班学习。然后家长和孩子共进午餐，在下午的其余时间里，他们“学习如何共同学习”。

对三个州的14项此类计划的追踪研究表明：（1）虽然所有的孩子作为学前儿童都面临着学习失败的风险和挑战，但是仅有10％的人被他们目前的小学老师评定为是有这种危险的。（2）90％以上的孩子被他们目前的小学老师认为经过鼓励是可以继续学习的。（3）没有一个孩子在小学教育阶段是必须留级的。

父母亲的进步同样显著。当问到有关人员家庭文教计划的结果是否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时，我们得到这样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回答：这种学习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几乎每个参加学习的人都有这种感受）和自我控制力，通过了高等学校同等水平的考试、进了大学、找到了新工作以及与孩子们大大地改善了关系。孩子们的收获是：对父母更关心、更具有求知欲，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第一次得到这样的回答：对未来充满信心。类似的计划也可以在高年级中实行，传授数学、科学及其它更多的知识。

暴君和独裁者总是认为文化、学习、书籍和报纸都具有潜在的危险。这些东西会把独立意识，甚至是反抗思想装到他们的统治对象的头脑中。弗吉尼亚殖民地的英国皇家总督在1671年写道：

感谢上帝这儿没有自由的学校也没有印刷制品。我希望在以后100年的时间内也不要出现这些东西。因为学习就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不服从、异端邪说和各种宗派，而印刷品则会将它们带向公众并对最好的政府也要加以诽谤。感谢上帝使我们免受这两种东西给我们带来的麻烦。

但是美国的新殖民主义者们理解自由会产生于何处，并尽量避免它们的出现。

在早些年代，美国曾被吹嘘为是世界上文化程度最高（也许是最高）的国家（当然，当时奴隶和妇女不计在内）。早在1635年，在马萨诸塞已有了一些公立学校。1647年，所有的城镇的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已达50％以上的“家庭”。在其后的一个半世纪中，教育民主制度已遍及全国。世界各国的政治理论家到美国来亲眼目睹这一国家奇迹：大量的普通从业人员都能读书写字。美国对教育的投入推动了发明创造，开创了具有活力的民主进程，并产生了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

今天，美国在文化普及程度方面已不在世界上占领先地位。很多人被评定为不具有阅读能力，他们不理解非常简单的文字材料，比如大大低于六年级教科书水平的书籍、使用说明书、公共汽车时间表、抵押协议或者选举计划。今天六年级的教科书已达不到几十年前的教育标准，而工作岗位对职工文化的要求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

贫穷、无知、失望和缺乏自尊等诸多因素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永恒的失败机器。它碾碎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我们承受着这台机器运转所需偿付的代价。文化水平的低下是这台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

即使我们可以铁石心肠地面对受害者所遭受的屈辱与苦难，然而，文化水平低下所付出的代价对其他每一个人来说也是惨重的：医疗费用和住房的费用、犯罪和监狱的费用、特殊教育上的费用、生产力丧失所造成的花费，以及那些具有潜在的聪明才智的头脑为解决这些困扰我们的难题所需要的费用。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指出：文化是从奴隶制度通向自由的必由之路。世上有各种各样的奴隶制度和自由，但是读书永远是寻求自由的道路。

逃亡之后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在他将近20岁的时候，他逃向自由之路。他与新婚妻子安娜·缪莉在新贝德福德定居，开始过上了普通工人的生活。四年之后他应邀去参加一次会议。在那时的北方，想听到著名的演讲家，也就是白人演讲家，发表抗议奴隶制度的演讲是不太容易的。但是，即使是那些奴隶制度的反对者也有很多人认为奴隶本身是有点低人一等的。1841年8月16日的一个晚上，小小的楠塔基特岛上，大多数曼彻斯特反奴隶制学会的成员虔诚地聆听着一些新思想的传播：一个根据自身的苦难经历所发出的反对奴隶制度的声音。

他出色的举止和社交风度粉碎了当时流行的非裔美国人“天生卑怯”的神话。在所有的评论中他对于奴隶制度的罪恶的雄辩的分析被誉为美国演讲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之一。当时主张废除黑奴制度的领袖威廉·路易德·加雷逊就坐在前排。当道格拉斯演讲完毕，加雷逊站起身来，转向为道格拉斯的演讲所倾倒的听众，用高昂的声音发问道：“我们刚才听到的演讲是谁作出的？一个东西、一件财物、还是一个人？”

“一个人，一个人！”听众异口同声地呼应着。

“这样的一个人在信奉基督的国度难道还要作为奴隶吗？”加雷逊大声呼喊着。

“不！不！”听众们再次高呼。

加雷逊又一次提高音调：“这样的人物难道还要从古老的曼彻斯特的自由土地上被送回受奴役的境地吗？”

现在，听众们已激昂地站立起来，大声答道：“不！不！不！”

他的确没有再回到奴隶制度之下。而后他当过作家、编辑、杂志出版商，在美国和国外进行演讲，并且成为第一个在美国政府获得高级顾问职位的非裔美国人。他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直在为人权而奋斗。内战期间，他担任林肯总统的顾问。道格拉斯还成功地倡导将以前的奴隶武装起来为北方而战。组织了为被处死的非裔美国战俘而进行的对联邦战俘的复仇行动，并主张将为奴隶获得自由作为战争的一个主要目标。

他的很多观点十分严厉，而且没有任何矫揉造作，这为他赢得了很多高层次的朋友：

我毫不迟疑地宣称：南方的宗教不过是对其残酷罪行的一种遮掩，是对其极端可怕的残暴行为的一种辩护；是一种将其最可憎的欺骗行为加以神圣化的工具，一个黑暗的庇护所，使得奴隶主最阴暗、最肮脏、最卑鄙、最可恶的行径都能在此找到最强有力的保障。如果我将再次被置于奴隶制度的枷锁之下受奴役之苦，我将考虑做这个宗教教主的奴隶，让最大的灾难都降临到我的头上。……我……憎恨这个国家的腐败、奴役、虐待妇女、掠抢婴儿和偏执伪善的基督教。

与那个时代及以后一些受宗教鼓舞的种族主义者的言行相比，道格拉斯的说法似乎并没有夸大其词。黑奴时代，他们常说“奴隶制是上帝安排的”。作为那些令人生厌的内战之后的例子之一，查尔斯·卡罗尔在《黑人即野兽》一书中教导他虔诚的读者“《圣经》和《圣约翰启示录》以及常理都告诉人们：黑人不是人”。更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种族主义者仍然反对DNA中物质所明白无误地证明的，即，所有种族不仅都是人，而且几乎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人。他们视《圣经》为“不可攻克的堡垒”，反对进行证据考证。

然而，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废奴制中的许多思想正是出自基督教中，特别是北方的教友派教徒和其他团体。传统的南方黑人基督教团体在60年代富有历史意义的美国民权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很多领导人，如最负盛名的小马丁·路德·金就曾在那些教会中被立为神父。

道格拉斯对白人团体说了如下的话：

奴隶制度成为你们进步的羁绊，它是人类发展的敌人，是教育的死对头；它滋生傲慢、培养惰性、助长恶习、掩盖罪行，是使其得以生存的地球的祸源；而你们还死死地抓住它不放，仿佛它是你们所有希望的最后依靠。

1843，在马铃薯饥荒发生之前不久的一次在爱尔兰的巡回演讲中，他被那里可怕的贫穷深深震憾。他写信给加雷逊说：“我在这儿所见到的许多事情使我回想自己从前的境遇，我承认，我为自己不再反对美国奴隶制度而感到羞愧。但我知道仁慈是全世界追求和支持的目标。”他直言不讳地反对消灭土著人的政策。在1848年的塞尼卡秋季会议上，当伊丽莎白·凯迪·斯坦婷号召大家为争取妇女选举权而努力时，他是所有人种组织中表示大力支持的唯一的男性。

1895年2月20日夜里，在黑奴解放30多年之后，在一次与苏珊·B·安东尼共同参加的妇女权利集会中，他倒下了，从此长眠不醒。

第二十二章 概率与运气
我们也知道真理通常是很残酷的，然而，我们却不知道幻觉是否更能令人身心宽慰。

亨利·庞加莱（1854－1912）

如果我能把收视率最高的商业和大众电视节目制作中较好的模式简单地概括为一句话，那么这句话就是：金钱第一。我说这样的话希望没有人会认为我过于愤世嫉俗。在黄金时间段内，单是收视率的差别在广告上就相差几百万美元。特别是自80年代早期以来，电视几乎完全受利润驱使。比如，新闻联播和特别新闻节目在减少，这是电视网为推脱联邦通讯委员会提高儿童节目水平的命令而找出的可悲的借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一趋势。（比如，在一个卡通系列片中教育的典范作用得到重要的体现，这个系列片用系统的手法错误地表现了我们更新世时期的祖先的技能和生活方式，将恐龙描绘成宠物。）在我撰写本书的时候，美国的大众电视正处于失去政府支持的真正的危险之中。商业节目内容也正处于险峻的、长期下滑的过程中。

在这种情势下，要求电视播放更多的真正的科学节目似乎是天真而希望渺茫的事情。但是电视网的拥有者和节目制作人却拥有为数众多的小观众，人们在为他们的未来而忧心忡忡。电视台必须意识到他们对这个国家的未来肩负着某些责任。有

证据表明，科学节目可以获得成功，人们渴望更多的科学节目。我仍然希望，终究有一天在世界各大电视网中，我们能看到大量制作精良、引人入胜的真正的科技节目。

棒球和足球有其阿兹台克祖先，橄榄球实质上是狩猎的一种稍加改变的再创造的运动形式。在我们尚未进化成人类之前，我们就已开始玩这种游戏了。长曲棍球是古代土著美洲人进行的一种运动，曲棍球是从这种游戏演变而成的。但是篮球却是一种新运动。远在人类开始篮球运动之前，人类已经在制作电影了。

起初，他们没有想到要在桃形的蓝子下面挖一个洞，这样就不用再爬一段楼梯去拿回球了。但是从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这种运动就有所发展变化了。这种发展过程主要是在非裔美国人运动员的手中完成的。篮球最终发展成为最完美的形式，它是才智、精确、勇气、胆量、预见性、技巧、团体合作、优美与文雅的一种最佳组合的运动形式。

五英尺三英寸高的马格西·博格组织了一帮巨人。迈克尔·乔丹在自由投掷线之外从外围冲进场内；拉里·伯德（外号“大鹏鸟”——译注）准确而出奇不意地带球闪过对手；卡内姆·亚伯达杰巴投出一个又高又飘的远投。篮球完全不像足球那种身体接触性很强的运动，它是一种技巧的较量。这是一种全场的人员紧逼的运动，两队攻防转换迅速、接运球、在空中截球、将不知从何处高高飘飞过来的球从空中塞进篮筐，这一切构成了智慧和健美的结合，是头脑和身体的和谐与统一。难怪这项运动令人如痴如醉。

自从国家篮球协会的比赛成为电视中的重要节目，我就觉得可以利用它来传授科学和数学。要欣赏一个平均为O．926的自由投篮，你就必须要知道将分数转化为十进制的问题。定点投是牛顿第一运动定律的应用。篮球中的每一投都反映出球在一条抛物线上的运动，这条曲线是由同一个物理学上的引力作用决定的，这种作用定义了一个弹道导弹的飞行线，或者地球围绕太阳转的轨道，或者一艘宇宙飞船在遥远的世界的某一点相会合时的运动曲线。在运动员大灌篮时身体的质量重心的变化与围绕地球中心做轨道旋转的飞船运行的变化几乎是一样的。

为了将球投入篮筐中，你必须以十分准确的速度起跳，百分之一的错误和引力作用都会使你坐失良机。想获三分球的投手，无论他们自己知道与否，都要对气体形成的阻力进行矫正。落地篮球在连续弹跳中每一次都更接近地面，这是因为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作用。达立·道金斯或夏奎尔·奥尼尔击碎篮板也是很好地传授科学的机会，这是冲击波的传导所造成的结果。摩擦篮板而使篮球不断旋转是因为斜角所产生的动力仍然在起作用。在篮筐上的“圆柱体”范围内触球属于犯规动作。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一个重要数学思想是：通过移动n－1维的物体产生n维的物体。

在教室里、在报纸上、在电视中，我们为何不利用体育运动来传授科学呢？

在我年少的时候，父亲总是带一张当天的报纸回家，然后兴致勃勃地研究（经常兴致勃勃地）报上的棒球得分。在我看来，那些东西不过是些干巴巴的不明其意的缩写（W、SS、K、W-L、AB、RBI），但它们似乎能与父亲交谈。各处报纸都印着这些东西。我猜想它们对我来说也许并不太难。于是，我也被棒球得分统计迷住了。（我知道这些数据有助于我学习小数。但是，每当棒球赛季开始时，我一听到有人说“未出一个一千”，我还是有点感到惶恐和疑惑。但是“1，000”不等于“1．000”，幸运的球手击一球为1。）

我们还可以看看报纸上的金融专版。在这些报道中，是否有一些介绍性的材料？解释注脚？缩略语的意思？几乎没有。能否看懂全看你自己的本事了。看看那些浩如烟海的统计数字！难道还会有人愿意读这些东西吗？不是他们的阅读能力不够，而是报纸内容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我们为什么不能在数学、科学和技术报道中做同样的改进呢？

在所有运动中运动员似乎都是在非常顺手的状态下才会有出色的表现。在篮球运动中，这被称做神投手。这时你很少出错。我记得在一场加时赛中，通常并不擅长远距离投球的迈克尔·乔丹从场上各个角度毫不费力地连续投中许多三分球，他自己也惊讶地耸了耸肩。相反，当你还没有进人热身状态时，成绩就很不理想。当运动员进入最佳状态时，他似乎被注入了一种神奇的力量。当他没有进入状态的时候，他似乎被一种不祥之兆或咒语所控制。当然，这是一种魔力的说法，不是科学角度的思考。

好运气不是经常遇到的，即使是在并非特定的事情中也是不会经常出现的。运气会造成一些令人疑惑的事情。如果我将一个硬币连续用手弹十次，硬币正反面出现的顺序是：正正正反正反正正正正。10次中有8次正面，其中连续出现4个正面！难道我对硬币施加了某种心灵控制吗？我的大脑是否正处于热身状态？似乎其中有一种不可能改变的规律性。

但是后来我想到，当我连续得到硬币的正面之前和之后，如果我继续弹这枚硬币，在一个排列更长，而且稍微令人感到有些乏味的顺序中隐含了这样一种规律：正正反正反反正正正反正反正正正正反正反反正反正反反。如果允许我只注重某些结果，而不管其它结果，那么我总是能够“证实”我的运气中有意外情况。这是谎言探测装置所探测出的一个错误结论，运气仅仅是你最喜欢的状态而已。我们仅记住了自己过五关斩六将，却忘记了走麦城。如果你远投命中率为50％，你又不能靠意志控制力来提高命中率，那么，你在篮球场上的投中率与我掷硬币所获正反的比例是一样的。我获得硬币正面的比例如果是8／10，那么你的投中率也是8／10。篮球告诉了我们一些概率和统计的知识以及严谨的思维方法。

我的同事，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汤姆·吉罗维奇作的一个研究表明，我们对篮球比赛中运气的理解是错误的。吉罗维奇研究国家篮球协会是否是按球迷们想象的那样是由于运气好而得分较多。在投中了一个、两个或三个球，在有一个球没有投中之后，队员们不能连续投中的可能性增大。这一点无论是对名气大的球员还是名气不太大的球员，无论远投还是在无人盯守的情况下的投篮（在无人阻挡时候的投篮）都是同样的（当然，得分率会由于对方对本队“神投手”的加强防守而有所下降）。在棒球运动中也有这种既相关但又不同的神话，某人击中球的次数低于平均比例是他“按计划”击中了一次。这种说法与下面这种说法没有什么差别，即，掷硬币所获正反面的比例不是50％，而是在连续掷硬币中如果获得正面次数不多，下次就有可能获得反面。如果好运出现的次数超出你的预料范围，那么，这种几率你就很难发现。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样的回答并不能令人满意。它使人感到这似乎并不是真实的情况。如果你去问问队员、教练或者球迷们，他们会说，我们希望能找出其中隐含的意义，即使是在随机的数字中也希望能够有些结果。我们是迷恋数字含义的一族。当著名教练雷德·奥尔巴赫听说吉罗维奇正在进行的研究时，他的反应是：“这家伙是谁？他作这样的研究，我不能袖手旁观。”你可以准确地知道他对这事是如何看的。如果篮球赛中的好运出现的次数不比掷硬币时正面或反面出现的频率更高，那就没什么神奇之处。这是否意味着运动员只是仅由机会法则所操纵的活动木偶呢？当然不是。他们的平均投中率确实是他们个人技巧的真实反映，这只是与最佳状态出现的频率和持续的时间长短有关。

当然，如果认为是神灵使某些队员具有最佳状态，而冷落了那些状态欠佳的队员，那可就太有趣了。这意味着什么呢？一点故弄玄虚有什么坏处吗？这当然涉及到繁琐的统计分析。但对篮球和其他运动无害。但是，作为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它将使我们在其它一些我们所喜爱的比赛中陷入困境。

那位疯狂的科学家在“吉里甘岛”上，边调试一个能够控制别人的思想按照他的罪恶的目的行事的电动装置，边嘻笑着说：“科学家，是的！疯子，不是的！”

“很抱歉，纳德尼克博士！地球上的人不愿意被压缩成3英寸高，虽然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空间和能量……。”在星期六上午儿童电视节目中，卡通片中的超级英雄正在向一位正宗的科学家耐心地解释这种伦理上的困境。

从我所看到的电视节目中，我觉得人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判断（以及从有些我没有看见过的节目中，如“疯狂科学家的城市俱乐部”等中得出似乎正确的推断），许多所谓“科学家”都不过是一群道德败坏的家伙，他们的行为受到一种权力欲望的驱使，或者对他人的感情麻木不仁。这样的信息传授给儿童观众无异于告诉他们：科学是危险的，科学家比妖怪更可怕，他们是一群疯子。

由此推断，科学的应用也可能是很危险的，我一直在强调，几乎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科技进步——远至石器工具的发明和火的使用——都具有伦理上的两重意义。这些进步可能被无知或邪恶的人用于危险的目的，也可能被有智慧的人和善良的人为人类谋利益。但是在提供给孩子们的那些节目中似乎只反映了这种两面性中的一个方面。

在所有这些节目中科学的乐趣何在？发现宇宙是如何形成的给他们带来了愉悦吗？了解了一件深奥的事情使你体验到了乐趣？当你了解了科学技术给人类的幸福做出了特别的贡献，或者医学和农业技术拯救或创造出了数以十亿计的生命，你会有何种感受。（尽管，平心而论，我应该提到吉里甘岛上的那位教授时常利用其科学知识为流浪汉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我们面对着许多问题，无论这些问题是如何产生的，都需要对科学技术具有深刻理解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现代社会迫切需要能够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最聪明的头脑。我认为，靠给孩子们看这种星期六早晨电视节目或者其他美国录像片是不可能鼓励许多有才华的年轻人走上科学或工程技术的道路的。

多年以来，大量的、容易使人轻信的、使人丧失批判能力的电视系列片和“特别节目”——如特异功能、心灵感应、百慕大三角区、UFO、古代宇航员、大脚兽等等——层出不穷。具有固定风格的电视系列片“我们在探索”一开始就宣称绝不对各种观点作任何评价。在这个节目中，你可以看到对奇迹的急切表达的愿望，尽管它们根本就经受不起即使是最基本的科学怀疑精神的检验。不管什么人，只要面对摄像机，随便说些什么都是对的。在这些节目中，任何可能的解释都需要有充足的证据来证实的思想从未表露过。“观点与不解之谜”的情况也是同样，正如片名所示，平淡无奇的谜底不受欢迎，数不清的离奇结果被炒来炒去。

“我们在探索”频繁地采用本质上有趣的主题，系统地歪曲证据。如果现在有一个平淡无奇的科学解释，还有一个特别非同一般的超自然的或从特异功能角度所作出的解释，你可能会相信被详细描述的那个解释。我们可以信手拈来一例：有一个作者在其书中说，比冥王星更远的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行星。他的证据来自古代苏美尔时代流传下来的一个圆柱形印章，这方印章篆刻于望远镜发明之前。他说，他的观点逐渐被专业天文学家们所接受。在他的书中，只字未提天文学家在研究海王星、冥王星的移动规律以及宇宙飞船在更远的距离进行的四次探险，试图发现他所说的那颗行星的过程中所遭受的失败。

电视节目中的画面也没有经过鉴定和甄别。幕外解说员在讲解恐龙，我们看到的却是一只毛绒绒的猛犸象；解说员在讲解气垫船，屏幕上显示的却是一架正在起飞的直升机；我们听到的是湖泊和洪水泛褴的声音，看到的却是大山。他们认为这些都无关紧要。视觉效果与事实无关，就像解说与事实无关一样。

有一个系列片叫做“超级档案”。这个片子口口声声说欢迎对超自然现象从怀疑角度进行审查，但是，事实上却编造了外星人绑架、特异功能和政府在掩盖所有公民感兴趣的事实的阴谋等故事。几乎没有一个超自然的解释是揭露骗人的把戏、心理错乱或对自然世界的误解的。更接近现实和更符合大众利益的系列片应该是在片中对超自然的说法进行系统的剖析，每一个事件都应该用人人都能够听得懂的语言进行解释。在揭露出误解和哄骗是如何产生于看起来是真实的超自然现象时，将会产生戏剧性的紧张效果。也许某个调查人员总是会感到失望，希望下一次能够出现一个能够经受怀疑者详细审查的真正的超自然事件。

在电视科幻片中还有一些明显的缺陷。比如“星际旅行”，尽管这个片子很吸引人，其画面展示了动人的国际和星际间大战的宏伟场面，却在许多地方缺乏最基本的科学事实根据。斯波克先生是人类与一种在火神星上独立进化的生命形式的杂交生物，一般来讲，这种杂交成功的可能性不会比人与洋蓟之间杂交更大。但是，这种思想却在大众文化中开创了外星人与人类杂交的先例，这种思想后来变成了外星人绑架传说中的重要内容。随后在各种“星际旅行”的电视系列片和电影中出现大量的外星人种也是必然的。我们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看的只是那些矮小的人类变种。这种现象是受经济利益驱使而形成的。这种影片的拍摄费用仅仅是一个演员的工资和一个乳胶面具的成本，但却完全背离了进化过程的随机的本质。如果真有外星人，我想他们中的大多数看上去比克林根和罗姆兰更不像人类（而且由于相差极大的技术水平而想象的水平差距更大）。“星际旅行”一直没有认真地看待进化论问题。

在很多电视节目和电影中，甚至是很肤浅的科学内容（对情节并不重要的漫不经心的台词与科学基本无关）也是有很大缺陷的。制作组仅需花很少的钱就可以雇一个研究生读一下脚本草稿，检查一下其科学内容的准确程度。但是，就我所知，他们几乎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这使在其它很多方面堪称楷模的电影“星球大战”出现把“秒差距”说成是速度单位而不是距离单位的简单而愚蠢的笑话。如果在这方面稍加留意，他们甚至还能够改进情节。当然，他们也可能通过电影向广大观众传授一点科学知识。

电视给轻信者提供了大量的伪科学。电视节目中有许多内容涉及到医药和技术，但却难以找到科学的内容。特别是在大型商业电视网中，在那些经理们的眼中，科学节目就意味着收视率降低，利润的减少。除了钱任何东西都不重要。在电视雇员中也有拥有“科学记者”头衔的人，偶尔也听说有一部新闻影片是专门讲科学的。但我们从这些影片中几乎从来没有看到科学，而只是医学和技术。我怀疑在所有的电视网中是否有主要工作就是阅读每周的《自然》或《科学》的雇员，看看是否有具有新闻价值的科学发现。当每年秋季宣布诺贝尔科学奖的时候就是“播送”科学超级新闻的时候，这是向公众解释授奖意义的机会。但是，我们听到的几乎总是这样的话：“……希望有一天人类能够战胜癌症。今天在贝尔格莱德……”

在广播节目中或电视脱口秀节目中，在那些无聊的星期日早间节目中，中年白人围坐在一起彼此附和，这其中到底有多少科学内容呢？你最后一次听到美国总统发表对科学的明智的评论是什么时候？为什么在全美国所有的电视剧中都没有一个讲述献身于探索宇宙运行规律的英雄？当一桩轰动的谋杀审判案使得人人都在随意地谈论DNA测试的时候，电视台是否在黄金时间特别节目中专门报道过核酸和遗传问题？我甚至记不得是否在电视上看过有关电视工作原理的准确而细致的描述。

迄今为止，能够引起人们科学兴趣的最有效手段就是电视了。但是这个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媒体在传播科学给人们带来的愉悦和教给人们科学方法方面却几乎没有做什么工作，然而“疯狂的科学家”这架机器却在呼呼地喘息着继续向前开着。

在美国90年代初的一次民意调查中，2／3的成年人对“信息高速公路”一无所知；42％的人不知道日本位于何处；38％的人没听说过“大屠杀”一词。但是听说过门内德斯、博比特以及O·J·辛普森谋杀案的比例却高达90％以上；99％的人听说过歌星迈克尔·杰克逊对一男孩进行性骚扰的事情。美国可能是全世界娱乐最多的国家，但是它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加拿大和美国同时进行的调查表明，电视观众希望能看到更多的科学节目。在北美的公共广播系统中有一个叫做“新星”的很好的科学系列节目。有时候在“发现”或“学习”频道，或者加拿大广播公司的广播节目中也有很好的节目。比尔·奈在公众广播服务中心开办“科学小子”节目发展迅速，其特点是节目引人入胜，涵盖了科学的很多领域，有时甚至还对发明的过程进行讲解。这些媒体对公众非常感兴趣的科学知识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的传播上都还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更不用说从公众对于科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中获得巨大益处了。

我们怎样让更多的科学知识上电视呢？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办法：

* 在新闻和评论节目中定期播出科学奇观和科学方法，在发明的过程中展示人类真正的激动人心的成果。

* 拍摄一个“揭示秘密”的系列片，告诉观众人类长期以来重大的思考和困惑不解的问题是如何从理性的角度得到解决的，其中包括法医学和流行病学中长期没有解决的案例。

* 警钟再次响起：拍摄一个系列片，在这部片子中，我们将再现媒介和公众对政府联合编造的谎言完全信以为真的过程。前两集可以是东京湾“事件”和在1945年以来不加怀疑和未受保护的美国普通公众和军队人员对“国防”的各项要求的详细看法。

* 拍摄每集有独立内容的系列片，表现著名科学家、国家领导人和宗教人士所犯的重大错误和对某些重大事情的误解。

* 对那些有害的伪科学和让观众参与的“试试看”（用意念扭弯勺子、意念感应、预测未来、特异功能治病、不用眼睛的阅读以及用什么功能按动观众家中的电视按纽）节目进行及时暴光。告诉观众他们是如何骗人的：尝试着自己做一做便可知道。

* 采用比较先进的电脑绘画设备，事先准备好科学可视资料，以便在各种新闻节目中穿插使用。

* 制作成本不需要很高的热点问题的讨论，这种现场拍摄的节目每集一小时。制片人要作出计算机绘画的预算，争论的评判人要对持不同意见的双方制订严格的提供论据的标准，讨论的范围应该十分广泛。讨论的话题可以包括已经得到科学证实的地球的形成过程等问题。也可以包括没有得出确切结果的有争议的问题，比如人死后其精神是否还存在的问题。堕胎问题、动物权力问题、遗传工程问题和本书中所提到的可能存在的伪科学问题。

公众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已成为国家越来越紧迫的需求。单靠电视不可能为公众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所有的科学知识。但是，如果我们要在公众理解科学方面在短期见效，电视应该是我们的起点。

第二十三章 麦克斯韦和 “科学呆子”

我们应该为满足人们对知识的好奇心而进行投资。

罗纳德·里根1980年竞选演说

没有任何事情比提高公众的科学和文化水平更值得我们去给予支持。在每一个国家，知识都是公众获得幸福的最坚实的基础。

乔治·华盛顿1790年1月8日国会致词

思维模式化种类繁多。种族群体思维模式化，各个国家的国民和宗教的思维模式化，性别和对男女优先权的认识模式化，对在一年中各个出生时间的看法模式化（太阳征兆占星术），对职业看法模式化。对这些模式化的最宽容的解释将其归咎于一种思维惰性：不是根据人的优点或缺点对人进行评价，而是将注意力集中于对人的零星信息，然后将这些零星信息归入到以前建立的数量本来就不多的认识框架中。

这样做省去了思考的麻烦，但却造成了由于在许多问题上的深刻的偏见所付出的代价。思维懒惰也使人不与大多数人进行接触，思维方式与人的思维多样性格格不入。即便在许多情况下模式化的思维方式有效，但肯定在很多个别情况下是要失败的。人的类型呈钟形曲线。平均值上显示的是每种不同特性的人，而极特殊的少数人分布在曲线的两个极端。

有些模式化的形成是没有控制各种变量，忘记了其它可能起作用的因素所造成的结果。例如，模式化的思维方式通常认为，在科学领域内几乎没有女性。很多男科学家对此态度十分明确：这种情况证明女性缺乏从事科学工作的能力。从气质上讲，科学不适合她们，对她们来说科学太难了，科学要求具有一种女性所不具有的才智，她们太容易感情用事而难以探求客观事物。你能想象得出有什么伟大的女理论物理学家吗？……等等诸如此类的言论。但从那以后，这种错误认识不攻自破。今天的女性已在科学的大多数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在我所从事的天文和行星研究领域，女性近来异军突起，做出了一次又一次的发现，为天文学吹来了一股急切需要的清新空气。

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及更早一些时候，所有的著名男科学家都那么权威性地宣称女性在智力上有缺欠，他们遗漏了什么信息呢？坦率地讲，是社会使妇女们不能进入科学领域，然后指责她们不能从事科学。他们混淆了原因和结果：

你想成为天文学家吗？小姐？对不起。

为什么你不能呢？因为你不合适。

我们怎么知道你不合适？因为从来没有女人成为天文学家。

如此直截了当，这些话听起来实在荒谬。偏见的计谋真是狡诈。受鄙视的群体被站不住脚的证据拒之门外，有时候他们的这种自信和蔑视使得我们中的一些人，包括一些受害者本人都未能分辨出这些自编自演的骗人把戏。

对怀疑论者召开的会议作一个简单的观察，随便瞥一眼“超常现象科学研究委员会”成员的名单，你就会发现男性所占据的巨大优势。其他人宣称在妇女中有比男人多得多的人数相信占星术（在大多数“女人”的杂志中有用占星术算命的内容，而在“男人”的杂志中却基本没有）、水晶球算命、超感知觉等等。一些评论人员认为，男人特别具有怀疑精神。男人富有进取精神、竞争意识、勇于面对任何事情，而且思维严谨。他们说，女人很容易接受各种观点、看法容易取得一致、对于挑战常规知识缺乏兴趣。但是从我的经验来看，女科学家和她们的男性对手们一样具有敏锐的怀疑精神。这正是科学家素质的组成部分。这种对女性的批评如果确实存在的话，那么，它也是以一种司空见惯的拙劣的掩盖方式告诉世界：如果你不激励女人了解什么是怀疑精神，不教给她们怀疑论的基本观点和思维方法，那么，毫无疑问，女人是不可能具备怀疑精神的。打开大门让她们进来，她们也会和其他人一样具备怀疑精神。

对职业形成模式化认识的各种职业中包括科学。科学家都是木讷的“书呆子”，社会交往笨拙，钻研晦涩难懂的问题，这些问题正常人不会有任何感兴趣之处（即使他们愿意花费所需要的时间），理智健全的人也不会去做这样的工作。你也可能对科学家们说：“过正常的生活吧！”

我曾经要求一位我认识了11年的专家对“科学呆子”的当代特点进行一个详细的描述。我要强调的是，她仅仅是对她自己的感受进行叙述，她没有必要赞同传统的偏见。

“呆子”们把皮带系在紧靠胸廓的下边。他们的短袖衫上配带的防护罩中插满令人敬畏的五颜六色的钢笔和铅笔。能编程的计算器装在一个特制皮套中。他们都戴着厚厚的眼镜，折断了的鼻梁架用邦迪胶带粘着。他们缺乏社会交往的基本技能，对这种技能的缺乏他们毫不在意、漠不关心。他们笑时，会发出一种哼鼻声。他们彼此用一种晦涩难懂的语言交谈。他们会抓住机会在除了体育课以外的所有课堂上赢得更多的赞扬。他们对普通人不屑一顾，普通人也嘲笑他们。许多“科学呆子”都叫类似诺曼的名字（诺曼征服就是一群高束皮带、穿着保护罩、拿着计算器、戴着破眼镜的“呆子”入侵英格兰）。男“呆子”多于女“呆子”，但是两者中都不少。“呆子”们从不约会。如果你是一个“呆子”，你就不会太潇洒，反之亦然。

这当然是一种模式化的认识。也有许多科学家穿着典雅，举止风度也相当潇洒，很多人都渴望和他们约会，他们也不会怀揣计算器去参加社交活动。如果你邀请他们去你家做客，你不会想到他们是科学家。

但是有的科学家或多或少的确适合这种模式。他们在社交方面相当笨拙。与掘土机驾驶员、时装设计师或者高速公路巡逻警察相比，科学家中的“呆子”比例会更高些。可能科学家比起酒吧男招待、外科医生或快餐厨师来更木讷。为什么会这样呢？也许在与他人交往中没有天赋的人就到那些无需与人打交道的事业，特别是数学和物理学中去寻求自己的天地；也许对艰深难题的刻苦研究需要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使得他们难有闲暇去学习社会处世方面的知识。或许两方面原因兼而有之。

与人们心目中近乎疯癫的科学家形象一样，“呆子”科学家的模式化认识在我们这个社会也十分普遍。对科学家“书呆子”似的举止开一些善意的玩笑有什么不妥之处吗？不论什么原因，如果人们不喜欢人们心目中的“书呆子”科学家，那么，他们就不会更好地支持科学事业。为什么要资助怪人们去进行那些愚蠢而又令人费解的研究计划呢？我们所能够给予的答案是，科学之所以得到支持是因为科学为整个社会各阶层的人带来了特别的利益。这点，在本书的前面部分我已经谈到。因此，那些认为“呆子”有些令人讨厌的人，同时却又渴求科学成果。他们处于矛盾之中。一个吸引人的解决办法就是直接指导科学家的行为，不要只给他们钱，让他们用钱做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应该告诉他们我们需要的东西，如进行这个发明或进行那方面的研究。钱不要仅用来满足“呆子”们的好奇心，而要用来造福社会。这道理似乎很简单。

我们遇到的麻烦是你不可能安排某人从事一项特定的发明，即使是花费多少并没有人反对，你也很难保证能够获得发明结果。没有对知识的整体了解，在你的头脑中就无法形成发明的思想。科学史告诉我们，一个人通常很难在某一个确定的方向中按社会的总体需要进行发明和创造。发明的想法可能会出自那些穷乡僻壤中的孤寂的年轻人的无聊遐想。它们甚至被其他科学家忽略或轻视，有时直到新一代的科学家成长起来，才发现这些新思想。激励大量的现实中的发明而抹杀了出于好奇心的研究经常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假设：在上帝的恩赐之下，你成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维多利亚女王，也是在英帝国最为兴盛辉煌的年代中信仰的捍卫者。你的管辖领地延伸到这个星球的每一个角落。世界版图上到处可见英国的红舰队。你掌管着世界一流的技术力量。蒸汽机是在大不列颠得以完善的，这主要归功于苏格兰的工程师们，是他们在火车和蒸汽船方面所发挥的技术专长使英帝国紧密地连接为一体。

假如1860年你有一个富有远见的想法，你的这个大胆的想法假如被儒勒·凡尔纳的出版商所驳回。你想有一种机器能传达你的声音，能将描绘帝国的辉煌图景传输到这个帝国的每个家庭。另外，声音和图像不是从管道或电线中传输出来的，而是以某种方式通过空气传播，这样，在工作中和在某一场地的人们就能马上收到旨在确保忠诚和职业道德的鼓舞性的致辞。福音也通过同样的方式传送到所有人的耳朵中。其它社会所需要的电器设备也可毫不费力地得到。

这样，在总理的支持之下，你召集内阁、帝国司令部的全体参谋和帝国最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你将拨款100万英镑并告诉他们，在1860年这是一笔大钱，如果他们需要更多的钱，尽管向你伸手，你并不在乎他们怎样做。啊，是的，这个工程叫做威斯敏斯特计划。

通过这样大的投入可能会出现一些有用的发明——“派生物”。它们总是当你在技术上投入了大量资金的时候才会出现。但是威斯敏斯特计划几乎功亏一篑，为什么？因为基础性的科学工作还没有做。1860年电报已经存在了。但是，你可以想象在每个家庭安装电报设备需要花费多大的财力，只有用电报设备的人才能用莫尔斯电码滴滴哒哒地传递信息。但这并不是女王所要求的。她头脑中想的是收音机和电视机，但是这些东西还远远不可能出现。

在现实世界中，发明收音机和电视机所需要的物理学来自一个没有人能预想到的方向。

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于1831年出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两岁的时候，他发现能用一个镀锡铁皮将太阳光反照到家具上并使太阳光在墙壁上跳舞。当他的爸爸妈妈走过来时，他大声叫道：“快看太阳，我用铁皮抓住了它！”在童年时代，他深深地迷上了臭虫、蛹、石头、鲜花、镜片和机器。他的姑姑简后来回忆说：“回答不出那么小的孩子提出的那么多的问题真是有些让人下不来台。”

他上学时很自然地被大家称做“小傻瓜”——英国英语中的“daft”（傻瓜——译注）一词是用来形容头脑有些呆痴的人。他是个十分英俊的小伙子，但他总是穿着随便，要舒适而不求样式。他的言谈举止中所带的苏格兰式的偏狭守旧也是他遭到讥笑的一个原因。特别是当他进入大学以后，就更经常地受到讥笑。此外，他还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兴趣。

麦克斯韦就是一个“呆子”。

他与老师的关系比与同学的关系要好些。那时，他写过这样一首略带伤感的两行诗：

岁月流逝，期盼的日子飞速而过。

遭鞭挞的男孩将被指控犯罪。

很多年过去了，在他1872年接受剑桥大学实验物理学教授一职的就任演说上，他还提到了这种“呆子”的模式：

就在不久以前，那些献身于几何学的人，或者从事具有持续的应用价值科学研究的人，还被看成是不愿进行社会交往的人，他们被看成是必定会放弃人类利益的人。他们沉湎于来自生命世界的抽象之中，他们的所作所为沉没于对他们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并给他们带来快乐的事情和肩负的责任之中。

我怀疑“不久以前”是指麦克斯韦回忆他年轻时经历的说法，他接着说道：

现在，从事科学的人已经不再被人们用敬畏的或怀疑的眼光看待。他们可能被看成已经与这个时代的物质精神达到某种和谐统一，他们形成了知识分子中超前的激进一派。

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不再是对科学技术的益处持无拘无束的乐观态度的时代了。我们感觉到人们对科学的期望值在下降。今天的情况更像麦克斯韦所记得的他儿时的情况。

他对天文学和物理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贡献从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土星环由微小粒子组成、固体的弹性特性，到现在所说的气体和统计力学中的分子运动论的基本原理。是他第一个显示了无数的微小分子各自处于永不停息的运动之中，不断地相互碰撞，并有弹性地弹跳，并非混乱无序，而是遵循着精确的统计定律。这种气体的特性是可预知和了解的（说明气体中分子运动速度的钟型曲线现在被称做麦克斯韦-玻耳兹曼分布率）。他提出了一种假想的物体，现在这种物体被称做“麦克斯韦妖”（Maxwell’s demon），这个精灵的运动产生了一个难题留待现代信总理论和量子力学去解决。

光的性质自古以来就是个难解之谜。它是一种粒子还是一种波，对这个问题长期存在着尖锐的争论。普遍的各种定义形成了一种定式：“光就是将黑暗照亮的东西。”麦克斯韦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确立了经典的电磁理论，电与磁的结合产生光。现在人们普遍承认的电磁波谱——各种电磁波按照波长或频率的顺序所组成的排列，其波段包括Y射线到X射线、紫外线、可见光、红外线以及无线电波，这一切都归功于麦克斯韦。有了他的发明，我们才会有收音机、电视和雷达。

但是麦克斯韦所追求的并不是这些。他感兴趣的是电与磁之间相互转化的问题。我很想描述一下麦克斯韦所做的研究，但是他的历史成就是建立在高深的数学理论基础上的。在这么短短的几页内，我充其量只能给你们介绍一些皮毛。如果你不能完全理解我所说的东西，敬希原谅。如果我们不使用一点数学，我们就无法体味麦克斯韦所做的一切。

“催眠术”的发明人麦斯迈认为他发现了一种磁流。“几乎与电流一样”，这种磁流可渗透到所有的物体之中。就这点来说，他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现在知道其实并不存在什么特殊的磁流，所有的磁性——包括存在于条形磁铁或马蹄形磁铁中的磁性——都产生于运动中的电。丹麦物理学家汉斯·奥斯特曾做过一个小小的试验，电流通过线圈时引起了附近小磁针偏转、摇摆，而线圈和磁针实际上并没有连接。伟大的英国物理学家麦克尔·法拉第又做了一个曾获得高度评价的实验：通过切割磁力线的运动导致在附近的电线中产生了电流。变化的电流似乎可以产生磁而变化的磁似乎又可以产生电，这就是所谓的“电磁感应”。听起来似乎同魔术一样深不可测。

法拉第指出磁体有一种看不见的力的“场”延伸到附近空间，离磁体越近这种场越强，离得越远，则越弱。你在一张纸上放一些小铁屑，然后在底下挥动一块磁铁，就会发现磁场的存在。同样，在干燥的天气梳理头发通常也会产生一种电场，这种电场在无法看到的状态下从你的头发中产生出来，它甚至能使小纸屑自己移动。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电线中的电是因为一种叫做电子的亚微观带电粒子随着对电场的反应发生移动而产生的。电线是由铜一类的材料制成，因为铜含有大量的不受原子束缚、可以移动的自由电子。然而，大多数物质与铜不同，比如木头，它们不是良导体，它们被称为绝缘体或“电介质”。在这些物质中，只有相对极少数的电子可以在外界电场或磁场的作用下自由移动，不足以产生电流。当然，电子也会发生一些移动或“移位”，电场越强，这种移位也越频繁。

麦克斯韦设计了一种方法记载那个时代他对电和磁的认识，这种方法精确地总结了电线、电流、磁性的实验结果。最后得出了关于电和磁的行为的四个麦克斯韦方程式：

▽·E＝ρ／ε0

▽·B＝O

▽×E＝-B

▽×B＝μ0j＋μ0ε0E

真正地理解这些方程式需要到大学学习几年物理学。这些方程式是运用了数学的一个分支——矢量积分的方法而写出来的。用大写形式写的量是既有大小又有方向的量——矢量。一小时60英里不是一个矢量，但一小时60英里在1号高速公路上向正北方就是一个矢量。E和B分别代表电场和磁场。倒三角被称做“纳布拉”（因为它与古代中东的叫做纳布拉的坚琴很相似），它表示电场或磁场在三维空间的变化。纳布拉后面的“点乘”和“叉乘”表示两种不同的空间变化。

E和B代表电场和磁场的时间变化率。j代表电流。小写的希腊字母ρ表示电荷体密度，ε0（念作“依普希隆零”）和μ0（念作“缪零”）不是变量，而是在其中测得的E和B的物质特性量。真空中的ε0和μ0是自然界的两个常量。

考虑到有多种不同的量被聚合到这些方程式中，其简单明了令人吃惊。表达这些意思本来需要几页纸才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麦克斯韦方程组中的第一个方程式阐明了电场随距离的变化与电荷（如电子）密度的关系。距离越远电场越弱，但是电荷密度越大（也就是说在给定空间内电子数越多），电场就越强。

第二个方程式告诉我们磁理论中没有类似的观点，因为麦斯迈所称的磁“量”（或称磁“单极子”）是不存在的：将一块磁铁锯成两半你也不可能得到一个孤立的“南”极和一个孤立的“北”极，每一块磁铁都有自己的“南”极和“北”极。

第三个方程告诉我们变化的磁场如何产生电场。

第四个方程所描述的正好相反，即变化的电场（或者说电流）如何产生磁场。

这四个方程是几代人的实验室实验的结晶，这些实验主要是由法国和英国的科学家完成的。我这里只是粗略地、定性地描述一下，但方程式本身是精确地和定量地描述的。

麦克斯韦接着又问了自己一个奇怪的问题：这些方程在没有介质的空间中、在真空中、在一个没有电荷也没有电流的地方是什么样的形式呢？我们很可能认为在真空中没有电场也没

有磁场。然而，麦克斯韦认为真空中的电磁行为所具有的方程组形式应该是：

▽·E＝0

▽·B＝O

▽×E＝-B

▽×B＝μ0ε0E

他将p设为零，表明没有电荷，他将j也设为零，表明没有电流。但是他没有去掉第四个方程式中的最后一项μ0ε0E，它表示绝缘体中微弱的位移电流。

为什么没有去掉呢？从方程组中你可以看出，麦克斯韦的直觉保持了电场和磁场之间的对称性。他认为：即使是在真空状态下，在完全没有电的情况下，变化的磁场亦能够产生出电场，反过来也是如此。方程组代表着自然的属性，而麦克斯韦相信，自然是美丽而精致的。（用更技术些的语言表述，另外还有一个在真空中保留的位移电流，这里就略而不谈了。）这种部分地取决于“呆子”科学家的感觉而作出的判断，除了其他少数专业科学家外，几乎无人知晓，但它对我们的文明所做的贡献比十个近年来的总统和首相们的贡献还要大。

简单地说，真空中的麦克斯韦方程组说明：（1）真空中没有电荷分布；（2）真空中没有磁单极子；（3）变化的磁场产生出电场；（4）反过来也成立。

当麦克斯韦将方程组以这种形式表述时，他就很容易说明电场和磁场在空间中的传播就像波一样。更进一步的是，他还能计算出波速，也就是μ0和ε0的乘积的平方根的倒数。但是uo和Eo已经由实验测得。如果你把数字代进去，你会惊奇地发现，真空中的电场和磁场竟然以与已经测得的光速同等的速度传播。这种速度的如此一致，以至于不可能纯属巧合。电和磁突然不露声色地与光的属性紧密地结合到一起。

既然现在已知光的行为就像波动一样而且是从电磁场中衍生出来的，麦克斯韦就将之称之“电磁的”。那些用电池和电线所做的不太清楚的实验都与太阳的亮度、与我们所看的方式以及是什么样的光有关。很多年以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反思麦克斯韦的发现时写道：“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够获得这种经历。”

麦克斯韦自己被这些结论困扰着。真空的作用似乎就像电介质一样，他说它能够被“电极化”。生活在一个机械化时代，麦克斯韦总是感觉有责任为电磁波在纯真空中的传播提供某种机械模式。因此，他设想空间充满着一种叫做“以太”的神秘物质，它支撑并包含着随时间变化的电磁场，就像是一种振动但却看不见的极乐渗透在宇宙之中。以太的振动就是使光穿过它的原因，正如水波通过水来传播、声波通过空气传播。

但是这种以太一定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物质。它非常稀薄，像幽灵一样，几乎没有确定的形状。太阳和月亮、行星和恒星在不减速和不被注意的情况下在它中间穿行。同时，它又必须十分坚固使得足以支持所有这些波以惊人的速度传播。

“以太”一词表示出以一种散漫的形式静止存在。在使用上，英文中主要表示存在于以太中的比较惰性的物质。它与更现代意义上的“太空的”、“空间外的”有某种类似的含义。在无线电广播的早期阶段，当人们说正在播出时，常用“通过空气”（on the air）一词来表达，他们头脑中所想的就是以太（俄语的用词在词源上更接近于“在以太中”， v efir）。但实际上无线电波更易在真空中传播，这是麦克斯韦的重要结论之一。无线电波的传播不需要空气。如果在空气中传播的话，反而有所阻碍。

整个关于光和物质通过以太运动的思想引发了另外长达40年的研究，出现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即E＝mc2以及其它的一些重要成就。相对性以及得出有关理论的实验都表明了并没有以太在支持电磁波的传播，爱因斯坦在他的著名论文的摘录中阐明了这一结论，我在第二章中对他的这个理论已经进行了阐述。波是自行传播的。变化的磁场产生电场，变化的电场产生磁场，它们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互相关联着。

很多物理学家被这种“传播光的”以太的作用的被否定而感到深深的困扰，他们需要某种机械模式以使得整个“光在真空中传播”的概念变得合情合理、令人信服而且易于理解。但是这是一个为自己的理论寻找支持而出现的东西，是对我们面临的困难所作出的一个反应，它表明在探索的领域内，普通的感觉再也不管用了。物理学家理查德·费因曼这样描述道：

今天，我们已经更深刻地理解了这些方程式本身，而不是那些用来推导出方程式的模式。我们可能只需问这些方程式是否正确。这可以通过实验来回答，无数的实验已经证实了麦克斯韦方程组。如果我们移走那些地建立这些方程时所使用的支架，我们发现麦克斯韦高大而宏伟的大厦依靠自己的力量仍高高耸立。

但是这些穿透整个空间的随时间而变化的电场和磁场究竟是什么呢？意义何在？我们对于诸如接触、摇晃、推、拉的概念比起通过“场”神奇地移动一定距离之外的物体或者纯粹的抽象数学概念要感觉舒服得多。但是，正如费因曼所指出的，我们通过至少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依赖固体的、可以感觉到的物理接触所获得的感觉，用来解释当你拿起切黄油的刀时它就到了你手中之类的问题，但这种感觉只是一种误解。物理接触意味着什么？当你拿起一把刀、推秋千，或者有节奏地拍打水床形成水波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现象？当我们深入研究时，我们发现这里并没有什么物理接触。实际上，是你手上的电荷影响了刀、秋千或者水床中的电荷，反之亦然。不论日常经验或一般的感觉如何，这里其实只有电场的相互作用，并没有什么物体实际接触。

没有哪个物理学家起初就对通常意义下的概念表示厌烦，并期望用某种只能被极少数高深的理论物理学家才能理解的数学抽象概念来代替它们。实际上，他们一开始也和我们大家一样，有着感觉舒服的、标准的、通常的概念。问题在于自然并不遵从人们的愿望。如果我们不再坚持我们认为自然应该怎样去行为的观点，而是以一种开放和接纳的思想去面对自然，我们就发现通常的感觉是错误的。为什么是错误的呢？因为我们关于自然规律的认识，不论是先天的还是学来的，都是在数百万年中当我们的祖先还过着群居的狩猎生活时所形成的。在这种情况下通常的感觉就是一种不可信赖的导引，因为狩猎的群居者不是靠对变化的电磁场的理解来指导自己的生活的。不了解麦克斯韦方程组也不会受到进化过程中的任何惩罚。但在我们今天的时代，情况就不同了。

麦克斯韦方程组表明了快速变化的电场应能产生电磁波。1888年，德国物理学家海因里希·赫兹在实验中发现了一种新的辐射波——无线电波。七年以后，英国剑桥的科学家在1000米的距离之外传输了无线电信号。到1901年，意大利的马可尼用无线电波进行穿越大西洋的通讯。

现代社会通过广播塔、微波转播和通讯卫星建立起来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的广泛联系都直接产生于麦克斯韦在他的真空状态下的方程组中包含位移电流的判断。电视也是源自他的发现，它并不十分完美地指引着我们的生活并提供娱乐。雷达成为英国在二战时反击侵略和粉碎纳粹的战斗中的决定性因素（我们所认为的那个与社会总是感到不和谐的人的发明影响到未来，并且拯救了那些使他感到十分不舒服的人的后代）。飞机、船舶和宇宙飞船的控制与导航，射电天文学和探索外星智能以及电力和微电子工业的重要作用都要归功于麦克斯韦。

另外，法拉第和麦克斯韦关于场的概念对于理解原子核、量子力学和物质的精细结构都具有重大的影响。他将电、磁、光统一成为一种连续的数学整体形式的思想促使后人为此作出了最后的尝试——有的获得了成功，有的还处于初试阶段——将物理世界的各个方面，包括引力和核力，统一为一个宏大的理论。我们可以毫无夸张地说，麦克斯韦引导我们进入了现代物理的时代。

理查德·费因曼用下面的文字阐述了我们关于麦克斯韦的变化的电磁矢量的寂静的世界的观点：

让我们尝试着想象一下电磁场在这个讲演厅的空间中是个什么样子。首先，这里有一个固定的磁场，它来自地球内部的流体——即地球本身固有的磁场。还有不规则的基本上属于静电场的场，它们可能是由于许多人在他们的椅子上挪动或将衣袖在椅子扶手上磨擦而产生的。还有一些通过电线中的振荡电流而产生的磁场，这些场以每秒60个周期的频率变化，与博尔德水坝的发电机同步。更有趣的是电磁场以更高的频率变化。比如，当光从窗户到地板，从一面墙到另一面墙时，就有以每秒18．6万英里的速度运动的电磁场的振荡。此外还有从温暖的前额传输到冰冷的黑板的红外波。我们还忘记了穿过这个房间的紫外光、X射线和无线电波。

飞越这个房间的是携带着爵士乐队的音乐的电磁波。有很多波被一系列表达在世界其它地方所发生事件的场景的脉冲所调制，或者我们想象的阿斯匹林溶解在胃中的脉冲。为了证实这些波动的存在，只需打开电子设备将这些波动转化为声音和图像。

如果我们更细致地分析那些甚至最小的振荡，就会发现那些从十分遥远的地方传到这个房间的很小的微电磁波。现在就有了电场的微弱振荡，其波峰相隔有一英尺的距离，它们是从百万英里之外的刚刚经过金星的“水手2号”宇宙飞船上传输给地球的。它的信号装置中装载着关于各个行星的大量信息（这些信息是通过从行星向宇宙飞船传播的电磁波而收集获得的）。

有些非常微弱的电磁场的振动是来源于亿万光年以外——来自宇宙中最遥远的角落里的星系——的波动。现在这一事实已通过“将房间里装满电线”的方法得以证明，即建立一个像房间一样大的天线。这种无线电波已经从空间中的不同位置被探测出来，而这种太空空间即使用最大的光学望远镜也难以观察到。即使是这些光学望远镜也仅仅是电磁波的收集器。我们所说的恒星仅仅是一种推测，通过我们从它们那儿得来的物理事实，通过对到达我们地球的电磁场的永无止境的复杂波动的细致研究而推断出来的。

当然，更多的是通过数英里之外的闪电产生的场，当带电的宇宙射线微粒快速穿过房间时会产生场并发生其它变化。在你周围的空间中的电场是一个多么复杂的东西啊！

如果维多利亚女王曾经召集她的顾问们开一个紧急会议，命令他们发明一种类似于收音机或电视之类的东西，他们中间任何人都不太可能会想象到通过安培、毕奥、奥斯特、法拉第的实验、四个矢量微分方程、在真空中保留位移电流项的判断等途径去实现。我想，他们可能会一无所获。然而，仅仅是出于好奇，几乎不需要政府的任何资助，甚至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正在为威斯敏斯特工程打基础，“书呆子”胡涂乱写出了一个发明。甚至自认无足轻重的、不善交际的麦克斯韦先生是否曾经想到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都是值得怀疑的。如果他曾经这样想过，那么，政府很可能会告诉他该思考些什么、不该思考什么，而这不仅无助于反而会阻碍他的伟大发明。

在他的晚年时期，麦克斯韦还真的和维多利亚女王有过一次会晤。在会面之前他还有点担心——主要是担心他是否能够让一个对其专业一窍不通的人了解科学——但是女王似乎有些烦乱，所以会晤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与英国近代史上其他四位杰出的科学家麦克尔·法拉第、查尔斯·达尔文、P·A·M·狄拉克和弗朗西斯·克里克一样，麦克斯韦从未被授予爵士称号（虽然莱尔、开尔文、J·J·汤姆逊、卢瑟福、艾丁顿、霍伊尔等下一层次的科学家却都被授予爵士头衔）。对于麦克斯韦来说，甚至都找不到什么理由能够认为他可能持有与英国教会不一致的观点，他是那个时代绝对正规的基督教徒，比大多数人都要虔诚。或许这正是他迟钝而不通世故的一面。

传播媒体——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使其成为现实的教育和娱乐工具——从来没有，据我所知——为它的恩人和创立者拍摄过一部短短的系列剧以表现他的生活和思想。换个角度想一下，假如没有电视告诉你，比如戴维·克罗克特、小子皮莱或阿方斯·卡彭的生活和所处的年代，在美国的成长过程中将会遇到多少困难。

麦克斯韦很年轻时就结了婚，但是他的婚姻中似乎既缺少激情也没有孩子。他的热情全都留给了科学。这位现代文明的奠基者死于1879年，死时年仅47岁。就在大众文化几乎将他完全忘记的时候，其它国家知名的射电天文学家们记起了他：他们从地球上发射无线电波，然后从金星上反射回来并探测出微弱的回应，从而发现了金星上的巨型山脉，这些天文学家们以他名字命名了金星上的这个山脉。

在麦克斯韦预言无线电波之后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人类开始了第一次对于外星球中可能存在的文明世界的探索。从那时起，人类进行了多次太空探索，其中有些探索我已在前面提到过，这些探索主要通过探测星际空间的电磁场来研究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生物。在他们的历史中，他们有时也从他们自己的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的深刻理解中受益。

1992年10月，在莫哈韦沙漠，在波多黎各喀斯特岩溶洞谷，我们开始了一项迄今为止最有希望、最强有力并最全面的对外星智能生命的搜索计划。美国航空航天局第一次组织并参与这项计划。我们将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内，使用最为敏感的仪器和最高的频率对整个太空进行探测。如果在组成银河系的4000亿颗恒星中有一颗星上有生命给我们发射无线电信号，我们将有极大的可能接收到。

仅一年后，国会毁掉了这项计划。外星智能生命搜索计划并非十分重要，利益有限，代价过高。但是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文明的进步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研究宇宙深层次的问题，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我们是否是孤独的文明形式”更为深刻的问题。即使我们永远破译不了那些信息内容，但是，收到这样的信号也能够传送出我们关于宇宙和我们自身的观点。如果我们能够理解来自先进技术文明世界的信息，那么，其现实益处将是前所未有的。外星智能生命搜索计划并非基础薄弱，它受到了科学界的热烈支持，也根植于大众文化之中。公众对于这项事业的热情是广泛而持久的，而且认为开展这项研究是值得的。此外，这一计划也并非代价昂贵，其费用每年仅约一架军用直升机。

我感到奇怪的是，那些关心费用的国会议员们为何不更多地关注一下国防部。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所有的费用应该符合和平时期的要求，而国防部每年仍要花掉3000多亿美元的费用（政府内的其它机构还要为改善生活增加福利而实施的计划）。当我们的后代回顾我们这个时代时可能会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感到惊异——我们拥有探测其它生命的技术，但是我们对许多有益建议却充耳不闻，反而一味坚持花费大量的国家财富来使我们免于遭受到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敌人的袭击。

加利福尼亚工科大学的物理学家戴维·古德斯坦指出，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几乎一直呈指数增长，它不可能继续保持这种增长，因为到那时候地球上每一个人都将成为科学家，那时增长就不得不停止。他作出推测是基于这个原因，而不是因为对科学本身的冷淡与疏远，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科学经费的增加已大大减缓。

尽管如此，我关心的是，研究经费是如何分配的。我担心取消对外星智能生命搜索计划的政府资助仅仅是这种对科学研究削减经费的发展趋势的一个组成部分。政府一直对国家科学基金会施加压力，迫使其将经费支持重点从基础科学研究转向支持技术、工程及应用。国会建议取消美国地理勘查局，削减对于地球易受损害的环境研究的财政支持。国家航空航天局对于已获数据进行研究和分析所需的财政支持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很多青年科学家不仅找不到经费开展研究，他们甚至连工作都找不到。

近年来，美国各公司的工业研究和开发经费全面削减。政府用于研究和开发的经费同期也在下降（80年代，只有军事研究和开发经费在增长）。在年度支出中，日本是世界上对民用研究和开发投资最多的国家。在计算机、通讯设备、航空航天、机器人、科学精密设备等领域，美国在全球出口份额的比例下降，日本的份额在上升。同一时期，美国在大多数半导体技术中的领先地位让位给了日本。美国的彩电、录音机、电唱机、电话机及机械工具的市场份额也急剧下降。

基础研究领域是科学家自由追随其好奇心和探索自然的地方，不要求在短期内获得可见的实际效果，而是探索知识本身的真谛。科学家当然对基础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这是他们乐于从事的事业，从许多方面来说，这也是使他们成为科学家的首要因素。但是支持基础研究是为了社会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有利于人类的重大发明大量涌现的原因。少数规模宏大的、野心勃勃的科学研究计划是否就应该获得比数量众多的小型研究计划更多的投资，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我们在开展以促进经济和保卫我们的生活为目的的发明研究时深感力不从心。这是由于我们历来缺乏基础研宪。事实上，我们对自然的广泛探索，产生了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可应用成果。当然这种成果并不经常出现，但出现的次数已经足够。

把钱给麦克斯韦这样的人似乎是对纯属“靠好奇心驱动的科学”所进行的最荒唐的鼓励行为，也被认为是实际立法者的草率判断。为什么现在要把钱送给那些只会讲普通人难以理解的胡言乱语的“书呆子”科学家，让他们满足其嗜好，而同时却有许多国家急需却得不到解决的问题无人理睬？根据这一观点，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将科学放置到另一个地位的原因。科学团体只不过是另一种压力集团，他们急切地希望保持资金不断投入，这样，科学家不必整天去艰苦工作就可以领到工资。

当麦克斯韦第一次得出四个基本电磁方程式时，他并没有想到收音机、雷达和电视；当牛顿首先了解了月球的运动规律时，他从没梦想到过太空飞行或通讯卫星；当伦琴研究一种被他称为X射线的神奇的穿透性辐射时，他并未打算用于医疗诊断；当居里夫人辛苦地从数以吨计的沥青铀矿中提炼出含量极少的镭时她没有想到过癌症的治疗；当弗莱明注意到一株细菌菌落周围长满霉菌的现象时，他没有打算用抗生素来拯救无数人的性命；当沃森和克里克对X射线对DNA衍射产生的结果感到迷惑不解时，他们没有想到过这个发现可用于遗传疾病的治疗；当罗兰和莫里纳开始研究卤素在平流层光化学中的作用时，他们并没有指出氟利昂对臭氧层的破坏作用。

国会议员和其他政治领导人不时忍不住对那些要求政府资助的看起来很费解的科学研究建议进行嘲笑。甚至于像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威廉·普鲁克斯米尔这样有才华的议员也有偶尔颁发“金毛羊”奖的习惯——很多是为了纪念一些表面看起来毫无用处的科学工程的奖——包括外星智能生命搜索计划。我猜想以前的政府可能也有同样的想法：弗莱明先生只是希望研究发臭乳酪中的虫子；一位波兰妇女只是想从数以吨计的中非矿石中筛炼出极少量的她说能在黑暗中发光的物质；开普勒先生也只是想听听行星们所唱的歌。

这些发现以及其它大量的发现为我们这个时代增添了光彩并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我们应该感谢这些发现，是这些发现使我们过上现在的生活。这些发现完全是那些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思考进行研究的科学家创造的，是在他们的同行们严格的检验下进行的，是对自然进行基础研究获得的结果。在最近20年中，日本在工业可应用的发明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但是可应用的发明是如何获得的？它们来自基础研究，来自对自然本质问题的研究。只有通过这些基础研究，我们才能获得用于发明实用技术的新知识。

科学家们有义务，特别是当他们要申请大笔经费的时候，就更需要非常明确而诚实地说明他们要进行的研究。超导超级对撞机（SSC）可能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探究物质的细微结构和早期宇宙本质的重要工具。它的造价估计在100亿到150亿美元之间。1993年，这个工程在花费了近20亿美元之后被国会取消了，这个结果无论对科学家还是对政府来说都是最糟糕的。但是这场争论的结果却不是最糟糕的。我认为，争论主要告诉了我们政府对科学支持的兴趣日益降低。国会中几乎无人

知道现代高能加速器的作用。它们不是用来制造武器的。它们没有实际应用价值。在很多人看来，它们是用来产生令人担忧的称做“阐释万物的理论”的东西。这种理论包括各种对夸克、吸引力、气味、颜色等物质存在形态的说有，听起来物理学家似乎很聪明。至少是在那些我曾与之交谈过的国会议员们看来，整个事情说明“一帮‘书呆子’在发疯”。我想这是一种描述建立在探究精神基础上的科学的不大宽容的方式。如果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希格斯玻色子，也就不可能有人会为此而掏钱。我曾经读过一些试图说明建造超导超级对撞机必要性的材料。在说明其最终用途上，有些材料写得还不错，但是没有任何文章是真正为那些具有相当高的知识水平、虽然不是物理学家但却不乏怀疑精神的人写的。如果物理学家们申请100到150亿美元去建造一个毫无实用价值的机器，那么他们至少应该花大力气，用复杂的图形、术语和可以使用的英语来说明他们的建议的合理性。我想，资金管理不善，财政有限和政治上的不称职，这些都是导致超导超级对撞机计划失败的关键因素。

现在越来越多地出现了有一种关于人类知识自由市场化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基础研究不应该依靠政府资助，而应与社会其它机构和寻求资金的人展开竞争。如果他们的研究得不到政府资助，必须参与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竞争。那么，在我的名单上罗列的任何科学家都不可能进行其基础性研究。现在基础研究的费用要比麦克斯韦时代大得多，这些费用不仅用在理论研究上，尤其用在实验研究中。

即使是基础研究要参与自由市场竞争，但是自由市场的力量是否能支持基础研究？如今仅有10％的值得称赞的医学研究申请课题获得了经费。花在庸医上的钱比用于所有的真正医学研究上的钱却要多得多。如果政府不支持医学研究将会出现什么结果？

基础研究的必要性就在于它在未来将产生其应用效果，这种应用价值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才会显示出来。另外，没人知道基础研究的哪些领域会具有或不具有实用价值。如果科学家都不能作出这种预测的话，政治家或实业家们可能作出吗？如果自由市场的力量只注重于短期效益——正如美国的公司中进行的大部分研究必然会大幅度衰退一样——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就等于放弃了基础研究吗？

砍掉基础性的、按照科学家的兴趣所进行的科学研究无异于吃掉玉米种子。今年冬天我们可能还会有一点吃的，但是明年我们将拿什么去种植，以使我们和子孙后代们能有足够的玉米以度过下一个冬天呢？

当然，我们的国家和人类正面临着许多急需解决的难题。但是减少基础科学研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科学家并不构成一个选举集团，他们也没有可以有效地向议员进行游说的团体。然而，他们的许多工作都是为所有人谋福利的。放弃基础研究将会对科学家的勇气、想象力造成挫折，使我们未竟的美好研究项目毁于一旦。它还可能会沉重地打击那些我们曾描绘过的假设的外星生命，它们再也看不到未来。

当然我们需要扫除文盲的工作、教育、就业、足够的医疗和国防力量、环境保护、老年人的保障、预算平衡以及许许多多其它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社会是富足的，难道我们不能培养出我们这个时代的麦克斯韦吗？举一个具有象征性的例子，我们难道真的无力支付仅值一架进攻性直升机的钱（相当于购买玉米种子）用于倾听来自外星生命的声音吗？

第二十四章 科学与巫术

哪里有怀疑，哪里就有自由。

拉丁谚语

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题目为“未来世界”，这个展览使我这个来自最封闭的布鲁克林市的小观众目瞪口呆。仅从这个主题上看，它在向我们说明我们会拥有一个未来的世界，即使是最不经意的一瞥也足以证明它将比1939年的世界更加美好。尽管我没有注意到那些细微的异常情况，但是许多人在人类历史上最残暴、最不幸的战争开始前夕仍渴望着能消除对战争的恐惧和疑虑。我知道至少我将在未来的世界中成长。博览会所展示的明亮而光辉的“未来”令人向往、充满希望。而被称做科学的东西显然是实现美好未来的手段。

但是如果博览会的活动稍稍有所不同，那么，它给我的教益可能就会大得多。光彩的场景后面是残酷的争斗。大出风头的是博览会主席和主要发言人格罗弗·惠伦，他曾是公司董事，后来在前所未有的警察残暴统治时期任纽约市警察局局长，还是公共关系的改革派。正是他希望博览会大厦主要用于商业性、工业性，特别是消费品的展览，也正是他使斯大林和墨索里尼坚定不移地认为应该建造奢侈的国家级的豪华建筑（后来他还抱怨他经常不得不敬法西斯式的礼）。据一位设计师说，展览会的层次只适应12岁儿童的智力。

然而，正如美国大学的历史学家彼得·库兹尼克所描述的那样，包括哈罗德·尤里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内的一群杰出的科学家认为，将科学介绍给公众是为了科学本身的发展，而不是仅仅为了出售一点科学小成品。传播科学的重点在于科学的思维方法，而不仅是介绍科学的成果。他们坚信广大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是抵制迷信，防止执拗偏狭思维方式的有效手段。正如科普专家沃森·戴维斯所言：“科学之路即民主之路。”另一位科学家甚至认为，公众对科学方法的理解将会起到“最终战胜愚昧”的作用。这是一个很重要，但也很难实现的目标。

事情很明显，尽管科学家不断地提出抗议和要求按严格的科学原则办科学博览会，但是，博览会的展品中基本上没有真正的科学内容。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细微的科学思想渗透到我的脑海之中，对我童年时期的思想进步具有帮助作用。公司和消费者仍是博览会关心的重点，而且基本上没有涉及到科学思维方式的展览内容，也没有起到保障自由社会发展的作用。

半个世纪后，恰值苏联解体前夕，安·德鲁彦和我在莫斯科城外一个叫做佩里德尔基诺的小村庄里参加一次宴会。这个

小村庄是共产党官员、退休将军及一些受宠知识分子的消夏之地。这里充满着对新自由——特别是表达自己思想，即使是政府不喜欢听的思想的权利——的渴望的气氛。蕴藏在公众中的日益增长的期望正在迅速发展。

但是，尽管苏联已经开始提倡开言路（glasnost），但是在人们中间还是广泛存在着许多疑惑。当权者真的允许自由开展对他们的批评吗？言论、集会、新闻、宗教信仰的自由真的会被允许吗？从未体验过自由的人能够承受这种压力吗？

在宴会中，有些苏联公民表达了他们不畏艰辛奋斗了几十年的对自由的向往之情，而这种自由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确实受到美国民主实验的鼓舞。在这个现实世界中所做的实验告诉人们，任何一个民族，甚至是多元文化和多种族的民族，只要这些自由受到理性的保护，那么，这个民族就必定能够生存和繁荣。他们的话题甚至谈到自由会使一个国家获得越来越多的繁荣昌盛的机会，尤其在高技术和飞速发展的年代中，自由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总是同起同落。科学和民主的开放性、它们要实现的目标，都要经过实验进行判断，而实验则与思维方式密切相关。

宴会上人们频繁祝酒，就像在苏联这种国家人们吃饭时的习惯一样。给我留下了最深印象的是一位世界著名的苏联小说家。他站起身来，举起酒杯，凝视着我们说：“这杯酒献给美国人。他们享受到一点自由。”他停顿了一下又补充道：“而且他们知道如何保护自由。”

果真如此吗？

《人权法案》墨迹未干之时，政治家们就找到了推翻它的途径——利用恐惧和爱国热情。1798年，在朝的联邦党知道，种族和文化偏见是容易激发的民族情绪。联邦党利用法国和美国的紧张关系以及人们普遍存在的法国和爱尔兰移民天生就不适合成为美国人的忧虑，通过了一套法案，即众所周知的《客籍法和镇压叛乱法》。

一个法律将公民居留权增加了5－14年（法国和爱尔兰血统公民通常投票支持其反对派，即托马斯·杰斐逊的民主共和党）。《客籍法》赋予约翰·亚当斯总统可以驱逐任何他认为可疑的外国人的权力。一个国会议员说：“令总统不安的是新犯罪。”杰斐逊认为，制订《客籍法》的目的就是为了驱逐法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C·F·沃尔尼、著名的化学家族的权威皮埃尔·塞缪尔·杜邦·德尼莫尔、氧的发现者、英国科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烈以及天才的先知先觉者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这样的科学家的。在杰斐逊看来，这正是美国所需要的人才。

《镇压叛乱法》将出版对政府所进行的“错误的或恶意的”批评的文字或者鼓动反对该法中的任何条款都视为非法。20多人被捕，10多人被判有罪，更多的人受到搜查或者受到必须保持沉默的威胁。杰斐逊说：这个法令试图“通过确定所有对于联邦党官员和政策的批评都为犯罪，来打击所有政治上的反对势力”。

杰斐逊刚刚当选总统后，即1801年刚开始总统任期的第一个星期，就对《镇压叛乱法》的所有受害者实行大赦。他说，因为该法违反美国的自由精神，这好比国会命令我们所有人都俯下身五拜祭一头金牛。1802年，《客籍法和镇压叛乱法》的内容被从各种书籍中删除。

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内，使法国人变得疯狂的情绪和“疯狂的爱尔兰人”对我们形成了一种严重的威胁，好像我们愿意放弃最为宝贵的自由，彼情彼景，不堪回首。赞赏法国和爱兰尔的文化成就，主张赋予他们同等的权利，在实践中就会被保守人士诋毁为温良恭俭让——不现实的政治改良，但正是这种主张在管理社会中总是有效的。后来似乎出现了偏差。到出现偏差时，我们就必定被卷入新的一股狂热之中。

那些不惜一切代价谋求权力的人总是在寻找社会弱点，唯恐不能实现权力的梦想。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当时的种族差异造成的，也可能是皮肤中色素含量不同，哲学或宗教信仰不同，也可能是吸毒、暴力犯罪、经济危机、学校祷告或者“亵渎”（书面语，意指侮辱神圣的东西）国旗。

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快速的解决方法就是从《人权法案》中减掉一些有关自由的内容。确实如此，1942年，日裔美国人受《人权法案》保护，但是我们却随随便便地就将他们抓起来，毕竟这是战争时期嘛。宪法中也确实有禁止无证据搜查和拘禁的条款，但是我们正在打击贩毒吸毒的战斗，而且，暴力犯罪已经超出控制范围。言论自由也是不假，但是我们不想让外国作家在美国大肆传播外国的意识形态，难道我们不是这样做的吗？每年我们都会有不同的借口，但是结果都是一样的：更多的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并压制各种不同的观点——尽管经验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这种做法是多么危险。

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就无法评价保护我们自己免受别人迫害的措施。我在谈论外星人绑架地球人问题时曾谈过欧洲搜捕女巫的狂热行为。我希望读者能够谅解我重谈这个问题的政治背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问题管窥人类的自我认识能力。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15世纪到17世纪搜捕女巫时，那些宗教和政权机构所提供的被认为是可接受的证据和审判的公正性，我们就可以看出，18世纪的美国宪法和《人权法案》中许多新鲜而独特的特点就清晰可见了：陪审团的判决、反自陷法网禁令、反对酷刑和非正常惩罚禁令、言论和出版自由、审讯正当程序、权力制衡以及教会与国家分立。

弗里德利希·冯·希培（发音“Shpay”）是一个耶稣会牧师，他不幸听到了那些在德国维尔茨堡市被指控为从事巫术活动的人的忏悔（见本书第7章）。1631年，他出版了《谨防控告人》（Cautio Criminalis）一书，书中揭露了教会和国会联手制造的对无辜大众实行的恐怖主义的实质。他在未受处罚之前死于瘟疫，死时仍是一个普渡众生的教区牧师。以下是他的具有警示意义的书中的一段摘录：

1．令人难以置信，在我们德国人中，特别是（说到此，我感到羞耻）在天主教徒之中普遍存在着

迷信、妒忌、污蔑、中伤、含沙射影等等做法，这些做法既不受惩罚也不遭到排斥，却开始了对巫术的怀疑。对所有的一切负责的不再是上帝或自然，而是巫师们。

2．因此人人都叫嚷着要地方法官对巫师们进行调查——只有公众的闲言碎语才会说出这么多的巫师来。

3．于是，君主们就命令法官和律师们对巫婆提起诉讼。

4. 因为法官们没有证据或证明，因此，他们不知以什么理由提起诉讼。

5．与此同时，人们又说这种拖延值得怀疑，一些告发者一个接一个地对君王们陈述他们的怀疑，使得君王们也认为如此。

6．在德国，触犯君王是大罪，甚至连牧师都赞成尽可能地取悦他们，至于是谁唆使了这些君王（但是出于好意）倒不必在意。

7．因此，法官最后只得屈从于他们的愿望并谋划如何开始审判。

8．由于还有拖延办案的法官害怕卷入这件棘手的事情，因此为他们派来了一个特别调查员。在调量方面，不论他在工作中是何等傲慢和缺乏经验，都得被视为对正义的高度热忱。这种热忱在希望有利可图的时候会更加强烈，特别是如果这个调查员既穷又贪心而且还拖家带口，那么，除了调查的附加费用和津贴之外，这个调查员还按每个被烧死的巫婆抽取人头费等许多薪俸，这些费用都是调查员们获准向其传唤者随意勒索所得。

9．如果一个疯子胡言乱语和一些恶毒的、无聊的谣言（因为不需要任何诽谤的证据）针对的是某个无助的老妇人，那么她将成为第一个受害者。

10．然而，为了避免表面上看来起诉她的理由仅仅是依据谣言而没有任何证据，他们就通过提出以下两种情况来得出某种有罪推定：她是过着一种邪恶的、不正当的生活还是过着一种善良的、正当的生活。如果是邪恶的生活，那么她将被认为有罪。另外，如果她过的是善良的生活，对她同样不利，因为巫师们总是会掩饰自己的过失并竭力使自己看上去特别高尚。

11．这样，老妇人就被投入监狱。他们通过第二次判断找到新的证据：她害怕还是不害怕。如果害怕（当她听到对巫婆使用的那些可怕的用刑声音时），这就是确凿的证据。因为她的良心受到了谴责。如果她并未表现出恐惧（相信她自己是清白的），同样也是证据。因为巫师就善于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竭力表现出勇敢和快乐以掩盖自己真实的感情。

12．由于对这些仅有的证据感到心虚，调查者还委派通常都是些堕落分子和邪恶人士的密探，去调查她过去的生活。当然，这样就必须查出她的某些说法或做法，以使得那些随意办案的人能够轻易地将事实真相进行歪曲或捏造出她从事巫师活动的证据。

13．任何认为她是邪恶的人现在都有充足的机会对她提出他们所喜欢的任何指控。每个人都说控诉她的证据是充分的。

14．这样，她很快就开始被施以酷刑。这些巫师在被捕的当天就要遭受酷刑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15．在这些审判的过程中，任何人都不允许请律师或通过其它方式为自己做公正的辩护，因为巫术被认为是一种非同一般的罪行（所有的法律程序规则对这种罪行都可以延缓使用），任何想要冒险去为犯人辩护的人，最终的下场是连自己也被怀疑为从事巫术活动。那些敢于为这些案件的判决方式表示抗议，而且敦促法官谨慎行事的人后果也将是同样，因为他们将立刻被定罪为巫术的支持者。这样所有的人都由于恐惧而三缄其口。

16．这样看来这个女人似乎还有一点机会可以自我辩护。她被带到法庭，法官宣读对她罪行的指控，并开始进行庭审——如果这可以被称为庭审的话。

17．即使她否认这些起诉，并且圆满地回答了每一项起诉所提出的问题，但没有人会理会她的话，甚至她的答辩都不会被记录在案。无论她的回答多么完美无缺，但所有的指控仍然具有原来的效力，其有效性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她又被下令押送回狱，再仔细想想她是否还要固执己见——因为，她已经否认了她的罪行，所以她被视为是顽固的。

18．第二天她又被带了出来，听取一条关于酷刑的法令，就好像她从来没有反驳过起诉一样。

19．然而，在被施以刑罚之前，法庭人员在她身上搜查护身符：她全身的毛发都被刮光，甚至隐私部位也不放过，这种做法表明，女性可以被随心所欲地检查。

20．什么事情会是如此令人震惊？连神父也会遭到同样对待。

21．当这个女人被刮光并搜身之后，她被施以酷刑以使得她坦白真相，也就是要说出他们所希望得到的，因为在正常状态下所说出的任何事都不会是，也不可能是事实真相。

22．他们开始施用酷刑的第一步，这是相比较不太严酷的刑罚。虽然这实际上已经相当严酷了，但是比起后边的刑罚还算是轻的。如果她因此而坦白，他们就会说这个女人未经过酷刑就坦白了！

23．现在，当他们告诉君王这个女人未经过酷刑就主动坦白了罪行时，她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24．然后她就毫不迟延地被处死了。但是，即使她没有承认，她也可能被处死。因为一旦开始实施酷刑，她就注定要死，她无法逃脱，她必定要死。

25．不论她承认与否，结果都是一样的。如果她承认，她的罪过就是明确无误的：她将被判死刑。无论她如何表示其忏悔之情都徒劳无益。如果她不承认，将被不断地拷打，二次、三次、四次。对待特别罪行，拷打持续的时间、严酷程度及施用频率都是不受限制的。

26．在拷打过程中，如果老妇人因为痛苦而面容扭曲，他们就说她在笑；如果她昏了过去，那么她就是睡着了或者施了巫术使自己变得沉默。如果她始终沉默不语，她必定会被用火烧得重新苏醒过来，正如在虽然经过多次酷刑之后仍然不说出调查者所希望听到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将被施以一种火烧的酷刑。

27．甚至告解神父和牧师们都认为她是由于顽固和毫无悔恨之心而死；她不可能改变信仰，也不可能放弃自己邪恶的念头，除非她忠实于他们。

28．然而，如果她死于这种酷刑之下，他们就说是魔鬼掐断了她的脖子。

29．因此她的尸体被埋在绞刑架下。

30．换一个角度讲，假使她没有死于酷刑，假使有一些特别正直的法官在没有获得更多的证据时不想对她再施酷刑，也不想在她还没有坦白时就烧死她，那么，她将继续被关押在监狱内，并被更加残酷地用链子锁住，除非她最后认错坦白，否则，即使是锁上整整一年也不会放开她，直至她在监狱里饿死、腐烂。

31．她永远也无法为自己洗脱罪名。如果调查委员会宣告一个女人无罪，他们会觉得这是一种耻辱。只要将这个女人逮捕并用锁链将其锁住，那么，她就必定是有罪的，不管用公正的手段还是恶毒的方法都要证明这一点。

32．同时，任性无知的教士们折磨这个可怜的女人，使得她无论事实真相如何，只能承认自己有罪。他们说，如果她不这么做，她就是不可救药之人，就不能领取圣餐。

33．更博学多识的牧师们不能去监狱探望她，以免被人认为他们是给她出主意的，或者通告君王事情的真相。没有任何事情比揭发和证明被指控人是无辜的更为可怕，任何试图这样做的人都会被认为是惹是生非之人。

34．在她被囚禁并经受拷打时，法官们想出多条妙计，编制出可以指控她有罪的新证据，这样，在审查这个判决结果时，某些大学教师就能确认将她活活烧死的判决是正确无误的。

35．一些看似极为正直的法官，逼迫这个女人施法驱邪，将她转移到别处，不断地拷打她让她坦白。如果她坚持不承认罪行，那么他们最后就会烧死她。我现在以上帝的名义，想要知道，既然她坦白或者不坦白都是一样地死，那么这些人，不论多么清白无辜，又怎能逃脱这种可怕的惩罚呢？可怜的女人啊，你又为何竟然不知其后果而对法庭怀有希望呢？你为何不在最初入狱时就按他们想知道的承认一切呢？愚蠢而痴狂的女人啊，为什么当你可以死一次时，却要死许多次呢？听从我的劝告吧，在经受所有的皮肉之苦之前就承认你是有罪的，然后死去。你是无法逃脱的，因为这对于德国人的狂热来说会是一种灾难性的耻辱。

36．当这个巫婆在巨大痛苦的压力之下承认罪行之后，她的处境将是难以形容的。不仅她自己无法逃脱，而且她会被迫指控那些她根本都不认识的人，调查员不断地提起这些人的名字并逼迫她说出来，或者行刑人引诱她说，这些名字也有可能是她听到的一些被怀疑或被起诉的人的。这些人又被迫指控其他人，其他人又被迫指控另一些人。如此进行下去：既然这种事情必须要继续下去，谁又能阻止得了呢？

37．法官的所作所为必定是延缓审判（这样就会归罪于它们的合法性）或烧死他们自己的亲戚朋友、他们自己，或者其他人。因为所有这些早晚都要被错误地指控，而且如果受拷打，一切都将被证明有罪。

38．这样，那些起初叫嚷得最厉害的煽风点火的人自己最终也被卷了进去，因为他们草率得没有发觉自己的厄运也将到来。这样上帝公正地惩罚了那些用自己讨厌的舌头编造出那么多巫婆，而将那么多无辜者送上了火刑柱的人……

冯·希培对于酷刑中所用的那些残暴的方法并不十分清楚。以下是从罗塞尔·霍普·罗宾斯（1959）所编的一本宝贵的汇编《巫术魔法大全）中摘录的一段话：

你可以看一看在班贝格地区人们使用的一些特殊刑罚，比如，强迫犯人吃下用盐烹制的鲜鱼，但此后不给他水喝。还有一种类似的精心设计的做法，将犯人侵入加了石灰的沸水。对付巫师的方法还有木马、各种刑架、烧红的铁椅、腿钳（西班牙靴），还有将滚烫的沸水或溶化的铅倒入其中的用皮制的或金属制的大靴子（当然，要把脚放在里面）。在对犯人使用水刑时（即question de l’eau），要将水连同一块软布塞入犯人的喉咙使其窒息。然后，迅速地将这块布抽出来，这样，内脏及肠子就会断裂破碎。拇指夹（gresillons）是一种专门设计的老虎钳，它将大拇指或大脚趾压到钉子的根部，巨大的对手指或脚趾的压力会产生无比剧烈的疼痛。

除此之外，更常使用的吊坠刑以及其它更可怕的酷刑，我不想再对其进行描述了。使用酷刑之后，以及使用了被看做是很平常的酷刑工具之后，受害者就要在一个坦白书上签字。这个坦白书被称为是一种自愿承认的“自由忏悔”。

冯·希培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反对迫害巫师热。反对这种狂热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主要是亲眼目睹过这种罪行的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士们——包括16世纪意大利齐安弗朗希斯克·庞兹尼比奥、德国的科尼利厄斯·路斯和英国的雷金纳德·斯科特以及17世纪德国的约翰尼·梅福斯（“听，你们这些嗜财如命的法官和嗜杀成性的起诉人，魔鬼显现的都是谎言”）和西班牙的阿隆卓·萨那查·德·福爱斯。他们和冯·希培与公谊会会友一样是我们人类的英雄，为什么他们不能更加知名一些呢？

在《黑暗中的蜡烛》（1656）一书中，托马斯·艾迪阐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有些人又会出来反对，并且说，如果巫婆不能杀，而且还用巫术做出一些怪事来，为什么那么多巫婆都承认她们做了谋杀之类的事情和其它一些她们被指控的怪事呢？

对于这一点我的回答是，如果亚当和夏娃都那么容易上当并被引诱去犯罪，那些身陷困境的可怜人经过劝诱、许诺和威胁、不允许睡觉以及持续遭受拷打又怎能不被迫承认那些虚假的、根本不可能的、有悖于基督徒信仰的事情呢？

直到18世纪在对巫师的迫害中幻觉成分的可能性才被认真考虑。毕晓普·弗朗西斯·哈齐森在他的《关于巫术的历史文章》（1718）写道：

很多人确信自己看见了外在的鬼魂，而实际上这只不过是活跃在他头脑中的一种内在的幻影。

由于巫术狂热反对者的勇气感染了特权阶层，同时资本主义体制正走向确立，尤其是欧洲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致使焚烧巫婆的行为最终消失了。在荷兰，这个启蒙时代的发源地，最后对巫师执行死刑是在1610年；英国是在1684年；美国是在1692年；法国是在1745年；德国是在1775年；波兰是在1793年。在意大利，直到18世纪末审判中还将人处以死刑，而在天主教会中直到1816年才废除了在审讯中使用酷刑的惯例。基督教会是巫术的现实性和处罚的必要性的最后支持者。

对巫术的迫害狂热是可耻的。我们怎么能这么做呢？我们怎么会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弱点如此无知而愚昧？这种现象怎么会发生在当时地球上最“发达”、最“文明”的国家？它为什么会受到保守党人、君主主义者和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坚决支持？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受到自由主义者、公谊会会员和启蒙思想的追随者的反对？如果我们坚定不移地认为我们的信仰是正确的，而别人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的动机是善良的，而别人的动机则是邪恶的；宇宙之王只对我们说话，而不理会其他不同信仰的信徒；对传统信念提出挑战或提出一些探索性的问题是邪恶的；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相信和服从；这样的话，对巫师的迫害狂热就会以各种各样的不同形式继续下去，直至最后一个人。请注意一下弗里德里希·冯·希培提出的第一个观点以及提高公众对于迷信和怀疑论的理解的意义可能有助于我们在整个因果关系中迅速地找到答案。如果我们不知道事情在最后一环上的发展情况，那么，当它再次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无法认识它的本来面貌了。

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说：“对公众舆论的形成实行监督是政府的绝对权利。”在乔治·奥维尔的小说《1984》中，“老大哥”国家雇佣了大量的官僚人员，专门从事篡改历史记录以迎合当权者的利益。《1984》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引人注目的政治虚构小说，它是根据斯大林主义苏维埃联盟的真实事实写成的。在这个国家，篡改历史已经形成了制度。斯大林当权不久，他的对手列昂·托洛斯基——一个在1905和1917年革命中的伟大人物——的肖像就开始消失了。

新一代人成长起来了，他们确信这就是他们的历史。而老一辈的人却开始感觉到他们想起了某些事情，这是一种政治错误记忆综合症。奥维尔把他们的真实记忆与领导人希望他们相信的事情之间取得一致的思维方式描述为“双重思维”。那些不肯顺从的人，那些还能记得斯大林在革命中的次要作用，而托洛斯基实际上起主要作用的老布尔什维克们，都被指责为叛徒、无法改造的资产阶级或“托洛斯基分子”或“托洛斯基法西斯”，他们被逮捕入狱、遭受酷刑、被迫当众承认他们的叛国罪行，然后被处决。如果你绝对控制了媒体和警察，如果你拥有一代人的时间去实现你的目标，要改写千百万人的记忆是可能的。几乎在任何时候，这种方法都是用来满足掌权者加强控制，满足国家领导人的自我陶醉、妄自尊大、偏执多疑的需求的。它使改正错误的机制完全变成人为的控制过程。其作用是使公众忘记他们所犯的重大政治错误，这样就能够保证他们最后再犯同样的错误。

在我们这个时代，对真实静物、活动图片和录音带进行全盘伪造，从技术上讲毫无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个家庭都有电视机，批判的思维能力在日渐下降，重新编造新的社会记忆似乎是可能的，甚至用不着秘密警察的过多关注。我这里所设想的并不是指由国家指定的精神病医生在特殊治疗室中在我们每个人的头脑中置人事先设计好的记忆。我所说的是，对新闻报道、历史书籍具有强大控制权力的少数人，他们对舆论的控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心中的各种形象，甚至对公众的整体态度产生重大的变化。

我们所说的这一切在1990－1991年间的现实事件中得到了微弱的证实。就在那段时间内，伊拉克的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有了一个突然的转变，他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亲近同盟——能够生产好商品、拥有高技术、武器精良，甚至拥有卫星智能数据——变成了一个危害世界的、对邻国财富垂涎欲滴的魔鬼。我本人不是侯赛因先生的崇拜者，但是他如此迅速地就从一个美国人几乎没有怎么听说过的人变成了邪恶的化身，这确实令人感到惊奇。这些天以来，令人愤怒的政府机构正忙于其它事情。我们对于那些策动和控制公众舆论的权力将永远掌握在有责任心的人之手这一点是否有信心呢？

另一个现实的例子是毒品之“战”。政府和受到慷慨资助的市民团体有计划地歪曲，甚至还捏造出毒品有害的副作用的科学证据（特别是大麻），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公共官员获准将这个话题让公众进行公开讨论。

但是想把令人信服的历史真相永远封锁是十分困难的。新的资料库不断地被公开。具有新思想的、受意识形态影响较少的一代历史学家成长起来了。80年代后期和在此以前，安·德鲁彦和我还定期地非法携带一些托洛斯基的书——《俄国革命史》到苏联，这样我们的同事就能知道一些他们自己的政治起源的真相。在托络斯基遇害（斯大林的刺客用锤子砸碎了托洛斯基的头）50周年纪念日时，《消息报》就能称赞托洛斯基是“伟大的、无可指责的”革命家。一个德国共产党的刊物更将他描述为：

他为我们热爱人类文明的人而战，对这些热爱人类文明的人来说，文明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谋杀他的刽子手……试图杀害他，扼杀我们的文明……。他的头脑中有着最具价值的思想，他具有最为清晰的头脑，这些用锤子是永远也打不碎的。

现在正在出现一种向公众灌输仅由少数人确定的看法、历史事件和舆论的倾向，包括由少数有实力的具有同样动机的公司和个人控制主要电视网络和报纸的趋势。在很多城市中，有竞争力的报纸已经消失，独立力量的争论被政治运动中的倒退所取代，权力分离的原则被逐渐削弱。据美国媒体专家本·巴格狄金进行的调查显示，不超过24家公司控制了一半以上的“全球商业性日报、杂志、电视、书籍和电影”。有线电视频道、廉价长途电话、传真机、便宜的电脑布告牌和计算机网络的猛增、只需花很少的钱就可以利用电脑自己出版作品，以及现存的传统自由主义艺术大学课程却展现出完全相反的发展方向。

很难确定其发展方向。

怀疑主义者所从事的事业是危险的事业。怀疑主义对现有制度提出了挑战。如果我们教育包括高中学生在内的所有人要具备怀疑的思维方式，那么，他们可能就不会仅仅用怀疑的思维方式来思考UFO、阿斯匹林的商业广告和年龄达3．5万岁的可与上帝交谈的大师了。也许他们将开始问一些有关经济、社会、政治或宗教制度的令人感到尴尬的问题。也许他们将对那些当权者的观点提出挑战。到那时，我们的社会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最近，在世界各地流行着人类中心主义、盲目排外意识和民族主义。政府对于他们不喜欢的观点进行压制的做法仍广泛存在。错误的或误导性的历史事件被强行灌输给广大公众。对于维护这种观点的人来说，科学是一个专门捣乱的东西。它主张追求在极大程度上独立于种族和文化偏见的真理。科学的最根本的本质就是不受国界的限制。若把同一研究领域的科学家放在一个屋子里，即使他们在语言上并不相通，他们也会找到交流的方法。科学本身就是一种跨国界的语言。科学家本能地就有四海皆一家的理想，他们不可能通过研究将人类大家庭划分为许多小的、敌对的团体。俄国剧作家安东·契诃夫说：“不存在属于哪个国家的科学，就像不存在属于哪个国家的乘法表一样。”（其它很多东西也是如此，比如虽然民族主义的宗教有成千上万的信徒，却并不存在一种类似国家宗教的东西。）

科学家在社会批评家（或者用不太宽容的说法，叫做“持不同政见者”）的队伍中占有不成比例的数量。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政策和神话提出挑战。前苏联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美国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利奥·西拉特这些勇敢者的名字很容易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他们是始终一贯地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的人。特别是在由于核武器的发明而给人类带来灾难后，科学家们被描绘成道德白痴。当你考虑到所有那些有时要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说出反对自己国家错误使用科学技术的言论的人们，这种说法是不公正的。

比如，化学家莱纳斯·鲍林（1901－1994）在1963年签署《禁止核武器实验条约》的工作中比其他任何人都承担了更大的责任。该条约阻止了美国、苏联和英国在地面进行核武器爆炸试验。他将反核试验运动逐步推向深入，直至演变成谴责对道德的残暴践踏的运动。由于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因此，他提供的科学数据使人们感到更为可信。他由于对核试验的阻拦，使得美国新闻界在有关他的报道中有意地进行了贬低。50年代，美国国务院取消了他的护照，因为他没有全力反对共产主义。由于他在量子力学应用方面的研究成果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的研究成果包括共振态以及所谓杂化轨道等，他说明了化学键与原子结合人分子的化学键的本质，这些思想已经成为现代化学的基石。但是，在苏联，鲍林在结构化学方面的研究工作被指责为与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相违背，并宣布苏联化学家禁止研究他的理论。

鲍林并没有被这些来自东方或西方的批评所吓倒——实际上，对他的批评一直没有减弱——他继续进行麻醉剂作用的不懈研究，他证明了镰形红细胞贫血症的病因（DNA中唯一核苷酸被其它核酸所取代），并且说明了如何通过对各种有机体的DNA的比较来了解生命进化的历史。他竭尽全力研究DNA结构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沃森和克里克有意地加快研究步伐，在鲍林获得最终结果之前取得成功。他对维生素C的评价至今仍然有效、爱因斯坦在评价他时说：“那个人是个真正的天才。”

与此同时，他继续为和平与友好而努力工作。当安和我问鲍林他为什么如此热心社会问题的时，他给了我们一个难忘的回答：“我做这些事的目的是出于我对妻子的尊重。”也就是海伦·艾娃·鲍林。他获得了第二个诺贝尔奖，这次是和平奖，表彰他在禁止核试验方面所做的贡献。他成为历史上唯一两次独立获得诺贝尔奖的人。

有人将鲍林看做是爱惹是生非的人。那些不喜欢社会变化的人可能很容易接受对科学所持的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技术是安全的，容易受企业和政府的引导和控制。但是，纯科学，为科学本身而进行的科学研究，为满足科学家的好奇心而进行的科学研究，对科学不加任何限制，任由科学随意发展，用科学挑战所有的事物，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纯科学的某些领域是未来技术得以开发的唯一途径，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技术得到广泛的应用，那么，对科学的这种态度应该被看做是危险的。社会利用工资、社会压力和名誉与报酬的分配等手段，竭力将科学家驱赶到比较安全的中间地带，这个中间地带介于收获很小的长期技术进步和过多的短期社会批评之间。

很多科学家不像鲍林那样，将他们的研究工作看成狭义的科学。他们认为，参与政治或参与社会批评不是脱离科学生活，而是科学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在执行曼哈顿计划时，二战中美国成功地赶在纳粹之前研制出了核武器。一些参与研究的科学家们开始有了保留意见，当这些武器的巨大威力清楚地显示出来的时候，对这种武器的保留意见也就越来越多。有些科学家，如，利奥·西拉特、詹姆斯·弗兰克、哈罗德·尤里和罗伯特·R·威尔逊等，竭力引起政治领导人和公众（特别是在粉碎纳粹之后）对即将出现的军备竞赛的危险的注意。他们非常清楚地预见到这种军备竞赛将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展开。其他人认为，政策问题不是他们应该管的事情。恩里克·费米说：“我是为了作出一些发现才来到这个地球上的，政治领导人的所作所为与我无关。”但是尽管如此，费米还是被爱德华·泰勒所鼓吹的热核武器的危险所震惊，他与其它科学家联合签署了一份著名的文件，敦促美国不要制造核武器，他将这种武器说成是“罪恶的”东西。

在前一章我已讲过泰勒总是为热核武器辩护，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主席杰里米·斯通用下面的话来描述他：

爱德华·泰勒……起初是由于个人才智的原因，后来则是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而坚持要制造氢弹的主张。他使用夸大其辞，甚至诽谤的手法，成功地操纵着政策制定过程达50年之久，斥责所有形式的军备控制措施，并且促进各种加强军备竞赛的计划。苏联听说了他的氢弹制造计划后，也制造了自己的氢弹。由这个特别人物的不寻常的个性和氢弹的巨大威力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是，这个世界将面临着被毁灭的危险。这种毁灭的命运要么降临到人类，要么推迟降临，或许能置于更好的政治控制之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没有哪一个科学家比爱德华·泰勒更能使整个人类承担风险，泰勒在整个军备竞赛过程中的行为是应受到谴责的。

爱德华·泰勒对于氢弹的执着可能使他比我们人类中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做出更多危害这个星球的事情……

与泰勒相比，西方原子科学的领头人经常在政治困境中受人左右。在这方面，他们的领导能力应该由他们的专业技能而不是由政治技巧所决定。

我在此并不是想指责某位科学家屈服于人类的某些激情，而是想重申这种新的责任：握有权力的人必须与科学团体的道德关注和关心程度相辅相成，必须建立在最广泛的对公众进行的科学与民主重要性的教育基础之上。

科学使前所未有的巨大能量成为现实，这就要求科学共同体对道德的关注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而且还要把科学和民主的重要性最广泛地贯注到公共教育中去。

第二十五章 真正的爱国者应该提问题
防止民众犯错误不是政府的功能，而阻止政府犯错误才是民众的作用。

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H·杰克逊（1950）

在我们这颗饱受烦扰的小星球上，人类生活中的一个事实是，发生在专制政府管理下的国家广泛存在的滥用酷刑、饥荒，而且政府本身的渎职罪远比民主国家为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在出现错误行为时，前者的统治者下野的可能性远比后者要小。这就是政治中的错误修正机制。

科学的方法——与其所有缺陷——可以用来改进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我想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改进标准，这一点都是正确的。如果说科学离不开实验，那么，社会和政治的改进的实验怎样进行呢？人类不是电子，也不是实验用老鼠。但是，国会的每一项法案、最高法院的每一项裁决，每一个总统发布的国家安全命令、每一个最优惠利率的变化都是一种实验。经济政策中的每次变化、优先发展项目基金的每次增加或减少、每一次对犯罪判刑的加强都是一种实验。更换针头、使公众免费使用避孕套、使用大麻烟为非刑事案件，这些都是实验。不支持阿比希尼亚反对意大利，阻止纳粹德国入侵莱茵兰地区是一种实验。东欧、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实验。精神病医疗或监狱的私有化是一种实验。日本和西德在科学技术上大量投入，但在防务上不进行投入——结果导致经济的迅速增长——是一种实验。西雅图允许公民可以持枪用来自卫，而其邻居加拿大的温哥华却不允许，因而西雅图的枪杀犯罪率高于温哥华5倍，使用手枪自杀的比例高于温哥华10倍。枪支使得人们由冲动而造成的杀人变得容易，这也是一种实验。在所有的这些事例中，都没有进行足够的控制实验，或者说变量没有完全分离。然而，政策思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和经常有用的程度上进行实验。由于社会实验的结果似乎在意识形态上无法鉴定，实验所造成的巨大浪费经常被人们忽视。

现今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21世纪中叶感到乐观。我们面对着大量细微而复杂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巧妙而精细的解决办法。由于不存在社会组织结构的演绎理论，因此，我们唯一的求助对象就是科学试验——在小范围内（如社区、城市和州）用多种方式进行试验。在公元前5世纪的中国，获得总理大臣特权的一个方法是你必须在你家所在地或省建构一个政府模式。这正是孔子一生中的重大失误，他从未进行过尝试，对此他感到悲哀。

即使我们对历史进行一次随意审视，便会发现我们人类有一种不断地犯同一种错误的悲哀倾向。我们害怕与我们稍有差别的陌生人或其他人。当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摆布别人。我们有随时可以被利用的情感系统，当这些系统被触动时，强烈的感情就会被释放出来。我们会被聪明的政治家操纵得毫无察觉。当我们有了我们感觉好的领导，我们就像催眠师最易摆布的受试者一样，我们乐意去做他想让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即使有些事情我们明知是错误的。联邦宪法的制订者是历史的学生。他们在认识到人类处境的前提下，一直力图发明一种手段，以保证我们的自由，来自自己的限制另当别论。

一些美国联邦宪法的反对者坚持认为，联邦宪法从没有起过作用。纽约州州长乔治·克林顿认为，在这种“气候、经济、道德、政治和人都不同”的国家实行共和政府形式是不可能的。弗吉尼亚的帕特里克·亨利宣称，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联邦宪法，“与世界各国的实践相违背”。即使如此，人类还是进行了这种实验。

创建美利坚合众国的人中从事科学发现的人很多，他们对问题的看法也是基本相同的。超越于任何个人观点的，任何著述、任何启示的最高权威——正如《独立宣言》中所说——是“自然的法则和自然的上帝”。本杰明·富兰克林在欧洲和美国被推崇为电物理学新领域的奠基者。在1789年的联邦制宪会议上，约翰·亚当斯反复求助于机械平衡模拟，其它人则对威廉·哈维的血液循环的发现感兴趣。在以后的岁月中，亚当斯写道：“所有人从出生到死亡都是化学家……。物质世界就是化学实验。”詹姆斯·麦迪逊在他的《联邦主义者论文集》（The Federlist Papers）中使用了化学和生物的隐喻手法。美国革命家是深受欧洲启蒙运动精神影响的人，欧洲启蒙运动为人们理解美国的起源和目标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美国历史学家克林顿·罗西特写道：“科学及其哲学推论可能是决定18世纪美国命运最重要的知识力量……。富兰克林仅是一批已经认识了科学方法和民主进程密切关系的目光远大的殖民主义者之一。自由的研究、信息的自由交流、乐观主义、自我批评主义、实用主义、客观性——所有这些形成未来共和国的因素在18世纪即已繁荣的科学界就已经形成并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了。”

托马斯·杰斐逊是科学家。这是他对自己的描述。当你参观他在弗吉尼亚蒙特塞罗市的家时，一进家门你便会发现他对科学巨大兴趣的足够证据——不仅仅是他拥有的数量巨大、种类多样的图书，还有复印机、自动门、望远镜以及其他一些装置，有些还是19世纪早期的尖端技术制造的。其中有些是他的发明，有些是他复制的，有些则是他买来的。他进行过美国和欧洲植物和动物的比较研究，挖掘过化石，还用微积分来设计一种新型的犁。他精通牛顿物理学原理。他说他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个科学家，但是在独立战争前的弗吉尼亚没有机会成为科学家。有更紧急的事情需要他去做，于是他投身到发生在那个时代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中。他说，独立战争胜利后，后代人就可以全身心地投身于科学和学术中了。

杰斐逊是我早期崇拜的英雄之一，不仅是因为他有深厚的科学造诣（尽管科学知识对他政治哲学观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帮助作用），而且是因为他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制度中比其他所有人都贡献更大。这种思想——那时令人兴奋、激进和革命的（在现今世界的许多地区也还是如此）——指出，不是国王、牧师、大城市老板、独裁者、军队集团，有钱人组成的事实上的阴谋集团，而是普通的民众，共同努力管理国家。杰斐逊不仅是这场革命主要的理论家，而且他也以最现实的方式投身于其中，同他人一道开始了从那时起即令世界钦佩和效仿的政治大实验。

杰斐逊于1826年7月4日死于蒙特塞罗。刚好是美国发布由他起草的激动人心的文件——《独立宣言》50周年的日子。这个宣言曾受到独裁统治、贵族统治和国家支持的宗教势力所统治的各国的保守主义者的痛骂，这些统治势力正是当时的保守派所极力维护的。在他临死前几天写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正是“科学的光芒”告诉了我们“并不是人类大众生来便背着枷锁”，也不是少数被偏爱的人生来便“高官显赫，荣华富贵”。他在《独立宣言》中写道：我们所有的人都毫无疑问地拥有同样的机会，拥有同样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假如1776年对于“所有人”的定义是令人感到可耻地不完全的话，那么《独立宣言》的精神就不可能如此高尚，以至于今天“所有人”的含义更为广泛。

杰斐逊是个向历史讨教的学生。这个历史不仅是那个颂扬我们自己的时代、国家或种族的既抱怨又不对其有任何伤害的历史，而且也是那个说明我们真实的人类、我们的弱点以及我们的力量的真实历史。历史告诉他，如果给予富人和权贵一半的机会，那他们就会去偷、就会去压迫别人。在他任美国驻法国大使期间，他用自己的所见所闻描述了欧洲国家的各个政府。他说，在政府的主张下，它们的国家已经被分成两个阶级：狼和绵羊。杰斐逊说，当一个政府将所有的权力交于统治者而无人监督时，那么这个政府就将堕落。因为统治者——真正实行统治行为的人——将会滥用民众的信任。他说，民众本身是唯一具有远见卓识的可信赖的力量。

但是他担心，民众——这个观点可以追溯到修昔底斯和亚里士多德－－是很容易被误导的。所以他提倡保护性措施和保险性政策。其中一个措施是在联邦宪法上确定权力分离。与此相适应，各个追求各自利益的利益集团，要相互制衡，防止国家机构失去控制，损害国家利益。这些机构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众议院和参议院，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同时他还充满激情地不断强调，对民众来说，理解政府所承担的风险和利益、教育自己以及参与政治过程是很重要的。他说，没有这些措施，狼将控制整个国家。下面这段搞自《弗吉尼亚笔录》的文字，强调指出那些手中握有大权的无耻之徒如何寻找他们可以利用的软弱区域：

地球上的每个政府都具有某些人类弱点的形迹，都有一些腐败、堕落的蛀虫。他们的狡诈迟早会被发现，他们的道德堕落会在他们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被公众所了解、所探察、所深究。当政府效忠无人监督的统治者时，这个政府便开始堕落。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只有自己保护自己。即使他们是安全的，他们也仍然处于这种状况，他们的思想必须得以升华……。

杰斐逊没有参与美国联邦宪法的实际起草工作。当联邦宪法正式确立的过程中，他正出任美国驻法国的大使。当看到联邦宪法条款时，他非常高兴，但提出了两点意见。他认为，联邦宪法的一个缺陷是没有限定总统任期期限。杰斐逊担心，如果这一点不在联邦宪法中确定下来，将会使得总统变成国王。另一个重要的缺陷是缺少一个人权法案。杰斐逊认为，如果缺少这个法案，那么，公民——每一个个人——被当权者无可避免地滥用权力时，将不能得到充分的保护。

他主张言论自由，只有言论自由才能使与众不同的观点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自由表达，只有言论自由，不同于传统常识的意见才能得到认真考虑。从个人来讲，他是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甚至不愿意批评他不共戴天的敌人。他对其主要对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蒙特塞罗戏院大厅里的攻击泰然处之。但是，他认为用怀疑的态度看待所有事情的习惯是有责任心的公民所应该具备的诸种条件中的首要条件。他认为，与愚昧和将政府拱手交与饿狼所付出的代价相比，教育的费用是无足轻重的。他告诫说，只有国家是由民众来管理的时候，这个国家才是安全的。

亲近政府、按长官意志办事不是公民资格中应尽的义务。我希望最近的移民公民权利宣言和学生反复背诵的誓词中应包括“我保证对我上司让我做的任何事情提出疑问”之类的话。那将真正体现托马斯·杰斐逊的观点。“我保证使用我的批评才能。我保证发展我的独立思想。我保证接受教育，从而使自己能够自作判断”。

我同时希望当总统宣誓就职时，对美国的效忠宣誓的内容应该是对联邦宪法和人权法案的效忠，而不是对国旗和国家的效忠。

当我们想起我们国家的创建人——杰斐逊、华盛顿、塞缪尔、约翰·亚当斯、麦迪逊、门罗、本杰明·富兰克林、汤姆·佩恩以及其他许多人（我们至少有十个，甚至可能有几十个伟大的政治领袖），我们就会想起，他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他们也是向历史学习的学生。他们深谙人类的易犯错误的本质、弱点以及易于趋向腐败的特性。他们的英语准确流利。他们自己撰写演讲稿。他们既现实又实际。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有高尚的行为准则。他们不需要询问民意测验专家这个星期要思考什么。他们知道应该思考什么。他们乐于进行长远思考、作出比下一届总统选举更长远的计划。他们满足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不要求以政治家或游说议员者为谋生职业。他们是我们人类中最出色的人。他们对科学很感兴趣，他们中至少有两个人精通科学。他们试图为美国长远未来描绘出一种方向——不是建立法律，而是为什么样的法律应该得以通过设定限制。在什么样的法律应允许通过的问题上采用制定法律的方式不如采用设置限制的方式那么广泛。

《联邦宪法》和《人权法案》在这方面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人类固然有其自身的弱点，但是，这些法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效地建立起了能够对自己的方向进行校正的机制。

建立这两个法案的时候，美国大约只有250万公民。而今天公民人数则增长了约100倍。假如那时有10个托马斯·杰斐逊那样的人，那么，今天应该有10×100＝1000个杰斐逊。

这些人在何处？

《联邦宪法》之所以是一部大胆而敢于创新的文件，一个原因是它能够保障社会不断地发展变化，只要人们愿意，甚至可以改变政府本身的形式。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英明到预见到解决社会最紧迫的问题时究竟需要什么观念——即使某些观点与我们的直感明显相冲突，而且在过去曾带来一些麻烦——这个文件能够保证它有权得到最充分和最自由的表达。

当然，这需要付出代价。当我们的个人观点面临着被压制的危险时，大多数人是赞成言论自由的。然而，当我们不喜欢的观点在各处遭到查禁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不高兴的感觉。但是在一定的狭小限制范围内——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著名例子是在拥挤的剧院前谎称“着火了”并引起恐慌不应算作犯罪——美国允许公民享受很大的自由。

* 枪支拥有者有使用首席大法官、白宫发言人或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肖像作为练习射击的靶子的自由；受到伤害的普通市民有烧掉美国总统肖像的自由。

* 即使是鬼神的崇拜者讥讽了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价值观，嘲笑了我们视为亲切可爱的所有东西，但是，只要他们不违反联邦宪法规定有效的法律条款，他们就有权进行他们的宗教活动。

* 断言一个人种比另一个人种“优越”的声称具有科学性的文章或很流行的书，不管它们多么有害，政府都不应该查禁。对付谬误论点的最好方法是更好的论点，而不是对思想的压制。

* 个人或者团体都有权自由谈论犹太或共济会的阴谋正遍及整个世界，或联邦政府与撒旦结盟。

* 只要他们愿意，任何个人都有权赞美如阿道夫·希特勒、约瑟夫·斯大林之类的有无可争议的恶名的人的生活和政治活动。甚至可恶的观点也有发表的自由。

由杰斐逊、麦迪逊及他们的同伴所建立的制度为那些不理解这个制度的起源，并希望用另外的制度替换它的人表达自己的意愿提供了途径。例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和主要法律的执行官汤姆·克拉克在1948年提出以下建议：“那些不赞同美国意识形态的人不应被允许留在美国。”但是如果存在一种主要的和有代表性的美国意识形态，那么就不存在强制性的和被禁止的意识形态。我们看一下最近90年代的案例：约翰·布洛克霍夫特，因为炸掉了一个位于辛辛那提的堕胎诊所而入狱，在一篇《回味生活》的时事通讯中写道：

我是一个思想非常狭隘、没有宽容心、反对改革和进步、维护《圣经》教义的原教旨主义者，……一个狂热分子和盲信者。……美国从前之所以曾是个伟大国家，其原因除了上帝保佑外，是因为她是建立在真理、公正和博大的基础上的。

兰德尔·特丽是“手术营救”（Operation Rescue）组织的创始人，这个组织专门封锁堕胎诊所。她在1993年8月的一个集会上讲道：“让不宽容的思想冲击你们吧。……是的，憎恨很好，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基督教国家，上帝召唤我们去控制这个国家。……我们不想要多元论。”

这些言论的表达是受到保护的，按照《人权法案》的条款，这种言论的表达确实受到了保护。即使是在获得了机会的时候，这些受到保护的言论甚至会废除《人权法案》。而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保护我们的人权的方法就是利用这部《人权法案》所允许我们的言论自由，使每个公民都知道《人权法案》是必不可少的。

用什么方法防止人类自己少犯错误？其它学说和机构是否为我们提供了防止错误的机制？是不犯错误的领袖？是人种？是民族主义？还是除了炸药和自动化武器，所有一切都与文明相分离？特别是在20世纪的黑暗之中，他们又如何能保证自己不会屡犯错误？他们不需要蜡烛吗？

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写的著名的小册子《论自由》中认为，对一种观点沉默不语是“一种特别的罪恶”。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被剥夺了“将谬误转变为真理的机会”；但是，如果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同样丧失了在“真理与谬误发生冲突”时对真理加深理解的机会。如果我们只知道我们这面的论点，那便很难知道另一面，这样，这个观点就会变得陈旧落后，不久，人们就靠死记硬背学习这种没有经过证明的、苍白无力和毫无生命力的真理。

穆勒还写道：“如果社会让相当数量的成员仅仅像小孩子般地成长，使他们不能在对长远目标进行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决定行动的话，那么这个社会本身应当受到谴责。”杰斐逊曾用更强烈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如果一个国家想在文明状态下使愚昧与自由共存，那么，过去做不到，今后也做不到。”在给麦迪逊的一封信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这种想法：“一个社会想用少量的自由换取少量秩序，那它将一无所得，它也不应该有所获得。”

当人们获准倾听其它观点并参加实际的争论时，他们往往会改变自己的主意。这种事情是可能发生的。例如雨果·布莱克，年轻时是三K党党员，后来成了最高法院法官，也是历史上重大的最高法院裁决的重要人物。之所以如此，部分是依据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该法案确保所有美国人的公民权：也就是说，当他年轻时，他穿上白袍子恐吓黑人，老了时，穿上黑袍子恐吓白人，据说，这是法律允许的。

在一些刑事犯罪审判方面，《人权法案》还认识到威胁证人，加快审判进度对警察、检察官和法官所产生的诱惑。刑事犯罪审判系统容易发生错判：无辜的人们可能会因为他们并没有从事刑事犯罪，却被判刑；而政府特别善于蓄意编造理由，给那些与蓄意犯罪毫无关系、但是他们不喜欢的人罗织罪名。因此，《人权法案》制订了保护被告的条款。这是一种成本－利益分析方法。罪犯可能偶尔因此获释，但这样可以保证无辜者不受惩罚。这不仅仅是个道德美问题，同时也禁止犯罪审判系统出现压制不受欢迎的观点或受鄙视的少数派等方面的误用。这是错误修正机制的一部分。

新思想、新发明、新创造通常总是充当自由的先锋，它们从束缚人类思想的羁绊中挣脱而出。自由是进行精确科学实验的先决条件，这就是为什么苏联无法维持极权主义政府和展开技术竞争的一个原因。同时，科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开放与怀疑主义的巧妙结合，以及对多种观点和争论的鼓励——是在工业化和高度技术化的社会中进行精确的、自由的实验的前提。

从前当你对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这个宗教始终坚持的流行的观点提出质疑时，你为什么会接受“上帝派国王来统治我们”这些被教会领袖们反复强调并确信无疑的观点呢？在17世纪，如果你提出这种问题，你很有可能引起英国和殖民地陪审团对你的极大愤怒，会指责你对上帝的不忠，或被认为是异端邪说。他们可以随意因为你有自己的信仰而将你折磨至死。但到了18世纪，他们却不敢这样做。

罗赛特又写道（摘自《共和国的萌芽时期》1953）：

在美国社会环境压力下，基督教变得更加仁慈和温柔，对宗派间的争斗也更宽容，对乐观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发展也给予更多自由，对科学的兴起给予了更多的实验机会，对民主的到来持更为放任的态度。同样重要的是，正如大量传教士所高声哀叹的那样，越来越多的殖民主义者放弃了世俗的观念，开始对各种事物充满好奇心，逐渐开始用怀疑主义的眼光审视事物。

《人权法案》将宗教与政府分离开来，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因为许多宗教已经成为一种极端主义的思维方式，各个宗教视其自身为真理的化身，并急切地希望将这个真理强加于其他人。极端主义宗教的领导者和实行者通常不知道真理和谬误之间的差异，也没有意识到真理可能就是从表面上看起来完全相反的观点中产生出来的。

《人权法案》的制定者参照了英国的先例，那时的英国，基督教的叛教罪和世俗的叛国罪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许多早期的移民是为了逃离宗教迫害而来到美国的，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非常乐于因为别人与他们自己的信仰不同而去迫害别人。我们国家的创始者认识到了政府与各个争吵不休的宗教之间的密切关系对自由将招成致命的威胁，对宗教自身也同样有害。法官布莱克在1962年恩格尔诉维塔尔一案的最高法院判决中对第一修正案的政府条款进行了这样的描述：

它的首要和最直接的目的是基于这样的观点而确立的，即，政府和宗教的联合将导致政府的毁灭和宗教的堕落。

而且，《人权法案》对权力的分离也具有制约力量。沃尔特·萨维奇·兰多曾经说过，每个教派和宗派都对其他教派是一种道德检验：“竞争在宗教中的作用就如同在商业中一样有益。”但是代价是高昂的：对于宗教团体来说，竞争对采取一致行动获得其共同利益是一个障碍。

罗赛特总结道：

教会与政府分离以及个人意识自由这对双胞胎是我们民主制度的精髓，这实际上是美国对于西方人获得自由的最伟大贡献。

现在，当人们获得了这些权利，却并不使用它，这可是件糟糕的事情——有言论自由权，但没有人提出与政府相反的意见；有新闻自由，却没有人愿意提出尖锐的问题；有集会的自由却无人举行抗议游行示威；有了普遍的选举权，参加投票选举的人却不够半数；有了教会与政府相分离的法案，却无人监督其分离的有效性和长期性。由于公众没有有效地使用他们的权力，因此，他们变成了还愿的供品和口头爱国者。权利与自由：要么使用它们，要么失去它们。

多谢《人权法案》制定者们的高瞻远瞩，更要感谢那些甘冒个人风险的人坚持施行这些权利。由于他们的努力，现在要压制言论自由是很困难的。学校图书馆委员会、移民局、警察局和联邦调查局以及那些寻求廉价选票的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可能会不时地尝试着去压制言论自由，但这种压制迟早会引起爆炸。尽管《联邦宪法》是这个国家的法律，公共官员都发誓要坚定不移地执行这部大法，但是，仍有一些活动家和法院偶尔也会以身试法。

然而，如果降低教育标准、放松知识竞争、削弱对重要问题的争论的热情，以及制定限制怀疑精神发展的社会约束法令，那么我们的自由的根基会慢慢地销蚀，我们的权利会被取消。宪法的创立者们深刻地理了解这一点：“我们的统治者变得诚实可信，我们团结坚如磐石之时，即是在法律的基础上每一个基本权利确立之日。”托马斯·杰斐逊这样说：

从这次（革命）战争结束时起，我们就在走下坡路。从那时起，每时每刻都寻求人们的支持没有必要。因此，人们会被遗忘，他们的权利也会被漠视。除了挣钱的唯一本能，人们忘记了他们自己所有的一切，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团结一致，给予自己的权利以应有的重视。因此，在战争结束时仍未摆脱的锁链仍将长久地束缚着我们，而且将越来越紧，直至我们重新获得权利或在抽搐中死去。

接受言论自由和《人权法案》所规定的人们可以享受的其它自由的重要性的教育，了解当你丧失了这些权利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以及如何行使你的权利和维护这些权利，是成为一个美国公民的首要条件。当然，这也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所必须知道的事情，除此而外，更应该了解这些权利随时有被人侵害的可能。如果我们不能为自身利益着想，如果我们不愿意给当局提出问题，那么我们就会任由那些有权势的人摆布。但是，如果人们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并且有了自己的观点，那么这些有权势的人物将为我们工作。在每一个国家，我们都应当教育我们的孩子懂得科学的方法和设立《人权法案》的理由。与此同时，还应该教育我们的孩子要正派、谦逊并具有团队精神。在这个魔鬼出没的世界里，我们作为人而居住在这里，这可能便是我们与这个日益增长的黑暗势力之间的全部区别所在。致谢

在康奈尔大学给一个高级研讨班讲授批判性思维的课程的许多年里，我一直十分愉快。我一直可以在整个大学范围内，根据能力、文化和专业各个方面挑选学生。我们强调写作水平和口头表达能力。在课程结束时，学生们选择一些他们非常感兴趣的广泛争论的社会问题，两个为一组练习期末口头争论的整个过程。但是，在开始争论之前的几周中，我们告诉他们每个人的任务是以使对方满意的方式给对方提出观点。这样，对方会说：“对，那是对我的观点的很好的表达。”在编组的书面讨论中，他们探讨各自的不同观点，这种争论的过程已对他们更好地理解相反的观点有帮助作用。这本书中的一部分题目最初是给这些学生争论时使用的。我从他们接受或批评我的观点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在此我想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我还要感谢康奈尔大学天文系及其系主任耶温特·特兹安，感谢他们允许我教授这门课程，尽管它以天文学490命名，但实际内容只有很少一点天文学知识。

本书的部分内容已在《展示》杂志中刊出，这份杂志是全北美星期天报纸的一种补遗，读者达到每周8300万。读者给我的热情洋溢的反馈信息使我大大提高了对本书中讨论的问题的认识，也了解了公众的各种不同的看法。我在书中的一些地方摘录了部分《展示》读者给我的来信摘录，这些来信使我感觉到了美国公众的内心世界。《展示》的主编沃尔特·安德森和高级编辑戴维·柯里以及这份引人注目的杂志的编辑和研究人员在许多地方极大地改进了我的观念的表述方式。同时他们也允许我表达那些可能不会在大众出版物上发表的观点，因为这些大众刊物较少谈论《美国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书中的部分内容首先刊登在《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上。最后一章的部分内容是根据一次演讲写成的。那次演讲是1992年4月，在蒙特塞罗的东门廊——即“五分镍币的背面图案”——我有幸在有来自31个其他国家的人的美国公民宣誓仪式上作了演讲。

我的关于民主制度、科学方法和公共教育的观点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受到许多人的影响，在本书的正文中，我提到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但是在这儿我想指出给我带来启示的人是：马丁·加德纳、伊萨克·阿西莫夫、菲利普·莫里逊和亨利·斯蒂尔·康马杰。限于篇幅，其他许多给我提供了便于理解和清晰的事例的人、帮我改正由于疏忽所造成的错误的人，在这儿不一一列出了。但在此我要告诉他们，我十分感激他们。同时我必须明确地感谢下列朋友和同事，他们十分认真地审阅了本书最初草稿的全部内容或部分内容。他们是：比尔·奥尔里奇、苏姗·布莱克默、威廉·克罗默、弗雷德·弗兰克、肯德里克·弗兰泽、马丁·加德纳、艾拉·格拉则、弗雷德·戈尔登、库尔特·高特弗里德、莱斯特·格林斯波、菲利普·克拉斯、保罗·库尔茨、伊丽莎白·洛夫图斯、戴维·莫里林、理查德·奥弗舍、杰伊·奥雷亚、阿尔伯特·佩尼贝克、弗兰克·普雷斯、詹姆斯·兰迪、西奥多·罗扎克、多丽尔·萨根、戴维·萨皮斯坦、罗伯特·塞普、史蒂文·索特、杰里米·斯通、彼得·斯特罗克和耶文特·特泽。

我同样也感谢我的著作代理人莫顿·詹克罗和他的全体工作人员，他们给了我很明智的建议。安·戈多弗以及其他兰登书屋在出版过程中做出贡献的人——恩里卡·加得勒、J·K·兰伯特和罗森布卢姆；威廉·巴尼特审阅了手稿全文；出版过程也得到了安德烈·巴尼特、劳雷尔·帕克、凯伦·戈布莱希特、辛迪·维塔·沃格尔、吉尼·赖安和克里斯托弗·拉塞的帮助。还应该感谢的有康奈尔图书馆系统，包括神权和迷信稀有版本书籍收藏部门的人，这些书的收藏最初是由该大学第一任校长安德鲁·迪克逊·怀特进行的。

本书有四章中的某些是部分由我的妻子及长期合作者安·德鲁彦写的，她还是美国科学联合会的秘书。这个组织于1945年由曼哈顿计划最初的几位科学家创立，目的是检验科学和高技术在使用中的伦理问题。她还为我在过去10年中每个阶段的写作、本书的内容和风格提出了极富建设性的指导意见、建议和批评。我从她那儿学到的东西一言难尽。我知道，我能够找到一个既能给我提出建议，又能进行评论，既富幽默感又能给与鼓舞力量的人而感到十分荣幸。我对她身上所具备的这些特点深感钦佩。她还是我生活中最理想的爱人。

致谢
在康奈尔大学给一个高级研讨班讲授批判性思维的课程的许多年里，我一直十分愉快。我一直可以在整个大学范围内，根据能力、文化和专业各个方面挑选学生。我们强调写作水平和口头表达能力。在课程结束时，学生们选择一些他们非常感兴趣的广泛争论的社会问题，两个为一组练习期末口头争论的整个过程。但是，在开始争论之前的几周中，我们告诉他们每个人的任务是以使对方满意的方式给对方提出观点。这样，对方会说：“对，那是对我的观点的很好的表达。”在编组的书面讨论中，他们探讨各自的不同观点，这种争论的过程已对他们更好地理解相反的观点有帮助作用。这本书中的一部分题目最初是给这些学生争论时使用的。我从他们接受或批评我的观点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在此我想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我还要感谢康奈尔大学天文系及其系主任耶温特·特兹安，感谢他们允许我教授这门课程，尽管它以天文学490命名，但实际内容只有很少一点天文学知识。

本书的部分内容已在《展示》杂志中刊出，这份杂志是全北美星期天报纸的一种补遗，读者达到每周8300万。读者给我的热情洋溢的反馈信息使我大大提高了对本书中讨论的问题的认识，也了解了公众的各种不同的看法。我在书中的一些地方摘录了部分《展示》读者给我的来信摘录，这些来信使我感觉到了美国公众的内心世界。《展示》的主编沃尔特·安德森和高级编辑戴维·柯里以及这份引人注目的杂志的编辑和研究人员在许多地方极大地改进了我的观念的表述方式。同时他们也允许我表达那些可能不会在大众出版物上发表的观点，因为这些大众刊物较少谈论《美国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书中的部分内容首先刊登在《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上。最后一章的部分内容是根据一次演讲写成的。那次演讲是1992年4月，在蒙特塞罗的东门廊——即“五分镍币的背面图案”——我有幸在有来自31个其他国家的人的美国公民宣誓仪式上作了演讲。

我的关于民主制度、科学方法和公共教育的观点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受到许多人的影响，在本书的正文中，我提到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但是在这儿我想指出给我带来启示的人是：马丁·加德纳、伊萨克·阿西莫夫、菲利普·莫里逊和亨利·斯蒂尔·康马杰。限于篇幅，其他许多给我提供了便于理解和清晰的事例的人、帮我改正由于疏忽所造成的错误的人，在这儿不一一列出了。但在此我要告诉他们，我十分感激他们。同时我必须明确地感谢下列朋友和同事，他们十分认真地审阅了本书最初草稿的全部内容或部分内容。他们是：比尔·奥尔里奇、苏姗·布莱克默、威廉·克罗默、弗雷德·弗兰克、肯德里克·弗兰泽、马丁·加德纳、艾拉·格拉则、弗雷德·戈尔登、库尔特·高特弗里德、莱斯特·格林斯波、菲利普·克拉斯、保罗·库尔茨、伊丽莎白·洛夫图斯、戴维·莫里林、理查德·奥弗舍、杰伊·奥雷亚、阿尔伯特·佩尼贝克、弗兰克·普雷斯、詹姆斯·兰迪、西奥多·罗扎克、多丽尔·萨根、戴维·萨皮斯坦、罗伯特·塞普、史蒂文·索特、杰里米·斯通、彼得·斯特罗克和耶文特·特泽。

我同样也感谢我的著作代理人莫顿·詹克罗和他的全体工作人员，他们给了我很明智的建议。安·戈多弗以及其他兰登书屋在出版过程中做出贡献的人——恩里卡·加得勒、J·K·兰伯特和罗森布卢姆；威廉·巴尼特审阅了手稿全文；出版过程也得到了安德烈·巴尼特、劳雷尔·帕克、凯伦·戈布莱希特、辛迪·维塔·沃格尔、吉尼·赖安和克里斯托弗·拉塞的帮助。还应该感谢的有康奈尔图书馆系统，包括神权和迷信稀有版本书籍收藏部门的人，这些书的收藏最初是由该大学第一任校长安德鲁·迪克逊·怀特进行的。

本书有四章中的某些是部分由我的妻子及长期合作者安·德鲁彦写的，她还是美国科学联合会的秘书。这个组织于1945年由曼哈顿计划最初的几位科学家创立，目的是检验科学和高技术在使用中的伦理问题。她还为我在过去10年中每个阶段的写作、本书的内容和风格提出了极富建设性的指导意见、建议和批评。我从她那儿学到的东西一言难尽。我知道，我能够找到一个既能给我提出建议，又能进行评论，既富幽默感又能给与鼓舞力量的人而感到十分荣幸。我对她身上所具备的这些特点深感钦佩。她还是我生活中最理想的爱人。

（全书完）